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
我家的屋基，除灶屋外，几间瓦房都是建在一块完整岩石上的，不用像其它的基础，要在地下走几轮条石作地基。只要条石砌到不受雨脚影响，就可以打土墙了。
土墙泥巴就地取材。如果水份少了，还要发一些水，用锄头和铁锹拌匀净。用来夹泥的木板有两三米长，是从邻居家借来的。父亲在外工作，回来了也当不得全劳力，只能敲敲边鼓。费心的事儿就靠姑父了。姑父和请来的匠人先将四五十公分高的木板嵌合在一起，固定好后，用撮箕一撮撮倒土进去。等泥土有木板三分之一左右高了，刨平，开始用墙锤冲击夯实。墙锤用圆木制成，一米多长，中间细细的，恰好够大人厚实的手掌攥住，两端是二三十公分长是大头，夯击时能充分接触泥土。一个人累了，就换另一个人又上。第一层完工后，添土再夯。一板墙夯满，撤去模板时，漂亮的土墙出来了。墙面上还泛着光泽。遇到土墙的转角，将树木做的立柱也包在里面。这时，忙着煮饭的母亲也抽空来看一眼，嘴里啧啧称道着，带着几分心满意足毫无掩饰的笑容。
土墙起到一人多高度后，进入下一道程序。万能工的姑父将房前屋后的成年老竹砍来，剔去枝桠，划成篾条，编成一块块篾笆箦，和小工将蔑笆箦送到土墙上，拴牢，围着土墙走上一圈，将和好的稀泥一层层糊到蔑笆上，墙也就大功告成了。
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期间，队上的土墙被越来越多的石墙和砖墙取代。那些土墙和谷草麦草的房顶不断地被青砖取代替。我们这个亦工亦农的工人家庭，家徒四壁，母亲急得不得了但又徒奈何哉。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父亲抹不下作大买卖的面子，一心想的是资金全部积蓄够了才建新房。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们的茅草房顶在一场暴雨中破败如飘絮，水桶、粪桶、脚盆、脸盆、锑锅、甚至洋瓷碗都用上去接屋漏了，但屋里地面仍然成河，至于棉絮被盖、衣服等更是犹如直接从水里面捞出来的一样。受到风雨严重侵蚀的土墙，更是摇摇欲坠。似乎用一根手指头又可以抵垮塌下来。为安全计，母亲决定冒着酷暑修建瓦房。这一次，母亲将原来向父亲的申诉建房变成了告知。父亲收到信或者是电报赶回来时，家中正干得热火朝天。大感意外但生性耿直的父亲逢人就说：“李世珍这回干了一笔大买卖！”屋顶蹬下，土墙推倒。母亲挤在暂时保留的灶屋中过夜。我们兄弟几个只好在露天里用薄膜勉强挡着露气，数星星等天亮。
掌墨师用墨线弹出基线，原来从房前屋后的整石头上过石匠打出来的条石一轮轮往上砌。四个力气大的男劳力组成一副抬脚，前后各两人分别抬一根抬杠。抬脚套好绳子，将抬杠搁在肩上，身子略一下蹲，叫一声“起！”但见他们踩着节奏，嘴里喊着“嘿咗，嘿咗”的号子，一步步将条石就位。到四五轮高，直接够不到时，就在墙边搭石梯。再高的时候则用绳子套着条石两端，下面人用手托送，上面人拉着绳子，将条石往上墙请。砌筑过程中，经验丰富的几个石匠大师傅指挥着，用錾子尖拨动已经上到墙上的条石，把控着石墙的横平竖直，以及拐角处的穿插搭接。石头的接缝间两三公分范围内被手锤和錾子修得溜光。因为房顶是瓦房，要承接压力，石墙上到一定高度后，再不用篾笆箦墙，改为砌砖了。砖匠师傅在墙上走砖，小工在地面和水泥灰浆，用小桶挑送灰浆和向上墙上抛砖。抛砖时，力气大的，一只手就可以抛一匹。有时也两手作捧的姿势，将两三匹叠上一起抛。抛砖虽是力气活，但也讲技巧。主要是在方向和力度上要拿捏准确，方便站或骑在墙上的人接住。
第一次出门打工，也是个大热的夏天。到重庆城里的建筑工地后，老板——其实就是带班头引着大家去领上安全帽、扳手等劳保工具。初次与钢模钢管和管卡、U型卡等建筑材料打成一堆，见识了钢筋混凝土墙越来越高，楼盘越来越密集的城市森林。晚上同一起来的也是才出身社会的老乡站在长江大桥上，一边用喝着口感像潲水的冰冻啤酒浇白天的块垒，一边看城市灯光的斑斓。倾诉着生活的梦想。
由于其它原因，我不数日就离开了下午五点钟摸着钢管依然像火一般烫手的山城。那些一天天拔地而起的高楼，装住了同去的乡亲明天的期望。也像盒子一样，将大家在羡慕中难免调侃两句的城里人一户户装进去。后来，我作为一个穿行于山水之间的水利建设者，每每在毫无城市气息的野外与用石棉瓦、篾席、甚至是彩条布围起来的简单的墙竭力相处。直到前几年搬新工地时住进用铁皮泡沫做成墙和屋顶的简易楼房。终于不用每天上班之余将疲惫之躯草草地托付给石棉瓦们了。那些石棉瓦们在成为墙之前，已经涅槃新生了多次。每个人生命的涅槃，是一次次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流汗、流泪、流血。再调和上他或她一路羁旅中失多得少的精神追随。我自己，则是业余时间愿意独处的看书、遐想、思考和偶有的堆垛。这些东西糅杂在一起，集结为一堵厚厚的墙，保护自己，供别人笑谈。
