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悲惨地位，随着外部环境的剧变，以及内部改革推动，迎来上位的良机，这个国家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
1999年5月，瓜子走出学校大门，顿了顿，想起前几日，就在学校另外一个大门口，一个师兄对着一位女同学大喊：“我是个男人啊！”而小嫚则哭得梨花带雨。
发生了什么事？瓜子想不明白，只是习惯性地疑惑一下，笑一下，继续走。
学校不远处是四方路菜市场，瓜子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斤大排（肉已经被剔得剩不下多少了），然后往回走。葱姜是现成的，酒精炉的酒精是足够的——瓜子一边琢磨，一边走到街边小店，打了两斤散装啤酒，才花了2块4毛钱。
“真够便宜的。”瓜子正在想，抬头看到马路上的大幅广告牌——“楼盘，2000元一平方”——不禁骂了一声，“打劫啊，这么贵。”
可不，瓜子去年在松山路菜市场，花1块钱买了6斤黄瓜，整个宿舍7个人吃了两天——一个平方2000元，不就是12000斤黄瓜吗？
瓜子把大排拎回宿舍，把装着散装啤酒的塑料袋挂在门锁上，然后熟练地架上酒精炉，开始炖排骨。
十里樱花，香飘满街。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瓜子的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老爸每月给360元的生活费，加上拿的奖学金啥的，瓜子从来没有感觉窘迫过。休息的日子里，弄些东西改善生活，还是很容易的。
瓜子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紧缩”之中。
紧缩的原因，除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紧缩这个大环境外，还要加上当时的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的缘由，专家们见仁见智，这里只说瓜子亲身经历的一个小事来供大家品评。2007年夏天，在某国有铝制品企业破产后的废墟上，瓜子无意间拣到几张旧日的质量控制表。上面记载了1988年某日，铝制高压锅、铝壶成品合格率是87%——换言之，废品率是13%。
做企业的人，或者现在正在工厂工作的国人，都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这个数字，在当下我们的工厂里，是个什么水平。以这个效率做企业，简直是在开玩笑！
这个例子并非无关瓜子的痛痒。事实上，瓜子有几个亲人，当时就在这个企业工作，企业破产后直到今日，他们的生活依然困顿。
铁一样意志的当家人，致力于拆除旧的、不具效率的经济因素及其附着的经济架构。而另一方面，作为“阵痛”的表现，是大批的企业倒闭、大批的工人下岗。于是，中国经济体开始了暂时而又剧烈地减肥。作为这种局面的一个注解，瓜子每次寒暑假在家，别人问他父母单位时，都会羡慕地提一句：“嗯，那个单位效益好！”瓜子当时年少，除了沾沾自喜外并没有多想什么。而今日想来，这一句赞叹中，包含了多少源于生活压力的叹息啊！
国内外的因素叠加起来，导致了较强的通货紧缩。而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之间互相欠债，最终大家都因为缺乏现金流通，而无法经营下去，这就是“三角债”。
在江浙商业文化的熏陶下，瓜子未来的岳父胼手胝足，经过三十余年的打拼，从一个小学未毕业的农民学徒工，变成了一家小工厂的厂长——而且营业状况很好，订单也很多。
然而，每次出货，收回的都是欠账单，却无法兑换成现金。而购买原料，若不用欠条来“支付”，就只好把自家存款填进去。能够用欠条来“支付”，大家就不会用现金来付账。最后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欠条驱逐劣币。
撑了几年，岳父的工厂终于在1999年关门，岳父和厂里全部工人一起失业了。此时，在海的另一边，瓜子正享受着通缩的好处：专心而悠闲地看着咕嘟咕嘟作响的酒精炉，里面炖着廉价的排骨，正等着肉熟，好大口喝酒。
不用怀疑，在通货紧缩的大背景下，瓜子逍遥的时候，大批企业已经倒闭，大批工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根据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收入的减少，将会逼迫人们压缩开支，于是，企业会发现购买其产品的订单减少。由于销售量锐减，企业收入也随之锐减。经营困难的企业将会发现境况更加困难，甚至会因入不敷出而倒闭。这将逼迫企业做出痛苦的选择：要么关门，要么裁员。于是，更多的劳动者因此而失业——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普通百姓的收入再次下降一个台阶。
于是，噩梦般的循环开始，社会将陷入“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加重通货紧缩→更严重的经济萧条……”这样的无限恶性循环中去。
因此，为了打破这个循环，首先需要扭转通货紧缩的局面。当时具体的举措，就瓜子了解，至少包括如下两项：
一、政府增加开支，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举措，直接为相关的企业提供了订单，维持了它们的生存甚至扩张，并且维持、增加了企业员工的收入。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例，在1990年后的十年中，山东省完成了从0公里到2000公里的跨越，到2002年8月，省会济南与全省16个市驻地全部实现由高速公路相连，高速公路达到2411公里，仅1998年——2002年的四年间，就修了1500多公里。
二、推行三个产业化——教育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目的是在民众必需的经济领域内，促进民众加大支出、加大消费。
我们把上面瓜子罗列的恶性循环逆向推理，于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消费增加，现有企业收入就会随之增加，新的企业也更加容易生存，不但可以让现有的职员保持收入水平，还增加了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从工作中获得劳动收益或者增加收入。这样，他们就能够有钱去消费，从而再次扩大消费。
如此下去，至少从理论上，国家就可以预期进入“消费增加→企业盈利改善→民众收益增加→民众增加消费”的良性循环中。这样，国民经济就会好转。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前景，实际操作起来，还有很多困难。
回顾前文里瓜子在街头看到的楼盘广告牌，就是当时房地产开发的一个真实写照。
三个产业化的利弊，暂且不表，但在当时，这是形势使然。
虽然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然而直到1999年5月，“通货紧缩→经济萧条”的恶性循环仍然未能得到彻底扭转。于是，作为这个不利状况的一个意外注解，就是瓜子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实施数年后，仍然能够以极其低廉的成本过着逍遥的生活。
故而，中国需要额外的大量流动性注入、额外的信用货币扩张来扭转通货紧缩的噩梦；需要额外的市场扩大，来容纳中国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从而支持企业的快速成长，并且在成长中改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进而在更高层面上支持中国急需而又必需的产业升级。
但是，这些“额外的”，通过什么路径来解决呢？
高层选择的道路，就是加入WTO，融入国际市场，从那里得到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些“额外的”东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为此努力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