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
我1918年暑假的时候，跟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从湖南到北京，一路共20多人。
1918年的下半年，第一批勤工俭学的学生放洋到法国去，蔡和森就是这批走的。勤工俭学告一段落后，毛泽东则留下，在北大工作。我在北大上学，是文科预科的学生。
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时，参加了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当时毛泽东通过杨昌济先生的关系，认识了蔡元培、李大钊先生及其他一些教授。在同学中，我这时认识的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一些人。
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北大的一些学会工作，如哲学会、进德会、新闻学会等。这些学会在当时来讲，也是空前的。
蔡元培很想把北大从旧式学校变成一所新型的学校，所以组织和赞助一些学会的成立。毛泽东参加了这些活动。关于这些活动，当时报纸多有记载。《北大日刊》上还刊登有名单。学会中有进步教师参加，如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度是北大校长办公室的秘书，长期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学会的领导人，在当年，思想都是比较开明、进步的。这些学会中的不少成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或共青团。
哲学会的领导人是蔡元培先生自己。蔡先生刚到北大时，还组织了一个进德会，提倡不做官、不纳妾、不赌不嫖，想把北大腐败风气革掉。为了提倡新生活，进步职员李辛白办了一个《新生活周刊》。
新闻学会领导人是邵飘萍，又名邵振青，浙江金华人。他是北方新闻界最早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后来成为共产党员。邵因宣传“赤化”，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枪杀了。
杨怀中先生参加了哲学会，可以说他也是意识形态的启蒙者。
当时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主办《新青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写了很多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
北大原是很落后的，是封建礼教、孔孟思想等的集中地。这些学会组织起来，对旧北大是一种冲击，是一种革新。
不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时，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共青团也没有，但后来的党团员中，有许多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
在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中，我看过一本日文书《昭和八年年鉴》，书上写到，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书附有年表，我认为他的话是有根据的。
参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筹备、组织的经过历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由他们从思想上，同时也从组织上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
首先从思想上说吧。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东方，引起北京青年和学术、思想界的震动。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经过了一年半时间。这个思想在中国汹涌澎湃，不可抵抗，犹如江河决口，沛然莫御！因此爆发五四运动是不难理解的。
从青年界的革命思想转化到革命行动方面，就当时领导五四运动的核心组织的历史事实来说，以前还没有见到可靠的文献记载。我当时是北大预科二年级的学生。五四运动的大学生中心力量不在高年级，他们是应届毕业生，多忙于论文考试和就业问题。所以学生会中坚力量都在一二年级。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还没有正式的全校学生会，但各班、各系、各院都有学生会组织存在，班有班会，系有系学生会，院有院学生会。这些组织虽然不十分严密，但其中文学院、理学院的组织情况比较整齐、坚强一些。除此之外，国立八校如高师、工专、医专、法政、俄文专修科、法文专修科、农科等都有一系列的学生组织。有的带有浓厚的政治性，例如当时的工读互助团、曦园，还有同乡会、辅社等。有些同乡会在政治活动中是很有力量的。这些组织以北大为中心，在议论当时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各种活动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起初虽然人数并不很多，但具有代表性，他们具有组织力量，可以发动各校的运动。他们中间各省的人都有，也有少数民族和女同学，分属于国立八校，起初十余人，后增加到二三十人。他们形成一个小组。小组主要成员为：纵宇（罗章龙）、弥耕（李梅羹）、无坚、赓甫（易克嶷）、海潮（罗汉）、互孙（匡互生）、隐沧（张隐沧）、树荣（张树荣）、德荣（陈德荣）、天放（宋天放）、雨溟（吴汝铭）、澄宇（刘澄宇）、百英（缪伯英，女）等。但没有正式的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小组的人常常碰头议论些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平时则分散到各校学生会各团体中活动，有事就集中，推定临时负责人纵宇、赓甫、海潮等研究方略。
