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身处封建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社会关系，都带有封建伦常的色彩，人们习惯于遵从“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胡雪岩出身于这样的时代，自然会受到这些伦理纲常的约束。然而，胡雪岩就是胡雪岩，他把笼罩于伦理纲常之下的社会关系看得非常透彻，并巧妙地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的财富大厦添砖加瓦。
一 官老爷尽入我彀中
封建社会实行官本位，什么事都是当官的说了算。要想一展身手，唯有得到官家的支持，胡雪岩深谙此道。于是，在他的筹谋之下，手握大权的朝廷要员纷纷入其彀中。
在封建社会制约下，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因此，这种体制就与商人的活动产生矛盾。所以，官吏对商人的危害十分大，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能以其职务特权随便阻挠一个小商贩做生意。较大的官吏情况更严重，他能够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为不合法。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商人要想把生意经营下去，必须采取适当的策略。一般来说，商人会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一些聪明的商人会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很明显，所争取的官吏职位越大，能给商人提供的发展空间就越大。
胡雪岩是何等精明，他很清楚官路就是财路，官越大，财路越广。利用官府为自己办事，这正是成大事的基础。
1. 资助王有龄，第一棵树靠得很“有才”
有些人做梦都想捡到金元宝，而醒来后才发现自己仍旧是两手空空。有些人不等不靠，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硬是把一堆貌似平凡无奇的顽石变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胡雪岩就有这样的本事。
这貌似平凡无奇的“顽石”叫王有龄，本是福州人。他父亲是一个候补道台，分发到浙江，王有龄也随父亲到了浙江。父亲到杭州没有得到过什么实缺，因为心情抑郁、老病侵扰，不及一年就客死他乡。王有龄无力送父亲归里安葬，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亲友，只好客居杭州。王有龄的父亲在世时，也曾为他捐了一个盐运使的官衔，但也从未放过实缺。自己想再捐个县令、道台之类的正经官衔，又苦于没有一文钱的资本。到胡雪岩与王有龄相识的时候，王有龄实际上已经落魄到只剩下一副不肯放下的穷酸读书人的架子，每日里到茶馆消忧。
机缘巧合，一次在茶馆，胡雪岩与王有龄偶遇。交谈之中，胡雪岩得知王有龄空有一腔抱负，却无钱捐得前程。
胡雪岩顿时警觉起来：这个穷酸书生不可小觑，在他身上隐藏着一股很不一般的力量，日后必成大器。只要我帮助了他，我的人生就有可能发生剧变。
胡雪岩说到做到，自己没钱，就从公款里“借”出了五百两银子，交与王有龄使用。
王有龄不负胡雪岩所望，通过打点，得到户部右侍郎何桂清的举荐，被委任浙台总办之职。上任后，王有龄加息还清了胡雪岩的银子。随着王有龄官位的提升，胡雪岩借助他的势力，一手办粮饷军械，一手办钱庄业务，拉开了他一生亦官亦商的序幕。
2. 笼络何桂清，经营得便利
何桂清（1816—1862年），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编修，历迁至内阁学士、侍郎。
咸丰二年（1852年），清政府在太平军打击下，库帑空虚。当时，何桂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推行钞法，竭力为清政府筹措军饷。同年秋，何桂清督江苏学政，疏陈兵事，抨击督抚之畏葸怯懦者，无所顾忌，为朝廷激赏。
王有龄与何桂清家本为世交。王有龄在接受胡雪岩资助北上之时，重遇何桂清。在何桂清的支持下，王有龄得以青云直上。
王有龄吃水不忘挖井人，把因挪用“公款”而被革职的胡雪岩招至帐下，一切事务俱交与胡雪岩处理，并把胡雪岩介绍给何桂清认识。
胡雪岩听说浙江巡抚黄宗汉有去意，就抛开繁忙的生意，置办了一船土特产，带着美妾阿巧专程去苏州拜访何桂清，劝说他进京活动，调往浙江任职。何桂清被胡雪岩的分析所打动，表示同意，胡雪岩则趁机进献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何桂清各处打点活动的费用。
为了自己一派势力的人再掌高位，胡雪岩不仅出主意出钱，而且投其所好，忍痛把爱妾转赠何桂清。
何桂清得偿心愿后，对胡雪岩言听计从，把江南大营事务全部交给胡雪岩打理。胡雪岩利用何桂清的关系，参与出谋划策，在苏淞等地区赚得盆满钵溢。
胡雪岩早期经营之所以能迅速扩展，与何桂清对这一带的控制不无关系。
3. 结识蒋益澧，迎来人生转折点
蒋益澧（1833—1875年），字芗泉，湖南湘乡人。1853年，他随湘军王鑫部攻陷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后归属罗泽南部，随克黄梅、广信、义宁等地，累擢知县。1855年，因随罗泽南部回攻鄂南，陷武昌，超擢知府。
1858年，因连克柳州、广远，蒋益澧加布政使衔，署广西按察使。1859年，实援按察使，旋即迁布政使。不久，太平天国石镇吉部进逼桂林，蒋益澧以防堵不力被劾，降为道员。嗣后，蒋益澧求功心切，愈战愈猛，连败太平军，得以陆续官复原职。
