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胡锦涛
序篇
珠江——历史注定她将演绎和见证中华民族之大变局！
源出于云南曲靖的西江，与游走于江西的北江、东江，犹如三支急箭直射广东境内，汇合成奔湍汹涌的浩浩长流；尔后又急匆匆漫向珠三角千里沃野，呈扇面形分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及崖门八大江门注人南海。正可谓：“翠峰一滴三江水，珠流万里人南洋。”
珠江虽同系中华民族母亲河，共创中华文明不朽之精魂，却又有别于黄河、长江。水纳百川聚栊而来，不择曲折挥洒而去……于是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珠江流域风潮激荡、文化碰撞、兼容并蓄、观念标新、开放融和……斯地也奇，男儿有志，一代又一代最先觉醒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图强报国，在珠江两岸上演了如此多彩多姿的历史活剧，更于当今挟世界改革之潮流，开启了一个高蹈宏阔的中华新时代。
第一集 万古江河
中国地域广袤博大，气象万千。
绵延起伏的南岭山脉起自云南，东入贵州，再折向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直达南海。
其间，山体雄浑、岭岭相接，尤以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诸山岭最为著名，统称“五岭”一中国江南这一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便筑起了一道天然屏障，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同时也无情地阻隔了岭南地区与北方中原的交通往来和文化、经济联络。
北人遂称岭南为“蛮夷之地”。
始自远古时代，珠江流域便为古百越民族栖息之地。
上溯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继统一北方六国之后，又发动对古百越的大规模军事征讨。秦军翻山越岭抵达广西，为纾解军队物资运输之急需，举三年之功劈山凿渠修建了贯通湘江与漓江的水道——灵渠，却也奇妙地把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接了起来。
一个因军事而兴建的古代水利工程，就这样为推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从此，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连为一体，中国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内循环系统开始得以建立。
岭南地区被正式纳人中原王朝的版图。
（字幕：2007年12月22日11时30分）
或许，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考古打捞，将带给我们对于珠江和珠江流域太多的思索与叩问。
丽日和风，高天淡云。“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阳江海面整体出水。随后，在半潜驳船的托举之下，“南海一号”被运往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
专家鉴定，古船造于南宋时期，应是行驶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商船。800多年前，这艘船从珠江口出发，开始自己的国际贸易之旅。船上的大批瓷器中有些是国外客户的定制品，当时流行的生产模式之一是国外用户先绘出所需物品的样式，再交由中国瓷窖烧制，这或可算作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的来样加工。
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在书写珠江千百年来从不曾间断过的向世界开放的信史。无疑，这无愧为一座蕴含丰厚中华文明开放文化基因的纪功碑。
追溯历史，公元15世纪前后，地理大发现开始把这个星球上的各个国家带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1569年，比利时人墨卡托以“墨卡托投影法”为基础绘制出第一张世界地图。在他看来，地理不仅仅是确定城市和河流的方位，它还是掌控世界政治时局最便捷的途径。
肇庆，16世纪广东、广西两省的总督府所在地。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一个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这里。在这里，他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这便是中国人所接触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自古信奉“天圆地方”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原来脚下的大地居然是圆的，从这头出发走一圈还能够回到原出发地。
马礼逊则是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这位原先供职于伦敦布道会的英国人，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绕道爪哇、澳门，经过海上四个月的风涛颠簸之后，于1807年9月8日抵达广州。
马礼逊在华27年，他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同时也把《三字经》《大学》等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为以后汉英字典编纂之圭臬；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兴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同时，先后在澳门和广州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之方式。
马礼逊在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堂、开医馆、置印刷出版业诸方面都有首创之功，是当之无愧的近代中西文化传播的先驱者。
其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因航海业的发达与随后工业革命的勃兴，饱受海洋浸淫又经历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思想文化，正呈现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相继崛起，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
因缘际会，珠江流域顺理成章地成为西学东渐的首选登陆地，并由此引发中西方文化、观念、思想的激荡与融合。
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终于迎来一次骤烈的冲撞。
1773年，一支庞大的英国船队出现在珠江口对面的伶仃洋面，英国勋爵马嘎尔尼来使中国。勋爵怀着对东方黄金和香料的觊觎与渴求心态，企图促成正做着“天朝大国”梦的乾隆王朝与“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互派使节，签订两国贸易协定。
不幸的是，一个小小的礼仪之争却成了历史的拐点。
马嘎尔尼将如何觐见乾隆皇帝？清王朝以君临天下的傲慢姿态坚持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则坚持单膝跪地亲吻皇帝之手……争执从8月12日一直持续至9月10日，英王终于失去耐心，中英两国的正常贸易暂时搁浅了。
半个世纪之后，英王却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这扇大门。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显然是挟工业革命之威，如日中天的英帝国，与夜郎自大如落日辉煌的清王朝的一次真枪实弹的大较量。这也充分印证了西方列强的发家史，是一部伴随着血与火的“向外扩张，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侵略史！
显而易见，始于18世纪中叶，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尤以英国全国铁路干线建成为标志，把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推向崭新的蒸汽时代的便是发轫于英格兰席卷欧洲大陆并传之北美地区的工业革命，它最终使这些地区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性飞跃。
今日，我们可以视此为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当西方工业文明正驾驭着历史车轮加速前进时，中国恰恰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丧失了全部机遇。显然，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给清王朝的一巴掌，它使中国逐渐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清王朝从老大帝国跌落至谷底，被迫洞开国门。李鸿章为此痛心疾首喊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山河破败，国将不国，扼腕兮长叹息！
一批生于珠江流域或为官于珠江流域的士子学人，最先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冲击。此时，遥想300年前利玛窦携来的第一张世界地图，他们在痛彻肺腑之余，纷纷发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泣血呼号。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晚年授江苏高邮知州的魏源（1794~1857），奋笔著百卷本《海国图志》。他曾为后人留下两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令有识之士感到莫大悲哀的是：魏源的皇皇巨制，却成为日后日本推动明治维新从而迈人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巨大思想库。
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1842~1922）作《盛世危言》，震动朝野，国人争相传阅，全书贯穿“富强救国”之主旨，囊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项改革之方略。张之洞极备推崇，曰：“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虎门，这里拥有珠江八个入海口中最宽阔的水面和最繁华的城市景观。
正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先驱林则徐（1785~1850）在这里的销烟壮举，让虎门名扬中外。一生经世自励、忠勇可鉴的林则徐，曾一道奏章上书道光皇帝，力陈禁烟之主张，曰：“法当以严，若犹泄泄视云，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倾全力组织翻译《四洲志》（原书名《世界地理大全》，英国人慕瑞所撰，1834年伦敦初版），为近代学人第一次翻译世界地理著作，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之风气。
林则徐留下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最为大义凛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炎黄子孙自强不息！
广东顺德人梁廷枏（1796~1861），是洞察国际局势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鸦片战争惨败，他为警醒国民而发愤著述，连续出版了《合省国说》《耶稣教难人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和《兰仑偶说》，后合刊为《海国四说》。
其中，1844年出版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独立编写的第一部美国通史，其论述的美国国家制度对于清朝臣民不啻为振聋发聩之声。次年出版的《兰仑偶说》（“兰仑”即伦敦），则系统阐述了英国1000余年的历史沿革，我们今天通用的“轮船”“火车”二词，即从该书最初的译名“火轮船”“火蒸车”演变而来。
曾任广东巡按使的徐继畲（1795~1873），1848年出版名著《瀛寰志略》，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著作。全书详述了与中国文化反差甚大的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1876年，清王朝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远赴英伦时，《瀛寰志略》成为他一路考察欧洲风物民情的指南。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曾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
1872年至1875年，大清同治朝曾先后派出四批计120名9岁至15岁的官费留学生横渡太平洋赴美学习。这一石破天惊的“留美幼童”计划，即为容闳所倡导并组织实施的。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第一批30人中，广东人占24人；第二批30人中，广东人仍占24人；第三批30人中，广东人占17人；第四批30人中，广东人占19人。倘若将这些留美学生比喻为中国第一次派往西方盗火的种子，则120名“火种”中广东人即占了84名。
凡此种种，犹如刮起一阵阵越来越猛烈的思想飓风，呼啸和激荡着华夏大地，在多事之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珠江流域理所当然地成了维新与革命思想孕育和传播的地区。
1853年，美国的佩里准将率领舰队出现在江户湾的海面上。浓烟滚滚的黑色巨舰把警卫海岸的日本官兵吓得魂不守舍。第二年，日本幕府被迫与佩里签订城下之盟。
虽然，与大清帝国一样，同样是被炮舰轰开国门，但从来善于学习借鉴的日本，并没有在“文化自大”的泥淖中挣扎太久，它很快就意识到，要强国就必须转变学习的对象。日本不仅开始主动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文化，更把用炮舰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奉为英雄。不知道是该把这称为日本的一种博大胸怀，还是该看作日本的一种激励自己改弦更张的决心。但不论怎样，借助当年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成功地完成明治维新的曰本，很快凭借坚船利炮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击败大清国，改写了亚洲的近代史。
甲午战争，这是一场老师败于学生的战争。对崇尚师道尊严的文人学子来说，这比败于蓝眼睛、大鼻子的洋人更难于接受，引发了力度空前的从民间到宫廷的大反思。而执这场大反思牛耳者，同样是两个广东人，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康有为生于佛山，梁启超生于新会，两人同为彪炳中国近代史册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正是他们推动了震惊中外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虽然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告《定国是诏》起，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光绪帝止，前后仅仅103天，却在中华民族变法图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康梁的失败，并没有浇息珠江觉醒的烈焰。又一个对中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广东人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央——他就是被尊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现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
1879年，14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他第一次看到了“沧海之阔，轮舟之奇，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从此立志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1911年，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2131年、历经230位皇帝的封建帝制，创建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提到国是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同时，他在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珠江流域几乎成为中国人进行各种政治实践和思想交锋的主战场，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同时珠江流域也几乎是革命派和激进派北上革命的策源地：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南方人以特有的执着和血性，试图改变这个国家的因循和传统。
然而，纵观中国近代史风云——国运维艰，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借用马克思的一句颇为精辟的话，则是：“一个用酒精浸泡着的封建胎儿，仍然在瓶子里装着……”
一个永远回荡在珠江两岸令中国人有揪心之痛的是，1898年，继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大清国朝臣被迫同英联邦远征军首领一道登上了深圳山头：“以深圳河为界，凡河水漫到的地方，皆为我大英帝国的疆土……”
深圳河以南陆地，以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共计1060平方公里的领土就这样“租”给了英国人，这一“租”就“租”出去99年。
珠江奔流，既哭诉着无尽的屈辱与悲怆，更迫切企盼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中华腾飞。
第二集 开启国门
风起于青萍之末。
显然，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文化大革命”已然结束，“四人帮”也已被一举粉碎，历史却依然拖着一条沉重的尾巴，步履蹒跚，扑朔迷离。
一个时代的大转折，却因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论战而发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中国政局终于廓清雾幛：1978年12月18~22日，堪称“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国民期盼已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
