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该是精神上的“孤女”
这是一张被主人珍藏得十分完好的照片。
王述言打开已褪色的缎面相册，指着这张照片对笔者说：
“这是俺两口的结婚照。不是我夸自己老伴，当年和她结婚，好多人都嫉妒得不行，说我真够有福气哩，硬是把她抢到手的。我说有福不在忙，你们抢个试试……”说罢，他颔首微笑，将一丝哀惋藏进表情深处。
在这张“新婚志贺”的黑白照片上，佩带上尉军衔的张培英，面含笑靥，温柔娴静，乌黑的短发和明亮的眼眸里充满憧憬与自信，真实而自然地表达着一种质朴的美丽；佩带人尉军衔的王述言，容光飘溢，扬唇憨笑，舒展的眉头和高挺的鼻梁宣告着男子汉的潇洒气度。啊，如果不是细细地观察到了他那眼角和嘴角上的细密的皱纹，大概不会有人相信他当时已三十有五。
照片洗出来之后，曾使这对首次在一块“曝光”的军人夫妻都感到惊奇——
妻子情不自禁地叹道：哎哟妈呀，我们有这么漂亮吗？
丈夫快乐得神采飞扬：当然喽，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材！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一个男军人和一个女军人构成的特殊的情感氛围是令人神往的。如此一对美韵天成的志同道合者真诚的相爱，又怎不令人嫉羡呢……
张培英参军后不久，被分配到陈赓兵团的军医学校（枝址在昆明）当教员。
这是张培英春风得意的时期，犹如一只向着高空飞翔的云雀，很多人都仰目她青春的华采。她为自己获得一个全新的信念和崭新的人生内容而欢欣鼓舞，同时她又像海绵一样汲取着党的智慧和力量。
她勤勤恳恳地工作，任劳任怨地教学，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和好评，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并荣立三等功一次，被党组织列为党员发展对象。
“三反五反”运动中，评定、套改级别和职称，不知何故，她从连级一下被抹到排级，对此她不曾有过一句抱怨的话。到后来她的一位同学提升为副校长，当了她的顶头上司，官比她大几级，她不嫉妒，积极支持领导的工作，大家都喊她“老大姐”，她甜甜地应着，像得到某种褒奖。
然而，使她心灵上感到忧郁和痛楚的，是她被发展为党员对象的问题一直“原地踏步走”。
一天，学校副校长、她的那位老同学把她叫到办公室谈话了。
“培英，事情大概你都知道了吧……”副校长拿起一叠材料抖了抖，似乎感到很沉似的又搁在了桌上。
“知道了。”她说，“我那个后母被人民政府镇压了，还有我那个老板爹也被杀了！”
“所以……希望你能正确对待……”副校长再也拿不出什么话对面前的这位老同学讲了。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春天。独霸滇东的大土司张国华拉起一支地痞土匪队伍阴谋武装叛乱，红色政权对首犯进行了无情的惩治。经常出入土司府的张国威、王莲琨被作为主要案犯就地正法了（他们饮弹40多年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了这起反革命案的全部卷宗，除发现张、王二人经常在土司府吃喝嫖赌、骄奢淫逸外，并未获得更多反革命活动的罪证，通过甄别、审定对其二人作出平反的决定。而在当时所有证人证言材料中以及宣判大会上宣读其二人的罪状之一就是像虐待奴隶一样虐待女儿张培英，是他们那种天理难容的邪恶人性震怒了群众和执法者）。
自那次谈话之后，张培英感到沉重的已不是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尽管校党组织在每次例会中都谈及张培英的诸多优良表现，但是终归歧见太深，对她的入党问题只好“再等一等，考验考验再定吧”。
这种被特别强调的慎重的态度显然表示出对维护党的纯洁和组织的严肃性所应尽的责任感。