1862年，经浙江巡抚左宗棠奏请，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率所部入浙参加对太平军作战。两年间，蒋益澧采取“剿抚兼施”政策，先后攻陷寿昌、汤坑、富阳、平湖、杭州、余杭等，并招降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的部属蔡元隆、何绍辛等人，获云骑尉世职。
蒋益澧率军从太平军手中收复杭州的时候，曾经被胡雪岩收服的张秀才父子因开城迎接清军有功，获得一个七品官的奖赏，被委派为善后局委员。张秀才趁机进言，杭州的善后工作，必须把胡雪岩请回来主持不可，蒋益澧信以为然。
胡雪岩当时正在上海筹措粮食，闻讯后便押着一万石粮食沿运河南下直达杭州城。蒋益澧闻知大出意外，这些粮食真如从天而降，令人惊喜不已，当即允诺胡雪岩抚慰官军、整饬军纪、严禁骚扰杭州百姓。作为对胡雪岩筹粮有功的奖赏，藩库的所有收支，蒋益澧均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代理。
随后，蒋益澧又会同各路清军，在胡雪岩招募的常捷军（中法混合军，亦称花头勇、花勇、坑勇）的配合下，力攻湖州地界各处的太平军，进而攻陷湖州城，“浙杭肃靖”。
在胡雪岩的协助下，蒋益澧善后安民，并为左宗棠的人马筹措粮饷，后奉命代左宗棠护理浙江巡抚。
蒋益澧在浙期间，胡雪岩对他敬护有加，加之事事都办得很周到，深得左宗棠的信赖，蒋益澧也一同沾光。蒋益澧与胡雪岩相处甚欢，无论是在浙省还是在粤省，都全力支持胡雪岩和左宗棠，成了他们的忠实盟友。
结识蒋益澧，让胡雪岩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4. 依附左宗棠，攀登人生最高峰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少家境清寒。21岁中举，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失败，遂绝意科场，留心农事。
太平军起事后，左宗棠曾两次入湖南巡抚幕府，先后服务于张亮基、骆秉章门下。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由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皖南军务。他招募人马，组成一支约五千人的“楚军”，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李秀成攻袭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身死，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接任浙抚。
胡雪岩与左宗棠关系甚密。终其后半生，胡雪岩都在忙于为左宗棠筹饷、购置军火、运粮、买机器、办洋务。左宗棠依赖胡雪岩的采办而能安心做大事——镇压太平军、围剿捻军、平复新疆叛乱等。胡雪岩依赖左宗棠的庇护而成为“红顶商人”，获得巨大的商业发展机会。左宗棠性高傲而自然成威严，胡雪岩善恭维而又善经营。从胡雪岩“虽破产而未曾稍有贬抑，气概光明磊落，不愧为杭铁头”来看，二人骨子里还是有气味相投之处的。
5. 是官就有用，入彀者多多益善
胡雪岩深知官路就是财路，除了交结王有龄、何桂清、蒋益澧、左宗棠外，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胥吏僚属辈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胡雪岩的曾孙胡亚光先生在《安定遗闻》中记述：“有贵人王军门献玉屏风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厅，事仆失手坏之，时大亨宾客莫不震惊，而公竟面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
甚至，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权臣奕、文煜等人攀上关系。
事实证明，胡雪岩为结交官府所作的努力绝对是值得的。他后来所得的巨大财富，绝大多数是倚靠官府而来的。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等无一不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计之，由此而聚集的财富也是一般商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二 行商走天涯，朋友遍天下
一个人也许可以忽视别人，也许可以选择与人对立，但若想在事业上获得伟大的成就，就必须与人和睦相处，互为资源。
人是群居的生物，只要有交往，就会产生朋友；只要称朋友，就意味着人格的平等、情感的亲近、关系的密切。因此，“朋友”一词不仅兼收并蓄、包罗甚广，而且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词。
朋友，就意味着友谊、合作、帮助、平等、信任，等等。它容易使双方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从而为交往与合作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可以这么说，大凡能成大事者，必然是朋友遍天下。
朋友多，事情当然好办，真正应了“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两句话。然而，为什么有人茕茕孑立，有人到处受欢迎？理由无他，盖因其人平常爱交朋友，所做之事但凭交情罢了！
胡雪岩天生就是一个交际人才，处处喜欢交朋友，时时帮人忙。胡雪岩交起朋友来，没有三六九等的界线，和什么人都有缘分。
1. 把同行冤家都变成生意上的朋友
