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行政管理机构简约，从领导到职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工作效率高超。对于不属于职能部门的临时性重要工作，则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请教授会推荐适宜教授人选，组成各种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主席）主持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体常设机构精干灵活。被推选参加这些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也是兼职不兼薪，没有任何工作津贴，完全是义务工。
实际上，其日常机构只有3个处：教务处、总务处和训导处。
西南联大先租得蒙自海关、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为校舍，总办公处设在城内崇仁街46号。但仍不敷应用。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梁思成，因为经费极端短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位建筑大师对此深以为憾。
124亩的土地，相当于今天一所中学。在那狭小的校园内，行走着多少聪慧的头脑、伟大的灵魂？
在那时，教师、学生们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十分艰苦。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贫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军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空袭昆明；1940年和1941年，空袭最为频繁；到1943年，在陈纳德率领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打击下，才终于消歇。这期间，“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的“必修课”。
1938年到1941年，昆明民众在日机轰炸中死亡1044人，伤1414人；其中联大师生员工（含家属）大约死10人，伤10人。这个比例是很小的，说明联大在防空袭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住最简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饭；在轰炸下学习，在硝烟中授课。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危险的情况下，教师认真上课，学生认真读书，竟创造了那么多成果，出了那么多人才！
校训：刚毅坚卓。
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风：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
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还流行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如云，如海，如山；下联是：自如，自由，自在。
下
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高等学府，它们一个是老牌的国立大学，一个是洋气的留美预备学校，一个是私立大学的典范，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但都富于爱国的传统，师生中有不少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师生们从北到南，由东而西，目睹山河破碎，人民受难，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艰苦斗争和宣传教育，进步的声音、革命的思想在西南联大广为传播。
于是，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严谨、认真，南开的开拓、活泼融为了一炉，互相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开拓出了更为高迈的境界。
西南联大组建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各显所长，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的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教学科研与民主运动成就最显著的著名高等学府。
西南联大在皖南事变之前和1943年以后，民主空气活跃，曾举行过盛大的“五四纪念周”，带头发起过“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不少爱国青年，一时被誉为“民主堡垒”。
校方尚能尊重自五四以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倡导的“兼容并包”精神，提倡学术自由，影响所及，学生中亦沿袭成风，各种团体林立，壁报众多，互相争鸣，相互切磋，思想活跃，注重求实。
西南联大以学分制为主体，具体是“选修课”制和“共同必修课”制。学生4年（或5年）必须修满132个以上学分、相当于40门课方可毕业。大一横贯文理的必修课一般为8门（国文和中国通史所有院系都必修），达40个学分之多。三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要留级，二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则勒令退学。联大8年中，共开出了1600多门课，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优秀青年。
校长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反对重实用、轻文理的办学思想。他认为，教给学生所谓“一艺之长”，其实是在培养匠人，与大学宗旨不符。（今天的大学不就是如此吗？）
有名师的精心教导，有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青年才俊们十分珍惜战乱之中万分难得的优良条件，他们刻苦勤奋，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
时任物理系教授吴大猷这样回忆学生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家里的任何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
西南联大的精神，除了战时办学必有的“艰苦奋斗”之外，就是“大学独立”。联大的高层和教授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办学条件，而不应干涉校政。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由教育部安排应设课程、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对此不以为然，推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执笔抗辩。抗辩函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还说：“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西南联大不但抵制国民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做考试，不计学分。
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导致被扣当年的学术津贴。
为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国民党当局规定，凡担任院长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听到消息，马上表示拒绝。
在这批充满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全力呵护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战火中的宁静港湾，也是民国末年污浊社会中的绿洲。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当时全国的“民主堡垒”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有这样的思想倾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演讲说：“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这句话，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更发展深入了一层。
在进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带动下，西南联大学生在政治上一贯活跃。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有20多个，经常出墙报，做演讲，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和理想追求。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经常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沦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港不得回内地，而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国家的飞机把他在香港的家具、保姆以及7条宠物狗先运回国内。消息传到联大，联大学生义愤填膺，掀起了“倒孔运动”。1942年1月6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发起游行，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孔贼不死，贪污不止！”“铲除孔祥熙！”等口号，社会上一时人心大快。
1944年，孔祥熙来云南，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为昆明大学生作讲话。当一白二胖的他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生活都很苦”时，联大学生齐声高喊：“你不苦！”随后起哄声经久不息，更有人喊道：“肥猪！肥猪！”
当天晚饭后，孔祥熙的二女儿代表父亲向联大参军学生赠慰问品。这些慰问品被扔了一地，学生们说：“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西南联大最后的岁月被鲜血染红。1946年7月15日，在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的悼念会上，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横眉立目，拍案振臂，痛快淋漓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为和心理，一时山河含悲，风云变色。当天下午，闻一多就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此时离联大正式撤销只有16天。
闻一多（1899～1946年），著名学者、诗人、爱国民主战士。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投入，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1921年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1925年回国，历任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长（并设计校徽）、山东大学文学院长。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其专著《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中，闻一多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他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话。他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附文1]联大名人榜
一所好大学，粗略来说，杰出的教师是条件，优秀的毕业生是证明。
西南联大师生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35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
著名教师：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吴宓、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刘文典、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李楷文、林徽因、卞之琳、冯至、吴晗、潘光旦、汤用彤、熊十力、张奚若、饶毓秦、叶企孙、姜立夫、李继侗、陈序经。
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学生有七八千人，毕业2522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有的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解放后大多成了各地各级领导。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著名校友：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朱光亚、谢玮、邓稼先、赵九章、黄昆、刘东生、汪曾祺、王希季、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吴讷荪、陈忠经、戴传曾、王浩、殷海光、王佐良、许国璋、任继愈、朱德熙、宋平、王汉斌、彭佩云、唐敖庆。
在大学里，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梅贻琦校长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除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根据记载，其中就有联大的从军学生。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为报答云南父老的一片恩情，应云南省政府请求，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建国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50多年过去了，这所大学早已不存在，但她仍然深深地留在人民心中。一座无形的丰碑，同时在联大师生及后世的心里巍峨矗立。
中国史专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易社强（他的老师是著名华裔学者费正清）说：“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观点的包容。这种价值，是最佳的中国传统和最佳的西方传统的相结合。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西南联大人使得这种原则成为了西南联大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南联大能够在漫长而黑暗的战争年代中存在的基础，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世界教育史中写下了独特的一页。”
易社强又说：“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西方教育的经验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他还说：“在一个国家生死救亡的关头，还有人肯定学术自由以及多元性的价值，是非常了不起、也非常少见的。”在这一点上，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西南联大。
[附文2]联大轶事
上
西南联大的魅力在于她的坚毅卓绝，她的独立自由，她的名师云集，她的桃李满天下；但还有一个方面，同样是被后世经久不衰地谈论的原因，那就是一批文化大师在联大留下的种种掌故轶事。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荡的决定：聘请36岁的作家沈从文（1902～1988年，湖南凤凰人，其祖父汉族、祖母苗族、母亲土家族）为教授。
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1890～1958年，安徽合肥人）。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就是他刘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