然而，实际上这种在政治待遇上的“另眼看待”，对于张培英不就是是横守孟下来的一股气浪，把她击倒在坚硬的地板上，她感到很疼地抚摸着自己的“翅膀”。虽然她表情看上去很平静，跟大家有说有笑，在授课或做实验中也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可是她在灵魂的孤岛上长夜地孑立、徘徊：我不该是精神上的“孤女”吧？
其实，这正是打磨张培英心灵锋芒的“砂轮”。等她迅速地爬起来，抹去悲怆的调子，打消了浪漫的遐想，一种表示真正成熟的东西便跃然走进了她的性格——这就是坚忍。
她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疑虑，党的形象和对党的向往依然崇高、庄严而辉煌地耸立在她的心里。她向党组织一次次地递交申请，并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愿意接受党对自己的任何考验！
她相信组织，也相信自己。
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公差勤务，她都干得很出色。半年或年终总结时，大家都选她当先进、受表彰。她或许这样认为，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女子唯其如此才能赢得组织的宽容和信任。
似乎就在这个时候，教研室新调来的一位负责人注意她，也引起了她的注意。
部队从基层送来一批干部入校进修，首先要补习文化课，但缺少教数学的老师，一些有专长的教员不愿丢掉自己的专长改行教数学。这时，张培英站起来了，说：“那么，我来教数学吧。”
她的这一举动，就很让这位负责人赏识，一双火辣辣的目光在她脸上足足停留了好几秒：圆脸，宽额头，短发，一双沉稳和善的眼睛，一个端正、秀美而神气的鼻子，一张总是带着笑意的，却又闭得紧紧的嘴——怎么，是牙齿不好？还是牙齿上镀了荼锈？不，刚才说话时分明露出两排光洁、整齐的白牙。
就是这样一双火辣辣的目光灼得她脸腮发烫。但她依然很平静。
“那么就散会吧，请张教员留下来。”这位负责人迅速作出这样的决定。
张培英留了下来，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你的这番举动使我很感动！”负责人说。
“感动，感动什么？”她噘了一下嘴唇，那个端正、秀美而神气的鼻子显得极俏皮地耸动了一下，“数学课总得有人教嘛。刚才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呢。你的眼睛好厉害哟，像要钻进人心里去……”
“是吗，这么说你很赞赏我的眼力喽？”
“也许吧。你是从哪儿调来的？”
“兵团撤销，学校合并，我就从杨勇兵团划过来了。怎么，不欢迎吗？”
“大驾光临，岂敢不欢迎。听口音你是内地人吧？”
“老家河南固始，地道的中原汉子。家父是个教书匠，在当地是颇有名气的‘道德先生’，谁家起个状纸、立个文书都找他，吾辈心野，读了两年私塾就不安分了，想出来混混世界，为此与家人闹翻了。哪知出来后还是个大傻瓜！后来就读于河南大学医学院，不瞒你说，我还当过学生运动的小领袖哩，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差点被学校开除去蹲大牢。后来，后来就……”
“嗬，好一部‘工氏春秋’啊！”
“不敢，此乃‘王述言小传’。”
就这样，两个人相识了。
各自心里都有一种陌生而新奇的东西在萌动，只是隔着一层“窗户纸”，谁也不先去戳破它。
2.“恋母”情结
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正因为复杂才表示着成熟、深沉与博大：由于爱而把执著的追求填满胸膛。
担任数学老师对张培英来说也有几分吃力。毕竟丢下它多年了，好多定义和公式都在脑子里生了锈。再说你照本宣科地在堂上灌，对于大都只有小学或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学员来说，简直像听天书，都嗷嗷地叫苦：太难啦太难啦！干脆罢了算啦！
算了怎么能行？
张培英不泄气，首先不向自己妥协，她相信：勤可以补拙。
