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智慧的象征。毛泽东肯定诸葛亮的聪明才智。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还常以诸葛亮作为智慧力量的象征激励干部和战士。在红军时代，他就多次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只要我们有诚心，有耐心，湘粤赣边就能有千个万个“诸葛亮”。动员起来，参加我们的斗争，那我们干出来的事业就一定比当年的诸葛亮不知要伟大多少倍。
客观地讲，历史上的诸葛亮并非小说塑造中的那样全美全能。1959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上就说：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毛泽东还说：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他在读宋苏洵《权书·项籍》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历来史家皆大颂特颂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思路，但毛泽东却奇语惊人，别树一帜，言之成理，堪称卓见。
陈庆之：“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陈庆之传》载于《南史》第六十一卷。毛泽东在该书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划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划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划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富含深情地批注：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划满了着重线，足见他阅读之专注和倾情。
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时出身寒门的著名武将。为人忠正耿直，有胆，有识，有才，建有赫赫武功。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魏徐州刺史元法侩降梁，梁武帝派陈庆之去接应，又让他率军队护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十万大军抗拒，都被陈庆之挫败了。后豫章王投奔了魏，陈庆之及时地“斩关夜退”，保全了军队的实力。
大通元年（527年），陈庆之攻打魏国的涡阳，魏派兵增援。有人说：派来的前锋必定是精锐，打胜了算不上功劳，打败了挫伤自己部队的锐气，不如不打。陈庆之说：魏兵是远道而来，征途疲惫，只要我们敢打，没有打不败的道理。他亲自率领五百余兵卒奔击，魏前锋被破。陈庆之迅速占领了涡阳城，与攻城的魏兵，自春至冬，打了“数十百战”。有人想退兵，陈庆之坚决反对。魏在城周围修筑起十三座堡垒，被陈庆之先破了四垒，他把这四座堡垒的俘虏，全都割去了耳朵，让其他九座堡垒的敌兵看，加强威慑力量。又鸣金击鼓，奋勇进击，魏兵大败，涡水为之塞流。陈庆之乘胜又占领了城父。
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国大乱，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陈庆之又屡挫魏军。魏军将领丘大千以精兵七万，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陈庆之从早到午仅半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三垒，魏兵退。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击败，晖业被擒。魏又派出大量援军，据守荥阳。陈庆之军中很恐慌，他对众人说：“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意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鼓动下，战士们勇敢地攻下城池。入城后，又被围，陈庆之率精兵三千人大破之，魏军逃散降服。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颢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
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英雄战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果敢机智和军事才能。这是军事家毛泽东多次阅读他的传记的根本原因。
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二十年，他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威武雄壮的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古战场，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千古共鸣。难怪他对“此传”要反复阅读呢！
“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和《新唐书》时，对于《马周传》都十分重视，在许多地方划了浓密的圈点，有的地方加旁圈，有的地方在天头上加三个圈。
唐太宗贞观年间，是被史家谀为太平盛世的时代，但是马周却以犀利的政治眼光，于太平中看到潜伏的危机，并敢于上疏直陈于皇帝面前。毛泽东读了《新唐书》上这篇奏疏，于书上批道：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马周的奏疏所以不是“纸上空谈”，在于他针对时弊，指出了切实的问题。
马周指出当时国家形势并不稳定，百姓负担沉重，劝谏唐太宗吸取隋炀帝的教训，才能长治久安。他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马周指出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马周的这番话，不啻于向唐太宗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
马周以历史为鉴，指出“夏、商、周、汉之有天下”，多者八百余年，少也四五百年，主要由于“积德累业，恩结于人”，而“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主要由于“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所以“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他直陈太宗“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所以应“隆禹、汤、文、武之道”，“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才能“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马周对当时的吏治也提出了尖锐批评，要求改革只重内官，忽视县令、刺史的选官的弊病。他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他批评当时选官，“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这样必然会使“百姓未安”。
马周的政见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赏，也得到同僚的称许。唐太宗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中书侍郎岑文本则说：“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亡倦。”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把马周的奏疏视为“第一奇文”的原因吧！
马周出身比较低微，“少孤，家寠狭”，“落拓不为州里所敬”。后辗转到京师，借住中郎将常何家，由于替常何代拟了二十余条评论政治得失的意见而被唐太宗发现，从此成为备受信任的股肱之臣，为开创“贞观之治”贡献了重要力量。
