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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显然不是法国最好的小说家，却是第一位让我如痴如醉，让我爱不释手的法国作家。我抄了许多雨果著作中的格言，这些格言直接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雨果，没有《悲惨世界》，没有《九三年》，天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今天的中学生，很难想象文化大革命中的读书生活。那是个文化的沙漠，读什么书，都得躲起来偷偷欣赏。喜欢读书的人在那个时代是怪物，十有八九的图书馆都被关闭了，书架上供人阅读的都是政治读物，或是大批判文章，或是样板戏剧本。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在当时似乎不存在。
我读的第一本雨果著作是《笑面人》。一个中学生，一个渴望读书又没有书读的中学生，捧起了《笑面人》，立刻被小说中迎面而来的人情味吸引住了。当时有个经常被批判的词组今天已经听不见，这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雨果的罪状正好是宣扬这种所谓的人性论。
我们家藏着差不多所有翻译过来的雨果著作。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书都被抄家抄去了，隔了几年，因为翻修房子，没地方放，又退还给我们。刚开始，还没有被“解放”的父亲不让我读书，尤其不许读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他不想让我接触这些禁书，藏书曾经是父亲的命根子，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读了这些书，被灌输了书中的思想，他才有幸成了一名“右派”。
父亲不让读，我就自己偷着读。《笑面人》只是我无意中的发现。从《笑面人》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我一本接一本地偷看雨果的著作。记得最先摘抄的是雨果的诗，然后是《死囚末日记》，然后是《布格—雅加尔》，然后是《巴黎圣母院》，然后是《悲惨世界》，最后是《九三年》，雨果有些矫情而且过于外露的诗句，高度戏剧性的情节，充满哲理的格言和对话，十二分地激动着我。雨果的作品对于我来说，成了文化沙漠中的绿洲，我像今日的追星族那样，完全被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光芒所折服。我当时不能想象还会有比雨果更伟大的作家。
雨果最辉煌的著作是《悲惨世界》，当时还没有全译本，只出了四卷，最后一卷，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突然开始，也许还积压在了出版社。反正没有了这最后的一卷，我为可能有的结尾，做过种种猜想。一本你喜欢的书，不能知道它的最终结局，实在是一种折磨。多少年以后，我对雨果的热情已经消失，这带着结尾的最后一卷才姗姗出现，时过境迁，我己不想再读它了。
雨果的著作中，我最喜欢的是《九三年》，真是一边读，一边流眼泪。因为父亲不让我读外国小说，我便在夜里偷偷地读。那时候正好睡在书房里，父亲根本管不住我。他很快便发现我的大胆妄为。当时他戴罪工作，替剧团写那种永远也不可能写好的剧本，天天开夜车，有时写得难受了，便下楼散步。他站在窗外，不声不响地看我读书，有时忍不住了，便敲敲玻璃窗。
有趣的是，父亲的禁令表面上很严厉，在雨果的魅力面前，很快就对我名存实亡。他明知道我半夜里看书，第二天就跟没事一样，也不戳穿。敲了好几次玻璃窗以后，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审问我：
“你在看什么书？”
我笑着说没看什么。
他扳着脸说：“哼，没看什么！”
这事就算过去。吃饭时，父亲会莫名其妙冒出一句，说你又瞎看书了。说了也就说了，来势不凶，我也不在乎。书照样要看，越看越入迷，越入迷越忘乎所以，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老气横秋地对父亲说，雨果的《九三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
父亲说了什么，我已记不清。说什么都不重要，对我来说当时最重要的是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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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文字写于一九九四年二月三日，关于雨果，我确实还有许多话可以说。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还喜欢不喜欢在小本子上摘抄名人格言，我小时候摘抄得最多的大约就是雨果的警句。在雨果的著作中，到处都是闪烁着思想光芒的句子，你只要拾蘑菇似的弯下腰来，立刻俯拾即是，不一会功夫便是满满一箩筐。如果有人问中学生最适合看什么样的世界文学名著，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读雨果。