正是同一时期，远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21个终年在土里刨食的农民，因渴望摆脱饥饿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按下了21个鲜红的手印：“包产到户！”——这一纸皱巴巴的契约就成了日后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
一场变革图强的新的伟大革命，就这样从庙堂到民间同时铺开了。
中华民族能否撞响命运的晨钟？
我们已经无从考据：日后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从何时开始将他睿智的目光投注于珠江以及珠江水系养育的这一片沃土的？
一则广为流传于珠江三角洲的趣闻是：邓小平重返中国政坛的前夕，曾前来广州小住。他老人家压低帽檐悄悄来到一家国营蔬菜商店，只见货架上肉类食品空空如也，蔬菜瓜果也所剩无几，而老头、老太太还在不断加人到已排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中。终于，老百姓发现了邓小平，惊讶之余一呼隆地围上前来，鼓掌要老邓讲话。邓小平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要能批出猪肉、批出青菜，一句话只要能批出真理，就一直批下去吧！”说完，扬长而去。
确确实实的是，邓小平回到北京后，曾用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哩！”
其时，邓小平正忙于穿梭外交。1978年10月，东渡日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日本的钢铁厂、汽车厂、电器厂等大企业集团；他老人家还坐上气垫船、新千线列车。在出席参众两院议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真挚地说：“我这次来，就是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带回去。”1979年新年刚过，老人家又马不停蹄地飞越太平洋造访美利坚合众国，弄得美国三大主流电视网每天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他以睿智敏捷、潇洒自如、风趣幽默的风度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阵“邓小平旋风”。他给国人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纽约曼哈顿岛花园大道725号是一座气势恢弘的老式建筑，它是洛克菲勒家族创立的亚洲协会总部。在莉拉·艾奇逊·华莱士礼堂观众席第四排正中一个座位椅背上清晰地刻着一行字：“谨以此向邓小平致敬”。这一享有至高荣誉的“永远座位”，仿佛永远在诉说着当年邓小平访美时刮起的中国旋风。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留着狮鬟般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就以他犀利的思想与智慧的语言论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开启国门，开启国门。
多次走出国门，亲眼见识了“什么是现代化”的邓小平，以他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告诫国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选择在哪里率先对外开放呢？深思，熟虑，比较，权衡……邓小平终于下了大决心：“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1979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完习仲勋、杨尚昆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算准确。不一会儿，他把手里的香烟往烟缸里狠狠一按，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当年陕甘宁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50号文件”，非常明确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珠江有幸，濒临珠江出海口的深圳、珠海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担当起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角色！
后人评述历史时，也许会发出赞叹：一个伟大的社会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正是1979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集团操控下，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大搞军事扩张，出兵阿富汗，其明显的战略意图是经由中亚南下印度洋，做彼得大帝的旧梦。其结果是苏联霸权主义自掘坟墓，完成了最后一锹土。
如此说来，应当这样表述：历史在珠江拐了个弯，当邓小平毅然选择了珠江时，珠江两岸就开启了改写当代中国命运的序幕！
世人皆知，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人类世界迎来了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大肆扩张，其间，因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大分裂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令本来可以进入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戛然而止。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正是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农民的儿子，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率先觉醒了，并以大智慧大谋略把握住风云激荡的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在波谲云诡的多事之秋真正抓住了历史机遇——人民大革命。
显然，毛泽东所领导的这场以千百万先烈浴血奋斗为代价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无论历史规模还是社会内涵，都为这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
在创建新中国的礼炮声响过不久，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展开大规模国家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同时也踏上了一条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之路——为日后启动改革开放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领袖和政治家们都在苦心孤诣地寻求中国发展的路径。
早在1936年7月15日，刚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就曾经预言：中国取得独立之后，可能大规模引进外资。
1956年，毛泽东又告诫全党说：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被开除球籍！
1956年春节，毛泽东到广东视察，他老人家高高兴兴地在广州珠岛宾馆过了一个中国农历新年。
时任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领着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急匆匆赶往毛泽东住处，他们要汇报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
1955年印尼万隆亚非会议之后，亚洲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进一步高涨，该地区的富商巨贾们（包括不少华裔富商）惊恐万状，纷纷将大批资金转移到相对稳定、自由的香港规避风险。一时间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
陶铸请示毛泽东，能否捕捉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采取灵活政策网开一面，利用香港这批巨资快速推进珠三角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沉思良久，尔后又走出宾馆，在绿荫小路上一圈又一圈踱步，直至临上游艇时才告诉陶铸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带回北京商量。”
也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试图以商品经济突破既定经济模式的最早尝试了。
困于东西方冷战大格局，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机遇又一次擦肩而过。
无独有偶，时任广州市市委书记的吴有恒以“方集”为笔名，在1956年8月5日的北京《大公报》上发表《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一文，公开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并举广东农民为什么不肯种花生为例：“怎么搞的？我一担花生卖给你，你把油榨出来了，把渣子卖还给我，还要向我讨更多的钱……”
次年，吴有恒被贬至广州造纸厂任车间副主任，却最终成就了一位作家。
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1957年始，每年一届春秋两季的中国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隆重登场，它堪称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交易中心，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贸易场所。广交会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为日后广东的改革开放开通了坚实的市场渠道。
1961年6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来游览。”为此，陶铸曾不辞辛劳先后六下宝安“支着儿”。于是，宝安外贸局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1962年，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在中国经济学界素有“北孙（冶方）南卓（炯）”之称的广东经济学家卓炯，即披肝沥胆地大胆探索，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概念，自然毫无例外，他的思想被斥之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
也正是这一年（1962年），深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波大规模逃港潮。港深两地经济的巨大落差，无疑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多达十万之众的人群突然汇集在罗湖桥口岸，连树上都爬满了人，他们随时准备扒上火车，随时准备冲过香港新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深港边界于1951年被关闭。从此，铁丝网、瞭望楼和武装巡逻队成了这条边界的基本配置。
与罗湖口岸只有咫尺距离的有一个罗芳村，村民们千方百计夜以继日不惜生死从深圳河北岸逃往南岸的香港新界，直至逃过去500多人后建起了一个新村，村名依旧叫“罗芳村”。为什么会这样？据后来广东省委专门派出的调查组，经过调查后才知：同样以种田为业，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34元，而河南岸的香港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人则高达1.3万元。
于是，从广东省政府到宝安县政府，各级部门紧急动员，层层堵截，严控边境线。然而，智慧的“逃港”者选择月黑风高夜，用几床棉被铺在三米高的铁丝网上，照样一跃就翻过去了。
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1962年，有6多万人经宝安县偷渡进入香港，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
2006年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3年间，内地共有近16万人偷渡到香港。
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末内地就有人大量逃港，在60年代初达到顶峰。
当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曾多次深入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并实地察看了收容站。时值盛夏，蚊虫叮咬，当习仲勋在收容站看到被遣返关押的衣衫褴褛的农民们时，他哭了：“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有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1977年冬，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听取“关于广东逃港事件”的汇报时，一直脸色凝重，突然，他插了一句话：“看来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末了，又说了句：“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他的这些话令汇报者面面相觑，如坠五里雾中。
若干年后，深圳特区前身宝安县的领导干部这样反思：那时逃港的民众用一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在贫穷的社会主义窘迫的现实面前，人民群众嘴上唱社会主义好，心里却都嘀咕肚子没有吃饱。这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辛辣地讽刺过的那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人们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与过去的逃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大陆人越来越少偷渡香港，反而出现了香港居民移居大陆的现象。
香港规划署调查发现，到2001年已经有4万多香港人移居大陆，近两年人数更是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年底，香港人在大陆自置的物业数量达18.16万个，共有近9.2万港人在大陆居住，多集中在深圳、东莞和广州。
同一座罗湖桥，见证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变迁。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之初，一位西方经济观察家曾经善意地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1952年搞计划生育，1954年搞生态保护，1956年开始经济改革，60年代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今天能够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会是目前的9倍。
历史不是“如果”链，而是一条因果相涌的长河。
字幕：
（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下降至2.5%；
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日本持平，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25%；
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居第12位，到1980年，下降到0.75%，居第32位。）
邓小平则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长期处于对峙格局，随后中苏关系的迅速恶化，再加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连一生豪气冲天的毛泽东，也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
1961年，来华访问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此时的毛泽东颇为清醒而冷静地答道：“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1962年1月30日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更坚定和理性地预言：“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至少需要100年！”
毛泽东又何尝不想尽快打破被封锁的僵局。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重病中的毛泽东对尼克松此行十分重视。为迎接尼克松的到访，他老人家20多天前就主动配合医生治疗他的肺部感染，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强制锻炼身体，不停地练习起立、蹒跚走路……这一天更是怀着很少有的高兴心情，专门请来理发师理了发、刮了胡子，早早就坐到中南海游泳池室内的书房兼会客室里等待了……一俟接到尼克松专机已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的报告，他当即传话给周恩来：“立刻会见。”
毛泽东时年已近79岁高龄，他老人家是在拼着生命的余力推开国门啊！
雄汉盛唐，中国以“万邦来朝”的威仪主动敞开国门，延揽八面来风。
近代衰败的中国欲闭关锁国，却还是被西方列强用凶猛的炮舰轰开国门。
20世纪70年代，以新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中国人已分明听到了惊涛拍岸的呼啸声。
邓小平指出：什么叫战略思维呢？如果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生长力量，不知道怎么来生长这个力量，就不叫战略思维。
广东、深圳的战略地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战略地位因其历史沿革、地理方位而凸显出来。
