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泡沫经济
1985年，校园里静悄悄的。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从教室里传出。鸟儿在天空飞过，也停止了歌唱，仿佛害怕打搅读书的孩子。
忽然，“丁零零”一声铃响，读书声像是被一把大剪刀剪断了一样，校园里忽然静了一下，随即，“老师再见”的声音从每个教室里传了出来，“轰”的一声，无数小朋友从教室里涌出，说着笑着向操场跑去。
瓜子就是其中之一。这时学校的大喇叭早已响起“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蒋大为的《北国之春》舒缓地响起。很快，小朋友们来到操场上，列队完毕，广播操就此开始。
瓜子不知道，这《北国之春》却是来自日本，原唱者自然也非蒋大为，而是日本著名歌唱家千昌夫。这一年，38岁的千昌夫发行完毕最后一曲《あんた》之后，宣告退出歌坛，不问世事，原因很简单，他的事业如此成功，早已达到财务自由。于是，打这开始，他便整天坐在家里修身养性。
然而，他的清静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因为这一年9月，日本在美国逼迫下，签订了“广场协议”。
我们谈到“泡沫经济”，必然会追溯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每个人都能连篇累牍地讲出其强大影响：
“广场协议”签署的三个月之内，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50日元，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从签下“广场协议”的1985年开始，在以后的十年内，日元汇率每年平均升值5%。
换言之，只要把手头上的货币换成日元，就算什么也不做也可以保证每年5%的收益，而且可以稳定地连续收益十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所有做实业的兄弟都明白，除了房地产以外，实业领域每年回报达到5%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全球投资人的那种欣喜若狂——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于是，日本人民惊喜地发现，他们脚下踩的土地和家里住的钢筋水泥变成了宝贝，只要买入，接下来就等着大把大把地数钱吧。作为“追求最高回报和最大收益”这一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反映，在暴利驱使下，日本爆发全民炒楼的热潮。这种情况下，日本楼市泡沫横飞，直飞上天。在最疯狂的日子里，国土面积只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37.78万平方公里），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939万平方公里）地价总额的4倍。其中，1990年时，仅东京都一地（2187平方公里）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
千昌夫老先生也想发财，他拿出全部积蓄投入房地产，短期内便成了超级富豪，名下办公大楼达到50幢，其他商业地产、海外酒店不计其数，遍布欧洲、澳洲、美国、日本，号称“会唱歌的不动产大王”。
有句台词说得好，“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不动产泡沫界也有句话，叫作“爬得高，跌得狠”。
有道是晚痛不如早痛，1989年，面对国内经济的疯狂态势，日本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仔细考量之下，东京政府决定主动下手，用“早痛”替代“晚痛”。这一年，东京开始采取紧缩措施，着手针对泡沫采取强力的（强力的，而非有效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降温措施，这个所谓的降温措施，便是加息、收紧贷款云云。比如，一年之内，日本的贴现利率从2.5%提高到了6%。种种压力下，楼市炒家的获利空间急剧缩减，于是，他们很快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撤退。
国际资本获利后撤离，这在1991年后逐渐成为主流，其直接结果就是高高在上的楼市忽然失去了资金支撑，随后的形势发展“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日本房地产泡沫随之迅速破灭，房地产价格暴跌，四年之内，房价折去一半。局势发展到1993年，日本房地产业已经全面崩溃，凡是牵涉到房地产的企业纷纷倒闭。这一浩劫，遗留下来的坏账高达6000多亿美元。这次泡沫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还直接引发了严重的全国性财政危机，受此影响，日本迎来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萧条和低迷——直到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在自欺欺人地喊“要带领日本走出衰退”。
千昌夫大叔没有国际炒家那么幸运，虽然教他投入全部身家全力炒房的妻子是美国人，但是美国资本获利撤退的时候，却没有通知到他，于是会唱歌但是不再唱歌的“地产大王”、超级富豪千昌夫变成了负债1000亿日元的超级“负豪”。
20世纪80年代便已退休的歌王，于1991年重返歌坛，甚至2011年在台湾省，我们依然能看到千昌夫商业演出的广告。那千亿日元的债务压在他身上，让他在垂暮之年依然四处奔走。
千昌夫只是日本经济的缩影，大家指责日本当局举措失当的同时，都忘不了将更多的警惕放在美国人身上。没错，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大背景，就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必然结果（“亚太战略再平衡”是奥巴马的口号。在2009年9月24日开幕的G20会议上，奥巴马抛出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概念，并将其定为一号议题。）。
二、“雁阵模式”
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早已衰退。
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汽车业则是美国制造和美国经济的脊梁，但是这个脊梁却被强大的日本汽车制造业打垮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占据了美国汽车市场30%的份额，而美国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却从二十年前的接近100%下降到50%以下。
不仅是汽车，在打印机、随身听（便携式录音机）、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机器人等方面，日本都建立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绝对优势。今天的世界，最时髦的消费品是苹果，而1980年到1990年的世界，则是日本产的Walkman随身听。1991年，索尼卖出了1亿台Walkman，这个成就，如同2015年的苹果卖出2.3亿台iPhone。如此强大竞争力的结果便是，1990年美国贸易赤字的六成都来自日本。