忽然发现，还有岁月，也是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
原载人人爱武胜网头条、龙女湖
印章
包产到户后，家家都养上了蚕。
养一成纸蚕蛋的蚕结的茧可以卖到三四十元。我们家只有四个人的土地，桑树又少，每年母亲只订三成纸，顺利的话，能卖到一百元左右，大多时候是七八十八九十元。虽说比不上人多地多桑树也多的大户人家，能养好几张纸，能卖到大几百元去，但也足够补贴几个月家里开支用度了。看到如蚁的幼蚕从比芝麻还小的蛋里破壳而出，一眠又一眠地长大时，就有一种喜悦在心里拱动。尤其是四眠龄后，蚕儿要开始结茧前，每天当搬运工，用背篼源源不断地从土坎边，田埂上采桑回家，将桑叶洒满簸箕，看着蚕儿专心致志使劲吃桑叶的样子，听着满屋的沙沙声，就觉得心花怒放。
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一个个小指头般粗的全身透明的蚕儿被我们请到油菜梗和麦草杆扎成的“山上”，它们躁动不安四处爬寻，一找到合适的位置，就迫不及待不管不顾地吐丝，作茧自缚，把自己陷入雪白的越来越厚的茧壳中去。几天后，比拇指还大的茧结成了。蚕变成蛹后，该送到乡上的茧庄去卖了。这时，你也许会认为离那个可爱的人民币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是不，还早着呢。
不说养蚕时的精心呵护，也不说每天二十四小时提防着讨厌的耗子。说卖。相邻的三五个约好，第二天起大早出门。走到茧庄时，天还没有大亮。但卖茧子的已是人山人海了，大家自觉地站到六七个窗口前排成长队，少说也有几百人。那些离家远的，有从凌晨两三点钟出发的，也有头天夜里十二点赶来的。有本乡的，也有外乡的。后面还陆陆续续有人来！这种情况下，上午十点左右能排到窗口算顺利的了。如果运气不佳，遇到前面有卡轮次的，或者因为卡轮次打起架来了的，甚或打架整凶了没人来及时解决的，到下午两三点钟还没卖掉也有可能。终于将蚕茧送进窗口去了，在忐忑不安的期待中听到叫自己的名字了——当然，名字是母亲的名字，我还是初中生，在社会活动中还没有资格用自己的名字。主要是领钱时要用刻有大人名字的私章，否则就不着数，领不到钱。这种对钱认真的态度，是对人认真的态度，也是对事认真的态度，是很应该值得认可的。不像如今，认真似乎成了两种人的专利，一种是做学问的人，一种是钻牛角尖的人。蚕茧质量好坏要分几个等级，等级间有几角钱的区别。我不敢奢望自己的货上乘，只要中上就行了。
卖掉蚕茧，换回一张纸飞飞收据单回家。母亲见我都能帮她卖茧子了，高兴地说，我也这么大了，让我自己带上她的私章去领钱。下学期开学时好缴我的学费。
领钱时不用再携带装蚕茧的背篼、编织口袋等累赘，空脚甩手轻松多了。出发时母亲再三叮嘱，摸包匠多哦，一定要小心啊，不然那段时间全家人都白忙了。好不容易拿到钱了，我好像被在碾槽里面汆芋儿般，挤来挤去中，依然将钱死死攥在手心。几个浪潮下来，我脱出人海，来到外面的空地上。看看手里的钱还在，学费还在，不禁开心地笑了。可是这个笑还在心里，还来不及开到脸上时，立马发现不对头了。私章不见了！那个代表母亲的私章不见了！如果没有私章，以后就再领不到钱，就是跟钱过不去，如果没有钱——那还了得！我知道私章的重要性，但回头看看铁桶样围着窗口的汹涌的人群，再卡进去寻找已不可能，等，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回去的路上，我不知道怎样给母亲说。
我要暗度陈仓。
木头，弯刀，剪刀，还有钢锯片。寻遍家里的墙缝和角落，能找到的只有这些了。母亲收工回来，几次都看到我在用弯刀砍啊削的，然后又是用钢锯片在一小块木头上划来划去。就问。开始我还瞒着她。几天下来，才发现刻一枚私章的活儿并不比采桑养蚕、煮茶捞饭、卖茧领钱轻松，最主要的是刻反手字，根本掌握不到要领。等她第三次，或者第四次，也许是第五次问询时，我不得不坦白了，坦白得有些小心翼翼。还做了心理准备，准备承接一场狂风暴雨。好在母亲一开口就让我释然，如获大赦：掉了就算了噻，你未必刻得起呀。莫整了。逢场天我上街找刻章的重新雕就是。母亲的态度让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开始长大了。
白云苍狗。老家，靠养蚕补贴家用的时光湮没在骨碌碌往前滚动的岁月里。当年的小伙伴一个二个，大多数都拖家带口去了圈地运动中迅速崛起的城市。不愿走或者走了又返回到乡下的老班子，即使还有养蚕的，那也不过成了他们生活的点缀，甚至点缀都说不上，只能算是乐趣。我那高中毕业，花一万多元买城市户口，在最多时拥有几千人的丝厂当过女工委主任的同学，厂子垮了后，几经沉浮，现在已摇身成为幼儿园园长了。
