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玛拉沁夫
玛拉沁夫，中国著名蒙古族作家。1930年8月8日生人。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民族文学》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主席团委员、党组副书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著述是《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小说集，1952）、《春的喜歌》（小说集，1954）、《花的草原》（小说集，1962）、《爱，在夏夜里燃烧》（英译本小说集，1988）、《第一道曙光》（中篇小说集，1980）、《玛拉沁夫小说选》（1982）、《玛拉沁夫近作选》（小说散文集，1989）、《远方集》（散文集，1981）、《茶花集》（散文集，1993）等。创作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1952）、《草原晨曲》（1959）、《沙漠的春天》（1975）、《冰山融化了》（1980）、《祖国啊，母亲》（1977）等。
其中《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获内蒙古自治区1952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被改编为电影的《草原上的人们》获1953年文化部故事片奖。《活佛的故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国啊，母亲》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电影文学一等奖，《茫茫的草原》（上、下部）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长篇小说奖。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种文字。
他是中国“草原小说”流派创建人之一。老舍先生称赞他为：“文坛千里马，慷慨创奇文；农牧同欣赏，山河丽彩云。”茅盾先生说：“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
（一）
每个作家走上文学道路的历程，都是不尽相同的。我呢，开头只是为了学文化，学汉文，才读文学作品的。读得多了，便喜爱了文学，进而，在读他人作品时，常常联想起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和感受，萌发出创作的欲望，欲望又变为实践，写来写去，就走上了文学道路。
1930年我生于原属内蒙古卓索图盟吐默特旗、现为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边远贫穷的山村。我小学没毕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就上了中学。那是一所蒙古中学，用蒙语授课，不学汉文，读了三年中学之后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履历都不会用汉文填写。
参军不久，我跟随一位名叫乌兰的蒙古族女司令，在热辽前线活动。这位女司令，在内蒙古东部和热辽地区，是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她的正式职务是内蒙古骑兵第十一支队政委。但当地老乡弄不明白政委是干什么的，认为最大的官或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应该是司令，所以就称她为司令。乌兰，在蒙古语中即红色，都称她为“红司令”。当时她25岁，我15岁，她是我的司令，我是她的通信员。白天行军中，红司令骑在马上给我讲述革命的道理和英雄人物的故事。晚上在油灯下，把着手教我学汉文。这位身穿紫红色蒙古长袍的妇女，看去跟普通牧妇一样，但她的经历却与众不同。她讲一腔纯正的北京话，在北平读过书，又在平津一带搞过党的地下工作，后赴延安，现在她是我们这一支强悍的蒙古骑兵部队的“司令”。她个儿不高，长得很结实，打起仗来英勇无比。后来我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夏伯阳》，如称她为中国的女夏伯阳是很贴切的。1946年4月的一天，她跟我说：“你在我这儿工作得很好，但你年纪还小，应该去学习。”她把我送到设在赤峰的内蒙古自治学院。我离开乌兰司令时，心里很难过，她鼓励我说：“等你毕业后，再到我这里来，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战斗。”我跟随红司令那一段战斗生活是难忘的，她不但是一位战将，还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读过许多文学名著。很多年以后，我们又都到北京工作（她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我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经常见面，所谈的话题还是文学。我深深敬爱她，我成为作家之后，在我的几部主要作品中，都曾以她为人物原型，创造过多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如，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中的苏荣、电影《祖国啊，母亲》和短篇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中的洪戈尔等。
