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秋天，十八岁的胡小石拎着耄耋的外公留给他的旧皮箱，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火车。
两年前的整风运动，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胡小石写文章，替被批判的老师们辩护。运动后期，胡小石被打成右倾分子，发配边地东北，劳动改造。
整整两天一夜的路途，黄昏时分，满是尘土的列车停在哈尔滨站。站台上乱糟糟的，人们高唱着“踢开困难，排山倒海，咱让那工业农业大跃进，咱让那社会主义鲜花处处开”，正热火朝天地在拆除火车站原来的俄式票房。
这只是全国庞大合唱的一个声部。
同行的人向车下移动，只有胡小石还坐在硬座车厢的座位上一动不动，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疲惫。
胡小石第一次离开家乡扬州这么远，黑龙江省对于他来说，只是地图上的概念——中国的最东北，还有历史书上关于宁古塔的叙述。
在胡小石的童年记忆中，身为乡绅的外公永远穿着深色的长袍，每年都要找东关街的老裁缝做件新的，式样不变。外公家宅院的大门紧闭，门槛随他个子的增长也在加高，即使他上私塾了，也需要费力地迈过去。有客人拜访，门房总是先使门闪出一条小缝儿，禀报后开半扇，让访客侧着身进来。外面就成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幼小的胡小石会借机向外窥探，时刻不离半步的老妈子便一把将他拽走。自从母亲抱着襁褓里的他进来，幼学之前，他就没迈出过这个深宅大院半步。
胡小石八岁那年，到广陵路的梅花书院念书，身边有两个高大的男仆人，一左一右陪伴，洋车拉着直接去，再直接回来。
胡小石的心里一直揣着个闷葫芦，外公为什么要看管他这么严。
时代巨变，新中国成立，胡小石上了大学，他才得以知道自己的身世。
祖父胡恩溥早年从安徽绩溪老家东渡日本，留学日本东京的日本大学法学系，完成学业回国，先至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教书，这是一所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开设的新式学校，后又受邀担任袁世凯兴办的报纸《国权报》的社长。
在互联网的今天，我们看到太多对历史人物不一样的评价。过去，我们似乎有一种行为习惯，将某些复杂的历史遗产当作前行的羁绊，最简单的做法，搁置到一边。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多事之秋的华北，三月的一天，胡社长在日租界的家里，穿着睡衣，仰在沙发里看书，这是一栋二层的洋房，一颗子弹从客厅的窗户斜下射入，正中太阳穴，鲜血溅满手上的小册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二天，侵华日军驻天津师团的参谋长酒井隆扬言，暗杀胡恩溥系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所为，指责中方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
具有留日背景的胡恩溥是大家公认的亲日派。
当年的国民政府像无证照的商贩，谁都可以讹诈。
最后，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备忘录”，即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其实，胡恩溥与董必武是日本大学法学系的同窗好友，虽然政治信仰不同，但他凭借自己的身份，一直在为天津日租界活动的共产党人提供帮助。
日本战败后，远东军事法庭上，酒井隆供认，刺杀胡恩溥是他策划的一个阴谋，栽赃国民党，为进一步侵略华北寻找借口。
胡恩溥远在武汉大学读书的独子闻讯后，怕国民党特务斩草除根，胡家几代单传，连忙躲避北平，投奔父亲的好友傅作义将军门下，长子胡小石出生，也不敢疏忽大意，托付扬州的岳父抚养。
子夜，火车隆隆地驶过济南泺口黄河大桥。胡小石和车厢里所有同去黑龙江的旅伴一样，整夜无眠，觉得时间从没有过地漫长。
胡小石的脑海里有两股力量在对抗，彼长此消，一是外公的嘱咐，达观地活到最后，才有可能看到谁胜谁负，另一个念头稍占上风，只要踏上这片寒土，像无数流放的先人一样，永无回归之路。
在我们的对面，寒冷的西西伯利亚，也星罗棋布着一个个劳改营，俄语简称ГУЛАГ，我们翻译为古拉格。
胡小石的生命走向，在他下火车的那一刻，发生了他无法预料的逆转。
这些右派分子在哈尔滨短暂停留后，在新领队的看押下继续他们的行程——更遥远的大荒之地，只有少数的几个人留下来了，其中就有胡小石。
省里负责接收派遣右派的某位不大不小的干部翻阅了这批人的档案材料，他注意到，一个年轻人的名字竟然与南京大学的胡小石（号夏庐）先生的名字一字不差。他在大学期间，从师过游寿先生，对这位国学大师的师爷有耳闻。
他有了好奇心，接着往下面看，这个年轻人还跟国学大师一样亦擅长诗词，新成立不久的哈尔滨歌舞剧院创作室尚缺个写作歌词的人，便把胡小石的档案从摞成山的大堆里抽了出来。
有时，命运就是阴差阳错。
第二天的上午，这个人事干部送胡小石至哈尔滨歌舞剧院报到，在管理员引导下，住进单身宿舍，这是一栋那个年代最常见的仿苏联兵营式的楼房，我们俗称的筒子楼，一个大穿堂，两边统一排列八平米见方的房间。
宿舍里依墙摆放四张单人床，上班的钟点儿，三个人在蒙头大睡。
管理员指着靠门那张空着的铺位，你就睡这儿吧。
昨天在招待所，胡小石瞅着星空，迷糊过去，碎梦一个接一个，过后没有半点痕迹留下。
胡小石本无睡意，三人的鼾声让他的上下眼皮粘在一起，他也睡着了。
胡小石过后回忆，这一觉，好久没这么踏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