1978年的中国风云际会，终于拉开了一场规模巨大、前无古人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大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社会变革的成效越来越显著，影响越来越深远，越来越为全世界所瞩目。
1978年的珠江，中国人最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历史对于珠三角这片土地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如此厚爱，真可谓“天赐良机”，“万事倶备”！
时序演进3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从太空卫星上鸟瞰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奇迹：香港、澳门、广州、珠海、中山、深圳连成一片，形成庞大的城市群落，是灯火最为璀燦的一道风景。他们遂调皮地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香圳”。
而有幸生息在这一道风景线上的人们，包括官员、教授、学者、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医生、律师、工人、农民等，终于以觉醒者的身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大道上迅跑。
第三集 深圳破冰
（字幕：2007年，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实物展。）
解说员（同期声）：“这是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用过的饭盒，这是当年梁湘同志的办公桌和公文包，这是……”
显然，这样一个简陋的记忆，却是一段石破天惊的历史的开端。
深圳，原来只是濒临珠江入海口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边陲小镇。
人口不足3万，面积仅3平方公里，街道狭窄，市容破败，200米不到的猪仔街、鱼仔街脏乱拥挤，仅有的一幢五层楼房已算是鹤立鸡群的摩天大厦了……这是一个一支香烟不等燃完便可兜遍全镇的弹丸之地。
然而，走过了1700年历史风雨的深圳，却是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版图上典型的“省尾国角”。
深圳经济特区创建之初，有“五子登科”之说：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圩镇的底子、穷得不成样子。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需要一个排头兵。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全国人大五届十五次会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递交全国人大审议。
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中央委托，宣读了整个条例。在一片掌声中，《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深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
8月26日，也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生日。
深圳经济特区从此踏上悲壮的破冰之旅。
这是关乎未来中国命运的一项大决策！
日后无数次出现在中国电视荧屏上的那一座著名雕塑“拓荒牛”，极其生动地揭示了深圳创业者的风采。
没有资金，首任书记吴南生和当年的副总理谷牧多方“化缘”，仅争取到3000万元贷款作为启动经费，可谓杯水车薪；
没有设备，几十家小工厂、小作坊敲敲打打只能捣腾出一些小农具、小五金及粗糙家庭用品；
没有人才，可怜巴巴的农业、林业、农机、水产四家县属科研单位，科技人员27人中除两名工程师外，其余均属初级科技水平。
更为可怕的是，传统的计划体制，渗透在当时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经济建设需要资金，需要人才，需要各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这些都需要计划体制的链条来完成。可问题恰恰是，经济特区没有在这个计划体制的链条内。
经济特区真正是一张白纸，一切只能靠开拓者们大胆去闯，大胆去探索，凭本事起家！
“杀出一条血路来”——绝对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号。
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传统与习惯的挑战和超越。
必须破除传统经济模式，必须破除陈旧思想观念——胡耀邦曾要求特区要敢于“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敢于经受一场新旧体制胶着、摩擦、碰撞的阵痛！
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区域经济，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起步的通行做法，俗话叫“借鸡生蛋”。
香港是靠借钱“飞”起来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走的也是这条路子。
深圳很快确立了一个方针：“特区建设资金以引入外资为主”，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东南亚、欧美等外国资金源源不断地吸引到深圳来。
要吸引外商、港商前来投资办厂，首先必须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借鸡生蛋”也得先搭起一个“鸡窝”呀。
明摆着的现实是：平地、通水、通电、通车、通信……每开发1平方公里可供客商投资办企业的地皮，至少需耗资1亿元人民币。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刚创办的深圳特区，此话千真万确呵！
深圳，需要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壮举。
用智慧、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樊篱，杀出一条改革开放的血路来。
“出租土地”，在民族情绪极度敏感的年代可是大逆不道之举，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连想都不敢想的念头。
深圳市领导人却大胆地想了，他们分明看到深圳河边沉寂的旷野上正垒着厚厚的黄金。果不其然，仅若干年后即有经济学家测算，最早开发的0.8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其地面上累积起的财富已足可铺上一层厚厚的百元大钞。
仅开发罗湖小区的头两年，订租出4.54万平方米土地，收取租金2.136亿港元，吸引外商投资达40亿港元。
从土地的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特区的拓荒者初尝了市场经济的甜头——掘到了起步创业的第一桶金。
显然，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的这次土地拍卖活动，作为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根本性改革的历史瞬间，深深地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其实，早在特区建立之初的1982年，深圳拓荒者们就突破“出租土地”的禁区规范了不同等级的土地收取不同标准使用费的规定。
这些被称为闯雷区的改革，其实依据的是1980年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原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江泽民和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后来说，干脆就叫作“土地使用费”吧。土地使用费实际上就是把土地的租金及各种税收合在一起了。一叫“土地使用费”，大家觉得很好，很社会主义的样子，你一说“地租”就不行啦。
把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收取“土地使用费”，避开“地租”这个敏感的字眼，可以说是江泽民和特区改革者们的一大创造，是一场触及雷区的改革实验。
当年，“出租土地”这一爆炸性的消息曾轰动了整个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争相在头版头条做大篇幅报道。
当新中国的土地市场被资金瓶颈逼着走上舞台的时候，种种非议迅速传遍中国大地。某单位曾经召开讨论会，主题就是：“如何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深圳的土地出租制度就是新租界。有人则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大案”。
惊天动地的第一槌，直接促成了宪法的修改。随着深圳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有期转让，国内第一次把土地由资源变为资产，作为商品可以买卖。在此基础上，深圳率先实行经营性土地的招拍挂，使得房地产市场全面形成，实现了土地的有效利用和土地价值的真实回归。
“预售商品房”，在开发上步工业区时，大胆利用资本滚动增值原理，使房地产产品快速进入流通领域，边盖房，边预售，甚至刚设计图纸时就开始进入交易，这就是所谓的“卖楼花”0两年之间，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资金却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借贷的1800万元转眼间变成了1.44亿元。
楔人中国计划环境下的深圳经济特区，它所萌动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市场经济的苗——深圳试验的第一波冲击，就是因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带来的。
资金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原始的动力。可特区建设初期，特区建设者曾经为没有钱而深深地苦恼！1983年7月，为了筹集发展资金，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了股金证券，这实际上是一种准股票，在中国销声匿迹了30多年的股票重新回到社会经济建设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它为深圳日后成为中国两大金融市场播下了一粒种子。
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在本地率先向社会发行股票。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开业。
当时对股票市场，多数人持观望态度，也有部分人激烈反对，支持的只是少数人。反对的人并不否定股票对于筹集资金的作用，他们反对的理由，其实大多出自一个今天看来非常可笑的理论，那就是有股票就会有股票红利，就会滋生靠股利生活的剥削分子。
若干年后，当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视察时，他明确地指出：“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上海、深圳先试验了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资本主义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拿过来用，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嘛！错了关闭就是，以后再开，哪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
股票发行成功催生了金融资本市场，尽管它还有诸多幼稚之处，但是孩子既已出生，成长就可以期望。
正因为深圳的拓荒牛们在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敢于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战略构想，使深圳经济特区一起步就进人世界经济大循环体系中。
市场，无疑是支撑经济杠杆的一个坚实的支点！
显然，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艰苦创业年代。
整个深圳特区犹如一个大工地，几十万建筑大军散落在深圳河北岸，2万名转业工程兵于风萧萧中星夜驰骋南下，成为一支为建筑特区大厦而冲锋陷阵的虎贲之师。彼时的深圳，推土机机声隆隆，奔驰的汽车尘土飞扬，夜以继日，不曾停歇。
其时，深圳市的决策者们被老百姓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他们初来乍到住铁皮屋，夜里开会、看文件甚至躲人蚊帐内，以躲避嗡嗡乱飞的蚊群，然而，人人都开拓进取，乐在其中。
显然，这是一个吞吐天下的激情改革年代。
断然取消购物票证（粮票、布票、油票、糖票）；大力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工人实行全员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率先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每一天，特区的太阳都是新鲜的；每一次，特区人的冲击都是惊世骇俗的。他们播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喜悦。
试想，在此之前，除我们党领导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外，何曾出现过人们如此自觉投人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历史，每推进一步都伴生着阵痛。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在中国，连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
从长期习惯的计划经济模式转换到开始探索的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心理顿时失去了平衡。
在推土机欢快的轰鸣声中，深圳经济特区很快成了舆论的“风暴眼”。
有的同志怀疑：“这还算是社会主义吗？”
有的同志评说：“当年，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今天，资本家又夹着皮包回来了。”
有人忧心如焚：“特区办成了租界，国将不国。”
更有甚者说：“深圳经济特区，只剩下一面还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是红色的了……”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试办经济特区，本来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试验。前辈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也没有既成的模式可供借鉴。此时，人们更深刻体会到了小平同志“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分量。
若干年后，袁庚曾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语：“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特区就是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在实践法庭面前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
深圳人的心头压上了沉甸甸的铅块。
全国人的心头升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字幕：1984年1月24日）
人们戏称，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
深圳人关注特区的命运，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更关注特区的命运。正如他老人家所说的：“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了，我当然要来看看嘛。”
显而易见，一种紧迫感，一种焦虑感，时时萦绕在邓小平的心头。
可喜的是，深圳经济特区最初四年的改革实践，已充分地印证了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精辟论述。
当邓小平登上22层高的深圳国际商业大厦天台，环顾四周时，他老人家终于高兴地笑了：“深圳已经搞起来了嘛！”
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同样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就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深圳特区正是在大刀阔斧破除旧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深刻认识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创造出震惊中外的“深圳速度”的。
1981年特区刚刚起步，香港中发大同公司与深圳房地产公司联手在罗湖区兴建第一幢高层商业楼宇——国际商业大厦。深圳市政府豁出去了，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工程“招标投标”方案，并实施重奖重罚：工期提前一天奖励港币一万元，反之则罚款~万兀。
中标的中国冶金建筑一公司面对巨大压力，别无选择，狠下决心破除铁板一块的传统“大锅饭”管理体制，在企业内部全面推行承包经济责任制，实行层层分包，责任直接落实到班、组、人。
奇迹出现了：承包前25天才盖一层楼，承包后仅用8天就盖起一层楼。结果，国际商业大厦提前94天竣工，中国冶金建筑一公司也如数领到了94万元港币的奖金。
深圳人用幽默的语言创作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
一石激起千重浪。
发轫于建筑行业，革除现行僵化管理体制，运用经济规律开拓建筑市场的改革，一发而不可收。
几年后，高160米、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号称“神州第一楼”的深圳国际贸易大厦，又如神话般地从这片土地上腾空跃起直插蓝天。
历史会永远铭记：深圳人在兴建这座摩天大楼时创造出了世界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圳速度”——三天盖一层楼。
外国人莫名惊讶，由衷地赞叹道：“这近乎天方夜谭的深圳速度，是独领风骚于青史的！”
改革，无疑是一项庞大的综合社会系统工程。
敢为天下先，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就是开创前辈人所从没干过的事业。
深圳特区从探索市场改革的实践中，更加坚定了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
