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学会在底下申辩，有气无力的，色厉内荏的，全部无果，清洁是必须罚的——擦桌子，扫地，抹窗子，灰头土脸地干完，灰头土脸地离开，小小地骂几声副班长，或者大声地骂几句告状的小组长，然后洗洗手，离去。
我不太记得她做过清洁没有。全班大扫除，好像也没怎么见她劳动。倒不是说她小小年纪就仗势谋私，是总有人替她出头做了，一个月一次的排名大扫除，总有好心的同学主动留下来帮她完成。她也不大说感激的话，只是确认一遍，然后收拾书包离开，把自己的责任丢给那些诚惶诚恐的同学。
她一直遥遥领先的成绩、从不迟到早退的学习作风、决不拉帮结派的交友态度，让她在任何老师那儿都无懈可击。
我尝试过写信给刘晓庆，大意是说我们全班同学都特别喜欢她，从她主演、配演的每部电影延伸开去，用了大量的排比句，极尽追星之色，末了，最重要地标注一句：刘立红是我们班的班长，她非常优秀，非常杰出，因为她最喜欢您，所以我们全班也是您最忠实的影迷，我们全班同学也最热爱您。我反反复复地字斟句酌这封扬扬洒洒的信，誊抄好几遍，在某节自习课上，把它郑重小心地交到刘立红手上。
她放下功课，漫不经心地翻翻，然后专注起来，眼神从第一行开始重新扫起，逐字逐句地仔细看下去。末了，她停顿一下，咬咬嘴唇，终于点点头。
她侧过身来，认真地对我说：“你准备寄给她吗？”
“当然。”我坚定地点点头。
“很好。”她朝我笑一下，然后又去对付她的功课了。
我嗫嚅了半天，才壮着胆子问她：“你要不要签个名字？”
她停下笔，看我一眼，又拿过那封信，再阅读一遍，顿了顿，说：“可以的。”她在信的末尾签上她的大名，字体方正、挺括，横是横，竖是竖。我赶快跑到学校外的邮局，郑重地买下信封和邮票，满怀忐忑地寄给刘晓庆。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巴结人。当年我才十三岁，我一直记得我的情绪，竟然不是羞耻，而是心甘情愿。
我们参加工作后，都已经二十二岁。我知道她进入那家军企，托她父母的老同事，分在四车间，以工代干，在机修部门做质检工作。有时候我偶尔会碰到她，和一帮新同事在一起，男的女的，挺热闹，她越来越融入那些圈子，唱卡拉OK，也去跳交谊舞。我们远远地点头，打个轻巧的招呼，因为新的朋友全都扑面而来，刚踏入社会的新鲜感和兴奋劲还没有消失掉，让我觉得同过六年学的她，友谊也不过尔尔。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喜欢频繁地来我家，约我逛街，看电影。那段时间我们共同的一个女同学，经人介绍认识了军企里的一个男孩子，是刘立红相熟的，从小的同学，现在的同事。刘立红当时和我咬耳朵，说起那个男孩子的经历，千叮万嘱地告诫我：“他可是个留级生，你千万不要让她知道了，免得坏了这场恋爱。”
那个男孩子当时是刘立红四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好像是中学毕业后考上中专，然后分配进的军企，身份比刘立红还要高些，因为是国家中专出来的，属于人事局的指标，是正式的国家干部。
我看到刘立红评价那个男孩子时流露出些许不屑，便笑起来：“现在谁会在乎这个？”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不在乎吗？但是我知道啊，我记得啊。留级……多丢人哪！”
我问她：“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她断然地摇着脑袋：“没有！”
我说：“看你平常和同事走得也挺近的，你们那边好多帅哥呢，没有人追求你吗？”
她严肃地摇头：“没有。至少我没觉得有人追求我。”她冷静的外表下其实是某种漠视，某种不屑一顾。怎么可能没人追求她？她不算高挑，长得也不出众，但身材匀称，皮肤不算白皙但绝无瑕疵，这种说不出缺点也讲不出优点的女孩子，其实最容易被男孩子们追求，因为得来容易，而且也拿得出手，更主要的，最适合日后做家里的妻。
她盯住我：“你能不能介绍个男的给我？”她郑重其事的表情，让我无法拒绝。
我当过她两次红娘。
一次是我某个男同事的铁杆，中学体育老师，身材棒极了，长得也英俊。我们相亲时去的是咖啡馆，那种茶色玻璃装饰的小资店面，四个人两两相对的火车座，中间一壶冒着热气的咖啡。汩汩的热气伴着香甜的滋味往上涌，弥漫在我们周遭，面前的咖啡具别致雅净，小托盘、假骨瓷的金边杯、搁在一侧的小舀匙，甚至小巧的牛奶杯、放置方糖的长方盒，都让那趟相亲高级起来。刘立红闲闲淡淡地说些工作的话，每问必答，虽然不主动，但一点也不扫兴。后来好像聊到咖啡馆里挂在墙头的那些仿制品，她如数家珍地说出那些名画的作者和出处，让那个多少有点心不在焉的体育老师肃然起敬。
“你懂得真多！”体育老师的眼里充满真诚的倾慕之情，直到她提及塞巴斯蒂安·科，那个洛杉矶奥运会一千五百米中长跑冠军；提及佩吉·弗莱明，那个每次寒暑假，我们守着黑白电视机，节目中段“请您欣赏”必配的冰上舞蹈视频的女主角。体育老师的上身往前冲，一副五体投地的表情。
她一直有着良好的记忆力优势，如果当年她不是非要读理科，考上的可能是真正一流的大学，命运就不是在父母的企业里谋个小小的生存之职了。
“我不想和他交往！”她的拒绝斩钉截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