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胄
邵力子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经历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的思想，也经历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他是我的老师，我又跟他工作过多年，深受他的教育和训导，故仅就我个人所知，向大家作点介绍，以表我对邵老的怀念。
邵老早年在私塾攻读，二十一岁曾中举人，后再进震旦、复旦等校求新学，并去日本学新闻学，与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一九〇八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一九一〇年去陕西高等学堂任教，由于他破旧立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迫害，曾被驱逐出境。
一九一三年邵力子先生在上海复旦公学任语文教师，兼任上海《民立报》编辑。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他任副校长。一九一五年他和叶楚伧筹办《民国日报》，任主笔十年，并兼编《觉悟》副刊。《民国日报》是国民党最早的报纸，创始于一九一六年讨袁声中，馆址设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五四运动以来，《觉悟》副刊上的文章，主要是提倡推翻旧文化、旧文学、旧制度，向新文化进军；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旧社会做斗争，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邵每日亲撰短评、时论，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鼓吹革命，反对军阀割据，并介绍世界的新学说，兼有科学、技术文章。《觉悟》还开辟专栏，讨论有关的国际问题。邵先生所写的文章短而精，批评尖锐，寓意深刻。因此《觉悟》副刊，是名副其实唤起人们觉悟的“觉悟”报刊，在当时风行一时，流传很广，被誉为全国报纸中著名的一大副刊。由此可见，邵老不愧为当时的报界先锋。一九二三年邵力子和叶楚伧、柳亚子创立“新南社”提倡新文化。
邵是一个跨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员。他一九〇八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又参加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在一九二〇年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维辛斯基，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六年七月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命邵力子为总司令部秘书长。誓师北伐后，蒋委派邵代表国民党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委会，邵早有去苏联观光的愿望，便欣然受命。他与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谭平山先生一起由广东抵上海，准备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邵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欢送会，会上主席发言，愿邵以纯粹的国民党员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欢送邵退出共产党，并说邵过去为共产党做了一些工作，今后相信邵虽在党外，也照样可以为党为革命努力。邵力子就这样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邵力子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八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去张家口出席国民党会议。一九二六年一月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重新上台，邵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总司令部秘书长。一九三二年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次年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一九三六年经西安事变离陕，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又任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战区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委员。一九四〇年邵力子任驻苏联大使，一九四三年回国，任国民参政会和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一九四七年任国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顾问等职。
邵力子既是国民党的元老，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更是实践“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做出具体贡献的典范。
联俄：邵力子拥护孙中山“以俄为师”的主张，他曾影印了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手迹。孙中山在蒙难登永丰舰后，蒋跟随一个多月，写了一篇《孙大总统蒙难记》，邵对蒋很佩服，有些崇拜他。一九二六年八月蒋委派邵代表国民党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委会，蒋要邵向斯大林转达他的希望，即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这才觉得蒋的想法不对，邵忍不住说：“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邵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某日在克里姆林宫被斯大林接见时，斯大林很关心东方，对中国革命表示一定支援，并预祝革命在工农团结下取得胜利。会后，邵力子暂留苏联参观并去专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的中山大学旁听上课，兼学俄文。一九二七年四月邵回国，始知蒋已背叛革命。蒋仍要邵当秘书长，但他对蒋说：“我不能再当秘书长，不离开你就是了，但希望停止杀戮青年，并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一九四〇年五月，邵力子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驻苏大使。当时朝野都认为，要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必须改进中苏邦交，必须改派愿与苏联友好者做大使。于右任、冯玉祥、陈布雷、张季鸾等向蒋介石建议派邵力子去任驻苏大使，邵也想到大敌当前，应为抗日救国尽力，果能把中苏邦交搞好，不但增加了打击敌寇力量，亦可借以促进国共真诚合作和国内的团结，岂非国家之幸！还深盼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能恢复，因此邵力子使苏，是十分兴奋的。邵第二次到莫斯科，相隔已十四年，邵一到莫斯科，马上忙于争取苏联援助的工作。蒋经邵建议，曾发电斯大林表示德意日同盟对中苏关系重大，中苏应一致对敌，后接斯大林复电表示感谢。一九四二年邵回国述职，未再回任。他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时，对做联苏工作很是热心，为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尽了最大的努力。
