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
一、服务黄埔
现在回想起我过去几年的工作，不是带兵，便是从政；不是从政，便是办教育。要是分别计算一下，我从政的时间较短，带兵的时间更短，时间最长的，还是要算办教育。而且从我的个性看起来，是适宜于办教育；我的兴趣，也是侧重在教育方面。记得我在湘主政的时候，有人说我是拿教育家的精神来办政事，这种说法，我觉得相当正确，而且我也很乐于接受。
一九二五年春，发动了第一次东征，黄埔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成立。蒋亲自率军东征，恳切地要我担任这个入伍生总队的总队附，且因为总队长王懋功还有其他任务，并要我代理总队长。这里还得附带说明一点的，即是我一入黄埔，就是上校。那时黄埔的上校很少；尤其是一个初到黄埔服务的人，更不容易。
孙总理在黄埔开学讲话中，有一段说：“过去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当时那一种革命的空气，紧张的空气，无处不令人得着深切的感召和鼓舞。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进了黄埔的大门，你便为这革命而紧张的空气所笼罩。当时一般革命青年，到了那种环境，就显出一种活泼、快乐、向上的精神。不必说，我在那时的精神，自然也是极痛快的。每天黎明起来，便把学生带出去，跑步、操练，一天到晚忙不休。但精神只感觉着快乐。
自从一九二四年冬天，孙总理由粤北上，叛徒陈炯明所部仍盘踞东江流域潮汕一带，蒋亲率军校的教导团三团及粤军东征，克惠州，入潮汕，得胜利。而盘踞广州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又图蠢动。他们假借革命的名义，暗中勾结北洋军阀，实行反革命之实。所以蒋又回师广州，讨伐杨、刘。这是一九二五年六月的事了。这时我已做了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蒋命我带第三期入伍生攻击对江广州近郊的敌人——杨希闵的部队。我们的学生已经受过了半年的训练，我自信对于作战也有相当的经验，但是带一团人，要渡过很宽的江，在敌前登陆，却是我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我记得我们只配着一门七五生的的山炮，由一位苏联的炮兵顾问指挥，只有很少的炮弹，就用这炮弹，轰的一炮打去，把对江的石牌车站打中了。这个车站是滇军的指挥所。我们这一炮，把他的师长赵成梁和几个参谋都打死了。虽然遇着了他们沿江守备兵的抵抗，死伤几个连排长和几个学生，但很顺利地渡了江。渡了江才知道他们的师长等被我们一炮打死，滇军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而且军心不固，缺乏斗志，狼狈而逃。我们打了一个胜仗。
这个期间，有一个使我感到困难、苦痛的问题，就是政治斗争问题。当时学校里，显然有两个组织的对峙：一是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是孙文主义学会，是属于中国国民党右派领导的。那个时候，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我是什么态度呢？老实说，当时我的言论、态度，是左倾的，但我对于中共朋友虽有亲切的往来，并没有组织关系，在两派斗争中也没有随声附和。有一次，为着调解校内的斗争、摩擦，戴季陶和沈玄庐（戴季陶即戴传贤，沈玄庐即沈定一）两位莅校，邀集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戴被中共方面百般诘难，几乎不得下台，我曾说了一番话，为戴解了围，因而中共方面的人对我有所不满。但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却又看我是一个“赤色分子”。记得有一次王懋功在汕头时，蒋就问过他：“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可见我的言论、态度已为蒋所注意，使他也怀疑起来了。但我始终自信：我的态度虽激昂，但也不过是始于激昂，止于激昂。我始终又自信：我的一切言论、态度都是为着爱护革命而出发的。我觉得，国民党在当时，既通过了“联俄联共”的政策，最好的是大家团结，以求革命的发展；如果还没有做出一点事，自己的组织先就分裂，自己的肢体先就支离，则革命如何可以完成。不久，在黄埔第四期学生的初期一军官团与预备团（这两个团后来改为第一团与第二团），我任军官团团长。就在这个时候，我被选为军校党部的执行委员。党部的执委，是由两派事先协商的；我之当举，乃是中共方面所提出。中共对我这时已有了了解。
现在使我联想起一件事情来。自我决心辞去许多职务，回到黄埔任第四期军官团团长不久，王懋功被扣的事件发生了。他是党军第二师师长。我听到他被扣留的消息，马上坐船到广州见蒋，很直率地问蒋：“我可以相信王师长没有别的问题，或者他说话有失于检点，除此以外，决没有什么。校长为什么这样处分他？”我的态度是那样莽撞，而蒋却和颜悦色对我说：“没有什么，给他到外国去学习学习，休养休养。你回去罢！你还是好好地带学生，我不会难为他的。”
这一次事件，就是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的序幕。不久，三月二十日的问题发生了，军队中共产党员党代表被逮捕了。我听到这样一个事变的警号，非常愤慨。我不明白，党代表为什么会逮捕？我更不明白，我们同抱着一个远大的目的，为什么内部发生出来这样重大的裂痕？为什么忽然发生这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有这一个严重的处置？我的部下官生，就有很多是共产党，如陈赓、许继慎（陈赓和许继慎是军官团的两个共产党员连长）等，他们是不服的。我虽一方面因不明白事变的真相而愤慨，一方面仍是劝慰那些共产党员稍事镇静。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指名逮捕的，还另外有四个人，而这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就是我，这就不能不使我惊奇了。这四个人是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我。我居然成为一个逮捕的对象，真是出我意料。我现在想，也许由于当时我的态度言论“左倾”，公开地表明不满意孙文主义学会的举动吧？那么，我至少是以一个“赤色嫌疑”而获得了被捕的资格。幸而这一道命令中途又撤回去了；虽然没有成事实，但是那一派的人，都把我们四个人喊作“黄埔四凶”了。事件平息之后，蒋回黄埔，住在长洲要塞，我同邓演达去谒见。我的态度，简直是太激昂了。我问蒋：“校长这种做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激昂慷慨地说了一顿。当时他听了我的话语，看了我的态度，还是很温和地对我们说：“事情已解决了，没有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没有问题。大家好好地做吧！”我们出来后，邓演达对我说：“你真冒失，真胆大！”
二、由武汉分校到南京本校
出师北伐，攻下了武汉，进取江西，革命的形势已经飞跃地扩展，革命军事教育自然也需要有适当的措施来配合这个新的环境。蒋决意成立武汉分校，因为当时黄埔军校已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所以分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蒋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命我为分校教育长。同月十二日正式开学，男女学生达六千多人。规模之大，几乎与本校旗鼓相当。不过为时不久，在三月下旬我就离开了。
一九二八年夏，我由欧美游历回国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不久国府改组，军政厅改为军政部，以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蒋仍要我到军政部去，但我考虑结果，决计回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服务。这样，就从一九二八年秋直到一九三七年夏十年中主管了军事教育的工作。从第六期到十四期学生入校，其中教育方针、计划和实施经过，说来太长，今天也不必再叙述了。我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二年间所造就出来的学生，虽然有一部分为北伐、为对日抗战而努力而牺牲，但却有一部分，做了反共战争的帮凶和罪犯，真是负咎实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