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步云
1942年，我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经傅抱石先生介绍，认识了徐悲鸿先生。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四十余年过去了。一个从坎坷道路上走过来的人，我早已是“春梦随云散，残花逐水流”了。然而，当年徐先生与我往来的书信，先生所赠之纪念册、合影照片等，我却一直珍藏着。每忆及往事，先生那深邃卓识的目光，刚直磊落的胸襟，潇洒的风度，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廉洁朴素谦虚的作风，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虽则是几十年前的事，然而“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不仅是一代艺术大师，其道德情操更是后辈的楷模。
一
徐悲鸿先生当年曾在一帧赠送友人的条幅中写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正好是对他品格的最好写照。一生之中，他的气节，他的铮铮硬骨，一直在学界广为人们所称道。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徐先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慨；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更是深恶痛绝。傅抱石先生当年曾对我讲过一段真实的往事：1942年，蒋介石挂着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虚职，徐先生当时任该校艺术系主任。那时，蒋介石常在校内坐滑竿（一种简易的竹轿）进出，马弁随从前呼后拥，以示威风。而徐先生每与蒋介石相遇，既不让路，也不打招呼，总是气宇轩昂，漠然视之。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暗中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称为“三迷主义”，即官迷、财迷、色迷。国民党的上层则多是“心存高官，志在巨富”，中下层也多是攀高结贵，趋炎附势。徐先生那种清高傲岸的骨气实在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
在徐先生爱国气节的感染下，我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工作期间，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活动。北平解放前夕，担任冀热察平北分区行署主任的蓝公武同志从解放区捎来口信，转达党挽留徐先生的诚意，同时，请他阻止学校南迁，保护校产、档案，迎接北平解放。一天晚上，我到徐先生家将蓝公武同志的意思谈了，徐先生笑着说：“我原来就不打算南迁，我要留在北平，迎接解放。请你转告蓝公武先生，解放北平时，一定要保护好北平的文物、古迹。”在此期间，田汉先生也来徐先生处，徐先生对田汉讲：“我不打算走，我等着北平解放。”徐先生把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国民党在崩溃前夕，企图把一些高等学校迁往南京，北平艺专接到南京拨来的一笔南迁专款。学校也按照统一的要求成立了所谓“应变委员会”，徐先生是当然的主任委员，我也是委员之一。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徐先生把我找去商量如何应付学校“南迁”问题。徐先生坚决反对学校南迁，并要我在会上带头发言阻止南迁。之后召开的“应变委员会”会议上，我先陈述了反对南迁的理由，到会的进步教师争相发言，不同意南迁，徐先生当即表示支持大家意见，反对南迁，并要我们组织起来做好护校工作。徐先生就这样利用了“应变委员会”把进步师生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北平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徐先生意气风发，壮志弥坚，立刻把全部的热情和心血倾注在新中国的艺术教学和工作之中。
二
中学时代，我酷爱美术，从那时起，我就久已仰慕徐悲鸿先生。“九一八”事变后，我随北平和山东的爱国学生请愿团到了南京，恰好住在先生执教的中央大学。徐先生当时在教育界以及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我和抗日请愿团的王式廓等同学都想见见徐先生，听听先生对时局的见解。当我们得知徐先生早已离开南京，去广西与李宗仁先生等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一致抗日时，我对先生更加敬佩。
我于1937年到日本留学，学习西画，1939年抗战全面开始后回国。不久到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工作，当时我与傅抱石先生往来较多。傅先生常对我谈到徐先生高深的艺术造诣以及他为人的至诚、大度、正直。我虽未见到徐先生，但他给我的印象早已很深了。
1942年春，徐先生由东南亚回国，艺术系全体师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徐先生身穿西服，笑容可掬地走进欢迎大会所在的教室，和到会的师生们热情握手寒暄。人群之中，徐先生一眼就看出我是个陌生人，立刻走到我的面前。当时，我又兴奋又不安。企望见到我景仰多年的徐先生，现在一下见到了，兴奋的心情是无法抑制的。不过当时我心目中的徐先生毕竟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艺术大师，一位遐迩闻名的“大人物”，一般说来见到这样的“大人物”，总要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然而，徐先生竟向我伸出手，询问起我的情况来。他清癯的面庞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目光那么亲切，竟使我不禁握住他的手，把自己的身世和生活情况全部倾诉出来。我告诉他，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全家寄居在重庆当时几乎到处可见的碉堡里。徐先生爽朗一笑，诙谐地说：“那也好，空气新鲜嘛！”我的不安心情这时竟不知不觉地烟消云散了。