她身上不知揉了多少韧劲儿在里面，对遇到的每一道难题她首先自己弄通弄懂，然后化难为易深入浅出地引导大家上路。每天很晚了，她还在埋头备课，写讲义、改作业，那番劲势像凿石头雕木头一两个月下来，她体重消耗10多斤，圆圆的脸庞明显地变长了。
作为教研室负责人的王述言不禁生发几分敬意：精神可嘉，人更可嘉啊！
他走到她身边，她还没有发觉，正为解不开答案的试题在草纸上演算了一遍又一遍。等他提笔在她眼前刷刷写出正确答案时，张培英顿感云开雾散，由衷地说：“你这当头头的还真行！”
王述言幽默一笑，很有蕴含：“你看我行吗？不瞒你说，当年我是全班数理化的尖子。”
可不，每遇到难题，经他这么一点化，张培英就觉得清晰多了，容易多了，也感到轻松爽快多了，自然对他很钦佩，说：
“我就先拜你为师吧，而后再去教学生。”
王述言倒显出无尚气度，调佩道：“这昆明西山的华亭寺有诗云：青山之高，绿水之深，岂必佛方开口笑；徐行不困，稳地不跌，无妨人自纵心游。”继而又一语双关地发弦外之音，“好吧好吧，我收下你这个徒弟。不过，你得付‘学费’。”
“付学费？”
“对，付‘学费’！”
这时的张培英，已是二十大几，有不少男同胞向她频频发出求爱“信号”，有的军人式直率，有的君子般含蓄。可张培英总是表现得对课堂和试验室更有兴趣，而对这些“信号”报以相当精彩的沉默，令众多追求者争先恐后地把“信号”的频率发大了若干倍。
处在这种“相持”阶段的王述言迫不及待了，当众宣在布：
“你们谁也别抢了，张培英非我莫属！她已经答应我了！”
那层“窗户纸”被他一下子戳破了，一切干扰“信号”被他悍然阻断。其实，这是一句谎话，王述言自信把握了女方的喜好，来了个“先声夺人”。
张培英得知后，不知是生气还是害羞，两天没去食堂吃饭，见了王述言就躲。
“站住——”他向她发出口令，“你见了我躲什么？我又不是老虎。”
“你、你怎么知道我会嫁给你？”她勇敢地迎着对方投来的那双火辣辣的日光，噘起嘴问。
“是你在心里打‘电话’告诉我的。”他幽默地说。
“瞎说，我啥时候告诉你的？”她抿嘴一笑。
“咦，你小是说我这目光好厉害，钻进你心里去了吗？”他大大咧咧地说，怎么样，我只比你大那么五六岁，俺老家有句俗话说：“男大三，抱金砖；男大知道疼媳妇……”——其实他故意篡改了那俗话的原意：女大三，抱金砖；女大知道疼男人。
接着他又说：“强摘的瓜不甜。不能勉强自己去爱或者去恨。我发布的那个‘宣言’就好比一道化学反应式所需的‘催化剂’，我想我们能如愿以偿。”
不知为什么，张培英垂下头，一只脚在地上不停地驱动：
“我不配，我还不是……”她说不下去了。一种又苦又辣又像火一样烫人的气体郁结了她的喉咙，她的声音呜咽了，泪水汪汪地在眼眶里打旋。
王述言明白了，便不顾一切地抓住她的手，抚摸着她那柔软的带有一点药皂气味的黑发，扳转过她的头颈，让自己毫不掩饰地瞧着这张熟悉的脸庞，也让她认真地瞧着自己：“培英，我懂你的心思，我敢说，你是党的，你从小失去了母爱，你从入伍那天起就把党当做亲娘！组织对你考察的时间长了一些，这有何妨？即使入了党的同志，即使党的领导人物，不也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接受党的监督和考验吗？”
她点点头。
“打个比方说吧：娘爱孩子，可也有打孩子、生孩子的气的时候，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消了，又会搂着孩子哭一场的。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警觉，使你保持自省和振作状态，更好地学习，更好地改造自己，更好地为党工作……”
她点点头。
突然，他以中原汉子的憨厚与直率说：“培英，嫁给我吧，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如果需要受苦，就让我们一起去受苦吧！因为爱还有一个别名叫理解……”
她望着他，两颗滚烫的泪珠顺着脸颊淌进微微启开的嘴里，她觉得泪的味道咸成的、涩涩的，又是甜甜的。她觉得此时此刻有好多好多心里话要对这个值得信赖的男人倾诉，可是她因激动得嘴唇发抖竟说不出一句话来，她把头埋在男人那热烘烘的胸膛上……
他们相爱了，而婚期却一拖再拖。