不过城市的名声还在：愁都。哦，写错了，是绸都。
对一般人来说，私章也似乎退出了生活的舞台，不用了。
倒是往事，如一枚印章，刻下一段光阴，不经意间戳在了身上和心上，抹也抹不掉，抠也抠不脱。
原载四川水利报、龙女湖
同学少年
雅六岁半，在民族小学读一年级。这次语文得了98分，放学回家后让家长签名。我倒起念说才89分，不中用。老婆也跟着强调：本来能做的，下次要细心些哦。雅开始还辩解她不是考的89分，是98分，见妈妈也说她，就叹了口气。背过雅，老婆提醒我，孩子还小，应鼓励为主，不要让她有思想包袱，若对学习不感兴趣就麻烦了。又笑我8岁发蒙，初中毕业都还没读上路呢。老婆的话像手，一下推开了我原来学习的记忆之门。
我的小学成绩在班上中等偏上。现在想想，那样的成绩都不知是如何来的。在外工作的父亲询问我的学习情况，问我怎么这么不中用时，我还不慌不忙，拖着长长的声音说：“那别个段治万呢？”——我们的课桌是一长溜石头搁的，凳子也是一长排石头半截埋在地下作成，只不过窄些。段治万坐我旁边，几次考的分数都比我少。父亲揪住这句话，说我不学好的，倒向差生看齐。从那以后，父亲总学着我的腔调：“那别个段治万呢——”，随后接着说：“总要比段治万好点点，是不是？”父亲多少年都用这句话来教育，甚至是挖苦、讽刺和打击我，简直受不了。今天才明白，却是初中生，那时的文化人——父亲用劝将不如激将，让我知耻而后勇的教育方式了。不过父亲工作在外，一年难得回家，母亲目不识丁，农村活又多，杂碎，所以我们兄弟三个基本上就是自己照顾自己。我被父亲教训了，前几天还能控制，不久后，尤其是父亲上班去后，慢慢又将兴趣转到课外书上，根本管不住自己。
磕磕碰碰上初中，该学英语了。本来考上初中，给了我些许信心，可在英语面前我又一败涂地。一个彭兵的同学比我更差。最初考不好，我们还在一起议论如何努力，争取下次考好些，但一学期下来，我在班上的名次多少有些靠前了，他却毫无长进。彭兵的父亲是杀猪匠，每场在街上卖猪肉，不逢场的寒天就到处买活猪。这时，他的心思已不在学习上了，想早点毕业，跟父亲去学手艺。下学期，我们的英语老师换了，姓周。后来知道是哥的高中同学，因为没有成为天之骄子，高中毕业到我们学校代课来了。他知道我后，就有意在课堂上点名让我回答提问，也许有照看的意思。提问时他用英语叫学号。我45号，fourty-five，彭兵35号，thirty-five。周老师叫fouty-five时，我站起来回答，答错时周老师就再教几遍。他常抽我，我就有些烦他，特别是答不上的。有次周老师提问后头没抬就喊：“fourty-five”，我期期艾艾的还未站起，不想35号，thirty-five——彭兵起来了。我当时如获大赦般，怀着对彭兵万分感激的心情立即正襟而坐。周老师先是疑惑地看我一眼，接着掉头，看彭兵回答问题了。那以后，每当周老师叫fourty-five时，彭兵就站起来。再上英语时周老师不叫fourty-five转叫thirty-five了，不想彭兵也站起来，我当时偷着乐的那个劲儿简直没法形容。渐渐地，周老师就很少叫fourty-five了。如今，20多年过去，彭兵子承父业，早成了当地有名的杀猪的刀儿匠。不知他是否还会想起我们当年学英语是这样的不上路。
我们的历史、地理等课程升中师、中专和高中都不考，只进行一般性的结业考试。学校狠抓升学率，将历史、地理和体育、音乐、图画，还有学毛笔字的习字课都通称豆芽科，不重视。地理老师在毕业考试前让我们勾重点，因为他说的很透，激起了大家临时的兴趣，把勾的都背下来，考后老师给少数几人打了满满100分，其他绝大多数同学得了99.5分。教历史的老师姓孙，高高大大，平时寡言少语。由于学校和学生都对豆芽科敷衍，他也将激情收于囊中。一次上课，他进教室就说，同学们自己看书，有不懂的问他。我们在各自的座位上自习，也有补自己主课差的课程如英语等的。忽然坐在教室后排，平时有些“跳”的曾同学叫老师要问问题。当老师答毕转向讲台去时，只听曾同学给他旁边的同学大声说：“这个字我认识。”旁边的同学没有反应，孙老师听到时，仍向前走，可他走了两步又转回身，走到曾同学面前：
“哪个字你认识？”
就听曾同学回答：“这个耶。”
“怎么认啊？”
“扁担呢。”
同学们“哗”的笑起来。孙老师叫起曾同学，连推带攘把他弄到讲台上的黑板前：“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写到黑板上！”曾同学把名字写了后，老师还不解气，又让他：“把你老汉的名字也写在上面！”于是曾同学又面对黑板，半天写出三个字：曾道德。同学们再一次哄堂大笑。