我入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没有多长时间，一位领导说，你这个小鬼挺活泼，到文工团工作去吧。就这样我转到内蒙古文工团。艺术表演行当中，我什么也不会，帮着打打击乐，也常常打不到点儿上。不久我们开赴前线，为了及时反映战地生活，团里成立了创作通讯组，我跟着一位文化比我高、年纪比我大的女同志搞战地采访，写些通讯报道什么的。干这份工作，我很高兴，一来在采访中可以接触各种人物，二来通过写通讯报道可提高自己的汉文水平。那时我才16岁，日后的事情想得很少，更没想到这就是我后来成为作家的起步点。
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早熟型的。我有幸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前后的激烈阶级斗争，和东北——内蒙古地区解放战争的全过程。那些不平凡的战斗生活经历，使我们心中燃烧着一团火，在我们心海中涌动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仿佛只要我们坐下来一提笔，就会写出点名堂来。其实事情绝非这么简单。1946年秋后，我们行军千里撤退到内蒙古敖汉旗沙漠中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进行休整，闲暇中我提起笔来打算写点什么，然而这时我才感觉到如要搞创作，我还缺少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文化。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既不是广义上的，也不是狭义上的文化概念，而是约定俗成层面上的那个文化，即：文字。许多汉字，我都不会读，不会写，更不会用它作表述。首先要过好文化关。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很难体察汉语汉文是多么深涩与神奥。比如在我们蒙古文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字（字母），在与其他字联结或拼合之前，完全不包含任何语义。汉字却不同，一个单独的字，不但有固定的语义，而且还具有可变的多义性。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真正把汉文学到家，熟练地变着法儿发挥其多义性的特长与潜能，把文章写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精微深通、光芒四射，那可就实在太难了。然而，你若用汉文写作，就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这还用说吗？由于历史原因，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我不是用母语而是通过汉文进行接触并接受其影响的，我从开始就用汉文写作。在这种背景下，学习与提高汉语汉文水平，和学习与提高文学创作技能，在我身上得到了统一。从那时起，我整整用了五年时间（1946—1950），在工作之余，集中全部精力，利用一切时间，去读书、读书、读书，就像是疯了，走火入魔一般。当时我是个十几岁的愣头青小伙子，身体壮得像头小牛犊，浑身是劲，废寝忘食，从不感到困倦。我的正式职务是内蒙古文工团创作组组员，也叫创作员，领导上考虑到创作人员的工作特点，没有叫我们住集体宿舍，这就使我有了彻夜不眠地读书的条件。每天在天亮后、吹起床号前，我只要打一会盹儿就行了，一天都不困。在战争年代，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没有图书馆，没有藏书室，只能靠自己到处去找书，找到什么就看什么，一无选择性，二无规律性，三无系统性，饥不择食，根本不考虑这本书或那本书是谁写的、写的什么、写得怎么样。书，读得很杂，读了很多可读可不读甚至不该读的书，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和与时间同样宝贵的灯油。但话又说回来，所谓书读得杂，也可以说是书读得面比较广。对一个文学创作学徒来说，这不一定是坏事。广泛地涉猎各国各民族各个时代各种风格流派、思想倾向、艺术兴味的作家们的作品，倒是可以使我们从学习创作之初，就有比较宽阔的艺术视野，对文学的理解也比较深一些。在那五年多时间里，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在阅读过程中，我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竟然悄悄地写了一些只供自己阅读的作品，小说、散文、诗歌什么都有。为了完成团里的工作任务，还写了六部剧本（其中两部与人合作），居然有两部剧本还在团里排练、演出了。这给我带来了些许欢悦与快慰。