组织上派张培英去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生理专业两年，王述言去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学“三防”（防细菌防化学防原子）。
天各一方，鸿雁传书。他们在通信中交流学习和收获，探讨人生和意义；为了让世界更美好，首先得让人们自身变得更美好些。为了让自己能够爱和被值得爱，首先要让自己变得更可爱些。为了能了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生真谛、我们为之奋斗的崇高目的，首先要让自己的心灵更光明更高尚更远大一些……所以，他们在如饥似渴的学习中互相征求意见，互相鼓励着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和自身存在的缺点。他们在互相通信的时候，在“吻你”或“你的××”的位置上写的是“致以布礼”——布尔什维屯的敬礼！并且都为这特殊的问候而骄傲，而欢欣，而爱得愈加深厚和深沉。
今天看来，他们的这种情感或许太过于纯真、浪漫，又太书生气了……然而，那是被一个共同拥戴的思想光辉武装和召唤着一代人去奋斗去创造去喷洒热血和智慧的岁月。如果你不了解那个时代，你也就无法理解这种“纯真”这种“浪漫”这种“书生气”的情感。
两个志同道合者可没有工夫去数日子，两年光阴一眨眼飞过。结业后，本来准备在上海结婚，但很快又变了卦，因支援大西南“三线”建设，一个入黔，一个进川，真可谓“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这么一拖又是两年。
1956年5月。这是个被绿色和鲜花打扮得令人陶醉的季节。
就在这样一个青春妩媚的日于里，在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和第七军医大学共同战斗了6年的王述言、张培英经上级批准结婚了！
一张红底烫金的结婚证书，将两颗相爱已久的心牢牢地联结在一起。
两条军被叠在一张床上后，两人同去食堂打饭菜。排队时，向同事们宣布了“同结连理”之喜，请大家饭后去吃喜糖。
在一片“恭喜呀恭喜”的热烈气氛中，唯有保卫科张科长把吐出的笑声又咽了回去，他轻皱着眉头走到王述言身边，小声说：“王讲师，你出来一下。”
王述言跟着张科长走出饭堂，问；“啥事？”
张科长说：“王讲师，你是搞‘三防’的机要人员，眼下正协助苏联专家工作，你们结婚的事是不是还需要再凋查一下呀？”
听了这话，王述言把紧皱，一下的眉头舒展开来，说：“好，组织决定咱服从，调查就调查吧。”
王述言把这事跟张培英一说，二人就雷厉风行把刚刚抱进新房的被子各自又抱回自己的宿舍。
他等着。
她也等着。
等盼的日子捱过一天又一天。王述言扳指头一算，自己已经三十有五，张培英也到了而立之年。
6个月过去了，一年的日历只剩下寥寥几页。
一天，王述言在食堂吃饭，与张科长同桌而坐。张科长笑嘻嘻地说：“小两口日子过得不错吧？怎么不见你那一口子来吃饭？是不是害‘喜’了？你们的喜糖我还没有吃上呢。”
王述言一怔：“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你不是说要调查么？我们还等着哩！”
不知哪根神经猛然触动了张科长，他拍着后脑勺连声道歉：
“嗨，早就凋查清楚了，怎么就忘了通知你了呢？对不起，对不起……”
王述言却是大喜过望，说：“没关系没关系，回去这就办，两人把被窝一合，也就算结啦。”
在今天看来，这支插曲似乎让人不可思议，大呼荒唐，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那样一种“特色”。
你看，这情投意合的一对笑得多么开心，多么富有，而又多么充实！
1957年11月，当苏联首次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每秒8公里宇宙速度发射上天，由此这个高傲的俄罗斯民族向全世界宣称“把地球变成人类摇篮”的时候，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了。