——大开发大建设局面，国营、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百万劳动大军有如一波波狂涛叠浪涌人深圳，逼出了一个劳务市场：用工制度的改革彻底砸碎了铁饭碗，合同工、季节工、临时工一齐上；实行双向选择，老板有权“炒”职工的“鱿鱼”，职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在深圳，一次分配定终身最先成为明日黄花。
——建筑业的高速度和高效率，逼出了一个原材料市场：传统的天经地义的由国家统一调拨、建材部门专营的“一统江山”局面最先在深圳被打破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原材料都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由贸易、协议成交。“不找市长找市场”，在深圳成为一句极其时髦的口头禅。
—特区开发所必然出现的人口骤增，一度造成食品、副食品、日用品等供求关系失衡，逼出了一个生活资料市场：物价改革与劳动工资改革配套进行，稳步推进，逐一放开，没有引发人心浮动和社会震荡；在深圳，价格真正遵循价值规律，发挥着引导消费、调剂商品、激活市场的经济杠杆作用。
毋庸置疑，在探索与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垂范不辱使命，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吴南生、梁湘、李灏……正是这一任又一任的书记、市长总在无畏地一路逆风前行，才共同托起了深圳这座名震天下的“一夜城”。
1984年1月26日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来到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视察。
就在深圳特区成立前一年，在罗湖的西面，已经可以听到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了。在那个靠近香港、仅有2.14平方公里的半岛上，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正在亲手开始一场社会实验。这个忙碌的春天，蛇口与深圳，宛如改革开放的两队探路尖兵，都在选择各自的突破口。而这个袁庚则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身影，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不惜“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取“蛇口这个改革试管婴儿的诞生”。
1979年8月，蛇口码头开工，10月蛇口率先实行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该制度规定，超过工作定额者，每超一车（运土）奖励四分钱。分配体制的改革极大鼓励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加快了施工进度，但是这种尝试也挑战了左邻右舍传统的分配规定。四分钱的方案被紧急叫停。袁庚拍案而起，不得不求助“尚方宝剑”。区区的四分钱居然惊动了中南海，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肯定了蛇口的做法。
当实践获得认可之后，行动在转瞬间转化为口号。
曾在蛇口工业区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的邹富明清楚地记得，1980年冬天，在工业区建设指挥部的会议上，袁庚递给他的一张纸上写了这样六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
袁庚的六句话，虽然只是简单的口号，但是每句都有强烈的指向。几经斟酌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写在了蛇口码头的一块三合板上。从这一天开始，蛇口高高擎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也旋即将自己拖人了争论的旋涡。
美国《财富》杂志曾把中国的改革形象地比喻为抛球：中国领导人会同时向空中抛出好多只球，这样虽然有的球可能会掉下来，但留在空中的球总是比掉下来的多；蛇口就是当年抛得最高的一只球，它把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冲得七零八落。
邓小平边看边高兴地说：“你们搞成了个港口，很好！”回到北京后，他老人家又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说：“有个指导思想要更明确，就是不能收，而是放。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块著名的标语牌，如今已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了。
史家称之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邓小平又来到深圳渔村，看到老百姓开始富裕起来并住上漂亮的小洋房时，便问渔民们：“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渔民们快语快言答道：“如果现在的生活算社会主义，我们就赞成社会主义；如果现在的生活算资本主义，我们就赞成资本主义。”他老人家欣慰地笑了，扳着指头说道：“看来，中国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需要一百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恐怕就差不多了。”
若干年后，当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时候，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不无欣羡地说道：“深圳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
对于历史而言，万千广厦仿佛起于一瞬间，而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往往隐匿于时代的深处。
珠江泱泱，风尘仆仆，邓小平结束了第一次深圳巡察之行。
1984年2月1日，正是癸亥岁大年三十。上午，邓小平照例去庭院散步，回到住地广州珠岛宾馆一号楼，稍事休息。他老人家在视察珠海时已题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有力的大字；此刻，又欣然命笔，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写上：“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在最后落款时，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这一评价他老人家在深圳视察时已下了定论。
次日，甲子新年，这一题词预兆着吉祥、喜庆——欢乐是如此快速地飞扬着，霎时间便传遍深圳经济特区的山山水水，传遍九州中华的大江南北。
第四集 潮涌珠江
1916年9月15日，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来到浙江海宁盐官镇，观赏“天下奇观”的钱江潮。目睹呼啸而来推波叠浪的钱江大潮，怀抱强国大梦的先生禁不住仰天感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中国改革开放大幕一经拉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整个珠江三角洲沸腾了：春笋要破土、种子要发芽、农夫要耕耘、大地要回春……
自古以来，珠江就是一条黄金水道。
自汉唐以降，珠江两岸的许多蛮荒之地已逐渐被开发成物产丰沛、人丁兴旺的商埠、码头、墟市和集镇。西江、北江与东江的三江汇流，又催生了以广州为首的城市群落，进而使它们发展成为南中国海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初年，汉武帝派使者从广州出发，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凭手摇桨橹的小船，开辟了一条千古通行的海路。那时还没有发明指南针，也还不懂使用风帆，凭的只有大海赋予的开拓意志和冒险精神。这条航线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及斯里兰卡。这应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在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展出的出土文物里，有来自非洲的象牙和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银盒，这些实物印证了那个年代岭南人丈量大海的足迹是何等的广布。
宋代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和世界闻名的东方港市。从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于是，以南海为中心，以广州为起点，正式开辟了一条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还包括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整个岭南地区遂享有“天子南库”之美誉。
明末清初实施海禁，广州仍长时期处于“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始终维系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外贸命脉。
其时，一个以广州一佛山一陈村一石龙（俗称广东四大镇）为横轴，以广州一澳门为纵轴的T字形商贸网络，便逐渐延伸、拓展，形成整个珠江三角洲商贸网络。
“诸奇卉果，流俎天下”，商民绸缪，奇货可居……明朝新会举人李子世曾咏诗曰：“千船如蚁集江门，却喜不声效雨喧；向晚绿杨归渡映，远灯明灭认前村。”
足见当时珠江两岸一派商贾云集、人声鼎沸、财源茂盛的升平景象。
显然，对外贸易既动摇了大清王朝因循守旧的社会秩序，也激发人们去了解陌生世界的热情。
今天，当我们徜徉于广州仁济路、衫木栏路等极为普通的街道，再向南直达珠江岸边时，很难想象这就是300多年声名显赫、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洋行——清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的所在地。
1684年，距离英国的“光荣革命”只有四年。四年后，大英帝国正式踏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做好了政治体制上的准备，并且开始放手征服世界（到1914年，英国领地达到3300多万平方公里，已是英国本土的137倍）。而此刻，清朝的乾隆皇帝却仍对中国沿海实施海禁，并规定到中国朝贡的船队只准泊于广州。这种“一口通商”的措施，催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十三洋行。十三洋行是分别经营丹麦、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十三个国家贸易的“夷馆”，也是专门租给外国商客居住的地方。洋行的本质，其实是清政府为了限制洋人与内地进行贸易往来的关卡，但是客观上给珠江三角洲营造了一个重商的传统。
从此，中国内地的丝绸、茶叶、香料、大黄沿着珠江水道从四面八方运至广州，然后漂洋出海，流布天下；而形形色色的西洋货品也通过洋行，从密如蛛网的珠江水道转卖至中国内地，这就在广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贸易圈。
十三洋行整整延续了170多年的历史，直到1856年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中。
开初，中国凭借自己的特色商品，向西方大量出口丝绸、茶叶，一度赚足了洋人的真金白银。当英国人惊觉白银危机之后，开始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并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一箱箱鸦片贩运至中国赚取白银。正是这样一个英国、印度、中国的三角贸易，最终导致爆发了一场鸦片战争。
中国，从此步人了百年动荡的近代史门槛。
改革开放，中国迎揽八面来风，又一次接受世界新经济大潮的冲击。
国门刚刚打开，资本就来问路了。
1979年的1月，在中共高层人脉深厚的香港爱国富商霍英东，已经跨过罗湖桥，向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提出了一个设想：要在广州投资建一家国际标准的五星级宾馆，也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广州白天鹅宾馆。
198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全面开业。霍英东提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将酒店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
一种全新的经营理念，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
白天鹅宾馆的奢华，的确让广州人大受刺激。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像白天鹅宾馆这样的高档外资项目，离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仍十分遥远。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作为前线，基本只有农业，没有什么大工业。1956年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项目，广东只有茂名一个。到改革开放前，广东发展速度已经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居全国中下游。1979年，全国人均工农业生产总产值为636元，广东只有523元。1981年，广州的居民生活需要46种票证，每人每月发0.5元钱的鱼票，还不能完全兑现。
时移境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浪潮挟裹而来，珠江三角洲理所当然成了中国经济与外国经济竞争、交锋的主战场。
从广州向南、向东，有两条高速公路可分别直达珠海和深圳两大经济特区，沿途经过的南海、顺德、中山以及东莞。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经济主战场上声名显赫的“广东四小虎”。
珠三角人敢为天下先一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发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进与太平等企业创造的创业奇观。
1978年8月，顺德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悄然合作办起了大进制衣厂，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料、订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容奇镇只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仅300人的小厂当年即获利20万美元。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东莞第二轻工业局与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也签下了第一宗来料加工合同书。9月15日，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挂牌开工，该手袋厂第一年获取加工费100万元，为国家赚取外汇60万港元。
1978年的初秋，香港的一位谢女士来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前的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经过与村干部半年时间的讨论，同意正式向上屋大队的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小编织厂进行投资，将它改建成了一家企业怡高电业厂。
1978年8月31日，澳门商人曹光彪在珠海建起了当地第一家外资项目香洲毛纺厂，并与澳门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了毛纺来料加工协议。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由于原始资料难寻，究竟哪一家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已经成了一桩难以裁决的公案。但毫无疑问，他们同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第一声鸽哨，点燃珠江三角洲人们发财致富的希望火种——日后，由经济学家们总结为“三来一补”（来资金、来原料、来技术和补偿贸易）或“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产品市场在外）的“珠江经济模式”，在全国率先打响了“外资牌”。
这是一种勇气的象征，更是一种创造财富的象征。
缺口一旦打开，香港资本大举人粤，地处香港至广州之间的珠江两岸经济走廊尽得地利之便，成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首选之地，实现了“前店后厂”的产业格局，成功承接了香港、台湾，以及后来的日本、韩国、欧美产业的转移，顺利融入全球产业链而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如火如荼，风生水起……珠江东岸的东莞和西岸的南海、顺德、中山，很快便形成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东莞模式”以吸引外资为主要手段，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迅速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产业现代化。
“顺德模式”和“中山模式”则着重发展乡镇企业，经改制后逐渐使本地民营资本占据主导地位。
“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六个轮子一起转”，形成一派红红火火的大开放、大发展、大繁荣景象。
珠江三角洲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地方国营企业协同发展、齐头并进，以IT、服装、家具、灯饰、皮革、五金等产品组成的“产业族群”，犹如满天星斗散落在珠江两岸成百上千个村镇。有外商戏称：“如果东莞至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15分钟，则全世界的电脑价格都将发生波动”，“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可以在珠三角制造提货”。
这是一则传为美谈的真实故事：1984年1月19日，邓小平从珠海往广州途经顺德小憩。农民出身、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用粤语向邓小平汇报说，顺德的经济发展那么快就靠了四个字“摇头摆尾”，邓小平听了一愣，欧广源比画着说，“摇头”就是电风扇，“摆尾”就是养鱼。邓小平听后会心地笑了。
