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雹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飘飖武威，羁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
庾信的《哀江南赋》之所以了不起，主要在于把抒情和叙事同，把个人遭遇同国家、民族的命运像水、乳一般密切结合到了一起。汉代大赋虽说气魄宏大，但只是偏重于宏大场面的描写，缺乏叙写宏阔历史过程的深度，而且赋里面没有作家个人的感情抒发；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逐渐重视抒发作家情感，但是所抒发的情感又局限在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里，或者是男女私情，或者是政治生活上的起落得失，都没有能够把个人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两相对比之下，《哀江南赋》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如本书第一篇中所说，唐代大诗人杜甫对庾信晚年的作品十分推崇，曾写诗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的确，庾信晚年生活经历上的巨大转折，造成了他作品中深沉、萧瑟、高大、深广的艺术特色，在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尤其深远。特别是杜甫，他那“忧愤深广”的“诗史”精神，正是对庾信晚年文学风貌的继承和发展。
四、浸染诗律的唐代辞赋
隋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朝廷出题，参加科举的士子按照题目要求作答，然后根据阅卷人的意见，选拔成绩合格的人进入国家官僚系统，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一般过程。从唐代开始，赋就成了科举中进士科的一项主要考试内容。唐代科举的门类很多，秀才、明经、俊士、进士等种类里头，进士、明经两种吸引的考生最多，特别是进士科，由于考中之后，比较容易飞黄腾达，所以士子们趋之若鹜。要想考中进士，还非得在作赋上下大工夫不可，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科举所考的赋，既不是汉代流行的大赋，也不是魏晋六朝时代时髦的抒情小赋，它叫做律赋。什么是律赋呢？顾名思义，就是在一般的赋里面加上声律的要求，主要是指押韵说的。早在科举制度实行以前，有些读书人为了进入仕途，为官做宦，就常常给达官贵人献上自己所作的赋，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引起人家的重视，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传统。科举考试要考赋，首先就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另外，既然是考题，就要规定一套特别的标准，既要让考生答题有所依据，还要让阅卷的人有个标准。古人想出来的办法就是“限韵”。具体地说，就是规定几个特别的字，作赋的时候就按照这几个字押韵，每一段押一个韵，不能出错，否则就叫“犯韵”，如果犯韵，几乎就没有被录取的可能了。当然，除了押韵这一方面以外，科举律赋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要求，不过那些要求就更细致、更苛刻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只知道押韵这一条也就够了。单这一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想想看，要想通过律赋考试，首先你得会作赋，其次你还要能把当时官方颁布的韵书熟练背诵下来，否则你哪能知道怎样去押韵？在这两条的基础上，还要把赋写得有声有色、有意境，这当然是难而又难的事了。
唐代有个很著名的故事，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和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都有记载。说是有个叫宋济的举子，排行老五，所以人们又叫他宋五。他考了大半辈子的科举，还是没考中。有一次考律赋，宋济又弄错了官韵，知道自己这回又考不中了，抚着自己的胸口垂头丧气，自言自语道：“宋五又坦率矣！”“坦率”是唐人口语，即粗鲁、粗心，意思是说这回又因为粗心考不上进士了。谁知宋济却因为这件事出了名，连皇帝都知道他了。后来主持科举考试的礼部每次向德宗皇帝呈送录取名单的时候，德宗总是会问：“宋五这回‘坦率’了吗？”可见律赋对声韵的要求是多么严格。
