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夏天。
一天晚上，我刚把电视关了准备睡觉，客厅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抬头看看墙上挂钟，九点四十。我拿起话筒，就听到大哥疾言恐慌的声音。
大哥说，二弟，不好了，德军出大事啦！
当时，我头脑甚是简单地问，他一个孩子，能出多大的事？
大哥说，事情可大啦。
我问，什么事？
大哥说，他被派出所逮走了，送到县上拘留所去了。
我说，大哥你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什么呀？
大哥说，唉，这种事跟别人说都张不开嘴呀！人家告他强、强奸……
我蓦然一惊，禁不住啊了声，急切地问，他怎么能会干这种事，真的假的？大哥你细细说说。
大哥长叹一声，羞愧地说，二弟，他这个混账东西，给咱们家丢丑啊！
夏天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季节，而诱惑总能孕育故事。
德军和几个同龄的乡村青年，所谓的一群哥们儿朋友在镇子上喝了几筐啤酒，吐了几堆散发着酒精味道的貌似青春理想及豪言壮语的空话、废话，摇晃着身子离开镇子，朝村庄走去。精神已在镇子上获取极度的亢备，再从热闹的群体变成孤单的个体，显而易见，他走得无聊，走得飘忽，走得心里一片苍白和空泛。摇晃着身子，远远看去，形同木偶。
拐上一条变窄了的土路，德军解开上衣搭在左肩上，迫不及待地褪下裤子，叉开两腿撒了泡尿，竟是站在路的中间，目无一切。排泄之后，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变得轻松爽快了许多。提上裤子，又拽了拽左肩上的衣服，低头朝前走了一会儿，无意间抬起头，顿时，线一般的眼睛眨了眨，下意识地张开嘴——他看见路的深处飘着一朵红云。
在“哇噻”尚未流行的九十年代的这个下午，德军使劲地睁着两眼说了句“乖乖”，随即，脚步无端地快了起来。
土路就像甩去的一条绳子，细的那头便是深处的远方。那朵红云沿着绳子一点儿一点儿由细向粗飘来……德军两眼一直迎着飘来的红云乱步而行。走着走着，德军突然钉在路上，一动不动了。
红云飘至到面前，德军惊愕地说，兰妮，是你？
兰妮站住了，同样惊愕地说，赵德军，是你呀？
从远处看去，站在土路上的两个人就像一条绳子中间系住的一只蚂蚱和一只红蝴蝶。
随之，俩人相视无语，少顷，德军示好地笑笑说，好多年没见你了，还以为你考上大学了呢。
兰妮也笑笑说，也好多年没见你了呀。说着，两手拽拽裙子，又说，我早不上学了，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哩。
德军叹口气说，哎呀，那你也比我学问大，我连初中都没上呢。
兰妮说，你是不愿意上嘛，你要想上，说不定考上大学了呢。说完，嘴角翘了翘，揶揄地一笑。
德军说，我要是真上了大学，早就去找你了。
兰妮说，骗人，不上大学都见不到你，真上了大学你还会认识我呀？
德军说，我敢骗你吗？我自卑呢。
俩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站在土路上聊着。一辆手扶拖拉机从镇子方向驶来，俩人才不得不往路边躲躲，断了话题，看着拖拉机从他们身边驶过。
扬尘散去，土路上很快又寂静起来，德军问，你这是干啥去？
兰妮说，去镇上买点儿东西。
德军说，我刚从镇上回来。哎呀，要是在镇上碰见你就好了。
兰妮问，有啥好的？
德军迟疑了一下，说，陪老同学你在镇上溜达溜达嘛。
兰妮说，谁和你在镇上溜达，你好意思呀？
德军看着兰妮饱含意味地一笑。兰妮突然红了脸，微微垂下眼帘，少顷，马上说，我去镇上了，回来晚了天就黑了呢。再见！
德军站在土路上，看着渐行渐远朝镇子方向走去的兰妮，突然大声地喊了句，兰妮，你穿红裙子真好看！
兰妮回头朝德军招了招手。兰妮扬起的一只胳膊远远看去，就像红蝴蝶展开的一只翅膀，在空中娜婀地舞动着。
招手，看似一个简单的动作，却又包含着许多种意义。德军从兰妮的招手上，读出了一种令他的心为之一动的意义。很快，在这种意义的作用下，他萌生了一个念想。再看远方，兰妮不见了，已经拐上去镇子的另一条大路。
德军站在绳子一般的土路上，朝一头望望，再向另一端瞟瞟，一条长长的土路上只有他一个人。一刻前，这条绳子上还系着一只蚂蚱和一只蝴蝶，现在仅剩下一只蚂蚱了。德军坐在路边，竟有几分心花怒放，一边回忆着他和兰妮的小学时光，一边等候着那只红蝴蝶。
如果不是看见兰妮招手，德军就会继续行走在土路上，朝村庒走去，然后回到村庄。如果德军回到村庄，便不会发生后来的一切。然而，世上没有如果。
随后发生的一切，看似偶然，也属必然。