毛泽东对马周的才德评价很高。《新唐书》作者欧阳修评论说：“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毛泽东却认为商王武丁时的相傅说和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吕望（即姜太公）比不了马周。他说：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马周饮酒有海量，青年时期曾“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他在48岁时便因病而死，毛泽东认为他所以不能长寿，是由于“饮酒过量，使不永年”，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的英年早逝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
毛式历史人才观
毛泽东在批注史籍和谈论历史时，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那么，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能引起毛泽东的瞩目呢？或者说，毛泽东对历史人物褒贬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一，不以出身地位论英雄
毛泽东曾多次把项羽和刘邦两人并提，并进行比较。在读《史记》时，毛泽东曾在《高祖本纪》中写了这样的批语：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在毛泽东看来，刘邦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其政治才能最为重要，而这种才能的形成，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
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讲过：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毛泽东还认为，刘邦之所以成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人，善于纳谏。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生动地讲述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他借这个故事教育干部：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刘邦是个小吏出身。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可以说是“老粗”出身。毛泽东从刘邦这个典型中总结出“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
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1964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阐述他的这种观点，他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对贵族出身的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评价都不高，尽管他们是开国皇帝，但是缺乏政治才能。毛泽东在《隋书·高祖本记》上的批语是“蕴藏大乱”，对唐高祖李渊的批语是“遇事无断制”。
其二，欣赏能文能武的人
毛泽东称赞过的许多人物，如曹操、周瑜、诸葛亮、李世民、张说、朱敬则、范仲淹等，都是能文能武的人物。他年轻时，“独服曾文正”，也正是曾国藩能文能武。
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路途中读《三国志·吕蒙传》。毛泽东说：
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
1973年7月，毛泽东布置校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史记·灌婴列传》、《晋书·刘元海载记》等，是大有深意的。周勃、灌婴是跟随汉高祖刘邦起兵的武将，虽然他们功劳卓著，但由于没有文化，常遭后人鄙视。匈奴贵族刘渊（即刘元海）曾说过：“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意思是说，通过他翻阅史书，像随何、陆贾这样的人，只有文才不懂军事；而周勃、灌婴只会打仗，没有文才，这都是他所不佩服的。
毛泽东所以要让高级干部读《刘元海载记》，正表明他比较赞赏刘渊的话，只文不武或只武不文，都是不行的。
其三，赞赏于乱世中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
青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就曾写过这样的批语：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乱世英雄豪杰的赞美之情。从毛泽东一生的读史实践来看，他是始终遵循着这一观点，认为“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即使是在晚年，他最赞赏的也是那些乱世中的英雄。
例如，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是靠长期艰苦征战取得帝位的。尽管在他取得帝位后，由于信任伶人、残酷搜刮等弊政导致了“祸乱”，使他成了短命的皇帝，但他为夺取天下而英勇作战的事迹，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光彩的一页，受到毛泽东的特别瞩目和赞许。
毛泽东对《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一篇，读得很仔细，并写了几条批语。毛泽东十分称赞后唐灭梁过程中的三个关键人物：李存勖本人和他的两个谋士康延孝、郭崇韬。毛泽东批语道：
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
在后唐与后梁为夺取中原统治权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中，李存勖继承其父李克用的事业，“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由于战争十分艰苦，有人建议“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李存勖“审机独断”，坚持执行康延孝、郭崇韬的积极进攻的战略，终于获胜。
毛泽东的批语说：
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在进攻汴州准备灭梁的最后战役前，李存勖和其他将士一样，遣送家属到兴唐，准备与梁决一死战。李存勖告别家属说：“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对此，毛泽东很是感佩，批了一句：
生子当如李亚子。
“李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这句话本是朱温败于李存勖时的感叹之词，毛泽东借引来，可见他对李存勖的赞许。
也许就是在这次读完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史籍以后，毛泽东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一首歌颂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咏史诗《三垂冈》，他虽然已记不清“是何代何人所作”，但诗的内容他还背得下来。诗云：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通过他的秘书田家英查出了这是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诗。
毛泽东对于史籍中记载的那些以儒术治国，或者只是守成并无作为的人物似乎不太感兴趣。被很多史家赞誉为“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景帝，毛泽东却并不以为然。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说：
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
这表明毛泽东对“维持会”式的历史人物是不太感兴趣的。他还和人说，《后汉书》只有光武可读，这也正是由于汉光武帝刘秀是从征战中承续汉家基业的“中兴之帝”，所以读起来才有点意思。
其四，尊崇硬汉子，鄙弃“软骨头”
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那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以身殉志的人总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而对于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甚至妥协投降的人则给予鄙视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