雨果的作品是最好的少年文学读物，这么说，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我始终认为雨果的小说对青少年世界观形成，有很大的好处。写到好处的时候，顿时有些不安，因为我一向认定，以利益为准则诱惑别人读书是不对的。这是把一件本来十分高尚的事情，弄得庸俗化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不过是说说个人的经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记得我看了《笑面人》以后，就抄过了这样一些精句，譬如“要国王有什么用？你们把王族这个寄生虫喂得饱饱的，你们把这条蛔虫变成了一条龙”。又譬如“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就是一个全面武装的女人”，大约是这些意思，因为我已经找不到当年的那个小本子，而书橱里的《笑面人》早不知哪去了，《悲惨世界》也不在了，这恰好证明我是喜欢向别人推荐雨果，并且深受卖弄其害。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摘抄了这样的句子，他的母亲看了显然不会太乐意，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背景下。事实也是如此，小时候因为喜欢看小说，喜欢看外国小说，我母亲常常叹气，说我跟堂哥学坏了，她觉得我小小的脑袋瓜里，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但是我仍然要说雨果的作品对中学生有好处。有人说，文革一代人都是吃狼奶长大的，这话我并不完全同意。起码我身边有不少人都是在孜孜不倦地读世界名著，在谈雨果，在谈巴尔扎克，在谈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时候，一本好书可以悄悄流传，大家废寝忘食，真正地是用心去阅读，不像今天，中学生就知道应付考试，玩电子游戏机，世界文学都搁在书架上做样子。我记忆最深的是《九三年》，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没什么事可做，我对这本书简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现在一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当时真是一面流眼泪，一边在摘抄。这本书中有着大量精彩的对话，大段大段的对话几乎全是慷慨激昂的演说辞，一说就是一页两页，它们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教课书。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仍然还会梦到那个辉煌的最后场景，这是《九三年》的结尾部分，太阳高高地升了起来，郭文高傲的头颅被按在断头台上，痛苦不堪的西穆尔登拔出手枪，在最后关头，用一粒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心脏。那是一个让孩子可以放声痛哭的壮丽场面，一连多少天，我都感到心里堵得难受，以至于上课的时候，老师在黑板前有气无力地讲工业基础知识，我的心思却好像还在刑场上，耳朵连仍然回想着子弹呼啸的声音。
雨果的小说洋溢着火一样的激情，他的文字从一开始就在燃烧，从头燃烧到尾。对于中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一读。就小说吸引人的程度来说，除了雨果，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这样一些作家，譬如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譬如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譬如金庸的武侠作品，这些小说，都是逼着你要一口气读完。如果我是程度不高的中学生，你不拿真正好玩的东西来引诱，我才不会上当。我绝不会因为别人说了几句漂亮的大话，用棍棒逼着我，或者给我吃了一块糖，就会硬着头皮去啃那些看不下去的文学名著。平心而论，你不能说卡夫卡的小说不好，你不能说福克纳的小说不是国际水平，可是一定要唆使中学生去读他们的小说，效果恐怕只能是适得其反。你显示了你的学问，结果却是把中学生的胃口搞坏掉了，让孩子得了“厌食症”，结果你以后再说什么，别人也不会相信你。