当天晚上，我应徐先生之约，拿着我的水彩风景习作到他的住所求教。徐先生看过之后，开始侃侃而谈。他说，有些画虽然题材简单，但要注意表现出大自然的变化和壮美。他强调说，画好水彩很难，必须掌握好水分，要色调透明，笔墨淋漓，景致虽经概括，但不能失去真实感。他反复叮咛我，要想练就高度技巧，就必须深入生活，勤学苦练，除此之外别无捷径可寻。先生那天晚上的一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我以后的艺术生涯中，成为我始终遵循的铭言。
从此以后，徐先生对我这初出茅庐的“新交”关怀备至，我也总是希望经常聆听先生的教诲，先生的为人渐渐成了我心中的楷模。我在绘画中的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凝聚着先生的心血。记得1943年，徐先生得知我将举办一次个人画展，在我把拟展的画事先交给先生过目时，他微笑着说：“画展我届时参加。”画展第一天，徐先生偕廖静文先生早早来了，先生看得是那么仔细认真，那么兴味盎然。我知道，任何一处败笔，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也绝不会逃脱徐先生这位造诣甚深的艺术大师的眼睛，因此只是不安地看着先生。没想到，徐先生竟看中了画展中的两幅重庆风景画，当即表示要订购下来。当时，徐先生还说，英国水彩画驰名世界，只因伦敦多雾适宜作水彩画，重庆也是多雾，人们常谓“雾重庆”，重庆四季都在雾中，作水彩画非常适宜……希望你还要不断地刻苦练习，争取在水彩画上能有独到之处，这是最重要的。说实话，在画那些画的过程中，我常常为胸臆无法表达而苦恼，有的画即使画出来，也只是单凭感觉。徐先生一席深邃的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大彻大悟，看清了努力的方向。为了表示感谢，我决意把徐先生看中的两幅画送给他，表示只求先生指教，决不要报酬。先生再三逊谢，最后表示，以后他举办画展时，可由我任选他的两幅作品。翌年，徐先生在重庆举办大型画展，为践前言再三要我挑选两张画留作纪念。我始终未敢接受，先生见我执意不受，当即送我一本精致册页。他沉思片刻，在标签上题了“友声集”三个字，之后，他顺手翻到中间一页，画了一匹奔马，并且说，以后我带你去请赵少昂先生画一幅。不久，徐先生又亲自同我去拜访赵少昂先生，请赵先生在册页上画了一幅飞蝉。
1945年秋，我失业了。1946年春天，我由磐溪搬到重庆住在一个小山坡上的两间简陋的竹瓦房里，生活极度拮据。万没想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徐先生偕同廖静文先生突然来到我的小屋。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好清静的地方，你这是专心修行，无忧无虑啊！见到徐先生，我如同久旱逢云霓，立刻向他陈述失业之苦，生活维系之难。徐先生讲，我这次来，一是上这里清静清静，二是来告诉你，我不久要到北平就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请你一同去，协助我及早筹备并任教。听了这消息，我高兴极了，真是雪里送炭啊！在这世态炎凉的社会，先生还惦记着我，我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好。徐先生在我这简易的竹瓦屋住了一宿，吃的是我家最普通的家常饭。先生难得有闲，这天他兴致很高，与我推心相谈，从绘画到治学，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三
徐先生于1946年春先赴南京，抵宁后即住医院疗养。不久，我收到先生来信（由廖静文先生代笔），信中写道：“弟已接受教育部聘任国立北平艺专之职，拟请吾兄相助。如蒙允可，敬希即刻设法启程，务请于七月底以前到达北平，以便进行复校事宜。弟将偕作人先行赴平。”遵先生所嘱，我迅即赴北平，做些准备工作，专候徐先生和吴作人先生。此时，我又接到徐先生的手书，写道：“我等六人将于廿四日晨乘轮至秦皇岛，廿六日夜约能抵平，至迟廿七日能到，请兄设法至王府井梯子胡同一号，询盛成先生得一暂时落脚之处。我一到秦皇岛即电兄来车站一接。”同时又介绍了先生的老友寿石工先生，要我前去联系。我找到寿石工先生，为徐先生一行安排了住处。
徐先生和吴作人先生一行六人到北平后，住在简陋的房舍。徐先生就任国立北平艺专（现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校长，一上任马上着手复校工作。无论是教学还是教职员工的生活，他都要亲自过问。旧艺专没有教职员宿舍，为了教员教学方便，生活安定，徐先生嘱咐我一定设法廉价购置宿舍。我协助徐先生多方联系，解决了宿舍问题，先生这才放心。当时经费很紧张，徐先生又让我去东郊将陶瓷系的窑拆除，搬来材料修建了小礼堂，为师生提供文化娱乐场所。
徐先生到北平后，北平的美术协会极力拉拢先生。这个美术协会是国民党的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控制的，其拥蒋反共的立场，早为进步的艺术家所唾弃。该协会在艺术上也是墨守成规。徐先生历来疾恶如仇，非常蔑视这个所谓的美术协会，一到北平，他便联合美术界进步人士成立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与国民党的“中华全国美术协会”相对峙。
1947年春，徐先生又亲自组织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与国立艺专联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新画展。这是美术界革新派画家们向保守派发动的一次进攻。新画以反映时代气息，反映人民真实生活为主题，一破旧俗，反对不走写生之路而专门师古的保守画风。徐先生常说：绘画要有生气，否则“文到八股，画到四王”，将病入膏肓。我当时在徐先生身边执教，目睹了这场斗争的前前后后。当时北平各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这就是轰动北平的“国画论战”。经过这场“论战”，保守派的阵地逐渐蜷缩，而以徐先生为代表的革新派影响越来越大。