1951年，我参加工作队，到科尔沁草原做群众工作，那里是我读中学的地方，比较熟悉，它美丽、富饶、辽阔，任谁到了那里都会不由得产生一种写诗的冲动。我们到那里不久，草原上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一位叫塔姆的休产假的牧民妇女，发现一个越狱的罪犯之后，有智有勇地与之周旋与搏斗，最终捉拿了罪犯。整个草原上掀起了向女英雄塔姆学习的运动，我们工作队也积极参加向群众宣传塔姆的英雄事迹的活动。这时有些报刊配合对塔姆的报道，约我写一些介绍女英雄塔姆日常生活的短文，我答应了下来。在我进一步了解塔姆这个人物时，改变了主意，我想以塔姆的英雄事迹为生活素材创作一篇小说。经过一段准备，在当年秋季，我一气呵成地写出了一篇42000字的小说。自我感觉很好。我把它读给工作队员们听，也读给老乡们听，他们都说写得不错，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意见。我正在准备进一步修改这篇小说的时候，偶然读了一部外国小说，作者谈他的创作经过时说，原来写得比较长，书中的情节发展的时间跨度为三年，后来他把时间跨度压缩成一年，在修改中又压缩为一个月，最后定稿时终于把整部作品的情节时间跨度压缩到了一个星期。这位作家这段话，对我极有启发。我这部小说的情节时间跨度是四天四夜，如果压缩一下，字数可以减少，篇幅可以缩短，枝蔓可以剪掉，在艺术上会更加简洁、精练。人家能把三年的事压缩在一周间，我为什么不能把四天四夜的事，压缩成一天一夜或更短一些呢？我开始重新安排情节，组织结构。原稿放在案头，说“重写”，实难做到，提起笔来一写不下去，就又将原稿拿过来翻阅，结果哪一段也舍不得删改，写了好几天仍然在原稿的框架内打转转，没有新的突破和进展。那是在10月下旬的一个雪夜，融融炉火闪着忽明忽暗的光，我呆望着炉火，心烦意乱，甚至对自己能不能重写那篇小说都有些怀疑了。年少气盛，我一气之下，把4万多字的原稿一下投进炉火之中。与我同住一室的一位姓武的汉族同志，在睡梦中闻到异常气味猛醒过来，急忙问我出了啥事？我没有回答，他看见我两手空空地呆望着炉中正在燃烧的稿纸，惊愕地问我：怎么，你把稿子烧了……
我原以为烧掉了原稿，就可以逼迫自己义无反顾地写出新的一稿来，然而烧掉了原稿，我还有什么呐？一时间我后悔、惊恐、不知所措，那天夜里一个字也没有写。人把自己逼到这种地步，也就确实没有再退的余地了。我渐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重新提起笔来。这一回，我已决意去拼，要在重写作品中把我几年来苦苦自学得来的本事全用上！很快我把原来那篇42000字的中篇小说，压缩成为14000字的短篇小说，把长达四天四夜的情节跨度，改成为从黄昏到黎明——短短一夜时间。在重写中，我的笔好像特别听使唤，越写越顺，一些生动情节前挤后拥地自己往外跳，漂亮的文词也像泉水一样向外喷涌，我终于把那篇小说重写完了，取题为：《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我有一种预感，这次可能成功。这是心中的秘密。我跟所有初学写作者一样，不敢随便把这种感觉流露出来。有一天我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对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安柯钦夫同志说：“哎，我写了这么一个玩艺儿，你给我看看，它算不算是小说？”第二天，安柯钦夫看完后对我说：“大概算是小说。”他的语调带有某些保留，但“大概”算是小说，对我已是莫大鼓励了。当天我就把小说投寄到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大约过了十几天，收到编辑部一封信，我没拆阅就感到这是不祥之兆，肯定是退稿信。拆开一看，一张便笺上写有一行比电报还简短的字句：“大作已阅，拟留用。”阿弥陀佛，不是退稿信。但是那个“拟”字，让我傻了半天，赶忙翻开字典查阅，“拟”者，打算也。打算，带有不肯定性，叫我放心不下；不过后头那两个字；“留用”，倒是含有肯定意味。唉，听天由命吧。这大约是1951年11月初的事情。