前几年回乡下老家，偶尔谈起同学，段家沟的段治万，有人说早得病死了。我至今还不能相信：段治万正当年富力强，怎么突然就去了那生命遥不可及的异国他乡呢？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但愿同学们在社会形势大好的今天，能将在那个时代从学校学到的或多或少的知识取之于学校，用之于社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将大家的日子都过的红红火火，以待将来好好好向下一代传承我们生命的火炬。
原载四川水利报
天上讨厌的是麻雀
天上讨厌的是麻雀，地上讨厌的是媒婆。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媒婆提亲来了。
高二放寒假刚回到家，母亲就安排去相亲。我不去，母亲硬拽着去，说媒婆都来几次了。我不忍心硬扛母亲坚决的样子，将做饭时套在外面防阳尘兼保暖的烂棉袄穿上跟她去。棉絮花吊吊的烂袄衣袖上还有手伸到灶膛里去刨灰时擦满的黑锅烟子。路上遇到熟人打招呼问干啥去，我大声回答是去“看婆娘”。小河边洗衣服的几个女人根本不相信我这幅样儿去“看婆娘”。得到跟随身后的母亲证实后，又露出满脸复杂的表情。我本意是对母亲的政策来个软打整。有意穿邋遢些，人家看不上就算了。到街上才知女方来了她母亲，姨妈等七大姑八大姨大半桌人。是当一件大事郑重以待的。我和母亲在街这边，女孩和她长辈们在对面。媒婆两边传话。过一会儿，我有点不耐烦了。结果她们意思是我人还可以，没有意见。接下来准备去看家——当然是媒人圆场，解释我家去前年才修了新瓦房。告诉他们主要是看人，不要介意小伙子的穿着。母亲见对方没意见，笑得合不拢嘴。但我听说还要看家，头都大了，赶紧告诉母亲我和同学已约好，下午到县城那边去给一个同学过生日。媒人田婆婆不知道这是托辞，很热情地说只需半天时间就够了，不得影响我。我绞尽脑汁找理由推脱。母亲看我执意不干，只有勉强同意，让田婆婆等回来后再约。我回家后立即换衣出门，在几个同学家里耍来耍去，过了好多天才回家。目的是希望母亲将这事淡下来，最好忘了不再提及。哪知一到家母亲就开始追问，说人家等着的。我用同学教的方法说已经耍朋友了，还将同年级一个女同学的身材音容描述给母亲听。
初中有个姓舒的同学，毕业参军在部队考上军校不当“农民伯伯”了，让我们这些对当“工人叔叔”都是奢望的乡下小子羡煞。舒同学母亲也是做媒的。虽然我们家十一大队，他们家二大队，两家却相距不远。我们家门前有一条石板铺砌的大路。说是大，其实仅是铺了石板而已。这路解放前都有了，据说再早以前是连接顺庆（南充）和重庆的步行通道。舒同学母亲赶场经过我家门前的石板路，很多时候来我家歇脚和口渴了用瓢在石头缸子里舀水喝。她一次次给我说媒。我直到现在都还怀疑是母亲拜托了她的。我对她很伤脑筋。不理吧，她是母亲的朋友，同学的母亲。可她碰到我就让去“看婆娘”。我先忽悠她，提出连自己也觉得过分的条件。她看可以和我扯这个话题了，很高兴，劝说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要门当户对——有时母亲在一旁帮腔，抱鸡婆不要想吃天鹅肉噻。我于是嗯嗯啊啊敷衍她们。有一天舒同学母亲又来了，她看我在家，三句不离本行抛出老话题来。我那几天在看一本南充文化馆编的内部刊物《北湖》杂志。一篇文章里写着女孩出嫁时骂媒人的歌词。我大感兴趣，有意识地记住不少。趁此机会向她背出来：“媒婆都是狗，东家吃了西家走。堂屋中间一面锣，家中来了一个尖嘴婆，尖起嘴巴把媒说……”。同学母亲想不到我有这一手，当时愣了半天，才说出“好好好”几个字，然后背起赶场的背篼灰溜溜地走了。那以后好久都没有来我们家。
我如今参加工作近二十多年，结婚也若干年了。家乡媒人遇水搭桥，穿针引线，走了东家走西家的故事还在演绎着。我当初尽管没有顺着母亲“早栽秧子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的理念早早步入婚姻殿堂，但还是从心底感谢媒婆撮合成一对对人生伴侣，为组建一个个新家庭而付出努力。在这里希望她们能够从人生长远角度尽可能周全些为年轻人考虑，以促成小两口幸福美满，比翼双飞。莫让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屋檐下的小两口动则以性格不合等原因闹得鸡犬不宁，以至不能过日子，最后分道扬镳，重新结婚摆二盘，当二协甚至三协的会员。
——要知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
原载四川水利报
白字先生
