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回来后，我开始忙着与建国60周年有关的采访，台北的饼屋很快被抛到脑后。一年后，A市有位市领导来北京开会，顺便邀请记者去参加一个活动，我想起老人嘱托，便自告奋勇报了名。
没多大事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写了本回忆录，当地宣传部门想扩大影响。那天，我和北京的同事听了一整天的战斗故事，许多情节都是小说或电影里有的。正准备跑出去打电话消磨时间，突然听到那位老革命说：“我们在一个叫黑嘴头的地方打得很惨烈，双方都减员上万，河水都被染红了。”
我一听，立刻问：“黑嘴头在什么地方？能去看看吗？”
“可以啊，离这儿也就20来公里。”宣传部门的领导和老革命商量了一会儿说，“这样，明天换一个方式，到当年的战场边看边讲，也让同志们感受一下这6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天，我们就来到了黑嘴头。当我站在高处，领略黑嘴头的全貌时，就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只见百十来座单体别墅错落有致地隐卧在一片花红叶绿的丛林中，周边都是种满了果树的山岗，唯有南北各现一路缺口，引着一条逶迤的车道在那些漂亮的房子中间穿过。哪里还有丝毫战场的影子。
“大家注意到没有？”老战士指着别墅群说，“在战时，这儿就是一个口袋。南北都是入口，无论是南退还是北上，只要进来就插翅难飞。当然，前提是占领四周的这些高地。”
“不能绕道吗？”有个同行问。
“这儿是通往A市的必经之地，绕道起码要多花半天时间。在争夺城池的战役中，不要说几小时，几分钟都很宝贵啊。”
“那，你们的敌人是什么部队啊？”我想起台北的老人，多了个心眼问。
“正面交锋的是国民党第123军的84师12团，前身是79师的坦克旅。全部是美式装备，也是国民党彻底覆灭前的一张王牌。”老革命如数家珍。
我把敌军番号记在小本上，然后随大家一起去了烈士陵园。
内地埋葬军人的烈士陵园看上去都差不多，这儿也是。中央是模仿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一座石塔，上书毛体“永垂不朽”四个金字，碑座是一些端着枪冲锋或舞旗吹号的石雕。有字的一面记载着某年某月某日某部队在某战役中牺牲的人数，不像国民党的陵园无论军衔高低都刻着亡者的姓名。
我们按惯例敬献了鲜花，并排成队鞠躬。陵园领导知道有北京来的记者后，又让值班人员补放了礼炮。那炮花在蔚蓝色的高空炸成一片闪眼的亮光，然后飘起些许烟雾，就消失在无垠的穹苍之中。
“希望多宣传我们的烈士，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啊。”一个姓冯的主任说着，就挨个儿跟我们握手。
“在这儿的烈士中，有没有一个叫王福才的啊？”我问。
“没有。”冯主任肯定地回答。“他是做什么的？”
“是个营级干部。”
“没有。”冯主任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说，“如果是军官，我应该知道。”
当晚，我用手机拨通了台北的电话。
“毛先生，您好。我是北京的一个记者，去年来过您的饼屋，我们说过黑嘴头，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啊。”
“我现在就住在黑嘴头附近的宾馆里，不过已经不叫这个地名了。隶属A市，算远郊区吧。”
“找到王营长的坟了？”
“没有。我问了烈士陵园的领导，他说没有。”
“那你听到些什么……”老人似乎在斟酌字眼，过了会儿才说，“有什么让你觉得奇怪或意外的事吗？”
“没有啊。”我想了想说，“只是说，A战役时，双方阵亡的都很多。”
“您是说C会战吧？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
我知道，A战役被国民党军人称为C会战，就觉得老人曾经当过兵，于是进一步试探道：“我听一个老兵说，这儿的地形就像个口袋，是不是打过伏击啊？”
“啊……伏击？好像……好像没听说。我也不知道。”老人显然回避着什么。
“恕我冒昧，您曾经是国民党的一名军人吧？”我突然问。
“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为什么您对黑嘴头这么有兴趣呢？”我又问：“您是不是在123军的84师12团呆过？或是原来的79师坦克旅？”
“您是怎么知道的？”老人似乎很惊奇。
我得意道：“猜的。”
“我当时是在那个部队。”
“为什么要对解放军的一个干部这么感兴趣呢？”
“唉，一言难尽呀，拜托你帮着打听打听，还有没有人知道王福才……或者叫王营长……那可是一百多条人命哪。”老人的声音似乎一下子显得很凄凉。
“什么，什么一百多条人命？”我忙问。
但老人已经挂断了电话。
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当采访活动结束时，便找了个借口单独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