寓教于乐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不仅是对于中学生，对于天下所有识字的人，大约都是这个道理。捆绑不成夫妻，立刻成亲也必须本人愿意才行。由于年龄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对“乐”的感受也不尽相同。我想适合中学生看的读物不外乎两个要求，一是要好看，要让中学生爱不释手，最适合的例子就是雨果。另外一个是要有思想，要有教育意义，这同样首推雨果。当然，前一个要求更重要，因为说老实话，我还真的很少看到一点教育意义都没有的图书。只要是个写文章的人，心里多少都会有些救世的浅薄想法，世界上最没道理的人，也喜欢在文章中说道理，说那些没有道理的道理。对于中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狼吞虎咽地往下看，而且有一点真是可以放心，孩子的天性都是好的，好东西绝对可以吸引他们，对好东西，孩子们往往比我们更容易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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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当时也曾很喜欢《嚣俄的情书》，嚣俄就是雨果，这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翻译，看上去怪怪的。在我的中学生时代，爱情可是一个不太好的字眼，那年头好像谁都不敢说这个字。今天的人说起“人道主义”理直气壮，头头是道，然而在当年，通通都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雨果和他的小情人定情的时候，他才十七岁，小情人十六岁，这岁数就是搁在今天，也应该算是早恋了。早恋也没耽误了这位伟大的作家，两家虽然是世交，双方大人并不是很赞成这桩婚事。爱情非得有些波澜曲折才有意思，这雨果大约天生是要当作家的，只要逮着了一个写作机会，他的才华立刻就展现了出来。要知道，写情书也能够提高写作水平，而且非常有效，从定情到结婚，也就三年多一点，雨果写给未婚妻的信，竟然可以编成了厚厚的一本书。在这些火一般的情书中，雨果对他的未婚妻解释着什么叫诗：
诗，是德的表现。良好的灵魂和华美的诗才几乎是分不开的。诗是人灵魂里发出来的，它可以用善良的行为，也可以用美丽的辞句表现出来。
雨果对于诗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诗存在于思想里面，而思想出自灵魂。在雨果看来，爱的伟大并不比诗逊色，诗句不过是穿在健美身体上的漂亮外衣。健美的身体再配上漂亮外衣，这是雨果作品最好的写照。在雨果的情书中，有着大量充满了哲理的好句子，或者说有着数不清的“漂亮外衣”。不妨想一想，他那时候也就只是十七岁多一些，警句格言张口就来，思想的火花像暴风雨中的闪电一样闪个不停。面对如此才华横溢的少年，如果我是一个女孩，也会想到要迫不及待地嫁给他。偷看一个人的情书，似乎是一件不道德不光彩的事情，但是我当时还是忍不住偷窥之欲。很显然，雨果在写这些情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后人会看到它们。这些信像熊熊燃烧的烈火，结果我一边读着信，一边也移情别恋，陷入到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爱情之中。
我曾对你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阿黛勒啊，它是伤感的，我把它撕了去。我写它，因为你是世间唯一的一个我可以很亲切地谈着一切我的痛苦和一切我的疑惧的人……
这好像是我自己在给心爱的女孩子写情书。显然是版本太老的缘故，翻译的句子疙疙瘩瘩。受这些句子的影响，我一度的文字风格也是这样弯七扭八。雨果的情书和他的小说是同一种风格，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倾诉着，仿佛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节制。在雨果的小说中，始终洋溢着情书一样的激情，对于中学生来说正是这种激情诱惑着他往下看。《巴黎的秘密》的作者欧仁苏在读了《巴黎圣母院》以后，写信对雨果大唱赞歌，他觉得雨果无论是在表达思想方面，还是遣词造句方面，都显得太奢侈，太豪华，或者说是太浪费。欧仁苏告诉雨果，批评他的人很像是五层楼上的穷人，他们高高在上，看见楼下一个大阔佬在任情挥霍，十分恼火，怒不可遏地说，这家伙一天所花的钱，够我用一辈子了。欧仁苏这是变着法子拍马屁，以此来证明雨果小说的内容丰富。
“卓越的天才自来便引起卑鄙的妒忌和荒谬的批评”，欧仁苏安慰雨果说，“没有办法，先生，光荣是要付出代价。”