日本制造如此强势，除了日本本土的强大竞争力之外，还有来自日元经济圈的强大竞争优势。我们通常把这个架构称之为“雁阵模式”：
一、日本提供资金、技术、管理，是领导者，叫作雁头；
二、东亚、东南亚如新加坡、韩国等国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以及此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也就是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如东南亚盛产的石油、橡胶、棕榈油等），是为雁体和两翼；
三、中国作为最低级的成员，提供原材料（如各种矿石、木材）和能源（如石油、煤炭，秦皇岛港是当时对日本出口煤炭的主要港口），以及技术含量最低级的工业品（如纺织品），是为雁尾。
因此，翻翻当年中国的外贸记录，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外汇储备就是靠卖资源、能源和苦力，一点一点艰难积攒起来的。而且，从1978年起到2001年底，攒了24年，才2121.65亿美元。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拍摄的电视剧有很多雷同之处：提到城市，就是搞改革，打破大锅饭，比如讲废品收购站改革故事的《破烂王》；讲到农村，则必然是引进外资，而项目，则必然是纺织厂，比如《双桥故事》、《颍河故事》。
事情很清楚：在雁阵模式的分工下，中国被分配到的角色，决定了这些电视剧的剧情。
现实也是如此。于是，一个传说从某编辑部传出来，流遍全国：森林覆盖率仅仅12.7%的中国，向森林覆盖率75%以上的日本出口木材做筷子。据此，某编辑部成功诱导大家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人不爱护环境，所以素质低；日本人宁可多花钱进口国外木材，所以素质高。事实上，在“雁阵模式”的安排下，砍伐日本本土的木材，成本远较进口木材为高，这跟素质高低无关，只跟各国在“雁阵模式”中的分工有关。
事情到了2017年9月15日，事情终于完全反转。台湾《中时电子报》一篇报道告诉我们，“大陆已是世界最大的木材进口地，且日本木材最大的买主是大陆。日本2016年向大陆出口木材总值98亿元人民币，比前年增长48%”。所以如此，无他，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而已。
中国在雁尾的位子上苦苦挣扎，而日本人的日子，却越过越舒坦。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一切，都要拜“雁阵模式”的良好运转所赐。日本国力飞速上升，直追步履维艰的美国。于是，自负的日本人相信，全面赶超美国的日子就在眼前。在日本人眼中，在美国人眼中，甚至在全世界人眼中，下一个世纪必然是日本的世纪。于是，日本人的企业成了全球学习的榜样，日本企业家纷纷写书出版，把自己和日本经济吹得天上少有，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这些大名一报出来，便如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一样，具有令人纳头便拜的魔力。
百思不得其解的美国人则跑去电影院看《超级魔鬼干部》，这部电影讲的是一家美国企业濒临倒闭，工人们朝不保夕，走投无路之下，请来了日本人当老板，于是企业就活了，大家也保住了工作。看完电影，大家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比起美国，日本技术更加先进，管理更加有效率。
美国人的愤懑无处发泄，于是拍了《Rising Sun（旭日东升）》。影片中，一堆金发碧眼的美女围着一帮猥琐的日本老头子转，看了就让美国人生气。
所有这些怨气集合起来，美国国家意志和民间意志高度统一——要打掉“日本丸”这艘超级经济航母对美国的威胁，这就导致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
三、“爱日本、拼经济”和“只给野熊走的公路”
1999年夏，传奇教师鬼冢英吉一个人来到了北海道，他骑着摩托车从地平线上出现，进入了偏远的小镇幌比内。作为成功的“麻辣教师”，他成功解决了镇上的两个问题学生的心病。三个星期后，他骑着摩托车再次一个人离开，消失在地平线。
大家都知道，这是当年的大热门影片《麻辣教师GTO》电影版。
那条鬼冢来来去去宽阔的高等级马路，简直可以直接供战斗机起降。然而，鬼冢英吉之外，只有一个贼、贼引来的警察、采访捉贼事件的漂亮姐姐藤原纪香走过这条路，这种公路被日本人戏称为“野熊才会走的路”或者“给猴子修的公路”。这便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的结果。
经济上的溃败，难免会反映在政治上。与之相应的是，自1991年到2000年，日本政坛上，出现了7个首相：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他们走马灯般上台下台，将记忆力极好的瓜子弄得晕头转向。
为了振兴经济，每个首相上台后，为了向选民表明自己“爱日本，拼经济”的决心，都会很快宣布“×万亿日元”、“××万亿日元”，甚至“×××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一个较小的副作用是：初时，瓜子震惊于数额的庞大，后来见到频繁的刺激措施似乎仅仅带来惨淡的效果后，直接导致瓜子对“庞大数字的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失去信心也失去兴趣。
日本政府也从1992年8月开始以追加预算的方式实施了十余次经济振兴计划，1992年到1999年，日本发行的普通国债约达142.28万亿日元，用于刺激经济的财政投资达125万亿日元，再加上1997年以来为稳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总额将近190万亿日元，总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从1993年的67.9%上升到2000年的135%。（唐有东《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这专门为刺激经济拨出的大笔资金，在日本国内并未真的得到“刺激经济”的效果。于是，直到今日，日本政府的巨额经济刺激措施仍然不断出台。
在大笔的日元投资资金形成的巨额流动性的推动下，按照规划，在日本已经布满了铁路、公路、机场的狭小国土上，连续不断地开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烦恼的日本人发现，经过连续百年的建设，日本国内已经没有地方容纳这些铁路、公路、机场了。于是，滑稽的场面出现了：在已有的铁路、公路旁边，建造起止、走向、功能相同、平行的第二条、第三条线路，或者硬把山包上一层水泥外壳，或者在荒凉绝域的北海道建造高等级公路——这些路上常年没有人迹，只有野熊出没，于是有人讥讽日本人造了“给野熊走的路”，或者在鸟不拉屎的荒凉绝域建设机场——管它有没有飞机起降，反正刺激了经济。我们在电影《麻辣教师GTO》中看到的直通荒僻小镇幌比内的那条高等级公路，就是日本当局荒唐的经济政策刺激出来的可笑产物。
持续多年的治理之后，日本坏账数额之巨大让人看了就头大。余永定先生在《2002年日美间的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中说，“在过去的10年间，日本已经处理了1万亿美元的不良债权，目前仍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不良债权需要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