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故事引论
就文学而言，散文无疑是距离实用最近的体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创造之美，无处不在。散文的特异之处，就在于能够通过实用的渠道把文学之美最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中国古代的散文，包括了属于韵文的骈文和辞赋，可以说囊括了诗歌、戏曲、小说之外的一切散行文字，数量之多，应用范围之广，称得上首屈一指。
对中国文学稍有了解的读者，言必称唐诗、宋词、李白、杜甫，却很少有人能够提到六朝骈文、唐宋古文，或者韩、柳、欧、苏，这大概首先在于诗歌之美容易体味，散文之美却难于把握，因而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史更是所知了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对如此庞大而有价值的文学遗产不能尽情地欣赏，岂不是人生一大不可弥补的损失？对古代散文的源流、发展，它多样的体式、众多的杰作，以及它的明星作家和掌故逸闻一片茫然，实在愧对祖先的天才创作。由此说来，了解中国古代散文及其历史实为必要，故而我们真诚地将这一篇奉献给有兴趣的读者。在论述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将古代散文历史的曲折流程作一概览。
文字出现于中国历史，是一桩不次于开天辟地的大事因缘，中华文明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早在商周时代，先民就开始将简单质朴的文字，镌刻于龟甲之上，雕镂在金石之表，来表达他们祈求平安、繁荣与幸福的热情和渴望。迄今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以卜辞居多，它们不仅已经具备记事表言的语法功能，而且还表现出若干基本的修辞技巧。顾名思义，金文多铭刻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皿之上，今天所见的不少周代后期的铭文篇幅较长，多达数百字，语法功能、修辞成分较之甲骨文都有所增强，这充分说明了文字表达能力的进步。古朴的龟甲之文，凝重的金石之音，是我国先民思想情感的最早记录。商周时代不仅是中国文字的创始时期，也是中国散文文体初步形成的时期。
春秋战国，诸子勃兴，百家争鸣，这是哲理散文的黄金时代。物质贫乏，战乱频仍，却造就了诸子思想和文采的灿烂多姿。《论语》、《老子》中的哲人语录，简短却意味深长，平淡而动人心魄，不朽的魅力穿越千年的时空，渗透到二十一世纪的整个人类世界。翻开《庄子》，读者的想象力就仿佛化为其大不知几千里的鲲鹏，扶摇直上到九万里外的云霄，又如同梦境里翩然飞舞的蝴蝶，亦真亦幻，泯灭彼此，物我两忘。将人生艺术化，把艺术人生化，不知后世有多少文学艺术的创造受到了《庄子》哲思和灵感的泽溉。墨子是一位苦行而富有同情心的宗教家，文字虽不华美，却用他最谨严、最有条理的实用逻辑完美地说明了他的功利主义哲学。《孟子》凭着一股充沛的浩然之气，滔滔雄辩，一泻千里，把儒者的道德自信发挥得酣畅淋漓。另如荀子之文的质朴简约，韩非之文的深刻明切，不一而足，无不是那个遥远时代高贵思想的鲜明展现。中国古代散文具有富于想象、长于说理、逻辑严谨、气势丰沛的优良传统，其根源无疑要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哲理散文。
从秦到西汉，是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成于秦代的《吕氏春秋》，以及汉初陆贾、贾谊、刘安等人的政论，文风畅达，纵横捭阖，颇能承续先秦诸子的遗风。不过若论汉代散文的主流，则非赋莫属。“赋”本为《诗经》六义之一，原指铺陈的表现手法。汉代初年，像贾谊《□鸟赋》、《吊屈原赋》等以赋名篇的作品实际上同楚辞风味接近。到枚乘、司马相如，两个方面得以结合，“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汉代大赋才最终形成。典型的汉代大赋多用华丽美艳的词句，极尽夸张之能事，用以润色帝国鸿业，娱乐帝王和诸侯。大赋之中包罗万象，细大不捐，赋家就像是无所不知的博物学家和文字学家。虽然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未免枯燥，而且生僻难识的词句随处可见，不过其中总揽天人的容量和贯通古今的气势，汉代士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以及富有崇高感的煌煌大美，无不是强大汉帝国的真实写照。
有追求就难免有挫折。古代士人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的毕竟是少数，歌颂盛世鸿业的同时，更少不了用他们所擅长的赋寄托人生的感慨，赋作的视角也自然而然地从宇宙、世界转向作家的情感天地。循着这一演进方向，魏晋时期，以个性化、抒情化和小品化为主要特征的小赋成为辞赋的主流。南北朝可谓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唯美时代，文学上重形式、重修辞的风气无所不在，赋的骈偶程度也大大加深，通篇对仗的赋作与一般骈文无异，而且特别注意声律和音节，成为“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骈赋。唐代科举把赋作为考试内容，在骈赋的基础上人为地限制声韵以命题，骈赋遂演化为格律更为刻板的律赋。唐宋古文家猛烈抨击科考所用的律诗律赋，却始终未能达到目的，于是他们就在科场之外，将古文的笔法融入赋的写作，这种做法由唐人开端，到宋代方得兴盛，这就是文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的赋，发源于先秦，至汉代蔚为大观，在政治、学术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历六朝、唐、宋而体制屡变，绵延不绝，不能不说是古代散文史上的一道奇观。