当兰妮从镇子上回来又出现在土路上时，德军竟不自然地心慌起来，甚至掠过躲到路边玉米地里的念头，但最终他让自已坐着没动。他睁大眼睛迎着走来的兰妮，一步一步数着她的脚步。数着数着，就数乱了，兰妮的脚步越来越快。
兰妮走到德军面前，平静地问了句，你怎么没走呀？
德军说，脚崴了。
兰妮羞怩地一笑说，你骗人。
德军说，你知道就好。
兰妮一时无语，脸上羞怩的笑容变成一片红晕。
德军说，坐下歇歇吧，咱们说会儿话，过会儿我陪你一块儿走。
兰妮犹豫了一会儿，朝土路的一头望望，又朝另一端瞟瞟，而后两眼看着路边的玉米地说，大白天的，谁跟你坐在路上说话呀！
德军低头偷偷一笑，马上心领神会地说，要不咱们去玉米地里坐会儿吧，那里边阴凉。说着，从地上站了起来。
兰妮看看他，还是揶揄地说了句，你崴脚了还能走路呀？
德军一个箭步蹿进路边的玉米地里，很快，踩倒一片玉米。此时，太阳虽还没落山，却已吐出血色，洒一片殷红，斑斑点点，洇染着玉米地。
随后发生的一切并不复杂，只是有些出乎意料。
玉米地里隐约传出说话声以及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开心笑声，不知不觉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在夜幕即将徐徐拉开的那一刻，隐约的欢声笑语突然被两声含蓄而又模糊的尖叫声取代，从玉米地里飘了出来。
几个在镇子上做泥瓦活的村里人，拖着沾满泥灰的身子，沓沓拉拉从镇子上回来，正巧路过这片玉米地。尖叫声一下子拴住了他们的脚步，几个人惊呆地停在路上。更巧的是，这几个人当中，竟有一个人是兰妮的三叔。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自然顺理成章了。
看见几个人蹿了进来，兰妮惊恐失色，终于“哇”地一声哭了，马上跑出玉米地。几个人把德军摁在地上，用其中两个人解下的裤腰带把他绑了。从被摁倒在地上，到押往镇上派出所，德军一句话没说。嘴巴被兰妮的三叔抽个不停。
没用警察费半句口舌，德军就承认了强奸行为。警察只问了一句，成了没？德军说，成得很快。几个警察相互看看，扫兴地摇摇头，似乎说，这案子破得真沒意思。
当晚，德军就被送往县城拘留所。
大哥接到派出所电话，德军正在押送途中。
大哥是在放下派出所的电话之后，随即给我打的电话。
大哥说，二弟呀，你说说他这混账东西，怎能干出这种事呢？真叫咱们家丢人呀！
我说，这种事是不太光荣。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客观地面对了。
大哥说，二弟呀，你不是有几个同学在咱们县里工作吗？你找找他们吧，请他们帮助说说话，看看能不能从轻处理，就是判，哪怕少判两年也好呀。
我说，我是有几个同学在咱们县里工作，可他们现在还都没熬到当官的年龄。有两个在中学里当教师，有两个虽然坐机关，可也只是个办事员，说不上话，也使不上劲啊！
大哥失望地说，天哪，那怎么办呀？！
我说，就让法律去办吧。话一出口，我便觉得不妥，这会让大哥感到我的冷漠，甚至无情。其实我是无奈。于是，马上又说，大哥你也别太揪心，明天我看看咱们市里其他同学能不能帮忙说说话。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没一点儿底气。但怎么办呢？生活中很多安慰和宽抚人的话都不是真话。既便如此，也还是要说的，说与不说，毕竟不一样。
大哥仿佛看到希望，忙说，行行，二弟你抓紧联系，不行，你回来一趟亲自找找他们。
我说，我先打电话联系联系，不论什么情况，这两天都打电话告诉你。现在回去，一时还没必要。
大哥说，行行，你抓紧联系吧。
第三天，我还没来及打电话搪塞大哥，中午下班刚到家，大哥又打来电话。妻子和我一块儿站在电话旁边，看着电话上的来电显示，她说，看你怎么跟大哥说。我说，还能怎么说，告诉他没找到人呗。妻子说，要么就说还在找人，这样他心里就还会存有一点儿希望，拖到判决结果出来，自然就什么也不指望了。我冲妻子点点头，女人很多时候比男人聪明。
我伸手拿起电话，没等我开口，大哥便说，二弟呀，德军给放出来了，没事啦！明显听出大哥悬着的心已经落地了。
我忙问，怎么又被放了？
大哥说，这得感谢人家那闺女呢。昨天那闺女跑到镇上派出所，亲自向警察说明了情况，证明德军没有欺侮她，还说不能冤枉人，要求早点儿放了德军。
我说，可德军自己承认了呀！
大哥说，关键是人家那闺女不承认，警察就懒得过问了。
我说，应该好好谢谢人家那个姑娘。
大哥说，可不是嘛。现在这混账东西是放出来了，可人家那闺女背个名声，以后怎么……听说那闺女从派出所出来，就直接坐车去浙江打工去了。
这年德军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