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陈文饶脚伤好了，于是离开贝尼卡西姆医院，重回部队，驻扎在阿尔巴塞特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儿林济时的信转来，向他索取照片。陈文饶回信表示有困难，因为他离开贝尼卡西姆医院时，并没有带照片，现在住的村庄里又没有照相的，他写道：“我在医院时曾和华封同志一起拍照，但我离开那地方时，仍未完妥，我已寄信给华封同志，请他将之放大寄给你。”后来林济时把刘华封找到，和来自美国的另一位中国战士张纪一起，拍了几张合照，登在西班牙和美国的报章杂志上。照片里，刘华封站在林济时和张纪的中间，个子最矮，他身着白色工作服，前额已经秃了，看起来像是40多岁的中年人。或许他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来法国的华工吧。
到了1939年初，国际纵队撤退到法国。张瑞书和刘景田在法国同志的营救下，很快地离开了集中营，留下6位中国战士困在法国戈尔斯集中营，但是刘华封不在其中。战后他到哪儿去了呢？是否也像张瑞书一样，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获得了自由？最后他是否回到中国，还是留在法国？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的故事会戛然而止，或被淡忘或被湮没——这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们，他们为抵抗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守卫劳动者的自由与权力而英勇出战，展现了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荣光。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仅在思想上是，在行动上也是，这就是他们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真正原因。
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了一个陌生国度人民的苦难，为了理想中的信念，会有这么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前往相助，带着青春和热血凛然地走进死亡的阴影中。为祭悼这些阵亡的国际志愿军，作家海明威曾写下这样一句话：“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本刊节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立刻牵动了世界三大主流势力——资本主义势力、法西斯势力、共产主义势力的目光：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鼎力支持发动叛乱的佛朗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坚定地站在左派共和派的一边；英国和法国则担心会再次引起世界大战，实行“不干涉”政策；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内天主教压力下，对西班牙内战亦采取“中立”。
“不干涉”和“中立”政策，表面上是“不援助内战中的任何一方”，但是从西班牙内战爆发的那一刻起，这些国家就未停止过对佛朗哥的支援。英国准许佛朗哥军队使用直布罗陀的电话线，和德、意、葡联络；葡萄牙则提供港口、电话及铁路给叛军；美国在1937年就有将近2亿美元的武器和物资通过德意卖到佛朗哥军队手中；德国成立了“W”特别司令部，专门向佛朗哥输送武器和专家，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就提供了650架飞机、200多辆坦克、700门火炮和5万多名德军；意大利手笔更大，不仅给佛朗哥贡献了巨量的武器，更是派出了15万名意军。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热心支援佛朗哥的叛军，一方面缘于俩人极端仇视左翼政权，另一方面则想为不久后发动世界大战试验新式武器。最新式的飞机、高射炮、坦克和反坦克炮等武器，都一一在西班牙战场上亮相，而且首次使用了飞机轰炸坦克的战术，发明了对不设防城市的反人道的大规模轰炸——这种地毯式的摧毁性空袭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以至于德国将军莱希劳无耻地说：“德国把西班牙当成了自己的练兵场和最高等的军事学校。”
此时，这些西方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各自所打的盘算，又慑于德意的武力，均以“不干涉”为由，断绝了西班牙人民购买军火自卫求生的权利，任凭德意法西斯将西班牙当作新式武器的试验场。
这巨大的不义局面，触动了全世界知识分子的良心。人们开始对法西斯不断对外扩张感到焦虑，许多人预感世界大战的风暴即将来临。法国作家马尔罗立刻募款组织了一个飞行队伍，亲自到马德里参战；英国作家奥威尔投笔从戎，纵身于西班牙战壕；智利诗人聂鲁达那时正在智利驻西班牙大使馆当参赞，他说：“我要使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用以抹去他们悲痛的汗水。”美国记者拉德纳到西班牙拜访海明威等作家后，决定自己报名参战，他的理由很简单：“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全世界的年轻人都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置身不顾”？
此时，马德里没有像样的军队，民众却热情高涨。这时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整合，需要一个除了打垮佛朗哥而没有其他利害心思的力量。这个力量终于出现，那就是“国际纵队”。
1936年9月，共产国际成立专门委员会，世界各地的共产党设立了志愿人员招募中心，来自53个国家的4万余名热血青年加入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国际纵队的成员有工人、农民、海员、医生、护士、教师、学生、作家。他们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政治组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反对独裁，反对法西斯专政。
就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近百名中国勇士的身影，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从中国出发的，也有从法国、荷兰出发的，还有从美国出发的。他们以国际主义战士的身份，满怀理想的激情来到西班牙，被分配在不同的国际纵队，与来自5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并肩战斗，上演了一幕幕为信仰而战的动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