从《周易》等先秦散文开始，对偶句式就时有出现，有时甚至占了相当可观的篇幅。偶句以其特有的外观和节奏，使文章的句式更加错落，增强了文章的表现能力。从先秦到汉魏，骈句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文学自觉的进程的推动之下，对偶、用典、音律和辞藻等形式因素一一俱备，形成了兼具对称和谐之美与诗歌韵律的骈文。六朝时代，骈文独霸文坛，散行文字被挤到了边缘。骈文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体，最充分地体现出古人对文章纯美价值的追求。它用层叠的典故寄托情感意念，既铿锵跌宕，又典雅含蓄：“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艺文类聚》九十三，《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鸟儿翻飞，鲜花炫目，幽深的翠谷犹如世外桃源。字面上一片引人入胜的明媚春光，谁能看出这优美的词句实际上寄托着作者对赠与骏马者的感激之情呢？这就是品味骈文的妙处，这也是阅读骈文的难处。修辞过了火，就不免成了阅读和欣赏的障碍，让人不知所云。骈文遭受到那么多批评，原因多半在此。
到了中唐时代，伴随着政治改革的声浪，以韩愈、柳宗元为精神领袖的古文运动乘势而起，主张彻底颠覆骈文，恢复先秦散文传统，以便复兴儒学，挽救政治，因为明白畅达的古文显然比靡丽缠绕的骈文更有利于明道。古文家虽然以复古为口号，实践的却是革新路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古文运动在晚唐走向衰落，古文写作却薪火相传，绵延不绝。长于揭露时弊、批判现实的小品文，在骈文复兴大潮的重重包围之下仍然放射着光辉，闪耀着锋芒。
北宋中期，又一轮文体革新的巨浪借着政治改革的风潮兴起，欧阳修、苏轼等人推动古文运动取得了更加成熟和普遍的成就，古文的优势地位才最终确立，骈文从此完全退守到公文领域，骈文、古文的对峙格局至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透过明代茅坤提出的“唐宋八大家”之说，可以看出唐宋古文家影响之大。八家之中最杰出者莫过于韩、柳、欧、苏。如果说韩文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大河，柳文像穿越谷涧、鸣响着佩环之音的叮咚溪流，那么欧阳修的古文就是水波潋滟的清池陂塘，苏轼之文则是激荡着惊涛骇浪的汪洋大海。他们同为宗师而风格各异，就像一枝枝夺人眼目的奇葩，让中国古典散文的花园更加妖娆绚烂、多姿多彩。唐宋古文与号称一代之文学的唐诗、宋词并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永远的骄傲和典范。
宋代以后，骈文陈陈相因，越发僵化；明代科举所用的八股文属于骈文别支，本身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还对古文诗词的创作造成了不良影响。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奉古人为偶像，模拟古人到了乱真的程度，却毫无创新，缺乏个性，反倒失却了自家面目。在王派哲学的影响之下，李贽、袁宏道等人大力倡导“童心”与“真趣”，这种伦理道德层面上对个性解放的追求，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对复古主义的排斥和批驳。文学史上所谓的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和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前后相继，主张写作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形式自由、手法多样、适宜张扬个性的小品文由此成为最能反映晚明文人思想情趣的一种文学样式。在晚明小品中，触处可见作者对自然山水、社会百态的发现和体验；他们笔触灵动，在经意不经意之间，既流露出真实的生命欲望，更寄托着超凡脱俗的思想个性和文化情趣。晚明小品为中国古代散文史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霞彩。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随之而入的欧风美雨也开始向中国传统文学发起强劲的冲击。应用范围最为广泛的散文在东西文学的对撞交流中吹响了文体革新的第一声号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梁启超等人首先振臂高呼：散文语言从文言走向白话，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面向社会的近代传媒报章，抱定改良民智的宗旨和信念，冲破了士大夫的雅文学观念，实现了散文语言的通俗化；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白话报刊的出现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对文言文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人们对白话文的接受提供了心理准备；后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终于全面推广开来，既用于日常文字交流，也用于文学散文的创作。两千年来言文分离的情形终于为言文合一所取代，散文写作开启了全新的篇章，中国散文的古典时代也就到此落下了帷幕。
综观中国散文发展演变的大势，如同连绵不绝的长江之水，发源于云天混茫的高原，峰回路转，九曲十八弯，逐渐融汇成宽广浑浩的洪流。一路上有清波潺湲，有惊涛骇浪，时而水波潋滟，时而急流险滩，总之可以说是变幻无限而光景常新。愿接下来的叙说能够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引导广大读者进入中国散文历史的斑斓世界，去欣赏她的朝晖夕阴和云蒸霞蔚，去领略其中的千岩万壑与草木葱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