那个年代，很多刊物都是提前出版。12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寄给我的一本刊物，打开一看，是墨香浓浓的《人民文学》1952年1月号。顿时，我的心脏猛跳，双手发抖，莫不是我的小说发表出来了？我急忙从刊物的最后一页往前翻阅开来，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像我这样一个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如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是排在紧后头。一本刊物快翻完了，还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心凉了半截。然而，就在这时，忽然看见我那篇题为《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的小说，竟以特号字体作标题，在头条位置上发表出来了！……40多年后的今天，写到这里，回忆起当年那一幕情景，我依然怦然心跳！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新观察》以及诸多省市报刊都发表评论或全篇转载，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在成功的喜悦中，迎接了1952年新春。
新年过后不久，有关领导告诉我，北京来人了，让我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写电影，我没有想过，贸然去干，行吗？好在从北京来的那位导演，我认识他，当他约见我时，我很高兴地就去了。导演跟我谈得很投机，只有一点叫人纳罕，他根本不提写电影的事，倒是问了许多有关我的生活经历、文化水平、创作情况等，他问什么，我答什么，我好似在接受上级组织部门考核。临近谈话结束时，导演从文件袋里取出一本新出版的《人民文学》，翻到我那篇小说的页码，说：
“这篇小说写得很好，影响很大呀！”
我赶忙谦虚地表示：“我初学写作，请……”
他没有让我把话说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问我：“这篇小说是你写的吗？”
这话问得让我噎得慌，我只点了点头。
“你这篇小说投到编辑部之后，他们修改多不多？”
我一时想不起编辑部作过哪些修改，支吾了半天，没有作答。
“你留有原稿吗？”
我立即回答：“有。”
“可以拿给我看看吗？”
“可以。”
“等我拜读完你的原稿，咱们再聊聊。”
我从他那里告辞出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真想随便找一个人狠狠吵一架。
在言语之间，导演明显地表露出对我的创作怀有疑问，他不相信像我这样一个20岁的蒙古小伙，能写出那样一篇作品来；在他看来，即便是用我的名字发表的，恐怕也是由编辑部的高手“修改”成的。他还细心到这种程度，要用我的原稿与发表的成品进行对照，以验证有无伪诈。当我完全弄明白他的用意时，反倒平静了下来。这位“38”式老导演，对人对事认真负责，他并不是成心伤害我。当天下午，我就把《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的原稿送了过去，他很快就看完了，当他把原稿退还给我时充分显示出他的老成，他只字不提曾经对我有过什么怀疑，而是把话题转入正面，他说：“你写的这篇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成功的，你这么年轻，很不容易。”看得出，我的原稿已经使他信服了。从此以后，我十分注意保存自己所有作品的原稿，后来我听说伟大的肖洛霍夫就是因《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原稿在战争中遗失，也曾被人诬传过许多流言蜚语。太年轻时不要写太好的作品；如若偶一不慎写出了太好的作品，在这儿我提个醒儿，请你千万保存好原稿。看来文坛不是好去处，没等迈进门槛，就叫你学会防身术。然而，我很幸运，于1952年2月被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聘为特邀编剧调到北京，与海默、达木林合作把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成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映，也受到好评，并在全国获奖。该影片中的两首插曲，一直传唱到今天，一首是由我的合作者海默同志作词的《草原牧歌》，一首是由我作词的《敖包相会》。每当听到《敖包相会》这歌声时，总是引起我一丝青春的回忆。我写这首歌词时，正与一位女舞蹈演员热恋，在歌词中写出“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嗨”的美好意愿，然而生活并不像我在歌词中期盼的那样圆满，我与那位舞蹈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但我们终究没有“跑”到一起来。
1952年8月，当时文艺界领导人之一、著名作家丁玲同志约见了我，她对我在文学创作上表现的才气，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同意我到她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入学后，我又得到她的厚爱，由她担任我的创作辅导员（导师）。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充裕的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同时也结识了文学界的许多良师益友。从那时起，人们称我为作家，但我清楚自己的斤两，我只不过是一个只写过一篇作品的蒙古小伙子，只此而已。然而值得我引以为荣、引以为自豪的是像我这样一个蒙古穷孩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终于成为得到广大读者认同的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第一代少数民族作家。