我从小到现在，好读书却不求甚解，闹了不少笑话。还往往用“四川人眼睛尖，认字认半边”来自我解嘲。现在想起，都有些不好意思。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吧，上高中的哥哥利用假期在家中看砖头般厚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以及后来的《书剑恩仇录》等小说。我在好奇心驱使下，趁他没在时抓来看过究竟——不想一下子被里面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吸引住——放不下了。于是就囫囵吞枣，连蒙带猜地看。还到学校给同学们讲那些精彩的片段：把玄德“曰”云长如何如何的“曰”直接读成“日”字，因“曰”字后有冒号和引号，还见多识广似地给同学解释：日，就是说的意思。小伙伴们被故事情节迷住，等着听下回分解呢，哪管日呀说的，就不住的点头。这样直到上初中学习论语“孔子曰”时，语文老师反复强调：长长的瘦瘦的是“日”字，矮矮的胖胖的是“曰”字，才终于“日”不成了，改过来，读“曰”。
哥哥发现我在“偷”他的书看时，先是威胁不准看，威胁无效就千方百计地藏，但家中的范围有限，只要他前脚一出门，我就翻箱倒柜地找。后来他想通了，在成都读大学时带回不少的小人书。
读课外书上瘾后，一边是想方设法买、换、借连环画等图书、小说书来看，一边是课堂上的“竖子不可教”。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回来检查我的学习情况，让我认“妙”字，书是父亲随手从低我两个年级的平弟书包里取的。平弟当时也在场，他看到父亲让认的字如此简单，几次张嘴想表现一下，都被父亲止住。我平时不学习，上课尽走神，现在心里一片茫然，脑海一片空白，哪里认得！但在父亲再三催促下，无奈轻轻吐出毫无把握的“少”。听到我的读音，平弟的神情如何已不记得，只是父亲，气极而笑：“好好好，把妙字读成嫂嫂的嫂，都有个女字旁啊是不是？”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在水校上学时，我报名参加了中文专业大专自学考试，回到寝室没事就看书。老大见我看《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知道我参加自考时，说我有志气，并煞有见识地给兄弟们讲战争年代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我恰好在看红都瑞金的相关章节，于是接话说“毛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巢中如何如何”。“哪里是围巢哦，应该读剿，”老大马上纠正说：“你还是我们寝室的诗人，发表过文章的呢，咋开黄腔啊”。其他人都笑，我不服与他争辩，找来无声的老师翻，结果是个多音字，但在“围剿”一词里确是读“jiao”，三声。我用多音字作挡箭牌强词夺理。看我急了，老大语气缓和下来，但我心里知道是自己错的，不自在了很久。
我写的几首诗基本是有感而发，灵感来了提笔一挥而就，少有苦吟而成之作——对一个爱好写作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不够的。记得写一首《在攀西高原》的诗，需要用“饕餮”一词，可平时看书只知道它的模糊印象和大概意思——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用别的字又不能表达胸中的意思，就空在那里，最后通过字典把“饕餮”找来加上——真是典型的“书到用时方恨少”。
原载水利建设者
君自故乡来
在衣食住行都还没有解决的年代，走人户吃好的就成了我们这些小屁孩的奢望。但有时候还是没有好的吃。比如我那次到姑父那儿去。姑父家远在二十里外的胜利镇，去一回脚板都走痛。我前脚进门，他们另一个亲戚也脚跟脚到了。恰逢那晚他们队上院子里放坝坝电影。三表姐说，干脆我们早点弄夜饭，吃了好看电影。要不要得，我先来个问客杀鸡哈？杀鸡？我愣一下，立马反应过来，这不是真的要杀鸡。那个已是大人了的亲戚一脸期期艾艾疑疑惑惑的眼神，说：“还是莫杀，杀了好可惜了哦。”结果让我和三表姐背后好一阵笑。姑父家在大院子中，小孩多，好耍。我一去就不想回家。姑母担心她的舅母子，我的母亲牵挂，就哄我回家，二天又来。回去时，姑母专门从鸡屁眼里抠出两个鸡蛋，撒点盐在水里连壳煮好。是给我和家里小弟一人一个的。在路上，我不知道将可爱的蛋蛋从兜兜里掏出来把玩摩挲了多少遍，但终究一直在回到家之前都没有舍得吃。