四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绝《小池》写道：“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站上头。”这首诗常被人引用来赞美那些新事物和扶植新事物成长的境界高尚的人。徐先生当之无愧。
徐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享有盛名了，但他是那样的谦虚和平易近人，谈吐文雅，风度翩翩，心地是那样的善良，只要他知道谁有急难，无不关怀备至。
有些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先生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校长时的一年秋天，一个朋友从新疆带来一个哈密瓜送给他。那时北平市面上见不到这种东西，也很少有人知其名。先生将这罕见的“珍品”细心地切成几十块，然后亲自坐车把瓜逐户送到每个教师家中，大家吃在嘴上甜在心上。每年春节，大家都去给先生拜年，先生和夫人总是热情接待，谈笑风生，临别时都是冒着严寒送出很远。
在这个时期，我除教学外还兼任总务工作。因为徐先生经常抱病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因此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徐先生家里汇报工作。先生常留我共进晚餐，边吃边商谈学校的各项工作。先生从不吸烟饮酒，他知道我爱喝酒，每次都让我喝一点，但总不忘嘱咐我：“酒，不是好东西，少饮有益，不要多喝。”我一边答应不多喝，一边自斟自饮，先生爽朗地笑着……每忆及这些往事，我常常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徐先生常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记得有多少达官显贵，附庸风雅，出重金争购徐先生的画，而先生对他们却往往“拒之门外”。但对真诚的朋友或因为学校教学工作的需要，他却慷慨相赠。
当时学校教学急需一具人体骨骼，市面上又无处可买，我便托北平第三市立医院院长徐政闻先生帮助。最后，徐政闻院长将自己私人存的一具人体骨骼送给了学校。徐悲鸿先生为之感动地说：“赠我以瓜，报之以李。”挥毫泼墨画了一帧很大的奔马送给徐政闻院长。
北平解放前夕，学校面临断水的危险，经与“协和医院”联系，同意用他们的水井供学校生活用水，并提出“我们久仰徐校长之盛名，能否请先生为我们画匹马？”先生笑允，随即画马相赠。
复校后，学生画马无真马作教具，先生为此曾作奔马一帧与某部门，换得一匹高头大马作为教具之用。
1949年春末夏初时节，徐先生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归来时，我前往车站迎接，先生见我高兴地说：“步云，这件东西最重要，千万要保护好！这是一匹马的解剖石膏模型，我回国途中辗转多少地方，都是这样抱着它，你把它送到学校教具组保管，供教学使用。”我小心翼翼地从先生手里接过用先生自己大衣包裹着的马，生怕稍有损坏。先生在千里之外的异国还时刻不忘教学，他的精神至诚为后人所敬佩。现在社会上普及供应的石膏马解剖模型，就是借助于徐先生带回的这件模型制成的。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唐代诗人杜甫在一首吟咏“春雨”的诗中写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徐先生正是这浇灌人们心灵的春雨，哺育着新一代的成长。他热情地关怀着年青一代的成长，“新松恨不高千尺”，而只要“小荷才露尖尖角”，先生便热情加以鼓励、关怀、培植。当时我在校教水彩画，班里有个学生画得不错，很有培养前途，徐先生常向我问询他的学习情况。有一次我反映：“他经济很困难，常常买不起绘画用品，学校是否帮助一下？”徐先生得知后，自己出钱买下这个学生的两张水彩画。这个学生得到徐先生帮助后，学习更加刻苦努力。
我在校任副教授时，也时常拿画请先生指教，先生特别指出我的风景画中，树的造型还须注意，让我反复观察，揣摩比较，并亲手示范。先生对我的点滴进步都爱护备至。有一次先生看到我画的一幅《白皮松》很赞赏，随口说道：“杰作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对我是极大的荣誉。先生让学校买下了这幅画，作为教学资料。
先生治学态度十分严肃，对师生要求都很严格。在寒暑假期间，他要求每个学生画自画像，开学时必须能够默写自己的形象，直到十分逼真为止。先生一生反对浪费，他特别嘱咐我，每次作画后从调色板上刮下来的颜色不要扔掉，给他留着。我遵嘱办理，先生“变废为宝”，把这些杂颜色稍加其他颜色，调成各种不同的灰色，画在自己的画上，形成和谐的灰色调。我从徐先生那里学会了这种方法。
徐先生待人至诚，在学校里历来传为美谈。他对仁人志士的豁达热情是远播海外学者的。徐先生到国立北平艺专后曾结识一位日本著名风景粉画画家矢崎千代二先生，矢崎先生在战争年代游历东南亚各国，作画千幅，在日本投降前夕来到中国，后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他憎恨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战败后不愿回国，申请留在中国，并将其全部作品送给学校。矢崎先生当时年逾古稀，久病卧床。徐先生很爱护他，多次要我陪同前去看望，矢崎先生深受感动。矢崎先生病逝后，徐先生亲自安排了后事，并嘱我妥善安排留在中国侍奉矢崎先生的两个日本学生回国。徐先生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所做的贡献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徐悲鸿先生这位杰出的爱国艺术家，把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今天，党和人民给予徐先生公正的历史评价，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一定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