早在粉碎“四人帮”时，针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奇谈怪论，邓小平就曾预言：“如果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庄稼，一小片水塘没有被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増加多少财富啊！”
珠三角地区短短几年中的超乎寻常的快速发展，不仅让贫穷了几十年的老百姓开始品尝初步富裕的滋味，也让珠三角成为全国瞩目的风暴眼。
此时，广东省的领导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广东人喜欢吃鱼，已经到了无鱼不成席的程度。这除了受饮食习惯影响外，还渗透着浓浓的精神寄托——希望生活能够“年年有佘”。
1982年春，在千百年来人称“鱼米之乡”的广州，为了满足群众能够有鱼吃这样一个并不过分的愿望，广州市委决定，全面放开塘鱼价格，希望通过价格的杠杆的调节作用，扩大市场供应。
但是，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常常并不能成全人们的美意。价格刚放开，在人们还没有感受到供应丰富之前，塘鱼的价格就上涨了好几倍。
一下子，政府的好意转化成了群众的愤怒，有人甚至直接向中央告状。
所幸的是，在中央的理解和省委的支持下，广州市委对这一新政策并没有马上喊停，并坚持按市场规律办事，认为眼前的涨价只是暂时的阵痛。
果然，放开价格的政策让鱼农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生产大量增加。3年之后，全国18个大中城市中，广州活鱼的消费量最大，但价格最便宜。
这一次局部的价格放开试验，证明了市场驱动力往往比行政命令的威力更加强大、更加有效。这为广东，也为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放开市场管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然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错综复杂现象往往让人们始料不及。
1982年，广东沿海一带普遍出现走私现象，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时的走私现象，主要是渔民用渔船偷运一些尼龙布、塑料手表、收录音机等。有些人求富心切，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地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
据说，当时在北方的一个火车站，凡是从广东来的乘客，都要接受单独的搜身检查，好像人人都成了走私犯。
形势逼人，国务院各部门先后发布了28个文件，收回了对广东的很多特殊政策。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专程赴京做了两次检查，有人甚至提出要开除任仲夷的党籍。当时的陆丰县委书记王仲因为参与走私，涉案5万元，被执行枪决！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广东在坚决整治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走私犯罪的同时，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动摇，任仲夷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排污不排外”的观点。他说，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做具体分析。
因为此事件，广东在全国的形象大受影响，广东的干部也自嘲地说：“广东是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
当然，这样一些发展中的曲折，绝不能阻碍珠江三角洲浩荡向前的改革洪流。
东莞、顺德、中山、南海“广东四小虎”的发展模式，很快被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括为“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并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典范。
从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黄土地上萌生一种工业文明，即20世纪80年代勃兴于中国的一场伴随城镇化浪潮的产业革命。她分娩出一个中国乡村的“第二工业”，在中国这样的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她无异于把世界上最广大的劳动人口吸纳人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轨道。
遥想三百多年前，英国工业革命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曾野蛮地将农民们驱赶出家园。而今日之中国，亿万农民却豪迈地、义无反顾地走出乡间，汇人了城镇工业化的洪流。
中国的改革开放，珠三角的勇闯新路，既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也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劳动力、创造力的蓬勃生机。正是这种劳动力与创造力，造就了神州大地上一个活跃起来的风光无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学者称：1984年，是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顺应潮流者，审时度势，乃为俊杰；中流击水者，勇于拼搏，则是弄潮儿。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登上深圳国商大厦的顶层俯瞰深圳全景。倒卖玉米起家的王石正好骑着自行车从下面经过，楼下拥挤、喧闹而激动的人群忽然使王石心里喊出一句话：“干大事业的时候到了！”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就是万科的前身，王石当上了经理。随着业务空间的拓展，理想主义的王石又做起了打造“贸易王国”的梦想。
而今次抗震救灾中，王石一番捐款言论，在网络上又引发一场关于企业家回报社会的大讨论。
也正是这一年，一家日后叱咤风云的珠江本土饮料加工厂应运而生。广东三水县，是珠江三条重要干流汇合之处。三水县酒厂的厂长李经纬喝到了一瓶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到这种饮料。一个念头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他要搞一种运动型饮料。他第一次提出用易拉罐进行饮料包装的方案，并设计了非常另类的产品商标，给这种饮料起了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健力宝”。一阵忙乱的准备之后，健力宝出现在亚足联的广州会议上；6月，又成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因为辅助中国女排勇夺三连冠，健力宝又被媒体冠以“中国魔水”的称号。此后15年里，它都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健力宝的历史功勋在于，它昭告了中国饮料市场春天的降临：珠三角冒出了无数饮料、食品、保健品厂，“珠江水”’和“广东粮”占领全国市场的时代到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属于珠江三角洲的。一大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从珠江出发，登上全国的改革大舞台。
在惠州，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建立自己的工厂，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
在顺德荣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用铁锤、手锉等十分简陋的工具，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开门电冰箱。1984年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品牌是“容声”，潘宁任总经理。
改革洪流，犹如大浪淘沙，筛选、磨砺、缔造着一批又一批创业者，而他们却无一不爆发惊人的创造力——共同去撞开新时代的大门！
2004年11月，中山市小榄镇隆重举办了一场美轮美奂的甲申菊花文化艺术欣赏会，遍地金黄，万人空巷，普天同庆。最大的一棵单株立菊围绕45圏，开出多达6211朵菊花，它与高达23.26米的赏菊楼和单株嫁接达247个品种的大立菊，同被列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轰动全球。
这是小榄人以其独特的乡情民俗，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劳动、创造、智慧、财富，以及迈入“工业革命”门槛后的喜悦和对改革开放大时代的感恩情怀。
小榄镇，这个位于珠江西岸南海古海湾的岛屿，因小山丘形似橄榄而得名，它以延续了800多年历史而久负盛名的菊花被誉为“菊城”。明代礼部尚书、乡贤李孙宸曾赋诗云：“岁岁菊花看不尽，诗坛酌酒尝花村。”自清嘉庆甲戌年（1814年）举办了首届菊花大会起，乡亲们便相约每隔六十年即一个甲子举办一届大型菊花会展。
然而，让小榄人津津乐道而永志难忘的，却是改革开放以来破例举办的“1979年菊花会正是这次菊花会既衔接起小榄断裂的历史，又引领着风气之先河。海内外众乡贤跨海踏浪而来，民心凝聚，献计献策，摩拳擦掌，小榄才开始迈上了大办乡镇企业之坦途。浙江温州人曾靠一台补鞋机开创出一个“温州模式”。”
广东小榄人则凭借一把锁起家，开启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手工业革命，快速将小榄镇打造成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基地，继而又带动电子电器音响、食品饮料、服装制鞋、化工胶粘、印刷包装等各行业产品升级换代，创国家级、省级名牌名标93个，一跃成为全国明星乡镇。
今日之小榄镇，人均GDP超1万美元，人均纳税1.3万元，人均储蓄存款8.2万元，平均两家农户即拥有一辆汽车，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2.5万元，各项综合指标在全国乡镇排名第七位。今日小榄人，生活富足，社会和谐，其乐融融。
放眼珠江三角洲，昔日河汊纵横的阡陌村舍，如今绿荫掩映中屋宇连成片，工厂连成片，小城镇连成片。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前店后厂，到“一镇一品，一镇数品”的专业经济形态，再到“园镇互动，滚动式发展”的园区经济形态，世世代代躬耕陇亩的农民怀着一股从没有过的穷人致富的强烈冲动，从黄土地上挣脱出来，汇人商品经济的滚滚洪流。农业快速向工业化转型，农村快速向城镇化转型，农民快速向社区居民转型：这是一波何等强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洪流！这是一股何等汹涌澎湃创造未来的社会变革大潮头啊！
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国务院专门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对改革开放大局进行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将这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要求这些地区逐步形成贸一工一农型的产业结构，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格局，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
珠江三角洲的改革开放，呈现跨越式、立体型、全方位展开的大格局。
农村层面——发轫于“三来一补”、以吸引外资为主要手段快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乡镇工业，通过不断地调整、合并、重组、改制、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积极融人跨国大公司的供应链，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仅顺德这样一个县级行政区就有冰箱、空调、微波炉、电风扇、电饭煲、电子消毒柜、热水器等十几个家电产品的产销量均居全国第一，家用电器工业产值占全国同行业的15%左右。顺德大道从南到北约10公里的范围内，就云集了5个中国驰名商标——科龙、容声、美的、万家乐、格兰仕。
到2001年年底，南海市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工商企业已发展到7万多家。按户籍人口计算，平均每16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
特区层面——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肩负改革开放试验场、排头兵的使命，敢为天下先，通过不断地探索、突破、进取、开拓获取成功经验。以“蛇口模式”诞生的三个开创性企业，即诞生于蛇口一间财务室的招商银行、起家于蛇口退休基金的平安保险、崛起于蛇口一家焊铁栅栏小作坊的南山开发（集团）以其创业经验日后在全国催生了一大批大型骨干企业集团。
城市层面——以广州中心城市为依托，搞活国有经济，使之辐射周边地区，激励民营经济围绕城市生活拓展相关服务产业；同时以商贸流通业为契机，逐步迈入加工型、科技型等第二产业。
港澳层面一因地利之便，散布在九龙的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迅速搬迁到了珠江三角洲上游地区，凭借香港、澳门资本、技术、管理的带动，沿着珠江，在珠三角地区聚集起两大高科技产业带：珠江东岸以广州、深圳、东莞为龙头，形成“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珠江西岸则由顺德、广州、南海、中山等组成“电子机械产业带”。两大产业带当之无愧地被称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迈向世界的火车头。而香港则依托中国内地的支持，也变得愈加繁华、富裕起来。
在珠江三角洲的400多个建制镇中，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占了1/4，有些市县所辖的建制镇几乎全部发展成为专业镇。这些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专业镇，经济规模从几个亿到几百亿不等，但就是这些涓涓细流，汇合成了珠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宽阔水面。
由此为发端，以广州、深圳和“四小虎”为代表的“广货”，像有些可笑的广东普通话一样，像由广东而唱遍大江南北的邓丽君甜美的歌声一样，像引领全国潮流的南粤流行音乐一样，像广东人模仿香港人、全国人又模仿广东人的穿着打扮一样……开始风行全国，成为时尚的标志、新生活的象征。
“广货”不论是外观工艺，还是功能质量，都大大超脱了“国货”过去的“傻、大、黑、粗”形象。因为，从1979年到1986年，珠江三角洲从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引进各种设备达94万台（套），其中的71.7%属于国际或国内先进生产水平。
今天，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家用电器的第一生产大国，珠三角的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到1988年，广东的经济总量首次跃居全国各省区市的首位；2001年，成为全国首个突破万亿大关的省份，并一直领先至今。
2007年，广东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1/8。
1998年，广东的GDP超过新加坡；2003年，广东的GDP超过香港；2007年，广东的GDP超过台湾。
邓小平曾希望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至此，“四小龙”中，广东经济总量已超其三，紧追韩国，并且年均增量从2005年起已明显超出韩国。
进人21世纪，广东的外贸出口，实现了“月超百亿、年超千亿”的历史性突破，长期占到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40%以上。
珠江三角洲水网密布，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当年，从广州前往珠海，不足100公里的路程，却需摆渡五六个渡口，耗费七八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了。
改革发展时不我待。广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提出“地方办路，集资修桥”，“以桥养桥，借款还贷”等口号，率先打破了公路建设由国家一统投资的体制。
珠三角大地，一条条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蜿蜒伸展，一座座巍峨长桥凌空飞架。仅1984年短短一年内，即有三洪奇大桥、细滘大桥、沙口大桥和容奇大桥先后落成通车。
创新的模式，使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成为全国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也使珠三角的发展优势获得质的飞跃。
多么蔚为壮观的一道风景线呵：昼夜奔驰在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上、巍峨长桥上的，是一列列集装箱车群、货柜车群、大卡车车群。
这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大动脉涌流的乐章。
这是南中国城镇崛起时吞吐时代气息的节奏。
珠江滔滔，春潮叠涌。
邓小平他老人家殷切嘱托：广东能快就快，不要等。不发展，什么都不行！
中华要腾飞，这里是试验场、出发地——万古珠江率先觉醒，率先领跑，她所期待的、她正经历的以及她将要展示的，都是“曙光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
第五集 继往开来
高州的地名由高凉郡演化而来，寓意为“高高的凉爽的山冈”。
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这“高高的凉爽的山冈”上崛起了一座古城池，曰“高州城”，遂为历代州、郡、路、府、道、专区之治所，历史上曾长时期为粤西经济、军事、文化之要津。
公元2000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仆仆风尘来到千年文化古郡高州，读史籍，栽荔枝，沐春风；又一路兴致勃勃巡视深圳、顺德、广州，纵览珠三角大地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大潮。此刻，他也许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与谷牧同志一道考察初创的深圳经济特区时，两人的套靴里全都灌满了泥沙和污水的艰辛而又开心的情景。
