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孙中山在广州揭旗护法，王绍鏊应召南奔。可那里的现状同样令他心寒。广州也是军阀、政客扰攘，孙中山几次被逼下野。“五四”给了王绍鏊一个震撼。他参与发起国民外交大会，抗议列强欺凌中国。曹锟贿选，他联络数十名议员拒选，后又劝阻孙宝琦等人为曹组阁。曹锟得知后，派军警包围了他在北京的寓所。他正巧外出，闻讯连夜潜往天津。二十余年的奔波，他追求的是共和理想，可惜处处碰壁，一事无成。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他开始怀疑自己过去选择的政治理想，这是他后来转向共产主义的原动力。
1926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军兴起，使他仿佛看到了一线光亮。他在共产党员侯绍裘帮助下，组织了新苏公会和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因反对孙传芳，策应北伐军，遭到孙的通缉。他潜往武汉，见到了邓演达和张群。张群拉他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声势如日中天。王也想见一下这位风头正健的“铁腕军头”。蒋礼贤下士，一连和王会见了两次。随后，张群即来探“口风”，问：“印象如何？”王绍鏊的回答却让张吓了一跳：“此人若得志，中国还要不可收拾！”张追问何故，王答：“两次长谈，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到私利即有好的反应，这岂是拨乱反正之人？”和张群话别后，他就悄悄返回上海。当时江浙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对他的这番见识都不以为然。王绍鏊去见褚辅成、沈钧儒二老时，坦然相告：“事久见人心，此后的结局再看吧！”仅仅事隔数月，蒋介石便于1927年4月12日祭起“清党”大旗，两位老先生不由得钦佩王绍鏊的真知灼见。
南京政府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反蒋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其他与蒋有矛盾的各派势力。王绍鏊这时尚未接受共产主义，他奔走在那些反蒋的派别和人士之间。1930年4月，北方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他赶赴山西禹县阎锡山大本营密谋，还带去了蒋介石已命令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开赴山东参加围攻的绝密情报。正巧路上碰见陕西老国民党人刘治洲，刘反劝他不要去多说，说阎很忌讳“长别人志气”。结果，冯、阎大意失荆州，招致惨败。王绍鏊忿然之下，举家南迁上海，决心埋头读书。
脚一踏上浦江之滨，正值日军虎视眈眈欲燃战火之际。他和沈钧儒等发起“国难救济会”，呼吁国军抵抗。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的前一天，19路军已奉蒋介石的命令撤退，王绍鏊去见他们。高级军官都在俱乐部喝酒，谈起局势都长吁短叹。当天傍晚，王绍鳌又到闸北保卫团去，不料刚到后不久就发生枪战。据报告，首先勇敢应战的只是六名警察、一名保卫团员，全部当场牺牲。王绍鳌回寓所后，当即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日记本上，心想总有一天可以祭奠他们的英魂。可惜这本记事册后来在香港撤退时丢弃了。淞沪抗战爆发后，他携家人撤离了闸北，便四处为19路军筹款。上海战火稍歇，日军又在华北挑衅。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绍鏊赶去参加。他在那里结识了吉鸿昌。他和冯、方、吉共商抗敌大计。冯玉祥一口气写了三十余款亲笔密函，嘱王绍鏊代表他到南方各地联络。王手中的信还未投完，已传来抗日同盟军失败的消息，冯玉祥也被迫上了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