“老王，快给女儿起个名字吧。”张培英带着第一次做母亲的新鲜感和自豪感问丈夫，“你快想想，给女儿起个啥名字好？”
王述言从妻子怀里接过孩子，看了又看，不知为什么，眼眶里有个热乎乎的东西打旋。
结婚后三个月，张培英有了身孕。恰恰这个时候，王述言去了青岛某基地进行“三防”试验。他本想向组织打个报告留下来，照顾一下正妊娠反应的妻子，可张培英说：“这种反应是要做母亲的幸福享受，可没有你们男人的份儿。你放心去吧，到了基地别忘了来信。”王述言去了青岛。张培英没有请过一天假，直到分娩前几天，她还拖着笨重的身子去上班……
王述言被一种负疚感折磨着：他觉得欠妻子的太多了。
“老王，你这是怎么啦？快给孩子起个好听的名字吧。”
王述言抽回思绪，向孩子努努嘴，笑了笑，沉思了一会儿，像是自语道：“人家把那玩意儿搞上天了，我们呢，我们还没有……孩子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明天和未来，就给孩子起名叫‘星宇’吧……”
“好，这名字好，就叫星宇。中国人迟早也要把地球卫星送上天的。”张培英一把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望着孩子的小嘴起劲地吮吸着母亲甘甜乳汁的贪婪样，做爸爸的笑了，做妈妈的也笑了。
王述言葛地发现，妻子那细密而秀长的眼帘上挂出两串莹晶的泪花。啊，那是妻子获得了“妈妈”这一光荣称号时的情感流露，还是只有丈夫昂能读得懂的内心独白？
3.机遇二重奏
1958年5月，经中央军委、国防部批准，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北京组建。贺诚中将任院长，周长庚少将任政治委员。
这将是一座代表共和国军事医学科研领域实力雄厚、门类齐全、人才荟萃的神秘而庄严的殿堂！总部迅速派遣一支卓有成就的专家队伍分赴全军各医学院校物色选拔精兵骄勇。
毫无疑问，王述言、张培英夫妻共同迎来了一个机遇，也各自面临着一种挑战！
春城的初夏，天空中柔曼地飘散着缕缕黛青色的雾霭，仿佛空气里浸洇着一种朦胧的诗意。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军著名的生化专家刘雪桐教授，在去昆明选拔人才的前一个月，曾在《军事医学科技简报》上看到过一则某军医大学在海军某基地深入潜水作业现场进行生理承受试验的简讯，文章里多次出现助理研究员张培英的名字。刘教授看了之后颇有感慨，似乎就记下了这个助理研究员的名字。来到昆明第七军医大学的当天，他就向该校的有关负责人询问：“你们这儿有个叫张培英的吧？”
回答说：“有。噢，她是个女同志。”
刘教授说：“知道。能否把她叫来我们谈谈？”
人却迟迟没叫来，只是把张培英的档案先拿来了。
刘教授问：“人呢？”
回答说：“她在试验室……先看看档案吧。”
刘教授说：“我要见人，不看档案！”
刘教授和考察小组的同志去见张培英时，她确实正在实验室和同事们搞试验，他们没有立刻走进去，只是在一处悄悄地对她进行一番细致地观察——刘教授后来说，凭直观、凭第一眼印象与感觉，就会发现她是一位很有特点、非同一般的女性。
张培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走进了权威们的视野里，更不会知道校方同上级之间在选拔问题上的微妙争夺。
当时，王述言正陪同苏联专家在东北某地进行“三防”训练。一天他突然接到妻子的来信，信中说：上级派专家来单位选拔专业人才调北京，竞争很激烈。开始我是满怀信心的，可后来一想心里也就凉了。这不仅仅因为自己是个女同志，主要是政治条件不够，恐怕会在竞争中落选。党组织考验我已有六七个年头了，如果还需要继续考验我，我相信自己一定会经受住考验的！不过，我也很高兴，是为自己的丈夫高兴！你虽然不在单位，可你的档案被北京的两家学院争来争去，后勤学院要你，医学科学院也要你。老王，你真有福气，作为妻子我为你燕到骄傲和自豪，我祝贺你！
王述言马上给妻子回信，要她放下思想包袱，正确对待组织的抉择，并鼓励说：培英，鼓起勇气，勇敢地抓住机遇去迎接挑战吧！
