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给末雁选的是一件黑色的丝绸衬衫，配的是同样料子的长裤。末雁穿着觉得老气，正摇头间，黑女人就将那黑衬衫上的扣子全解开了，露出里头那件葱绿色的软缎贴身背心——也是她选的。末雁觉得这一扣一脱之间，镜子里的那个人突然就变了。似乎是变高了，变瘦了，但又不仅仅是变高变瘦。她在心里换了很多个形容词，又觉得那些词都不够准确，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最后她才发觉最准确的那个形容词是风情。对，风情。镜子里的那个女人突然变得有了几分风情。末雁被这个形容词吓了一跳。在这之前末雁从来没有把这个词和自己联想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末雁一生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五十年里没有学会的词，却在这样一个下午，从那个年轻理发师手里，从这个黑人售货员手里，如此飞快地学会了。
黑女人将衣服叠好了，又领着末雁去收款台交了钱。送末雁走到门口，突然将一只十分厚实的手臂搭在了末雁的肩上，轻轻地说：
“离婚只是一张纸，锁在抽屉里就行了，用不着带在身上的。”
末雁听了，不禁怔住。
末雁和灵灵登上横越太平洋的飞机，经东京、上海抵达温州城，已是两天以后的事了。
去藻溪的车子，妹妹一家早安排妥当了。那边接应的，是一个叫财求的人，据说是母亲的一个远房堂兄。次日早上八点一刻，是事先择好的送殡吉时。妹妹怀着身孕，不便远行，末雁和灵灵母女俩就捧了骨灰盒，按照择定的时辰上了路。
路不太远，却很是高低不平。到处在修路盖房，尘土如蝇子飞扬，遮天蔽日。末雁将骨灰盒搂在怀里，怕冷似的端着双肩。盒子是檀香木做的，精精致致地镶了一道金边，像是从前富贵人家的首饰匣。末雁搂了一会儿，手和盒子就都黏黏地热了起来。母亲生前是个结实的妇人，躺在这么个狭小的匣子里，怎么能舒展得开手脚？车子在坑洼之间一颠一簸的，母亲在盒子里一下一下地拍打着末雁的膝盖，仿佛有话要说，末雁突然有了一丝陌生的亲近感。
末雁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她生下来三个月就被送到了龙泉的奶奶身边，是奶奶雇了奶妈把她喂大的。一直到十岁的时候她才回到温州的父母身边，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妹妹。童年的隔阂已经很难在少年时代弥补，更何况她十六岁就再次离家。下乡、考大学、结婚、出国，她从此就长远地生活在外边的世界了。
在末雁的记忆中，母亲似乎永远是沉默寡言的，对她和对妹妹都是如此。然而末雁还是知道这中间的差别的。末雁和妹妹相差十岁，她从龙泉回来的那年，妹妹才出世不久。在很多个夜晚，母亲会站在窗口，长久地一动不动地抱着妹妹，那时母亲的眼里淌着月光，那光亮将妹妹从头到脚地裹了进去，却将世界挡在了外边。当然，世界的概念里也包括了末雁，甚至还有父亲。
有一次末雁突然萌生了想闯进这片光亮的意念。
那天母亲也是用同样的姿势抱着妹妹，末雁突然走过去，伸出一个手指，轻轻刮了一下妹妹的鼻子。母亲吃了一惊，眼神骤然乱了，月光碎碎地滚了一地。母亲闪过身去，将妹妹更紧地搂在了怀里。刹那间，末雁看见了母亲眼角那一丝来不及掩藏的厌恶。那天末雁哭着跑到自己的屋里，翻开墙角那面生了一些水锈的小镜子，看见了镜子里那张雀斑丛生毫无灵气的脸。这张脸伴随着她走过了黑隧道般走也走不到头的青春岁月，到了中年才让她渐渐平息下来。
所以初中毕业那年她迫不及待地报名下了乡。
车子终于出了城，房子相隔远了，景致才渐渐开阔，露出些山水田地来。虽是个晴天，太阳却是灰蒙蒙的，照得远处的山近处的水都不甚明了。田里种的似乎都已经收割了，只剩了些黑黄黑黄参差不齐的茬子在风里抖着，如折了翅膀的鹞子。再过去一些，就看见了水田，混浊的水里倒映着些边角模糊的天和云，像是水墨画里涸在景致外边的墨——却什么也没种。
灵灵趴在后座窗上，看见灰褐色的水田里浮着两块青褐色的大石头，就尖声去推末雁：“妈妈，那是牛吗？是不是水牛啊？”见末雁木木的没回应，就扫了兴：难怪爸爸说你没有好奇心。
灵灵这些年在多伦多，虽然周末一直上中文学校，可那中文水平却只够说事，不够抒情的。这“好奇心”三个字，就是用英文来替代的。
末雁听了，一愣，心里仿佛塞了几根茅草，尖尖糙糙的很是扎人，拔也拔不出，咽又咽不下，却碍着司机，没有发作，只淡淡地说妈妈下乡的时候见多了，所以不奇怪。你没见过，当然是少见多怪。过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冷冷一笑，用英文添了一句：“你爸爸的意见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已经离婚了，假如你没忘记的话。”
母女俩正说着话，突然听见正前方噼噼啪啪一阵爆响，碎纸屑红雨般从空中纷纷坠落——原来是有人在放鞭炮。行人吓了一跳，四下飞散开来，瞬间又如饿鹰朝着热闹围聚过来。司机嘎的一声将车停在路边，推了推末雁，说到了。
末雁吃了一惊，问这么快吗？司机摇摇头，说这只是第一个凉亭——从温州到藻溪，一路上四个凉亭，个个都要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