浮想联翩，20年前，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曾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代表团团长，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广东、福建两省及深圳、厦门两个特区的负责干部组成的9人小组，一路马不停蹄访问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6国，实地考察了9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借途经日内瓦的机会，还专门邀请了联合国组织的10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的论证会。正是这次出访和考察，为他们就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政策措施等方面，向中央和国务院提供较为系统、全面的政策性建言，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1981年11月23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江泽民以满腔热情向常委们推介“蛇口模式”——蛇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杆风向标，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第一个在全国搞工程招标，第一个搞职工聘任制，第一个搞住宅商品化改革……江泽民指出：蛇口的管理方式，为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时序演进至20世纪90年代，改革已进人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配套的深水区。显然，以前的改革若以“破”字当头，则此后的探索则以“立”字为先。
1992年的深圳，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
——深圳市政府代表团飞渡重洋赴美国招聘中国留学生，成为全国首个以政府名义赴海外招聘留学生的创举。
——率先建立起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险制度，为日后全国普遍推行从城镇到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开了先河。
1992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做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
这一决定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和大胆探索。决定明确规定，特区立法可依照宪法条例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在具体规定上根据实际有所突破。
有专家把深圳的特区立法权优势，与深圳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并称为深圳最重要的两大优势。
——1992年8月8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科技成果拍卖会在深圳举行，这次拍卖会成为以市场原则为科技成果进行定价的“破冰”之举。
在随后的日子里，深圳经济特区以国际惯例为坐标，连续打出不断深人改革的组合拳：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使企业成为无行政上级的独立法人；取消企业内部干部、工人的身份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试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持股比例可高达企业总股本的30%；建立全国首个产权交易所，为全国各地企业的兼并、转让、拍卖、处置闲置资产提供了规范、透明的媒介；建立深圳外汇交易中心；将企业设立的政府审批制改为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核准登记制，进而又将企业登记的行政审批制也改为依法核准登记制，引入国际上先进的“注册官”制度，实行“一站式”注册。
改革的成果是：1993年到1994年，深圳共新诞生了2.63万家企业，相当于特区成立前12年注册企业的总和。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国家体改委在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城市和经济特区，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点较高，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提供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范例，值得借鉴学习正当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在珠江两岸高歌猛进之时，又一场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不期而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特区还要不要继续“特”下去？对于这一尖锐的诘问，无疑引起了深圳从高层到民间的强烈反应……在这个历史关口，1994年6月19日至21日，江泽民总书记又一次来到深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提出著名的“三个不变”：“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他还特别强调：“变了，不利于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人民群众也不答应……”
抚今追昔，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制高点，新觉醒、新思想的鼓点又一次在珠江畔擂响，回荡在新世纪的天幕——
江泽民向全党郑重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邓小平在新时期实现了第一次伟大觉醒，精辟分析和把握天下大势，洞察“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之主题，从而确立了我国社会的历史方位，科学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无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的征程中，又一次新的伟大的觉醒：确立了党的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回答了新时期应该建设怎么样的党。同时表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在广州视察期间，江泽民还参观了著名的珠江钢琴厂，并欣喜地坐在这个民族品牌的钢琴前，弹奏了一曲。珠江钢琴厂今天已经在世界钢琴制造行业位居第二，也就是说，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可以听到中国民族品牌弹奏的旋律了。
1998年3月，江泽民在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对广东特别提出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要求。
2000年2月，江泽民又再次强调，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务必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显然，对于实施外向带动战略的珠江三角洲来说，“引进来”与“走出去”一直是交相辉映的。代表着当今时代财富与科技实力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已有250多家进驻珠三角地区，投资设厂，并从最初的试探性投资转向扎根型拓展。不少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如三星、索尼、希捷等，不但大幅增资，而且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研发中心，他们不再视珠三角这片热土为“世界加工场”，而是看作能够驰骋国际市场的重要基地。
显然，实施外向带动战略使广东一大批企业走出了国门，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大展雄风，并已培育出一批“粤字号”的世界级名牌。广东的华为、中兴、万科、中集、TCL、康佳、乐华，以及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盐田港集团等，已成为享誉世界的明星企业。
1999年10月5日，由国家外经贸部、科学技术部、信息产业部、中国科学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隆重开幕。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东莞国际电脑资讯产品博览会和惠州国际数码节等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高端会展也相继在珠江三角洲举办，并迅速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
从广交会的一枝独秀到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成功举办，这一系列会展生动表明了广东产业升级换代、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轨迹；珠江三角洲迅速从原来的加工制造基地成功转型，从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出口总额最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此时的广东，随着浦东开发带来的全国改革开放格局的改变，先发优势正在弱化，必须实现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历史性跨越。广东省委审时度势，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2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全面实施“外向带动”“科技兴粤，人才兴粤”“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四大新战略，增创开放、产业、科技、体制、环境五大新优势，把广东推向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起飞的坚实基础。
深圳骄傲地把“自主创新”写在了特区发展的旗帜上。
共和国也正在把“自主创新”写在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上。江泽民一再强调，“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如果说19世纪是帝国的时代，20世纪是战争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则是金融的时代。银行、投资公司、共有基金……共同构建起了今日全球经济之大格局。
珠江三角洲既见证了历史，又开启了时代，它承担起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主潮的先遣团的使命。
历史总是格外眷顾珠江流域这一片沃土。
2003年4月，又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春天。
癸未新岁，“非典”肆虐，阴霾漫天。刚刚履新总书记职务而日理万机的胡锦涛，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心系人民生命健康，毅然决然亲临广东抗“非典”第一线。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局势，胡锦涛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从湛江到深圳，从东莞到广州，他一路考察一路思索。他要求广东人民注重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注重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以人为本”为出发点、强调“科学发展”的战略新思维孕育而生。
显然，纵览改革之艰难曲折，廓清丛生之歧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样来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伟大觉醒和历史性飞跃。
2003年6月，胡锦涛代表全党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敏锐的英国著名学者彼得·诺兰惊喜地发现：“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杰出成果。到了2002年11月‘十六大’之际，中国已经明确地离开了河的‘此岸’……然而，‘彼岸’尚只能依稀可辨……为了寻找前进的道路，中国领导人正在审视中国的过去，并吸取他国的教训，以便寻找到一条能建设稳定、团结和繁荣社会的道路。”
珠江滔滔，万古长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中，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珠江流域、南粵大地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机缘巧合地成为新思想、新观念宣扬、发布的历史舞台。
追求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共生，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
珠海，因其146个大小岛屿像珍珠般散落在珠江人海口而得名。
珠海行政区划可一直追溯至公元前221年，自宋以降，盐业和银矿业勃兴；明末在此筑城扎寨，遂成军事要冲，兼管理澳门外交事务；近代珠海更成为南中国门户，为抗击外来人侵者而演绎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活剧。
1979年珠海建市，1980年珠海创办经济特区，自此经济社会实现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条依傍着海岸线曲折延伸28公里长的著名的“情侣路”，将浩瀚妩媚的南海与柔情蜜意的珠江扭结在一起，奔放的海风撩动一岸的浪漫，把人们带人一个如梦如幻曼妙神奇的海滨世界。
道路、绿地、山坡、公园、庭院、宾馆……密匝匝盛开着朵大而艳红的三角梅（市花：簕杜鹃）；满城绿树婆娑婀娜多姿，摇曳万种风情（市树：红花紫荆）；海滩、海港、渔场上成群结队的海鸥（市鸟：海鸥）欢腾雀跃，或戏水于海边，或漂浮于水面，觅食、飞翔，突然又似离弦之箭直击海鱼；一幢幢红墙绿瓦的高校建筑依山而筑，错落有致，鳞次栉比……所有这一切，不是仙境胜似仙境，为珠海特区赢得了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旅游城市、浪漫城市、生态环保模范城市、人类居住最佳城市等一顶顶桂冠。
显而易见，一条“情侣路”、一座海滨城、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特区……所见之处无不体现珠海市一届又一届的执政者所具有的谋事胸襟、人本思想与人道情怀。他们一棒又一棒接力书写出一篇又一篇“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锦绣文章。
深圳以“一夜城”的美誉崛起于中国南海边的荒漠小镇，几乎又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型，崛起之神速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毋庸置疑，深圳在经历了20多年暴风骤雨般的改革与发展之后，同样面临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难以为继的困局。
深圳经济特区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如何破解发展难题，显然是摆在深圳人面前的新挑战、新考验。
“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很快确立了新的发展路径。
2003年4月11日下午，深圳中兴通讯公司（简称“中兴”或“中兴通用”）总部人声鼎沸、欢呼雀跃，总书记胡锦涛专程前来中兴视察。尤令中兴员工们欣喜与感动的是，两年前胡锦涛访问塞浦路斯时，曾抽空出席中兴通讯公司与塞浦路斯电信总局的智能网项目合作签字仪式，他对此记忆犹新，还专门向总裁侯为贵详细询问了该项目的最新进展情况。
胡锦涛听了汇报后当即表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兴通讯应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与人才优势，紧紧抓住机遇，加快走出去步伐，坚定地进军国际高科技市场。
中兴通讯不负总书记的嘱托，海外市场捷报频传：为罗马尼亚构建全球第一个全国性NGM网络，ADSL规模服务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承建香港OADM城域骨干网，交换机中标美国国际汇结局，担纲越南第一个铁路专用通信网……
中兴通讯作为国内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凭借在通信系统设备和个人终端设备研发生产上所具备的领先优势，进行准确的国际市场定位，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这种定位与战略已成为中兴通讯快速增长和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
走进深圳华为公司，穿梭于一个又一个不同型号的通信交换机、光网络产品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之间，耳畔回响着此起彼伏的优雅的声音：“华为是一个开放性组织，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搞研发与生产，宽广的世界等待着中国……”
这家成立于1988年，在1993年即开始实施员工持股产权改革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创办之初即把目光瞄准世界。经近20年在国际电信市场上击风搏浪，华为已在全球建立起30多个分支机构：在美国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瑞典斯德哥尔摩、俄罗斯莫斯科等均设有研究所。华为的产品已经成功打人德国、西班牙、巴西、俄罗斯、埃及、泰国、新加坡、韩国等40多个国家。
华为在坚持自主开发的基础上，实施开放性合作战略，已与TI、摩托罗拉、英特尔、ATT、ALTERA、SUN、微软等世界一流企业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2007年，深圳华为的合同销售额高达1000亿元，其中出口超过100亿美元，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一面旗帜。
1985年，深圳开始创办科技工业园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新型科技体制。