事实上，欧仁苏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或许他只是透露出了一个信息，就是作为同行，他羡慕甚至有些嫉妒雨果的成功，而且也蠢蠢欲动，琢磨着自己应该怎么样写。奢侈和豪华正是雨果成功的秘诀，读者爱不释手恰恰也是因为这一点。《巴黎圣母院》的影响是空前的，一版接着一版地印刷，出版商接踵而来，要求雨果为他们提供新的作品，雨果应付不了，于是只好胡乱弄几个书名蒙人。在《巴黎圣母院》之后，雨果宣称与之有关的两部后继作品预告了三十年，最后连影子都没见到。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十分少见，我一直不太明白雨果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大写特写长篇小说，而是见好就收，一歇差不多三十年。雨果并没有果断地抓住战机，迅速巩固胜利成果，占领小说家的高地，却轻而易举放过了这个大好机会，结果反倒是别人后来居上，在《巴黎圣母院》问世的十年之后，欧仁苏推出《巴黎的秘密》，一炮而红，成为当时比雨果更有名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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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诗歌和戏剧在当时更能给雨果带来声誉。雨果似乎不屑于在小说上与人争短长，对别人的成功他无动于衷，在《巴黎圣母院》之后的三十年中间，雨果主要是写诗歌和戏剧。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我始终没有真正地解开过。另外有一种说法，那就是雨果其实一直偷偷地在和欧仁苏较劲，《巴黎的秘密》获得了比《巴黎圣母院》更大的成功，雨果要写，就一定要写一部能压过它的作品，因此这一憋就是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欧仁苏渐渐江郎才尽，盛极而衰，最走红的作家交椅让给了大仲马。这三十年中，还有不可一世的巴尔扎克，像工业生产一样，创作了一大批有力的作品。就一个小说家而言，雨果可以说是大器晚成，笑到了最后。在小说创作领域，他成名早，成器晚，虽然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已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巴黎圣母院》，但是在三十年以后，到六十岁的时候，不急不慢地推出了另一部更伟大的作品《悲惨世界》，才确定自己小说家的霸主地位。这以后，他一发不可收，又写了《海上劳工》，又写了《笑面人》，最后是《九三年》。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扎扎实实，都让人惊叹。
写完《九三年》，雨果已是一部七十岁的老人。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不会去想为什么在《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之间，有着三十年的一大段空白。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我对它产生兴趣，或许与自己也是作家有关。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事情，事实上，和巴尔扎克不一样，和很多优秀的小说家不一样，雨果差不多快到六十岁，才将自己文学创作的全部辎重，投入到了小说的主战场上。在此之前，他挥霍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些。在最年富力强的三十年里，雨果更大的兴趣只是在戏剧和诗歌方面，对于他来说，两者常常可以合二为一，他戏剧中的台词就是现成的诗。这期间，雨果不过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小说念头，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小说的章节。戏剧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艾那尼》之争成为文学史上的大事，成为浪漫派戏剧取胜古典派戏剧的经典战役。在当时，一个戏剧作者要比小说家光彩夺目得多。
声誉和光彩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金钱和美女的双双获得，雨果曾是一个模范的丈夫，一个合格的父亲，可是成功导致他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变成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老色鬼。除了没完没了地和女演员勾勾搭搭，雨果似乎没有放过一切可以到手的机会，他不放过那些崇拜者，不放过女佣，不放过街头的流莺，甚至将自己学生的女儿也据为己有。虽然有一种解释，认为雨果所以会这样疯狂，是报复自己的妻子与人通奸，而且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分不开。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多少话可讲，想说的只是自己曾一直以为雨果在道德方面是个完人，因为最初我只是通过小说来认识他，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正义，满纸深刻的思想。文如其人这句话真不能太当回事，我忘不了自己初读《雨果传》时的震惊，做梦也不会想到心目中那个一身正气的作家，在私生活方面会如此不堪。雨果对名誉的追逐，对权力的向往，让所有崇拜他的人都觉得心里很受伤。因此，我虽然赞成中学生读雨果的小说，却坚决反对中学生读关于他的传记。