从中唐经晚唐五代至宋，律赋的限韵逐渐细密、稳固乃至僵化。据《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记载，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六月，明宗皇帝让中书门下仔细复核新科进士的律赋试卷，中书门下的官员们极尽挑剔之能事，吹毛求疵，几乎把每一处犯韵的情形都给列举出来了：
李飞赋内三处犯韵，李縠一处犯韵，兼诗内错书“青”字为“清”字，并以词翰可嘉，望特恕此误。今后举人词赋，属对并须要切，或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仍望付翰林别撰律诗赋各一首，具体式一一，晓示将来。举人合作者，即与及第。其李飞、樊吉、夏侯琪、吴油、王德柔、李縠等六人，（此下或有脱文）卢价赋内“薄伐”字合平声字，今使侧声字，犯格。孙澄赋内“御”字韵使“宇”字，已落韵；又使“膂”字，是上声，“有”字韵中押“售”字，是去声，又有“朽”字犯韵。诗内“田”字犯韵。李象赋内一句“六石庆兮并”，合使此“奚”字；“道之以礼”，合使此“导”字，及错下事“尝”字韵内使“方”字。诗中言“十千”，“十”字处合使平声字，“偏”字犯韵。杨文龟赋内“均”字韵内使“民”字，以君上为骖□之士，失奉上之体；兼“善”字是上声，合押“徧”字是去声，“如”字内使“舆”字。诗中“徧”字犯韵。师均赋内“仁”字犯韵，“晏（疑作“宴”）如”书“晏如”；又“河清海晏”，“晏”字不合韵，又无理，“晏”字即落韵。杨仁远赋内“赏罚”字书“伐”字，“御勤”字书“□”字。诗内“莲蒲”字合着平声字，兼“黍粱”不律。王谷赋内“御”字韵押“处”字，上声则落韵，去声则失理；“善”字韵内使“显”字，犯韵；“如”字韵押“殊”字，落韵。其卢价等七人望许令将来就试，仍放再取文解。高策赋内“于”字韵内使“依”字，疑其海外音讹，文意稍可，特望恕此。其郑朴赋内言“肱股”，诗中“十千”字犯韵，又言“玉珠”。其郑朴许令将来就试，亦放取解。仍自此宾贡，每年只放一人，仍须事艺精奇。张文宝试士不得精当，望罚一季俸。
这样的考试标准，实在是让人望而生畏。唐代大文豪韩愈才高八斗，可是不怎么擅长作律赋，所以他在科举考试中非常不顺利，考了四次才考中。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对朝廷用律赋来选拔人才的制度非常不满，他曾经给当时的宰相写信说：
而方闻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繇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
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响昧昧，惟恐闻于人也。今若闻有以书进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荐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书于四方，枯槁沉溺魁闳宽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动其心，峨峨焉缨其冠，于于焉而来矣。此所谓劝赏不必遍加乎天下，而天下从焉者也，因人之所欲为而遂推之之谓者也。
任凭你有多么大的本事，如果不能写出一篇漂亮的律赋，那也注定没有什么前途。韩愈还抱怨说：难道只要把律赋写好，就能算得上是博学多才了吗？如果让古代的屈原、孟子、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这些大才都参加科举，他们肯定都要羞愧得不敢出头露面。古文家沈亚之也不擅长作律赋，同样多次在科场上碰壁。他追随韩愈等人倡导写作古文，对讲求对偶和声律的骈体文章深恶痛绝，很可能同科场的遭遇有些关系。
律赋对人们的限制的确太大了，掣手掣脚，很难写出什么好作品。未必一定要把律赋写好才是真正的人才，韩愈的意见确实非常中肯。朝廷用律赋选拔人才，未必不知道律赋的缺陷，但科举考试毕竟要面对很多良莠不齐的考生，总还是需要一个确定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很多具有真才实学，但是不擅长律赋的人势必就要吃亏，这也是很难两全的事。所以在从唐代到清代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律赋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用的八股文，同律赋还有着渊源关系呢！
从唐、宋时代科场中的律赋作品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在艺术上比较突出的篇章。艺术毕竟是很难在应试的压力下创造出来的。原来的文学史家或者赋学研究专家，总是很少把律赋作家、作品放在眼里，认为律赋不过是些文学的“糟粕”，是形式主义的表现。随着文学史研究的逐渐深入，这种情形大概会得到改变。律赋中虽然少有优秀作品，但创作律赋毕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演变都可以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除此之外，晚唐五代时期律赋题材的转变和律赋创作在个别地区的相对集中，更应该引起文学史家的重视。