青岛事件发生，巴黎噩耗传来，广大学生群众非常愤慨。小组成员曾集中在高师讨论这个问题。议论一番后，大家认为静等政府制裁卖国贼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裁。于是，当场就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一致认为，一般的搞搞游行，想达到政府罢免曹、章、陆是根本不可能的。要采取暴力的行动，制裁卖国贼，才能达到收回胶济铁路的目的。为了有效地推动运动，我们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推定了负责人互孙、海潮、纵宇等具体部署工作。这个小组成员以国立八校为主。小组行动方案决定后，个个奋勇当先，斗志昂扬。
经小组研究，确定天放、雨溟等人去探查卖国贼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赓甫、澄宇等人则想办法认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面貌。为了认识曹、陆、章等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北京有个廊房头条胡同，是几家照相馆的集中地，当时政府的一些官员为了显耀自己，将各人的照片都陈列出来，我们就到照相馆去对认。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事先完成的。
到了5月1、2日，最先是北京大学内部从下而上地进行了动员，学生组织主要掌握在中年级学生手里。我们就从班到系，从系到院一层层地推上去。决定在天安门召开大会，联络八校共同行动。行动小组在大会举行前一天安排了几个工作：第一，控制主席台，掌握大会方向，派一个组员去掌握喇叭筒。第二，控制几个大学前排带队掌旗的，我们派人到队列的前排打旗（过去游行是由校警掌旗的，这次由我们自行掌旗）。第三，组织交通队和口号队，口号队分为国语和英语的，标语、传单也分中西两种文字，目的是让外国人也懂得大会的意义。第四，预防可能发生冲突时的救护准备。
五四那天，在天安门开大会时，我们果真掌握了主席团，当时赓甫等是主席团成员，拿到了传声筒，大会记录等都掌握在手了。
我们在大会进行了宣传鼓动以后，群情激奋，接着就宣布出发游行。游行开始时没有公布详细路线，按过去的习惯，游行是在东西长安街、东单、西单、前门一带。这次游行群众跟随校旗浩浩荡荡呼口号前进，出发时有人提议到使馆界去。除了小组外，谁也不知道这次游行主要去打赵家楼。队伍最终带到东城猪市北边的一个较大的胡同（赵家楼就在这里）。领队的人见胡同里外已有了军警的队伍，铁门紧闭，没法打开。我们临时决定走后门进去，但经研究又觉不行，怕调动中让队伍走散了，最后决定派几个人搭人梯从事先探明的窗子里爬进去。我们陆续爬进去一二十人。其中有互孙、纵宇、海潮、无坚等，进去时见院子里有一排军警，都上了刺刀。此时门外一片喊口号声，有的用砖头砸门，其势甚为汹涌。警察没有得到上面的命令不敢擅自开枪。我们进去的人有的给警察做解释，宣传爱国反日，尽量地把我们的行动说得温和些，乘其不备，其余的人将大铁门打开了，人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当时曹汝霖不在，有同学首先发现了章宗祥，一拥而上，痛打了一顿。我们事先已约定，不要打死人，因为打死了人就不好办了；不准侵犯妇女；不准乘机抢掠财物，这些群众都自觉做到了。章宗祥被打时，有一个日本人扑在章的身上连声喊叫：“不要打了。”还有一个时髦年轻的女子吓得了不得，大家叫她离开，护送她到另外一个地方暂避。后来有的同学首先将屋子里一些易燃物和挂画都扯下，集中起来点火烧了。火一起，外面的军警就包围进来了。小组决定开始撤退，有些负责掩护的同学被捕了，大部分是核心小组的人（赓甫、雨溟等）。
这次行动在社会上立即产生了效果，卖国贼的气焰低落下去了，政府也着了慌。徐世昌害怕自己的总统做不成，赶紧出来调解。我们运动的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第二次大批抓去的人全部都关在北大第三院，号称文治派的徐世昌不主张杀人，关的人随后也都陆续释放了。段祺瑞的一个参谋长徐树铮则主张镇压学生运动，他要将炮架在景山上对准北大，扬言要将北大轰平。后来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六三运动，北洋军阀政府才软化了。
这次行动的效果，一是卖国政府公开声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二是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值得一提的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所组织的“救国十人团”，也到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
