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游记》通过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所见闻的某些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和主张，暴露了清朝末年社会的黑暗。他所刻画的那些自命清廉而实际上却给老百姓制造冤狱的所谓“清官”，最为突出。小说揭露了过去在文学作品中很少揭露的“清官”暴政。作品中玉贤、刚弼这两个“清官”，实际上是残忍与刚愎的典型。曹州知府玉贤“路不拾遗”的政声是建立在对无辜人民的残酷屠杀上，一年来用站笼站死的就有两千多人，站不死的还用板子活活打死。而被称作“瘟刚”的刚弼，自命不要钱，实际上是滥用严刑，屈杀好人，只求自己邀功，不顾百姓死活。为此，作者愤怒地说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作者通过下面这首诗，表达了他对这种罪行的愤慨。诗曰：“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处处鸺鹠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
这些所谓的“清官”是用百姓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官帽的。作者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有些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
刘鹗在书中坚决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指斥“北拳（指义和团）南革（指革命党）”为国家之祸害，认为只有提倡科学、振兴实业，才能挽救危亡。在书中第一回中，他把中国比做一条颠簸于惊涛骇浪中的帆船，认为并不需要改换掌舵管帆的人，而只需要送一只最准的外国罗盘给他们，就可以走一条好的路线。
《老残游记》的艺术性较高，它的情节虽不曲折复杂，但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它的艺术成就在晚清小说里是比较突出的，特别在语言运用方面更有其独特成就。
4.曾朴《孽海花》
这部作品大体上反映了从同治年间起约三十年的社会政治文化风貌，以及活动于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孽海花》，原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就是金松岑，“东亚病夫”即曾朴。本书前一部分原为金松岑所作，金名天翮，号爱自由者，江苏苏州人。他写成六回，把稿子给了曾朴。曾朴认为题材很好，主张把它扩大，尽可能容纳清末历史。金松岑就请曾朴改写。书的前六回还保留了不少原文，六回以下全由曾朴创作。《孽海花》的前二十五回是1904年至1907年间完成的。1927年后作者再续至三十五回，所以，《孽海花》已不完全是清末的小说。
曾朴（1871—1935），字孟朴，又字小木，别署太朴、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江苏常熟人。早年在同文馆学法文，翻译过雨果等人作品，并参加了维新活动。1904（光绪三十年）年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书社”。1907年，受聘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宾。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江苏省议员、官产处处长。北洋军阀时期，任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后又曾到上海创办《真善美》杂志。
这部作品是以清末状元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穿插了大量官僚、文人的秽闻逸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失败近三十年间的社会政治、外交、文化、思想状况，描写了当时宫廷内部的混乱，以及官僚名士的生活。作品并暴露了清末黑暗的政治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
由于曾朴的生活年代较迟，又较多接受了西方思想，所以这部小说与其他谴责小说有明显的不同。在政治倾向上，它是赞成革命的。同时，作者宣扬了“天赋人权、万物平等”的新思想，赞颂了孙中山等革命者。虽然，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但这种进步倾向是值得肯定的。
在创作宗旨上，曾朴是将《孽海花》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来写的，这一点也和其他谴责小说不同。小说中人物大多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如金雯青为洪钧，傅彩云为赛金花，威毅伯为李鸿章，唐犹辉为康有为，梁超如为梁启超，等等，还有一些则直接用原名。冒广生原编、刘文昭增订的《〈孽海花〉人物索隐表》所列，有二百多人。
作品所反映的那些上层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仍旧争名夺利、风雅自赏，而全无救亡图治的热情与才能。像状元出身任外交使节的金雯青，对国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极其隔膜生疏，但他却自命懂得历史舆地之学，以重价购得一幅错误的中俄交界地图，自己重加校勘后付印献给总理衙门，断送了国家八百里土地。又如甲午海战前夕，高中堂、龚尚书等所谓“朝廷柱石”，只是在那里大谈“灾变”、“梦占”，发些无聊的牢骚；龚尚书（龚平，影射翁同龢）还写了一篇《失鹤零丁》贴在街头，算是抒发忧愤。小说仍有一般谴责小说形容过度、张大其词的通病（特别在刻画名士的矫情、做作方面），但并不把清政府官僚当做“衣冠禽兽”来丑化，而更多地通过写他们貌似忧国、实为腐朽，反映出清末政治的不可挽救。这比起以前的谴责小说，终究是有所进步了。
《孽海花》的艺术，有其可取之处，作者把所见所闻的政治事件、官场内幕及零星掌故等若干独立的故事，用一条中心线索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结构。一些场面或片断写得很生动。但因有意追求逸闻趣事，对人物的刻画大都没有完成，且表现出低级庸俗的趣味。
除四大谴责小说外，清末众多的小说涉及的题材异常广泛，是晚清社会的一面镜子。写晚清社会概貌的，有《文明小史》、《负曝闲谈》、《冷眼观》等；写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有《罂粟花》、《中东大战演义》、《中法战纪》等；写官场的，有《活地狱》、《官场维新记》等；写商人和商业活动的，有《市声》、《胡雪岩外传》等；写华工和留学生生活的，有《苦社会》、《苦学生》、《黄金世界》等；写反对迷信的，有《瞎骗奇闻》、《扫迷帚》、《玉佛缘》等；写妇女解放的，有《黄绣球》、《女子权》、《中国女豪杰》等。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也进行小说创作，鼓吹反帝反清的种族革命，著名作品有《洪秀全演义》、《狮子吼》、《洗耻记》、《自由结婚》、《卢梭魂》等。