在为竞争者开设的学术答辩会和实验观摹中，张培英以她精彩的充满灵气的论证讲演和选题试验，便轻而易举地纳入专家们的“缆护圈”内。刘雪桐教授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张培英同志。转身又对校方负责人说：这个问志恐怕你们是“保”不住了，我们要“挖”走她。
然而，张培英却处在走与留的“两难困境”之中。
“学校不放她走！”一科室领导坦率地向考察组摊牌了。
“为什么不放？是她表现不好吗？”
“不，恰恰相反，她表现很好……”
张培英是从事深水生理研究的。同事们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她休产假期间发生的一桩事：那天中午，孩子在她怀里吃饱了奶，已经甜甜地睡着了，她还不知道，直管搂着孩子在床边翻书查资料。邻居下班回来冲她猛喊：培英培英，你做的饭糊了糊了！她这才如梦惊醒，跑进厨间一看，煮的米粥熬干了水，锅底都烧透了，给孩子烤的尿布也引着了，满屋子浓烟，险些失火！事后，她不得不掂着破钳到街摊上换补锅底。但很少再见她做饭了，干脆去吃食堂图个省事。
自从把孩子提前入了托儿所，她把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几乎都耗费在她所从事的研究上。
入夜，每当科研所或资料室亮起一窗明光，你会看到这么一位年轻的女科研工作者被一堆堆试管簇拥着或被一撂摞书籍淹没了头顶——她是那样的专注，如痴如醉，就像门捷列夫预见化学元素周期表中还有新的元素未被发现那样，艰苦而卓绝地求取一组组数据，直到晨曦映窗。有时，她会被一个惊人的念头或假设撞击得热泪盈眶，感受到一种充实和惊世骇俗的美丽，而后便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权威者的角度进行百般挑剔的欣赏，把自己逼入困境，狠狠敲打自己过于焦渴而疲惫的神经，进而召唤出更大的牺牲精神去突破重重疑难的封锁。有时，她会被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有可能成为辉煌成果的试验和论证压迫得喘不过气来，那情景好像她正怀着一颗巨大的急需母体供给丰富营养的胎卵，为培育出一个崭新的优质的生命，必须时时为自己补给觅足的“食粮”。因此，她对时问的吝啬和对消费精力的慷慨常常使她裹衣而睡，至于啃冷馒头、吃夹生饭已屡见不鲜……
通过对这样一位女性的一番了解，刘雪桐教授对自己在一个多月前偶然瞥见的那则简讯更加感兴趣了。他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试验分队到了海军某基地之后，张培英突然向现场总指挥提出一个请求：准许她同潜水员一起进潜水舱体验深水压力下生命的最大承受力，并以此论证她的试验。
总指挥说：你是女同志，生理上跟男同志有差异，又怎能跟这些“海底骄子”们相比呢？不能下去。
她说：我是研究深水生理的，应该走出实验室，到深水里去，为这些“海底骄子”们提供更多更可靠的生存依据。我要下去。
不能下去！
我要下去！
她何止是请求，简直是在跟领导强词夺理。
只好批准了。
她和潜水员们走进了潜水舱。
深水刻度指示器上，数字在逐渐增加：300米……500米……800米……1000米……1500米……
水上指挥台不时向水下传呼：张培英你感觉怎么样？顶得住吗？
她报告说：感——觉——正——常——顶——得——住试验结束，她写的一篇论文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她获得一次通报嘉奖。为此，她付出了左耳膜被深水强压穿破的代价。她说，面对一座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攻破的科学堡垒，穿破了一点耳膜算什么！
听完了这个事例，刘雪桐教授以调侃的口吻对校领导说：
“你们真抠门，只给人家一个嘉奖，太小气喽。这样吧，对于她的走留问题。我们不妨听听她个人的意见。”
其实，校方把这项工作在那个“摊牌”的同时一起进行着。