有句老话，“同行是冤家”。盖因同行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而圈子里的资源是一定的。你多得一点，他就少得一点；他多得一点，你就少得一点。大家都想多得，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竞争。虽说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才能有发展，但竞争更多的时候是恶性的。于是，同行成为冤家。
再则，同行容易相轻。都干一件事，就有干好干坏之分。同行自己往往存在谁也看不起谁的问题，容易相互拆台，团结不起来。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同行业者之间，除了相互的竞争，还有相互合作的一面。胡雪岩是非常注重同行间的相互合作的，他说：“同行不妒，什么事都办得成。”
湖州南浔丝业“四象”之一的庞云缯就是胡雪岩过从甚密的生意朋友。
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列强把中国当做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南浔辑里湖丝大量外销。胡雪岩在同治年间也开始做蚕丝生意。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说：“近与俄人谈及伊国意在销售湖茶及川丝、大黄等物，若能办通，亦中国一利源也。”经此鼓励，胡雪岩便决心把丝业做得更大。
但是，开钱庄出身的胡雪岩对丝业是外行，小打小闹尚能应付，要想把丝业做大做强，非要有一个内行做帮手才行。于是，他寻求居湖丝产地、对生丝颇为内行的庞云缯合作。
庞云缯，字芸皋，祖籍绍兴，“童年十五习丝业，精究利病……镇中张氏（张源泰）、蒋氏（三松堂蒋家）初与公合资设丝肆，大售，众忌其能，斥资以困之。公遂独操旧业……数年舍去，挟资归里，买田宅，辟宗祠，置祀产，建义庄，蔚然为望族”。由此可见，此人并非等闲之辈。
两个人很快就达成共识。如此一来，强强联手，资金充足，规模庞大，联系广泛，从而在丝业市场上形成了气候。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里说：“光墉所营丝茶叶……丰财捷足，操纵江浙商业。”《光绪实录》上也说：“光墉（胡雪岩）所营以丝业为巨擘，专营出口，几乎垄断国际市场。”其实，当时蚕丝的国际转运和行情操于洋商之手，这里所谓的“垄断”当指胡雪岩在华商中把持蚕丝的国际业务。当然，合作是互惠的，胡雪岩做丝生意得到庞云缯的帮助，他也向庞云缯传授了经营药业的经验。后来，庞氏在南浔开了镇上最大的药店——庞滋德国药店，与设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关系密切。
实际上，胡雪岩生意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得自同行同业的真心合作。胡雪岩每行的生意都有极好的合作伙伴，每一个合作伙伴都对他有一个“懂门槛”、够意思的评价。
胡雪岩发迹之后，他也时刻不忘记提携同行特别是下等商人。浙江慈溪人严信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严信厚（1828—1906年，一说出生年份为1837年），字筱舫，浙江慈溪人。严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后在宁波鼓楼前恒业钱肆当学徒。17岁时，经乡人介绍，到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后又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
同治初年，胡雪岩在上海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办军需款项，结识了严信厚。那时，严信厚在杭州信源银楼任小小的文书，胡雪岩对他颇为赏识。因严信厚爱好书画，“鉴藏书画，类多精品”，常临摹名家书法，尤善画芦雁，遂以自绘芦雁团扇赠予胡雪岩，胡称赞严信厚“品格风雅，非市侩比也”。
1872年，胡雪岩特将严信厚推荐于李鸿章。当时，李鸿章正督军镇压捻军，委派严信厚在上海襄办转运饷械。由于严信厚办事干练，深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保荐严信厚为候补道，加知府衔。当时，因晋豫饥荒，遂又令严往来于津、沪间筹办赈抚，并负责督销长芦盐务。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令其担任天津盐务帮办。
在经办盐务的同时，严信厚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累了不少财富。以后，他又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经营汇兑和商业拆放业务，在京津等地设立十余处分店，由此建立起当时比较新式的钱庄网。由于当时币制复杂，各地通用银两成色互异，汇兑行市凭票号操纵；再加上交通迟滞，往往时隔数月，持票人方来兑现票号所出汇票，源丰润票号因此获得厚利，在旧式金融业中号称信用最高、资力最雄厚，堪与外商银行匹敌。
严信厚发迹之后，时刻不忘胡雪岩的提携，两人在生意上往来非常密切。
胡雪岩在渐渐将生意做大的过程中，总是不忘记照顾同行朋友的利益。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形势下，各地纷纷招兵扩军、开办团练以守土自保，尤其是江浙一带，由于直接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更是大办团练，扩充军队。有了兵就要有兵器，胡雪岩便开始做起军火生意，他决定先买枪。在买不买炮的问题上，他却考虑得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