我们小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北方小组成员、青年团的基干。这次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革命的演习，也是很好的锻炼。对革命思想与实践都有所提高。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我记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发起的那19个成员，大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是运动中的中坚分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组织有一个过程，在1921年11月7日才公开。这19个人都是北大的学生，我把他们的情况简单地讲一下：
高崇焕：直隶人，北大法学院法律系学生；王有德：云南人，德文班学生；邓中夏：湖南人，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吴汝明：湖南人，法学院学生，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师；罗章龙：文学院本科一年级学生；黄绍谷：湖南人，文学院学生；王复生：云南人，法文班学生；黄日葵：广西人，中文系学生；李骏：湖北人，英文系学生；杨人杞：湖南人，文学院学生；李梅羹：湖南浏阳人，德文班学生；吴溶沧：浙江人，中文班学生；刘仁静：物理系学生；范鸿劼：湖北人，英文系学生；宋天放：文学院学生；高尚德：山西人，英文系学生；何孟雄：湖南人；朱务善：法学院学生；范齐韩：法学院学生。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0年3月开始酝酿组成。有一次，上述19个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了一个会。大家谈来谈去，不少人想把组织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认为若公开，问题还很多。但最后还是决定在北大校刊上登一个启事，把牌子打出去。启事是我写的，写好了以后，由我和另一个同志去找蔡元培先生，要他同意把启事刊登在《北大日刊》上。我向蔡元培宣传一番我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道理。蔡看了一下启事和名单，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同意登了。为了公开招收会员，启事上登有联系通信处，第一院是王有德，西斋是我。
蔡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周围的师爷们很有谋略，很能办事，但很顽固、保守。我们找蔡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件事，就没让他的师爷们知道。等到《北大日刊》将启事登出来以后，这些师爷对蔡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以后，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想在北大会议厅开一个成立会，因蔡上次已经批准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并在《北大日刊》上登了启事，所以这次他不能翻悔，答应我们在北大会议室开成立大会。同时，蔡还应我们的邀请，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几句话。开完成立会后，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这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正式成立了。成立以后，我们要活动，没有地方，于是又去找蔡要房子，他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馆。办这些事并不是很顺利的，因为蔡元培左右的人反对我们，公开同我们作对，不肯拨房子给我们，认为这样做，学校会不太平。而蔡元培先生则对他们说：“给他们房子，把他们安置好，学校才会太平。”所以，从这件事情上讲，蔡元培先生当时确实很有勇气。
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图书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我们的图书上都盖有“亢慕义斋”戳记（现在北大还保存有亢慕义斋戳记的图书）。研究会成立后，我们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书籍。
研究会的活动时间是比较长的。第一次开会时，我们的会员只有四五十人，后又大量征求会员，北京国立八校和北京以外的，也可以通信加入，还征求了工厂方面的同志参加。我记得第一次统计时，有会员118人。那时我们还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其中工人就有23人，即李宝成（津浦路工人）、梁鹏万（京奉路工人）、邓培（京奉路工人）、史文彬（京汉路工人）、张太清（京绥路工人）、姚佑唐（津浦路工人）、王壁（徐州铁路工人）、许鸿儒（津浦路工人）、葛树贵（长辛店工人）、王荷波（浦镇工人）、沈干城（沪杭路工人）、孙云鹏（正太路工人）、孙津川（沪宁路工人）、李青山（胶济路工人）等；主要是长辛店、唐山、石家庄、郑州等大厂的工人。第二次又扩大到二三百人。这个会开始是我负责，后来我离开北京，就交给北方区委了。这个会活动时间达七八年之久。在现存文件中，有初期成立时的文件，其中也有反映该会派人到唐山去组织工会，援助唐山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的情况。