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即梅光迪），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余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
正是感于陈寅恪的购书之多，吴宓才心旌摇动，欲加以仿效，并真的从书店搬回了许多书籍。只是有时未免学得太过，大有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之慨。
据说吴宓因一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竟咬紧牙关，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时官费生每月100美金），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拖出来，拂去上面的尘埃，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放于床头当做镇室之宝。想不到归国之时，他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却未用上。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氏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每次搬迁居所，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的重负，索性再一咬牙，来个放血大甩卖，忍痛售与清华1925级毕业生孙大雨，算是去了一个累赘和一桩心事。
加入“中国国防会”
吴宓一直是个关注爱国救亡的积极分子。他来到哈佛大学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国防会”（也叫“救国会”），这是1915年由留美学生组织的爱国团体，会长是张贻志，副会长尹任先就住在吴宓隔壁。于是，吴宓等人居住的地方，就成了国防会办公和议事的地方。
吴宓提议要办一份杂志，作为大家宣传爱国精神的阵地。尹任先深表赞同，于是就和吴宓商议具体事宜。为此，1919年春假期间，尹任先和吴宓特意来到张贻志就读的耶鲁大学，和大家商议。大家决定办报，并定于6月在康桥襄议，细定办报的汁划、体例、宗旨等。
此年6月16日，国防会诸人在康桥新池畔的树荫中聚会，讨论办报事宜。结果，因梅光迪和编辑部长薛志伊意见不一，双方辩论很久，没能达成协议。当年秋天，国防会正副会长张贻志、尹任先先后回国，而国防会总会也随之迁回上海。不久，国防会的报刊《民心周报》终于出版了。
吴宓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积极投稿，将不少自己留学时读书的心得、体会都发表了出来，包括前文提到的那篇著名的《红楼梦新谈》。
商议创办《学衡》
“学衡派”在当时是名噪一时的著名派系，由胡先骕和梅光迪等人发起，以《学衡》杂志为中心，在思想文化界形成的一个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派别，当时被称为学衡派。该派一直与胡适等人倡导的“全盘西化”相互斗争，成为一个捍卫传统文化的标志。虽然梅光迪是学衡派的创立者，其实吴宓才是中流砥柱。
其实，早在1915年冬，吴宓就和汤用彤、黄华等人发起成立了“天人学会”，会员一度达30余人。吴宓后来在《吴宓诗集》中追述天人学会的往事，附列了天人学会的会章。学衡派后来的思想主张，在此都可以找出端倪。天人学会与学衡派的文化运思的思路，均以砥砺个人道德为起点，进而服务于社会，益国益群，以达改良群治的目地。同时，还显现出对于传统的珍重以及中西会通的愿望。
吴宓结识梅光迪，是在1918年。正是由于他，吴宓才会拜倒在白璧德的门下。这次会面，成了吴宓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梅光迪，字迪生，著名国学家、历史学家。1911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先入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西北大学；1915年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学习，师从白璧德，专攻西洋文学。
当时，梅光迪已师从白璧德研习新人文主义达3年之久，而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也已进行得如火如荼。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激烈的批判，深深地刺痛了梅光迪。1917年，胡适因在国内倡导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梅光迪则下决心维护自己的文化理想，反对新文学运动。他更为急切地寻求同道，联手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于是在留学生中“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 吴宓即为此时梅光迪搜求而得的同道之一。
1918年8月，在同学的介绍下，梅光迪拜访了吴宓。梅光迪“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吴宓听了这番话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吴宓接受了梅光迪“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梅光迪则引见吴宓拜会了白璧德。吴宓对白璧德的学说大为服膺，奉其为师，此后“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成为白璧德最为忠实的弟子。