联共：邵力子在《觉悟》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知识分子通过一系列罢工事件，认识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高贵品质，清除对工人的偏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人选请素主联共的邵力子来担任，这使邵在联共政策方面又做出了贡献。一九三七年七月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中共代表，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确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中共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两党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毛主席曾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邵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与共产党谈判时，起了重要作用。邵力子和张群、王世杰在毛泽东主席于一九四五年八九月到重庆时，与周恩来、王若飞进行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邵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在重庆举行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二月，邵力子又参加了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先后到北平、石家庄和毛泽东、周恩来洽谈，为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四月再参加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来北平举行国共和谈（我均随行）。这些都是邵对联共方面所做的工作，因此邵力子赢得了“和平老人”的尊称。
扶助农工：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宣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邵力子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工人运动。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都出版了特刊，宣传八小时工作制，指出工人奋斗的目标，还从理论到实践指引青年们要深入工厂农村，靠拢工农。一九三二年邵力子任甘肃省主席和一九三三年四月调任陕西省主席，我是同去的。陕甘两省连遭几年严重旱灾，地方穷困已极，民不聊生，饿殍载道，卖儿鬻女，到处逃荒。邵力子到任后，首先抓紧赈灾救济，统筹安排，并与南京上海华洋义赈会联系支援，同时大力搞合作社运动，取得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援助，成立陕西省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并自任主委，还创办陕西省农业合作事务局，推动西安和周围各县建立信用合作社，使广大农民受益。他认为治理常年旱荒，搞好水利是当务之急，故请陕西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规划，大力兴修水利，先后修建了泾惠渠和洛惠渠，再努力开荒造林、选种积肥、注意水土保持，支持在武功的农林专校培训干部，推进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原先各县种有鸦片，邵制定计划，采取措施，分期禁绝；在文教方面加强农村小学和城市中小学教育，选送学生数十名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专修班攻读，由省府资送人去国外考察工业和出国深造。他还派人维修名胜古迹，资助发展秦腔皮影等地方戏；在交通方面积极协助陇海铁路先通到陕西潼关，逐步到渭南，再到西安，大力修通关中、陕南和渭北、陕北各县公路，加强陕甘通道，使河运也有所发展。他在工业方面大力欢迎南京、上海等各方参观支援，引进投资设备，开办工厂企业，也卓有成效。为实现开发西北的愿望，邵老做了不少扶助农工的具体工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和谈协议的八条二十四款为国民政府拒绝后，邵力子首先坚决表示不再南返，留居北平。解放后，他出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又在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世界和平理事会、全国文艺联合会、外交协会等单位任职。一九五五年邵任中国代表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一九五六年三月去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回国后任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七年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席。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七年邵力子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还兼任民革中央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委、中央理论政策研究会主委、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委等职。
邵力子的思想特点，是大胆革新，不怕艰险；他的性格，是坦率直爽，光明磊落。他平生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热情厚道。邵一生好学不倦，手不释卷，晚年更勤奋钻研学习马列毛泽东的著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能挤时间看书，坐在汽车里看书成了他的习惯。邵老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他一面批阅公文，一面还可考虑问题和人谈话，同时还能对打来的电话问答，又可立即指点来人的紧急请示，对各事均可正确对待，绝无延误。
邵力子作风正派，正直无私，反对结帮树派。他很早就告诫我们绝不可参加任何派系和小组织，在他左右，也从无任何小组织。他一生勤俭节约，甚至平时与亲友学生通讯，除特殊情况外，总以外来的旧信封翻转使用，一般普通信件，多用明信片代之。但他待人则十分宽厚，关怀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他对一些老同事、老亲友、老同学，总是有求必应，慷慨相助，尽量设法解决人家的困难。每月领到工资后，我常看到他给那些贫困的朋友们汇寄生活和御寒补助费。他对别人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关心备至，但对自己爱人和子女们，却从不提请安排照顾，如他爱人傅学文，在他逝世后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和民革中央常委。
邵极力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买卖包办婚姻，反对妇女守寡，诱导青年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邵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他的次子邵志刚留学欧洲，后不幸死在意大利，儿媳怀孕没有随同出国。志刚死后，她抚养遗腹子，邵力子劝儿媳先去日本读书，后再改嫁。在重庆特为举办婚礼，请于右任证婚，邵力子把她作为女儿出嫁对待，自当主婚人，我曾当司仪。当时对邵的尊重妇女，移风易俗，曾传为佳话。
全国解放后，邵力子早就提出必须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主张，他写过许多关于节制生育的文章，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一九五四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计划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当时还有一些人不太同意，实则邵老提的这个主张，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后来国务院颁发第五十一号文件，要求全国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经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严格施行，邵力子更加努力宣扬，并亲自编印了有关计划生育的小册子。现在计划生育已深入人心，从中央到地方先后设立了负责计划生育的专门机构。
邵力子参加新中国政权工作以后，利用他和去台湾的国民党重要的文武官员，具有历史的和人事的重要条件，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一九五六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成立“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他任主委，进一步组织各方力量通过民革组织，对台湾蒋政权和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进行工作。在每年春节、新年、端阳、中秋等节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诞辰以及新中国的国庆、全国人大、政协、民革等重要会议上，邵老经常写文章、作诗和发表谈话，号召台湾党政军人员发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认清前途。为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大量的工作。邵老逝世后，党和人民着重地肯定了他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