谴责小说在后期的发展，逐渐堕落为“黑幕小说”。鲁迅称“黑幕小说”为“谤书”，成了各政党为争夺权力，互相谩骂攻讦，泼污水、揭阴私的舆论工具。不管怎样，清末出现的谴责小说，在传统小说与后来出现的现代小说之间，显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余话：小说是精神的后花园
当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脚步徘徊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中国近现代小说迈出的步伐常常被看成了古典小说的一股发展逆流。其实，不管是近现代，抑或是当代，中国古典小说都从没有退出过文学和社会舞台，它是近现代小说和当代小说发展的庞大基石和营养的源泉，它对现当代人思想文化的影响，难以估量。不管是对小说的“革命”，还是对小说的“反动”，都更加彰显了古典小说高度的文学审美价值和巨大的社会教化功能。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小说界革命”理论。其主要思想是要提高小说的地位，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梁启超在纲领性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认为小说的功能关系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个人的各个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小说的社会功能强调到如此高度，有着进步的一面；当然也显得过于极端，而且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但由此可见，小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确实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而且是人民群众特别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
小说是和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文学类别。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漫长岁月里，小说常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被加以鄙视和排斥，历代文人也多把小说创作看成“小道”之类的“雕虫小技”，嗤之以鼻。但中国古代小说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清空前的繁盛中得到了证明，人民群众广泛喜爱的东西，才具有真正的活力。
现当代中国小说，它们无疑是与中国古代小说相比较而存在的。现当代小说一般是指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至今近一百年间的小说。现当代小说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或文白间杂的古代白话文，是以借鉴自西洋的小说格式取代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章回、话本、笔记体的格式。
当然，现当代小说和古典小说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观念和意识的不同。古代小说，即使是含有大量民主性精华的优秀古典小说，总体上仍与封建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写历史，总不忘归到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写道德，总不忘归到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写命运，总不忘归到生死轮回的宿命论人生观念，而结尾又总是跳不出“大团圆”和因果报应的窠臼。
现当代小说在把握生活的眼光上首先要求贯注现代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它的属性应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现当代小说的题材是极其丰富的，广阔地描绘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表现他们无比丰富的思想和美丽复杂的人性人情。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总是映现着对人的尊重，对“国民性”的反思，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对现代文明的呼唤等繁复的文化意蕴。
但是，现当代小说的发展永远无法摆脱古典小说的影响，从古典小说那里汲取营养，是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共识。
回顾现当代人的现实人生和文化生活，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已经在历史空间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璀璨亮彩，而这些亮彩所发出的光辉仍然一直在映照着现当代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心灵。社会的发展，没有减弱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魅力，而是使它显得愈益旖旎不凡。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古代小说这个艺术源流，我们的文化生活会留有怎样的一种缺憾。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中国古典小说的书籍和影视节目，我们仍然有着足够的关注她的热情。人民群众需要它，热爱它！
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广阔丰饶、源远流长。在这块厚重的土地上，曾孕育出许多不朽之作。中国古代小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一代代华夏儿女从中汲取着知识的营养，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