雨果的文学道路几乎包括了整个十九世纪，他比巴尔扎克小三岁，与大仲马同年，可是比他们谁都活得更长。现在大多数人常常念叨雨果的重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但是雨果活着的大多数日子里，更让他露脸大出风头的，却是那些并不怎么样的戏剧。那些充满诗意的戏剧今天大都不忍卒读，那种夸张，那种过分的戏剧冲突，已经不可能再入观众的法眼。事实上早在当时，雨果的戏剧就已经乐极生悲，从流行的顶峰一下子跌落下来。他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他的戏剧上演时，永远是嘘声和掌声同在，在一开始的交战中，每次都是掌声最后占了上风，但是渐渐的，他的戏剧终于失去了号召力。我说这些，并不是轻视戏剧艺术，而是遗憾雨果未能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小说上。戏剧观众的热情左右了雨果先生，剧场里的欢呼声让他忘乎所以，以至于他根本就看不到潜在的小说读者的热切愿望。在雨果的晚年，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为了展示法兰西民族最优秀的东西，又一次重演了《艾那尼》，又一次引起轰动，但是这种轰动充其量也就是一次浪漫主义戏剧的回光返照，人们再次热烈鼓掌，不是因为《艾那尼》的内容，而仅仅是因为《艾那尼》拥有的那段历史，仅仅是为了向小说家雨果欢呼，这时候，他的《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正处于洛阳纸贵的地步。
幸好雨果在晚年突然想到了他的小说读者。三十年的小说创作空白加上文人无行，所有种种一切，都没有阻拦他晚年的火山爆发。雨果此时又一次用雄伟的小说为自己奠定了更结实的根基。在过去，雨果是法国最重要的诗人，最重要的戏剧家，现在，他在前面的两个头衔之外，又稳稳地获得了第三个头衔。他现在是法兰西最重要的小说家，是全世界最重量级的小说家。雨果身上的小说才能，经过三十年的积累，像火山一样喷发了，他一下子就登上了顶峰，一挥手就把那些强劲的对手都掀翻了。《悲惨世界》的诞生是长篇小说历史中的一件大事，雨果名利双收，这之前，拉马丁，大仲马，欧仁苏，无论是谁写小说赚得钱都比他多，现在终于轮到雨果出一口恶气，他不仅自己获得了丰厚的稿酬，也让出版商狠狠赚了一大票。
虽然我曾经被雨果年轻时写的《巴黎圣母院》所吸引，但是毫无疑问，更能吸引我的还是他晚年那一连串强有力的小说。如果没有晚年的这些小说，没有《悲惨世界》，没有《笑面人》，没有《九三年》，雨果对我来说就没什么意义。没有晚年的小说，雨果不可能跻身大作家之林，《巴黎圣母院》太浪漫了一些，写这本书的时候，雨果太年轻了，因为年轻，所以稚嫩。一个伟大的作家只有一部这样的书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年轻并不意味什么都错。这个世界永远是属于年轻人，年轻人是雨果的本钱，是他要征服的对象。雨果属于那种为年轻人写作的作家，为年轻人写作也让他的写作心态永远保持年轻，这也是雨果为什么在晚年还能大写特写的秘密。事实上，当我被多产作家这个恶谥烦扰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会想到雨果，就会想到多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关键还在于是否能够写好。晚年的雨果居然还能青春焕发，常常给我一种要努力写作的信心，我佩服雨果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悲惨世界》出版之前，出版商希望删去其中的一些议论，雨果坚决拒绝了，他信心十足地说：
轻快浮浅的喜剧只能获得十二个月的成功，而深刻的喜剧会获得十二年的成功。
这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事实证明，雨果的长篇小说即使是在一百二十年之后，仍然还是成功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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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巴黎圣母院》刚出版的时候，已进入垂暮之年歌德便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表达了对这本书的不满。歌德认为它“完全陷入当时邪恶的浪漫派倾向”，觉得自己必须花很大的耐心，才能忍受他在阅读中感到的恐怖。在已经八十多岁的歌德眼里，年轻气盛的雨果是多产和粗制滥造的代表，说他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了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因此不可能不越写越糟糕。