1992年以来，深圳先后制定实施了50多个鼓励自主创新、发展髙新技术产业的政策。
到2007年，全市专利申请量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DPCT国际专利申请占全国总量的39.8%，连续四年居全国首位。目前在深圳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已从2000年的40多家增至130多家，创业资本总规模达115亿元，约占全国的1/3。
1992年以来，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年均增长46.5%；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1992年的3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7598.8亿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58%。
回望20多年历史，深圳经济特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产品转型以及创新科技体制的道路上大步奋进。深圳“科技之树”已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改到深处是观念，观念一变天地宽”。今日，当我们漫步在蛇口，你会发现当年以“工业”命名的道路，如工业大道、工业一路、工业二路等已分别更名为南海大道、蛇口一路、蛇口二路等。显然，工业已悄然告别蛇口，这是蛇口发展战略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大转型。
南海之滨，深圳湾畔，蛇口这块犄角之地又创造出了新传奇：率先进行产业升级，由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区向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港口小镇、创意产业基地、国际化人文社区等多重角色演变，成为香港高端服务的空间外溢区与珠三角地区外向型金融、娱乐、航运服务中心。
这些转变，对于蛇口这个当年中国改革的“试管婴儿”，无疑是更高层次的新一轮改革冲刺。
“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大城市不仅仅意味着金钱和金融，而且意味着各种文化和人才的交汇；深圳经济特区努力将经济、政治、文化各项社会事业向前推进。
由文化部、商务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已成功举办了三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简称“深圳文博会”），始终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精品化的办展方向，突出提升自身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突出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催生有实力、有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拉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显然，深圳文博会已成为覆盖全国并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型文化会展的龙头品牌，为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树起了一面旗帜。
深圳文博会以政府主导，以市场导向。2004年举办首届深圳文博会，国内外参展企业600多家，观众总人数为47.7万人；2005年第二届文博会参展企业为1071家，观众总人数为卯63万人；到2007年举办第三届深圳文博会时，观众总人数攀升至170万人，合同成交额、文化产业项目投融资、文化产品交易额分别达到207亿元、151亿元和56亿元。规模越办越扩大，人气越办越旺，影响越来越深广，深圳文博会当之无愧地成了深圳鲜亮的城市文化符号，与“读书月”和“市民文化大讲堂”
并列成为深圳三大文化名片。
借助于深圳文博会的强大驱动力，深圳正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其文化产业园区正在筹划打造全国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中心、动漫游戏开发中心、文化产品生产制作中心和区域文化市场消费中心，进而把深圳打造成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大市场。
激活文化创造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一无疑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又一道亮丽风景。
“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努力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从创办经济特区之日起，“发展与和谐”始终是深圳人无时无刻不必须面对的社会大课题。
已拥有1700万人口堪称国际大都市的深圳，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城市了。深圳的移民人口已占到90%以上，远远超出了美国纽约47%的移民比例。
深圳还容纳了700万的外来劳务工，他们的背后是近700万个家庭，覆盖全国2000多个县市。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的社会和谐，直接牵动着全国社会的神经。
深圳，是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劳务工医疗保险体系的城市，是第一个制订《献血法》的城市，是第一个建成血源库的城市，也是第一个不仅自己供应还向全国输送血源的城市……“一夜城”的深圳，用20多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最大的移民城市（单留下须消化的城中村及违法建筑就达200多套）成了一个最具归属感的城市，同时升华为一个和谐的城市。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称：追求城市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依据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选出深圳、东莞、北京为全国地级及以上大城市中科学发展水平前三名的城市。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它自降生之日起即置身于社会变革、社会转型之风暴中心，风云际会，风起云涌，风动中华一从摸着石头过河、一路突破禁区，到创立新经济模式，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始终领跑于前沿。
今日之深圳，与时俱进，审时度势，调整路向，协调发展，在大力开拓高科技产业全面进军国际市场，积极探索文化体制改革，倾力打造文化产业品牌，创建国际大都市等方面，闯出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2005年8月，深圳市政府正式出台《深圳市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调控指标体系（试行）》，41项考核指标向各级党政干部清晰表明了每个部门在每个时间段的工作要求。
2006年底，深圳市委四届五次全会通过的《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涉及收入分配与公平、安全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水平等21项指标，以民生为标尺对政府公共财政的投向、官员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效果进行严格考核。
以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考核政府工作，在全国尚属首次。
速度深圳、效益深圳、科技深圳、人才深圳、生态深圳、文化深圳、和谐深圳……成为深圳经济特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词。
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科学发展观”这一战略思想时，曾特别要求广东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社会文明建设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
毫无疑问，深圳经济特区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新世纪、新气象，珠三角大地在新一轮改革大潮中展现一派异彩纷呈的绚丽风光。
从1998年3月30日启动的粵港合作联席会议到后来CEPA的实施，从珠三角经济圈到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经济圈，再到包括珠江流域的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在内的“泛珠三角”经济圈（俗称“9+2”战略），珠江掀起的改革开放大潮，正一浪高过一浪。
改革开放30年的强劲发展，陆地面积只占全国1.85%的广东，贡献了占全国1/9的经济总量、1/7的财税收人、1/4的外资总额、1/3的对外贸易额。然而，在这一串闪亮的数据背后，广东也有很多难言之隐。作为移民大省，广东人口激增数十倍，人均可耕地面积急剧萎缩。包括珠江三角洲在内的广东中心地带，生态环境已经到了恶化的临界点。
德国学者康拉德·赛茨在他的新著《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2007）中文版前言中，以坚定的口吻预言：“中国由此之后走上了其重登世界经济之巅的道路，一条持续奔向前方之路，康氏还分析说：邓小平几乎把经济增长的所有优势发挥至淋漓尽致，其时代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此刻面临的将是更为艰辛的任务，给予高速度发展的经济添充社会保障的能量和环境保护政策，今天的新口号已是“社会和谐发展”和“环境可承受的持续发展”。
滚滚珠江，正承载着世人惊奇与赞叹的目光，以大气磅礴之势在南中国这片沃土上奔湍飞泻……
第六集 中国之路
深圳莲花山顶，七峰如莲，松柏苍翠，绿荫匝地。
邓小平全身塑像高高耸立于此：他老人家身披风衣，目光炯炯，上身前倾，脚步匆匆，似乎又一次巡视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片热土上。
回首1979年，邓小平首度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榜，标题赫然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时代》周刊驻北京分社社长里查德·霍尔尼克曾由衷地充满敬意地说，邓小平“给世界带来了震撼”，“他所做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领导人能够望其项背”。
2000年11月14日，江泽民专程前来为邓小平塑像揭幕，神色庄重。
2003年4月12日，胡锦涛深情地瞻仰了这位世纪伟人，敬献花篮。
这是后继者对先驱者满怀敬仰的历史追思，同时又是后继者对先驱者庄严神圣的政治承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复兴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始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曲折的探索，成功于邓小平高蹈宏阔的改革开放谋略与阔步前行的胆识，承传并光大于后继者江泽民、胡锦涛的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开拓与奋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将偌大的积贫积弱的中国推上了变革图强的征途。
欢歌庄严的历程——大风起于南海，席卷万里神州，中国人民正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豪迈与自信的身姿走人新世纪！
人们记忆犹新——1984年1月24日12时，邓小平第一次南下巡视深圳。他老人家下车伊始即言明：“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一回到北京，老人家即找来几位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接着又用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极严肃地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一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以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旋风迅速卷过大江南北……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沿着中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逶迤排开，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从而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带：掀起了继创办经济特区之后对外开放的第一波高潮。
1985年1月，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漳（州）泉（州）厦（门）三角地区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沿海经济开发区，旨在带动内陆腹地的经济发展：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二波高潮。
1988年春，中央确立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其后，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以上海为龙头激活长江流域一江春水，拉动中部腾飞；开发大西北地区；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参与东北亚经济圈；发展与欧盟等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三波高潮。
至此，由东向西，由南往北，由点及面，从沿海到沿边到内陆，中国面向海洋文明的桥头堡基本实现了对五洲四洋的全方位、多层次、扇面形辐射的全面开放大格局。
中国改革开放掀起的三次浪潮：以深圳特区、珠江三角洲开放为发端的第一次浪潮，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开发大西北地区为代表的第二次浪潮，以加快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实现环勃海经济圈崛起为标志的第三次浪潮一中国改革开放浪闻过一浪、后浪推如浪迅猛发展。
回望30年前，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即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怎么样的党，再到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应该说，我们实实在在摸到了三块坚固的理论基石。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兰中全会为我们国家开辟的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由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多年屈辱，痛定思痛之后，以前无古人的气魄和延揽八方的胸襟，开始面向世界，拥抱世界！
人们记忆犹新——1992年1月19日9时，珠江奔腾，万木争荣，岁首春风催动南国荡漾的春意。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时隔8年之后，在火车车轮与铁轨撞击的轰鸣声中，第二次南下巡视深圳。
一路风尘仆仆的邓小平下榻深圳迎宾馆桂园，刚坐下来不到半小时，老人家又急切地站起来：“不行，我要出去走走……”
在深圳逗留的短短四天时间里，邓小平不顾旅途劳顿，旋风似的参观了深圳市容、火车站、皇岗口岸、先科激光电视有限总公司、中国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在游览仙湖植物园时，与杨尚昆同志一道种下高山榕老人家边走边看边说，妙语连珠，滔滔不绝。
1992年1月23日9时40分，邓小平一行从深圳蛇口港乘船前往珠海，他老人家已缓缓地朝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过身来，意味深长地对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隆重推出被后人称为“历史关头一篇雄文”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
素以抢抓新闻“快、准、狠”而闻名的《羊城晚报》，当日即果断调整已拼好的主要新闻版面，以较大篇幅予以摘登。
3月28日，上海《文汇报》、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3月30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当日夜，新华社即通过“嚓嚓嚓嚓”的电波，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1万多字的《东方风来满眼春》电讯稿。
一时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振聋发聩之声，响彻山川湖海、城镇乡村。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麦克阿汉逊敏锐地指出：邓小平先生的第二次南方讲话，至关重要的是骤然重组了当时中国改革的生态环境。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到实践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掀起被国人誉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那么，邓小平第二次南方巡视时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则从理论上透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