所以，学衡派的创立和发展，其实应该从梅光迪、吴宓的相识算起。正是由于他们此时共同约定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志向以及对于新人文主义的尊崇，在理论和行动层面确定了日后学衡派发展的方向。可是，此时几个人对该如何开展自己的保卫运动还没有明确的目标。
1919年梅光迪回国，吴宓则继续在哈佛大学学习。梅光迪先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0年秋应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
吴宓曾经差点与《学衡》失之交臂。难以想象，没有吴宓的《学衡》会是什么样子。
因《学衡》而回国至南京
1919年2月，吴宓尚在哈佛大学攻读本科学位时，即已被当时访美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聘为英语科主任教授，“月薪300圆整，自到校之月起薪”。陈校长求才心切，面奉聘书，又允诺吴宓可继续在美深造1年、2年或3年，“可随时自由抉择而行”。这位校长的诚恳、爽直以及办事干练、迅捷，给年轻的吴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年秋天，北高师骤起学潮，陈宝泉辞职而去，校内人事纷乱，令吴宓甚感担心。1920年10月之后，吴宓多次去函，始终未见回复。他代北高师购书所垫之款，亦未见清还。这些曾令吴宓心中不快，且生“进退维谷”之感。但一直到1921年5月上旬，吴宓仍准备赴北高师就职，并已将自己的大书箱海运至京。
而戏剧性的突变，正是发生在1921年5月的中旬。吴宓接到他的好友、南高师暨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的来函，云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刘伯明“贤明温雅，志同道合，今后决以此校为聚集同志知友、发展理想事业之地”。“望宓即毅然辞去北京高师校1919春之聘约，定来南京聚首。”其实，南高师、东南大学聘吴宓为英语兼英国文学教授，月薪仅160元，几乎只有北高师薪金的一半。然而梅光迪深知吴宓的个性及为人，因此在信中又云：“兄素能为理想与道德作勇敢之牺牲，此其时矣！”
梅光迪所指“理想”，也是有所指的。
一为编辑出版《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别树一帜。此事梅光迪等人在1920年秋即已与中华书局有约，而该书局总编辑非常看重吴宓，宣称要办此杂志，非吴宓来不可。
二是当时南高师英语系主任张士一（名谔）教授，重语言而轻文学，对梅光迪“汲引同志”来南高师之事颇不支持，意见不合，多生龃龉。梅光迪认为，南高师已停止招生，两三年后将并入东南大学；且他已向刘伯明、郭秉文（时任南高师兼东南大学校长）提议在东大增设一个西洋文学系，届时独立自主，即可为吴宓“增薪，不成问题”。
吴宓对于薪金的厚薄并不计较，但对张、梅的不合颇有顾虑。他在日记中戏言：“然女未入宫，已遭嫉忌。卧榻之侧，强占一席。异日风波，正未知如何也。”可是，南高师与东大的办学理念和生机活力强烈吸引着他，与梅光迪等“同志知友”干一番事业的理想也强烈吸引着他。吴宓上午接到梅函，午餐时见到汤用彤时，就告知他的决定，下午即到邮局发出两份电报，一份致北高师新任校长，请辞去此前聘约；另一份致郭秉文，就其教授之聘。
1921年7月19日，吴宓登乘海船“俄罗斯皇后”号回国，于8月6日抵达上海。他在上海时碰到清华学校斋务长郑之蕃，郑欲聘吴为清华教员，月薪200元，授英文，兼授财政、哲学、历史。吴宓“径即辞却之，并谓必须与梅光迪同在一处”。学成回国的吴宓，渴望在南高、东大一展身手！
【名家小传】
吴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陕西泾阳人。著名西洋文学家、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红学家，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坚定的传统文化捍卫者。
吴宓早岁负笈清华，1916年毕业，1917年（23岁）赴美国哈佛留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先是攻读新闻学，次年改读西洋文学。留美4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的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1921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
吴宓回国后，曾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英语兼英国文学教授；并与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等人创办《学衡》杂志。1924年8月离开南京，先后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1941年当选为教育部部聘教授。
“文革”期间，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1971年病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1977年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
李济：由“啃青草”到“量中国人脑袋”