有关负责人特意找她谈话：培英同志，你工作干得很出色，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党支部研究通过了你的入党申请，报党委批准后即可填写入党志愿书。你若要调走，固然是件好事，可到了一个新单位之后，一切都要从“0”开始。就是我们把你的情况介绍过去，人家恐怕还是要对你考察一段时间吧……是走是留，你自己拿个主意。
“利”与“弊”兼之，谈话不兜圈子不绕弯。
张培英着实被这两难境遇困住了。
半个月前，所里那个敦厚而又有点腼腆的党小组长，见了她总是先“嘿嘿”地笑，眼角两边的鸡爪纹让人看了很可爱，然后说：张大姐，不，张培英同志，你快了……然后又“嘿嘿”地笑。她问：快了，什么快了？党小组长在跃动着可爱的鸡爪纹伴随着“嘿嘿”的笑声里作出个举手宣誓的动作。她明白了，一股滚热的液体溢满胸膛，眼前就浮现出那个火红而庄严的场面——那是去年7月1日，一批新党员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举起右手宣誓。他们中间有炊事员，有种菜的，有喂猪的，有的仅仅是刚入伍两年的新兵，当然也有从事科研的老的或新的科技人员。新党员代表在大会上作着激动人心的事迹报告……
当时她就在台下坐着，看着，听着。她很羡慕他们。但她也坦然地接受并正视着这个现实，表现出一名军人良好的自制力。人们很难看到她那沉静得如一座冰山的理智下面压埋着的到底是什么。她只是在给外地的丈夫通信中倾吐了自己的心曲；人需要爱，也需要信仰。我知道，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民族和阶级的精华，由忧国忧民、大公无私、为人民幸福甘愿背十字架、慷慨赴死的人所组成。我亲眼目睹过这样的人——像李公朴、闻一多，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英勇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崇高气节！我曾这样问我自己：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你会像他们那样去做吗？我对自己说：我会那样去做的，一定会的！
那天深夜，她从资料室出来，踏着一片清幽的月光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的脚步略显拖沓，似乎表示着一种悠闲和放松，感受着月夜的空旷、朦胧之美，而在她内心深处却极尽热情地收寻、检点自己的缺陷和薄弱，一次又一次地诘拷和整饬自己的灵魂：你算得上一个够格的战士吗？你要努力赶上去，把差距缩短些，再缩短些……谧静之中能隐约听到像是从郊外村舍传来的更鸡司晨的啼鸣，又像是从深山空谷传来的杜鹃鸟的喋血吟唱……
她把思绪拉回到现实。耳畔轰鸣着机遇的“二重奏”。
要调去的地方是北京，是共和国的首都，那里新崛起的一座军事医学科学殿堂正向自己敞开着大门。一些好心的同事这样劝她：你的入党问题迟早会解决的，能有幸走进那最高殿堂的机遇实为难得。等我们去北京观光时，就到你家做客，你可要盛情款待哟……
这个时候，她多么想见丈夫一面，让他给自己参谋参谋拿拿主意。
她迅即给丈夫写好了一封信。
可她没有寄出。因为时间已经不允许这种书信来往所艰难捱过的将近半个多月的光阴。
这天晚上，她心一横敲开了刘雪桐教授的宿舍门。
刘教授听她叙说着，在屋里来回踱步。
一串沉默之后，刘教授踅回到桌前，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而后说：“人才难得呀，你单位不舍得放。我看你这两遭难题要一起解决，跟我们走吧！”
北京的金秋天高气爽，煦风拂人醉。
张培英走进了她仰慕的神圣殿堂，就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同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啊，她舒展的眉梢挂着微笑：我是党的人啦！
——那一时刻，便是她人生喜悦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