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汹涌澎湃，迅猛推进！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江泽民同志明白无误地向全党宣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他还说，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2001年12月11日，在被世人誉为“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随着会议主席卡迈勒手中的木槌轻落，中国长达15年复关和加人世贸组织的漫长谈判进程终于胜利结束。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诞生了：中国，以一个复兴的经济大国的不屈信念，豪迈地汇人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主潮。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夜晚安宁而又祥和。世贸中心大厦正在举行国际奥运委员会（简称“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与会的102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将进行最后的投票，从日本大阪、法国巴黎、加拿大多伦多、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中国北京五个大都会城市中，最终确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经过各国代表团精彩纷呈的陈述和两轮投票的激烈角逐，终于有了结果。莫斯科时间18点10分，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老人缓步走上主席台，宣布“北京”时，整个会场欢腾起来。此一刻，“百年奥运，中华圆梦”终于实现。北京中华世纪坛，整个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都进入一个狂欢之夜。
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一个重要的信息在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迅捷传播：“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胡锦涛总书记满怀激情地昭告全党：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第九自然段中，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现阶段奋斗目标时，专门增写了“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内容。
“四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党领导人民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构想，是中国改革向深层试水。
显然，中国进人了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开放的新阶段。
在国际化深人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面临着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新机遇、新挑战。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不能只靠资本、技术、管理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也不能只靠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逐步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争取经济的话语权，而应靠借鉴世界上一切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与国际惯例进行对接，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
在“四位一体”改革的今天，不仅经济、文化、社会改革要深人，政治改革也需要同步推进。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同时也是一段中国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弥足珍贵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改革的稳妥与成功。
历史如此巧合。
我们既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和曲折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前29年，又经历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下求索、改革开放大获成功的后29年；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新高度，将满怀豪情地向第三个29年进发。
倘若以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为分界，改革开放新时期正好又是前后两个15年。当我们从“十七大”出发，在抵达第三个15年即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全面走向成熟阶段。
如果再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加以观察，党的“十七大”又处于第一个10年的后半程与开启第二个10年的连接点上。
无疑，“十七大”所处的这三个重要的时空联结点，给予我们无穷的遐思与启迪。
毋庸置疑，一波思想大解放、改革大推进、社会大发展的新浪潮即将席卷而来。
解放思想，一直是中国百年文化嬗变的原始动力。
自近代开始，广东一直是中国新思想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南风北渐，已成为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2008年春天，思想解放之风再次劲吹珠三角大地。
汪洋，这个被网友亲切称作“汪帅”的“封疆大吏”，就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后，先是出席中共“广州起义”庆典活动，再到清远访贫，接触底层群众，尔后回广州主持省委全体委员会。出人意料的是，汪洋在慷慨陈词时，手里举着的则是前广州政协主席陈开枝所著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之行》一书。他大谈广东问题，大讲解放思想。在随后的讲话中，汪洋鼓励广州、深圳敢于向世界先进城市叫板；鼓励深圳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城市。
深圳率先响应省委解放思想的号召，在全市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大整改等一系列活动。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市委书记刘玉浦告诫全市人们：不能为定势所困，不能为成绩所累，不能为视野所限，不能为艰难所惧。解放思想，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是一场自我的革命。深圳必须不断激发出与时倶进、创新创业的精神！
2008年1月，广东省22个选举单位依法完成了新一届省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引人瞩目的是，6位农民工进人代表行列。在中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省人大代表中还是首次出现农民工的身影。从2000年开始，深圳、东莞、珠海等工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越来越多外来工经过合法程序当选人大代表，“入乡当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截至今年，全省已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工会实现工人直选。
“中国的政治变得十分有趣了，在谈论中国2008年两会的民主话题时，与印度、法国、美国等媒体的“迈向民主的步子”“民主是为了中国更好、更快发展”等评价不同，德国《时代周报》写下这么俏皮而又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有趣”针对的现实，是“增量民主向社会底层的倾斜”
使民主与民生合唱了一回主角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七成以上，农民工代表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既体现了执政党和政府对民生的关切，又体现了民意代表民主制度正在完善。
中欧论坛创始人戴维·高塞特曾特别提醒国际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将有助西方政治学家发现‘民主’这一概念的更丰富内涵。”
外电纷纷评述说：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思路、发展轨迹上的又一次“漂亮转身”！
从欢歌30年历史进程一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声中，世人分明听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脚步声。
人们记忆犹新——1997年7月1日零点，当香港金碧辉煌的会展中心降下联合王国国旗和香港旗后，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十年之后回忆此时说，当时自己哭了，“……我的内心略带忧伤。那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是英国在世界上殖民主义的结束”。但他又由衷地说：“邓小平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国运昌隆，好事成双——1999年12月20日零点，在澳门新落成的文化中心花园馆，同样一幕的降旗升旗仪式重现。被英帝国主义管治了156年的香港和饱经442年沧桑漂泊的澳门，就这样前脚踩后脚地回归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面对国耻的最后洗雪——此情此景，普天下中华炎黄子孙无不更加緬怀那位老人，那位天才地创立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并有一个心愿在香港回归之日到香港土地上走一走（哪怕是坐在轮椅上）、看上一眼的老人；无不追思一代又一代为中华民族富强而不惜赴汤蹈火的仁人志士……
毋庸置疑，当年邓小平果断决策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率先开放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时，对于香港、澳门、台湾前途命运的考量，不能不说是极其重要的题中之义。
这是一个大中华经济圈崛起的战略新思维！
人们记忆犹新——2008年的中国，正可谓“多难兴邦”。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地区，山崩地陷，狂石飞走，江河呜咽，仅仅80秒钟，数百万生命被抛向生死一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惨烈的四川汶川8.0级强地震。此一刻灾难，即成国殇！
此前，戊子春节整个南中国覆盖上皑皑冰雪，春光明媚的拉萨街头升起打砸抢的滚滚黑烟，境外奥运圣火传递风波的此起彼伏，齐鲁大地上两列飞驰火车的轰然相撞，以及人夏珠江流域、黄河流域的水患肆虐，一片泽国，凡此种种，一场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袭击着中国，考验着中国。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豪迈地喊出的：“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漫漫征途上，注定要历经艰辛险阻、千磨百难。
在灾难中巍然挺立的中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让全世界见识了令人惊叹的顽强意志、感天撼地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改革开放30年所积聚起来的雄厚的国力……
当今之中国，裹挟着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叶的改革开放之飓风，正以规模最大，发展最迅捷、最平稳的社会转型，以及增幅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高增长，越来越受世界的瞩目。
英国《金融时报》称：“十年来，中国经济闯过并排除了一轮又一轮国内、地区和全球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危机、美国经济衰退和本土发生的‘非典’事件。没有一次危机能让中国经济陷入窘境。”并赞誉道：“世界经济中的稀有动物……更像一个大国，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美国财长鲍尔森则称：“中国已是全球经济领袖之一。”
2008年新年伊始，法国《世界报》撰文指出：中国对世界来说，是一种恩惠，因为“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欧福钦感叹道：“现在我们越来越经常地听到东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种说法。这首先是因为战后（1960~1980年）出现的日本奇迹，之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对日本辉煌的续写，但最令人瞩目的还是邓小平30年前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后中国的迅速崛起。”
显然，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声音因蒸蒸日上的经济越来越响亮——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航母的另一个引擎……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另一种声音也不期而至。
一时间，诸如“中国威胁论”“粮食威胁论”“能源威胁论”“军事威胁论”等谬误之言纷起。
忽一日，国际上又冒出一个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说法：由于中国发展太快，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吸引力，因而构成了另一种新的威胁，即“模式威胁论”。
毋庸讳言，中国正在和平崛起。
2007年，中国的GDP大约为3.4万亿美元，飙升至全球第四位；外汇储备达1.53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两亿多人口实现脱贫，全国总体上进人了小康社会。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表明：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联合国则称赞道，这是人类反贫困斗争中一个史无前例的胜利。
过去10年，前来中国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已从3.6万激增至11万。
中国已在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设立了210所孔子学院，用以教授中国语言，传播中华文化。
与此同时，2007年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杂志SCI和SSCI索引中，28.9%的条目都与中国事务有关。
外国人纷纷惊呼：“中国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大跃进！”
GDP无疑是“20世纪的一项最伟大发明”。在中国，这一发明一度被地方领导提升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但以2003年的“非典”（SARS）为转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被中央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GDP情结开始淡化。
2006年8月，一条很容易让人忽视的消息报道，中国政府将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等10省区市纳人首批绿色GDP试点。以此为起点，中国将尝试把衡量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并以此指标来衡量、指导经济发展。
舆论认为，这是中国迈向绿色发展的积极信号。
中国对于自身的发展前景与奋斗目标是异常清晰的：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此，将“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或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历经3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东部已迅速崛起三大城市群落：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落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强大的引擎。
完全可以预言：中国东部沿海线上很快还会有旅顺大连、山东半岛和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三个新的城市群崛起；中国中部和西部，估计还会形成九个城市群。如此一来，在21世纪的上半叶，将会有15个城市群犹如璀璨夺目的珍珠散落于神州大地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毋庸置疑，这正是13亿中国人在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梦，是“应乎天理，顺乎人情，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伟业！
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将会撼动整个世界。
显然，世界已在倾听巨人前行的步伐。
回望千年，回望百年一滔滔黄河可以作证；
滔滔长江可以作证；
滔滔珠江可以作证。
历史如此厚爱。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中觉醒，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奋进，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终于走出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中国之路！
（2007年8月4日至10月10日初稿于深圳，2008年1月20曰至1月31日定稿于北京；原载2008年10月14日《文艺报》、2008年第10期《人民文学》，2008年11月23曰《文汇报》转载；同名电视政论片由中央电视台播映，获第21届电视星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