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支那的老兵杨子臣经济条件较好，所以好多和老兵有关的事情，都由他出面奔走。在众多华侨以及中国驻外机构的帮助下，杨子臣等老兵联名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在密支那重修中国远征军纪念碑的申请，终于在2009年初获得了批准。为了这一批复，他们奔波了十多年时间。但因为经费问题，这项工作依然进展缓慢。
为当年的战友建一座纪念碑，是杨子臣此生最后的心愿。筹划这项事情的时候，留在密支那的老兵还有100多名，但在我2008年4月到密支那采访的时候，这里只剩下四名老兵。
在缅甸境内，其实还有两座未遭损毁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其中一座位于缅甸北部的果敢地区，另一座纪念碑在缅甸同古。1942年3月20日，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的率领下，与侵缅日军第55师团两个联队在同古城外发生激战，第200师在此次战斗中伤亡2343人。
1951年，同古的华侨杨光汉等人筹资，在当时的中华学校校园内建立了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但后来由于学校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给祭祀带来诸多不便。此情此景让生活在此的老兵杨伯方忧心忡忡，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华人会馆的财神庙旁边，将原来的纪念碑迁出重建。
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曾一一考察过这些纪念碑，但当他在仰光郊区一个叫做Taukkyan的地方，看到了一座气势宏伟、面积颇大的英国阵亡将士公墓时，突然黯然神伤。那座公墓有6374座墓穴，墙壁上镌刻着27000多名在缅甸战役阵亡的英军士兵的名字，其中相当部分是印度、非洲、缅甸籍军人，整个墓地有专人管理。
而守卫同古纪念碑的，只有年迈的老兵杨伯方。
2009年3月，就在我抵达缅甸准备迎接这些老兵回家时得知，仅仅两个月前的1月2日，这位在同古孤守数千亡灵的老兵与世长辞，终年89岁。他最终依然没能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在采访完密支那的老兵回国后，我在供职的《□望东方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文章《腾冲远征》，由一条路及人，及历史。
文章发表后，引起网友极大关注。趁此机会，我将李锡全找家的信息整理出来，于5月8日发表在博客上。
5月9日下午，我突然接到湖南网友“桃源热线”打来的电话，说他基本可以确认李锡全的家在桃源县青林乡。当日下午3时许，他们便联系到了李锡全的侄子李谷伯。当天晚上，李谷伯给我打来电话，从一口浓重的湖南话中，我还是听出了他的激动。一场战争，让这个家庭四分五裂。李谷伯说，他的父辈兄弟6个，其中后面3个兄弟都去当了兵。其中四叔死在了新疆；五叔则在抗战结束后在云南安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和家里有过联系；唯独六叔李锡全一直没有消息。
放下李谷伯的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缅甸密支那的华侨董宝印，因为李锡全家里没有电话，我让董宝印向他转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那一夜，我始终难以入眠。
5月10日一大早，我迫不及待地再次拨通了华侨董宝印的电话，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董宝印在电话里告诉我，李锡全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不止，没有我想象中的兴奋，反倒是更加痛彻心脾。董宝印或许更能体会症结所在，“他都老成那样子了，他哪敢再去想回家的事啊，年轻的时候想回去，但找不到，也不敢回，现在年老了，没有体力了，更没有钱，不去想这事了，死心了，家却找到了，你说他能不伤心吗？”
作为一名中国的年轻记者，对这段历史的救赎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细节的报道，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具体的事件之中。在没有任何思索和筹划的情况下，我坚定地告诉董宝印，让他转告李锡全，我来帮他回家。
随即，我就向云南腾冲一家国际旅行社的朋友了解李锡全入境的相关手续办理问题，并着手经费的筹集等一些准备工作。
5月12日下午两点28分零4秒，让我们失去8万多名同胞的汶川地震发生了。事发一小时后，我在西安的大街上接到赶赴地震灾区采访的命令。
我清楚地记得在5月15日的傍晚，我正在安置灾民的绵阳市九洲体育馆采访时，手机响了，传来一个颤抖而又急切的声音，“祖国发生地震了，我还回得了家吗？”
在我的面前，是数万名失去家园或者失去亲人的灾民，他们脸上是让人心碎的茫然。我毫不犹豫地告诉那位老人：我一定要接你回家，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