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搞工会需要人，就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找人。这个研究会为革命输送了百把人，培养了一批干部。另外，翻译了一二十本书，有的出版，有的没有出版。如《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译出来的，有油印本。那时，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出的书，有康慕尼斯特丛书、列宁丛书、马克思全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设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与法文三组。我们这个组有七八个人是学习德文的，我们曾译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1920年到北京时，大概已有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子了。我记得《共产党宣言》很难翻，译出的文字不易传神，所以进度很慢。如《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就议论说，“幽灵”这两个字不太好，但又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不能解决。有个同志说，直译，然后把意思做一个说明。在那时，我们认为“幽灵”是一个贬义词，在德文中“幽灵”这个词的原意是“鬼怪”，“徘徊”也认为不好，没有指出方向。所以后来加说明，“欧洲那时有一股思潮，像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主义”。这样的说明，有七八处之多。
研究会一面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组织会员搞翻译，同时还组织讲演活动。李大钊常常参加讲演活动。李大钊还编了一本油印讲义《唯物史观》。马克思研究会成立以后，他就开始讲。他的英文、日文都很好，能用日语讲话，能看英文书，他做了多次讲演，如《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他还号召我们翻译《资本论》。我们大家觉得很难，啃不动，我们请德文老师帮着讲。德文老师也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但我们还是坚持啃下去，曾译了《资本论》的第一卷。我们当时是硬啃，实在不懂的地方，就把困难绕过去。后来我们把《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了一个教经济学的老师，名叫陈启修。他说日本人译的《资本论》，有些地方译得不是很合适，再从日本文译成汉文，更走神了。那时我们要结束这项工作，就由这位老师参照我们的本子，直接从德文译了出来，当时也印出来了，但不流行，这个本子在王亚南本子之前。
蔡元培先前留学德国，是学习美学教育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学习美学教育的。他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个偶像。如果一个人崇拜偶像（宗教），那这个人的思想就受到阻塞。他说，提倡美育，翻阅古代的书画雕塑，人们的思想就会超脱，所以用不着宗教，如耶稣教就用不着。所以蔡是积极主张反宗教的。他找我们给他做帮手，帮他记录，整理讲美学的稿子。他说我们记录得好，能表达意思。蔡对反宗教运动的意义谈得很深奥，而我们反宗教，政治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合作得很好。
我们成立非宗教同盟时，请蔡元培参加，他同意了。我们出了一本《非宗教论》丛书，写文章的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萧子昇、周太玄、朱执信、罗章龙等，共写了31篇文章。这样就出了一部内容充实的批判宗教的文集。正当准备出此书时，萧子昇从法国回来了，向我说愿参加我们的非宗教同盟，他还找了李石曾、汪精卫一块儿来参加。这本论文集出来了，它是反映当时思想战线上的重要革命文献。
后来，我们又组织了反基督教同盟，这个同盟参加的人，除北京大学外，还包括清华大学的。梁启超当时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他给我们扣帽子，说：“宗教信仰有自由。”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有讲座，和我们作对。北大、清华中有不少人赞成、同情反基督教同盟。后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织了共产党支部。
后来又组织了民权运动大同盟，是邓中夏参加组织的，学生有几百人，工人也不少。民权运动大同盟主要负责人有邓飞黄、郭春涛、李国暄等30人。除了上述活动外，我们还组织了工人运动。那时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发现工人中天主教的思想很盛行，我们就组织工会，吸收反宗教的工人参加我们的工会。再一个就是搞平民教育，张国焘也参加了这一活动。
再一个，我们还组织了妇女协会，是与党团组织同时并列的。开放吸收女学生最早的是北京大学，女学生先来校旁听，北大采取默认态度。1920年左右各学校才先后正式招收女生。缪伯英是共产党员，妇女组织是她主持的。
（1978年9月）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