晚唐之前，律赋多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求而作，一般不可能脱离封建政治教化的要求，一般都要向歌功颂德、赞美政教王化的主题上靠拢。到了晚唐，律赋创作别开生面。作家在应试和行卷之外，也用律赋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因而题材有所拓展，部分内容开始脱离科举功令和偏离政治教化而专注于写景和抒情，艺术表现手法也朝着多样化和细密化的方向有了不小的进步，使律赋从一种考试文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晚唐律赋题材的拓展主要有这样几个方向：
一是通过咏史怀古来表现晚唐时代特有的悲凉心境和感伤情绪。比如黄滔的《馆娃宫赋》、《水殿赋》分别写春秋时吴国和隋朝的兴亡；徐寅的《过骊山赋》凭吊秦朝，《驾幸华清宫赋》、《再幸华清宫赋》、《五王宅赋》则缅怀开元、天宝盛世。
第二种是反映下层社会现实，表现下层人物的生活疾苦。如徐寅《寒赋》假托“安处王”与“凭虚侯”的对话分别描写帝王之寒、战士之寒、农者之寒和儒者之寒，表现出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和对贫寒困窘之人的同情。
第三种是描写自然景物，借景抒情。比如王棨《白雪楼赋》、《曲江池赋》，周钺《海门山赋》等。几乎所有这类题材的作品都以描写的细腻传神见长。它们最充分地发挥了赋体文学铺排的特长，将摛文体物的艺术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这类作品中警句比比皆是。
第四种主要抒发离别相思和悲秋伤逝。比如黄滔《送君南浦赋》、《秋色赋》，徐寅《人生几何赋》等。
在众多晚唐律赋作家中，王棨、徐寅和黄滔三人成就最杰出。王棨，字辅文，福清人，懿宗咸通三年（862）进士；徐寅，字昭梦，莆田人，唐乾宁元年（894）举进士，梁开平元年（907）再试进士，中第一名，为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状元；黄滔，字文江，莆田人，乾宁二年（895）进士。晚唐律赋突破科举考试命题的限制，在题材选择方面有所拓展，这三位作家贡献尤为特出，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艺术质量出类拔萃，这已是古今学者所公认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王、黄、徐三人均为闽中（今福建省）人；除了他们以外，当时福建还有不少律赋作家，比如林藻、林滋、陈黯、林嵩、林杰等，成就也在其他地区的作家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晚唐福建律赋创作的繁荣，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
其一，在科举制度推动下福建地区文化的飞跃发展。在晚唐以前，福建文化相当落后。因为那里多有崇山峻岭，距离文化中心又比较远，在交通落后的封建社会，先进文化很难普及到那里。那个时候，福建地区还常有人贩子拐骗儿童，贩卖到长安的皇宫里去做太监。柳宗元写过一篇《童区寄传》，就反映了这个社会问题。这与地理环境的封闭和文化的落后有很大关系。大历七年至十年（772—775），任福建都团练处置观察使兼福州刺史的李椅，开始兴办学校，大力倡导儒学教育；建中元年（780），常衮继任福建观察使，继续广设学塾，招纳吸收青年才俊入学，并且身体力行，亲自指导诸生写作文章，在兴文重教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从此以后，福建各地尚学重教蔚然成风。中唐以后，参加科举并得中进士者明显增加。唐德宗贞元七年（791），泉州莆田人林藻中进士，次年泉州晋江人欧阳詹也与韩愈等同登进士第，号称“龙虎榜”，名震京师。从中唐到晚唐，福建士子投身科举的热情渐呈上升趋势，进士数量迅速增加，他们对于律赋创作表现出更多的关注、投入更多的精力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其二，晚唐五代，许多北方知识分子到福建避难。中原地区战火纷飞，节度使王审知在福建割据一方，管辖范围内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很多北方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作家都跑到福建来避难。不少福建当地文人之间、福建文人同外地文人之间形成了一个较为紧密的关系网，在他们那里更多看到的是相互的推重，而不是文人相轻。大家在一起交流切磋，促进律赋创作走向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