有次队长家有人过生。我们两家相隔不远。吃过早饭不久，就有人陆陆续续朝队长家去。母亲在一种不甘不情不愿的羡慕中观望着：大队来人了，乡上来人了……临近午饭时，母亲也要去了，但家里只有一块钱。她说，要是有两块钱就好了，可以带上我一起去。我不干，高矮要去打牙祭吃“嘎嘎”。临到放鞭炮，母亲说要到屋后面菜土里去弄菜。我知道是骗我的，她一起身，我就哭，一哭就不得了，哭声越来越大，哭得声嘶力竭，哭得让人揪心。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竟然回来了。后来，包括现在我都认为，母亲肯定躲在屋后面的什么地方观察我的反应，因为母亲硬起心去，她肯定早就坐到席上去了，又怎么好还没有开席就离开呢？看到母亲，我才慢慢抽噎着止住哭声。那次，母亲终于没有去走成人户。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生出许多的后悔。后悔没有让母亲用仅有的那一块钱去打牙祭，后悔自己用不懂事的野蛮方式使母亲为难，无奈地选择了留在孩子身边。
婆婆的娘家是十三大队的张家沟。我一两岁时婆婆就走了，没有多少印象。但母亲和他们家的晚辈还是经常往来的。婆婆娘家的侄儿媳妇有一年到我们家来躲计划生育。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大队还有人来我们家打探过消息，是在屋外的大路上问的，没有进屋。母亲回说没有人来。母亲回话时，那个媳妇，我称长辈的妇女当时就在我家屋里。要是那人到屋里来一搜，多半逮个正着。随后不几天，大肚子回去了，后来生了个双胞胎。有一年婆婆娘家一个侄儿结婚，母亲打发我去走人户。到了后，他们对我这个晚辈很热情，先让我打长牌，不会，又安排打麻将。我那时只是一个未经世事，本本分分的学生。哪里懂得这些。他们大概看出我不是个人物，让我自由活动去了。当我长大外出求学和参加工作后，更是没有到那边去了。想起几年前姑母的大女儿，大表姐王成淑在一次相聚时说的“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认不到”时，心里一方面感到酸酸的，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正是这样。
某天，一个陌生电话响起。经来电的自我介绍，原来是初中的同学。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我电话号码的。大家现在同一个城市居住了，互相又开始往来。不经意间又联系上了几个也先后闯入这个小城的同学了，于是在周末无事之际打堆聚会。经过多年打拼，这些同学有的成了老板、老总，有的成了局长、副局长，有的成了护士长，有的成了乡长、派出所长，也有的成了作家。大家邀邀约约，都不到别人家里去，只是在外面喝茶，喝酒，k歌。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种走人户的方式？如果是，那我们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人户可就渐渐地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了。或许，这既是“远亲不如近邻”的现实版本罢。当然，这更多还是一种心理上的因素。想起一首写在城里居住的亲戚间的小诗：在吃饭的时候还能坐坐/好多时候/已成了点头之交。
打工潮还没有兴起时，大家祖祖辈辈世代居于一处，几辈人发展下去都还能经常往来。自从“跑远凼”挣钱养家糊口后，不要说三代四代认不到，就是老表弟兄都各散五方了。我那些姨夫的孩子们，比我岁数大的，和我岁数差不多的，都已在外打工多年了。在他们长期打工的地方无论是否买房定居，从实际意义上说是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生活了的。如果我们有一天异地相逢，双方发生口角甚至肢体语言，不自报家门肯定就成陌生人对待了。中国历史上有“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和“填四川”四次人口大迁徙之说，现在打工浪潮方兴未艾，人们，尤其是农村的绝大多数往往不惜举家围着生活转，哪里合适就在那里住下去，感觉不对了又拜拜，该又是第五次的人口大调整了。或许处于浩瀚宇宙系一隅的地球随着人类交通运输工具日益发达，将地球变成地球村是历史发展的使然罢。现代人对工作或者事业的感兴趣，加上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致使那些有血缘亲戚关系的“人户”，势必淹没在这样的“树挪死，人挪活”的大环境中去了。也许是鉴于此，当下有的家族又开始重视修族谱，立此存照，让自己和自己的儿孙辈能够知晓各人的来龙去脉和根系渊源。
王摩诘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心有戚戚焉。
今天去上班
她问，上午不去买票？他说，去遂宁的车每次都坐不满。干脆吃了午饭提前一点时间去，买上票不回来，等在那儿直接上车就行了。她很多时候都听他的，这次自然也是。
