来源：《北京文学》2015年第04期
栏目：作家人气榜
阳光穿过窗棂，光线里极其微小的尘埃浮动着，就像有着生命的律动。桌案上一只叫不出名的小虫子在爬行，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叫什么，在忙碌些什么，从我打开台灯到日光涌进窗户，一刻不停。窗外，垂柳细长的叶子在小风中翻转着，叶子的两面，向阳的一面墨绿，背阳的一面银白，翻转中反射出耀眼的光亮，就像孩子手里晃动着的镜片。碧绿如毯的草地上，有一群麻雀蹦蹦跳跳，就像潭中泛起的泡泡。一位大婶推着小推车，车内的小孩粉白如藕，这是上午9点，太阳还不暴烈，小推车的凉棚还没打起。几只小狗在追逐打滚。
写下这个题目，我的手颤抖了。时光退回到30多年前的那个上午，语文课上的是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下课，这个题目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纪念孙武群君、纪念顾原成君、纪念王道远君、纪念张啸君、纪念王老二君、纪念牛老四君，当然，肯定说过纪念李春生君、纪念王志浩君。我们知道纪念的意思，但我们没有跟死亡联系起来，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真会写一篇纪念李春生君的文章，更没有想这么早。
大哥翻建老地方，打电话说，你那些古董要不要？不要就扔了，占地方。我忙说，留着，留着，我回去拿。大哥笑着说，多少年都没动过，还宝贝一样。周末我回去了一趟。大哥所谓的古董主要是一个榆木箱子。看着榆木箱子，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述的亲切。箱子是母亲的陪嫁。我们那一带木头奇缺，结婚时女方家都兴陪一对箱子，漆成大红，上面有黄漆画的富贵牡丹、报春腊梅之类图画。小学毕业，中学要去草鞋公社读，离家40余里山路，要住校，就得有一个箱子，把重要东西锁起来。所谓重要东西就是馍馍和炒面，至少要吃一周。家境贫寒的学生多，馍馍和炒面不锁起来就会被偷吃。母亲便给了我一个箱子。这箱子伴随我整整10年，至现在，又过去20年，里面装的应该是些古董了。不过我想，除了课本和作业本，箱子里大概不会有别的东西。
箱子一直锁着，放在老屋的一个旮旯，从我考上大学就再没打开过，我的记忆中已没有了钥匙。我问大哥，大哥说你用的箱子问我找钥匙？我又翻腾着找，大哥拿来锤子，说，找啥？砸了去！多少年了，有钥匙估摸也锈死打不开了。我不想砸了，翻转火柴盒大小的锁子，侧壁的漆被剐过，我笑了，这是一把我曾丢失钥匙的锁。一个疯疯癫癫的少年，丢钥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砸这样一把小锁当然容易了，可砸了还锁不锁？那时哪有多余的钱买新锁。丢了钥匙我们自有办法，找出装弹簧的一侧，剐掉漆，封弹簧的铝铆钉露出来，用刀尖挑出铆钉，倒出铜珠和弹簧，刀刃插进锁孔一转，“吧嗒”一声锁就开了。再找一把长短宽窄一样的无用钥匙插入锁孔，将铜珠和弹簧依匙牙深浅装进去，拧转能开，再用铝丝砸封弹簧孔，就又是一把好锁了。我找了一把小刀，正如法炮制，爹掮着锹回来，扔过一串钥匙。这串钥匙足有一斤重，大大小小钥匙几十把，有些钥匙已没锁可用了，可他还带着。因为翻修老地方，大哥和爹在许多方面意见相左，比如时间，爹想推后两年，说人一辈子能盖几次房，急惶惶做啥？大哥不允。再如父亲说门窗用木头雕花的，可大哥要用塑钢的。凡此种种。光阴交到大哥手里，大哥就是家长，父亲便有了寄人篱下的感慨。两人正拗着一股劲，大哥当然不知道爹有钥匙。
打开箱子时我想该是蟫丝纵横，书虫惊遁，然而箱内干净整齐，课本、作业本码放整齐，连卷起来的角都拉展抚平，报纸、牛皮纸包着的书皮依然。我明白了，父亲经常翻看这些课本。父亲在农民扫盲夜校识了些字，能勉强读这些课本的。
从一年级到高中的课本竟还都在，尽管有些已经挼得很破旧了。我是个细详人，这是这些年人们对我的一致评价，当然，这与我们没书可读有关，那时候我们最快乐的三件事是开学、发新课本、看电影。而发新课本更让我们激动，因为课本是我们的唯一读物，不像跟我们同年纪的城里孩子，有《365夜》《童话大王》《少年科学》《少年文艺》《十万个为什么》《安徒生童话选》这样的书可读。我从一年级课本开始一本本地翻阅起来，对于一个已入不惑之年的人来说，儿时的课本最是怀旧的。大哥嘿嘿笑着说还真是宝贝啊。
“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毛主席教导牢牢记，阶级斗争永不忘。”这是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册中的一课。“红小兵，地头坐，贫农大爷来上课。资本家，狗地主，害咱穷人代代苦。干革命，把枪拿，毛主席领导打天下。红小兵，心里亮，阶级斗争永不忘。”这一课是《贫农大爷来上课》。那时忆苦思甜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请“贫农大爷”“上课”是经常性的，“贫农大爷”讲的都是熬活受罪的故事。现在想来，这不应该是语文课，而应该是政治课。那时候所有的课里都包含着政治因素，比如算术吧，就有算剥削账的题，一个长工给人扛活一年，地主打了多少粮食，长工分回多少粮食，然后求地主剥削了多少粮食。而但凡开批斗大会，学生也必须列队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