何况这部书是完全违反自然本性，毫不真实的！他写的所谓剧中角色都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些由他任意摆布的木偶。他让这些木偶作出种种丑脸怪相，来达到所指望的效果。这个时代不仅产生这样的坏书，让它出版，而且人们还觉得它不坏，读得津津有味，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这些指责虽然一针见血，却也不失之偏颇。歌德太老了，他看不惯雨果的横空出世，结果只愿意表扬雨果“描绘细节很擅长，这当然还是一种不应小看的成就”。文学每当出现一些新鲜玩意的时候，都可能导致这样那样的批评，浪漫派小说出现时是这样，写实派小说出现时也是这样。如果是在中学时代，读到歌德的批评文字，我一定会跟他结下私仇。那时候，我无法想象还有比雨果更好的小说家。可是等我知道歌德这些批评的时候，已经快大学毕业了，当时不要说浪漫派小说已吸引不了我，现实主义小说也早就不入法眼了。我满脑子都是现代派小说，再也犯不着跳出来为雨果打抱不平。说老实话，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看法，时间变了，环境变了，以往的那些感觉就不会再有，喜新厌旧也就在情理之中。尤其当你也开始脚踏实地地进行创作，对写作这件事有了切身感受以后，过去很多观点，都会发生根本地改变。时至今日，我对雨果的看法，已经一变再变又变。要让我还像中学生时代那样去读雨果的作品，已绝对不可能，我不止一次尝试过重读雨果，可是每次都是半途而废。过去，在雨果的小说中，我不断地得到启发，一次次被感动，现在，却是不断地看出问题，到处都能发现毛病。
歌德批评雨果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除美的事物之外，他还描绘了一些丑恶不堪的事物”。显然最让歌德反感的就是敲钟人加西莫多这一艺术形象。我并不赞成歌德的观点，事实上，他所说的那些缺点，在我看来都不是什么问题。丑陋的事物可以进行描绘已经不用讨论，多产更不是罪名。有很多例子都足以证明，多产和少产与写作质量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多和少都可能写好或写坏，简单地以数量来评论好坏，其实都是非常外行的话。写作是一种燃烧，不同的人不同的创作方式，发出的热能也不尽相同。很显然，雨果也知道要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来，谁都知道写出来的人物像木偶一样不对，按照我的想法，这些浅显的道理雨果不是不懂，而是不知道在技术上如何才能达到。不光是雨果，整个十九世纪的大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歌德作为一块火眼金睛的老生姜，轻而易举地就发现雨果的稚嫩之所在，在这一点上，后来的读者很容易与伟大的歌德达成一致。
十九世纪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相比，在塑造和表现人物的技术层面上，显然要逊色得多。写作水平和阅读水平是互动的，在水平都已经提高的今天，我们会自以为是地觉得雨果小说只适合打动中学生，实际上可能连这简单的目的都达到不了，因为今天的中学生根本不屑看雨果。这是一个很难说出口的事实真相。这个真相足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让人狂妄，又会让我们感到尴尬，感到无所适从。作为写作者，现代小说家的技术在突飞猛进，技巧已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话题，然而自我燃烧的能力却在明显降低。作为阅读者，审美的趣味提高了，胃口也变得更加挑剔，被感动的程度却降到了最低。二十世纪的文学获得了技术，却失去了十九世纪的生机勃勃。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前景看不出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社会在进步，书店里的图书在一天天增加，然而无论阅读还是写作，在原始冲动方面似乎都出现了严重障碍。技术的进步不可能解决一切难题，有时候，进步反而会成为一种累赘，变成一种腐朽无力，就好像美食理论不能解决食欲不振，性技巧改变不了阳萎状态，技术越来越发达，离文学的本性也越来越远。有些困难，就算是雨果重新活过来，恐怕还是解决不了。或许正因为这些，热爱文学的人，阅读或写作，生在雨果时代是幸运的，生在这时代的法国更加幸运。
2003年4月29日 河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