午饭的时候，难得喝酒的他喝了一口枸杞+桔子+冰糖泡酒。这还是她父亲的桔子引出来的事情。那一次，他回家，看到家里许多桔子，小小的，不中吃也不中看。可是老人家费力从老家树上摘下，再驮到城里来，不容易。总不能前脚进屋，转身就扫地出门了。他想到了泡酒。虽说自己不喝，做点啥事，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饭毕，小孩在茶几上玩上午他们一起买回来的拼图。他俩靠在沙发上。她饭前吃过熬的中药。说声瞌睡来了，就倚在沙发上睡过去了。他一改上班期间要午睡的习惯，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也许加上喝了点酒的原因，有些迷迷糊糊的。可不能睡，要掐着时间去车站。
1:20分了。他叫醒她，两人胡乱地收拾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他自己的换洗衣服都在随身携带的包里。收拾的，是一些吃的：她父亲送来的柚子，他嫂子送的干桂圆，还有核桃、枣子。这些本来是她吃的，因为孩子很少吃。但是她这一段时间总感到不饿，气鼓饱胀的。昨天，他陪她去看医生，在那个有名的“李胜道诊所”，医生把脉，开了中西药搭配吃，还说了一大堆禁忌的东西，什么红苕、洋芋、水果、酸辣等，还说要忌两年！回到家中，他问她，以前好像有个医生也说过的啊。她说那是在中医院，说的是忌半年。
她照例送他到车站。他笑着要她去买票。自他回单位上班后，他们商量了，他收入低了，暂时就用自己的工资。不过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分过你我的，毕竟一口锅舀饭吃，哪能这么泾渭分明。没料到售票员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去遂宁的票已经卖完了！这时已经是下午1:40多了。错过这班车，不能及时赶到遂宁车站，就不能及时转乘车去到上班的城市了！想起给领导请假，要陪她去看病时，领导又一次说到，最好在上班的城市买一套房子，让一家人都过去的话。领导说，这样跑来跑去可不是办法呢。拖家带口，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得好。只是他，和她，还有他们的家，都是不逾矩的人和家庭。要是不能准时上班的话，领导也许又要说道了。她也一下子懵了似的，不知如何是好。他的额头出汗了，他想起一个词：汗出如浆。他带着她坐到候车厅的椅子上去。他的办法在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
他说，给邹梅打电话。邹梅是她的表嫂，和下午2:10分这趟车的老板熟悉。他希望能坐上没买上票的这个车的售票员位置什么的，总之要能及时出发。结果反馈回来的消息是邹梅的熟人的车有两三天都没有跑了。继而了解到这趟车最近几天下午都没有应班。他果断决定绕道成都，如果到成都天晚了，赶不上滚动发车的末班车，就在五桂桥去打组合。反正要在今天之内回到上班的城市。
去成都需经过南充、遂宁两个城市的绕城公路，大概要三个半小时左右。在车上，他想了很多。去年11月份，他答应领导，毅然辞掉在外打工的工作，不再在民营企业的野外项目上当负责人，管那一两个亿的工程，三五百的工人了，回机关办公室上班。从收入上来说，两者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但他有他的考虑，一是在外漂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尽管他很多时候都在想，再干几年，就给自己退休了；二是他是在单位成长起来的管理人员，对单位还是有比较深厚的感情的。说穿了，他愿意将自己的精力在不过分计较报酬的情况下奉献给单位，让自己不愧对单位；第三呢，他虽然从事的项目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的工作，但业余时间喜欢看书，偶尔还码字堆垛一下，他想用自己的笔，为单位写一本书，或者一本书的文字。他现在已经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了。几个月前又递交了申请书，申请加入省评论家协会。对此，他有信心，因为一家日报为他推出了评论专栏。
他用一段时间做通了她的工作，他的底牌就是在机关稳定了后，将她和孩子团到一起，再不两地分居了。他又想起几年以前，他从工地上回到家里，教育孩子时，孩子竟哭着对她说，妈妈，我们不要爸爸了！又有一次，他在家惹着孩子了，孩子朝他嚷：你各人走！走？走哪去呢，这就是他的家啊。想到这里，他不禁哑然。于是又想起他一个同事回家时，孩子问，叔叔，你为什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呢？当同事的老婆告诉孩子那是爸爸时，孩子仍然叫叔叔。不过有些想不通，便对着同事留在家里的照片喃喃自语，叔叔不是我爸爸啊，可他为什么又要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呢？