他是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他让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虚无的传说成为确凿的历史，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对心理学由喜欢到失落
上海黄浦江码头，一位年轻的留学生正在等待驶往美国的轮船，这个人就是后来中国第一位成为人类学博士的李济。刚刚从清华学校预科毕业的他，与同学一起准备前往当时被视为“人间天堂”、“花花世界”的美国留学。同行人当中，也不乏一些后世中国声名显赫的人，如徐志摩、董时（任坚）、张道宏、朱家骅、查良钊、刘叔和等。
“南京”号远洋轮船于1918年8月启程，经过21天的海上生活，于9月4日抵达旧金山。接着，这群惶惑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大陆挥手泣别，各奔前程。最后，李济与董时、徐志摩等人一道，经芝加哥、纽约等城，来到马萨诸塞州乌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
李济选择克拉克大学并不是偶然。在他读清华高等科四年级时，学校请了一位美国教授华尔考为学生讲授心理学和伦理学。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李济在选读半年之后，觉得“人的智慧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是件怪好玩的事。李济的智商测出来是128。华尔考还对他说过，要学心理学，就要去克拉克。李济记住了这句话，便选择了心理学作为自己的学习方向，报考了克拉克大学。他专心地在这儿攻读着自己的心理学专业。
这所大学是1887年由美国百万富翁克拉克捐资创办的，它借鉴德国大学的模式，并深受世界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霍布金斯大学的影响。办学之初，校长霍尔曾亲赴欧洲考察、学习，并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学者前来，几年间学校已颇有生机。
选择心理学专业的，还有李济的清华同学董时。董时又是徐志摩在杭州府一中的老同学。董时受徐父委托，负责照顾志摩。于是，他们3人在克拉克的第一年，关系颇近。但徐志摩不服董时的照管，就跑去跟李济同住一个寝室。李济在给父亲的信中，写到了对徐志摩的好感。第一学年，李济和徐志摩便分别以全年级第二和第一的成绩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徐志摩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银行学，随后又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李济则留下来继续自己的学业。此后，虽然二人生活道路越来越远，但还经常有些书信往来。
虽然李济一直专心于学业，但是青年人特有的爱国热情，让他也一直关注着政治局势。国庆那天，克拉克的中国留学生们本来准备大肆庆祝一番，却被政府制止了。大家只好晚上开个了小型茶话座谈会，一起畅谈国际的时局和国内的形式。国内形势的混乱萎靡，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让这些爱国青年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以挽救自己的祖国。
座谈会之后，李济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他参加了克拉克大学的学生陆军训练团，跟美国同学一起跑步、射击、投弹、挖战壕等。还和同室的徐志摩等4位中国留学生订立章程：清晨6时起身，7时朝会；晚间高唱中国国歌。课余，他们一道参加社会活动，如红十字会员大会等。
此年12月中旬，他们还前往波士顿，在哈佛游玩了3天，听王正廷演说，结识中国留学生吴宓、梅光迪、赵元任等，加入中国学生组织“国防会”（后在克校设分会）。国防会的性质，吴宓曾这样解释：“盖该会并非欲直接自办练兵购械之事，只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而已。故国防会，实即‘救国会’之别名。入会者，皆留美学生中之优秀分子，确实热心爱国者。”李济与徐志摩在国防会签名注册之后，即与吴宓等畅谈国事，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深感揪心。
1年时间过去了，李济现在已经将心理学的各派理论领略了一番，对心理学有了初步的认识，顺利地拿到了心理学学士学位。但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不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他觉得心理学并不像自己最初所想象的那样，故有些失落。而且在中国，心理学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深思熟虑之后，李济决定改变专业方向。
啃青草与社会学
克拉克大学的老校长霍尔教授，常常提倡学生到图书馆去自由阅读。他教导学生：“读大学不必也不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预备功课上，你们应该保留一小部分的读书时间，到图书馆去，像啃青的牛去到草原，东啃一嘴，西啃一嘴。新到的杂志、架上的书籍，随便浏览，高兴就多看一点，不愿意看的放下去，另换一本。假如每礼拜能有一个早晨做这类的事，你不但可以发现你自己潜伏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真正的长处。”学校的图书馆及书库，全部对学生开放和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