在机关上班已一年时间了，他这个半路出家转行到办公室工作的中年人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有规律的工作。倒是别人，对他说什么的都有。家中的兄弟两个，一个保留意见，一个多次反对。至于外面的朋友，大都为他的选择匪夷所思。也有的认认真真劝他，赶快回头是岸。但他终究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还有十多公里到成都十陵车站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她的。他们每天都要通话。为此，他觉得很温馨。她也许是一样的感觉吧。有一句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他们既不年少也不年老。两种因素兼而有之。要不，咋叫一家人嘛。他想。她问，到了吗？他知道是在关心他下一步如何坐车。在车上不方便絮叨，他让她网上查询一下成都去上班城市的火车，班次、时间、票价等情况。她一一照办。在这时不时的联系过程中，他先搭乘一辆摩托，到成渝高速路口，了解坐组合车要六十元，与她在网上了解到的三四十元有近一倍的差距，不免心里有种受骗的感觉。再打的去五桂桥。还来不及下车，就有人围上来，问去哪儿。他说了目的地后，即被引到一个商务车上了。问价，还是六十元。他认为有点高，年轻的驾驶员兼老板马上大倒苦水，我还要给我们老板缴两三百呢。所谓的老板，就是那些带他上车的人的团体负责人。说这地盘是那些人的码头，是肯定的。还可以说那些人是地头蛇吗？他不知道，也不能乱说。他在心里安慰自己，算是花钱买了个明白吧。比起在成都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匆匆地赶车，撵回去上班，还是划算的。
只有7个座位，加上加座9个座位的面包车，挤上来了13个人。当驾驶员老板还要往最后一排塞一个人进去时，遭到后排的强烈反对。没加上来，驾驶员老板心中一百二十个的不舒服。一会儿念叨，哪个害怕挤着了，可以调换位置，甚至和他调都行；一会儿又说，大家要理解一下嘛，他家里娃儿还等着他挣奶粉钱和尿不湿回去呢；一会儿又说，老板收了他270元钱，不让他多载一两个人，他的心里始终鲠起着。边说边走，结果又到了他开始下车的成渝路口处，本以为就这样上高速了，可面包车竟还是掉头过来，强行又上了一个急于赶路的旅客。
本以为这一车人都是到他上班的城市的，在车上听大家闲聊，才知道不是，有的到简阳，有的到内江，有的到资中，只不过是一条路线的罢了。他前排，也就是和驾驶员并排的坐了两个女人。两个的话最多，唧唧呱呱说过不停。从她们嘴里，他知道有个女的是卖摩配的。平常用的手机号码竟然有4个。如果一个号码是一个窟的话，那么她比狡兔还要多一个。她本来也有车，只是这次没有开来罢了。她对驾驶员说，她的技术不好，所以每次开车之前都要检查一下车况，如燃油、黄油、轮胎、水什么的。一样都不拉下。年纪不上三十的驾驶员在她的提醒下，恍然大悟，说明天一定要检查一下黄油了。接着称道卖摩配的女老板，这个开车的习惯很好，值得大家学习。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到他上班的城市了，面包车竟然不下高速。它将他送到离高速收费站还有二三十米的地方就靠边，要他付钱，下车。他开始还提出要面包车送出收费站，可驾驶员坚决不送，说管得严，查到不得了。
刚要走出站口，就遇到一个中年的胖胖的男子堵在站口问他去哪儿，坐不坐车。一问价，要15元。他估计着还价，说高了。恰在此时，他看到一辆出租车转弯，正要从他们前方开过去。胖子也注意到了，说，你去问出租看是多少嘛，肯定还要高呢。结果出租说打表和不打表都差不多，10元。他于是径直上了出租。
在途中，他和出租聊到坐组合车的事。出租说，他应该选择坐火车，而不应该乘坐野租儿。野租儿载的人多，不安全，没有也不可能有保险，出了事情更是不能负责。
等回到住处，已是十点多钟了。他打电话回去报平安，还告诉和原来乘车的路线相比，时间上晚了两个小时左右，车费也贵了近一倍。她说，好的，早点休息吧，明天要上班。他知道，她也要早起做饭，娃儿还要上学呢。
简单洗漱后，他躺倒床上，合上眼睛，送走了这个星期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