（二）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发表后，受到褒奖和好评，增强了我对文学创作的信心，看来这条路是要走下去了。创作成功的快意与喧嚣很快就已过去，我沉静下来开始对文学进行较为深层的思索，我有一种新的感悟，即，一个成功的作家，似乎都是不可或缺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两种东西，一个是艺术感觉，一个是艺术方位。作家的艺术感觉，起初抑或是朦朦胧胧的，稍纵即逝，然而如果能及时地捕捉住它，对它加以理性地催化，那么它就会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存在。作家以他独特的艺术感觉去体验、认识和反映生活，当这一切都充分地展现于他的作品中时，他在文学大世界中所占有的方位，自然得到确认。人们常说，作家的艺术感觉是非常个性化的；作家的艺术位置是谁也取代不了谁的。或许道理就在于此。
我跟所有搞创作的人一样，一直在寻觅自己的艺术感觉，我来自蒙古草原，作品中描写的也是草原，我的人生旅程与文学生涯都与草原紧密相连，因而，我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方位自然也离不开草原。我作为一个文学学徒，总想找到在艺术感觉上与自己相近的一位先师，学习他，借鉴他，从他的作品中求得描写草原生活的启迪。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草原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伟大、辉煌的中国文学中，还未曾出现描绘草原生活的大手笔，在寻找先师的路上，我游荡了很久、很久……
在我学习文学创作之初，刘白羽、华山、西虹等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的一整版一整版的战地特写，和周立波、严文井、陆地等描写北方生活的小说，我篇篇都读，爱不释手。这些作品的剪报，至今我已保存了几十年。这些同志都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但是，如果我学着他们的文路去写作，我作品中的“草原绿”可能都变成“高粱红”了。在世界上诸多作家中，我特别敬重鲁迅、但丁、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作品强烈地震撼过我的心灵。当时我太年轻了，理解的层面很浅，对他们那伟大的冷峻与深邃，我感到敬畏与陌生，我与这几位大师的艺术感觉相隔很远，命里注定，我崇拜他们，但在艺术上接近不了他们。福楼拜、夏洛蒂、曹禺、曹雪芹的作品，令多少读者着迷。我的导师丁玲曾经给我讲述过她少女时代如痴如醉地整夜偷读作为“禁书”的《红楼梦》的趣事。这些大家的作品，我也非常喜爱，但一联系到我自己正在酝酿要描写的那些蒙古大草原上的男男女女时，不论是曹雪芹，还是福楼拜，就都与我有些疏远了。我开始写作时，解放区文学界都在学习赵树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提得正响亮，有谁不读赵树理的作品呢？但是老赵笔下的那股纯正的山峁情味，跟我笔下的塞外旷野的韵调，很难糅合到一起。初学写作者在文学领域中寻找到一个与他人合适的契合点是很难的，但在自觉不自觉中总是有几位作家使你产生特殊的亲切感，他们的作品对你格外有吸引力，读起来既投入又着迷，这时候请你留意，或许你与他们在文学的某一契合点上相遇。经常有人问我，你最喜爱的作家是哪几位？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首先要弄明白什么叫喜爱？广义而言，所有伟大作家都令人喜爱。但，亲切感就不同了，只有在艺术感觉相近的作家之间才会产生亲切感。最早使我产生亲切感的作家是：惠特曼、杰克·伦敦、屠格涅夫和萧军。
惠特曼，这个连中学都没上过的当过木匠的美国农民的儿子，是世界诗坛上少有的奇才。他的诗不是涓涓细流，是奔腾的大海，不是絮絮私语，是恢宏的乐章。它那激情的汇流，一泻千里，无可阻挡。惠特曼的诗是火山爆发，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没有固定的章节，不求整齐的句式，长短句的对比和感情跳跃的反差极大，他那种无拘无束的潇洒，特别令我着迷。郭沫若称赞惠特曼的诗是火山的喷火口，我却认为它是一匹不可驯服的草原野马。惠特曼传授给我的艺术真谛就是：文学不能没有激情；没有激情便没有文学。我是写小说的，所以另外一位伟大的美国人，对我的影响就显得更为直接一些，他就是受过荒原冻土的阿拉斯加洗礼的杰克·伦敦。我没有去过阿拉斯加，但是杰克·伦敦笔下粗犷、凝重、神奇的北方大自然的氛围，以及人与自然、人与野兽同在“活下去”的欲望中迸发出来的超凡的意志和力量，跟我所熟悉的草原生活太接近了。与惠特曼狂奔的激情和杰克·伦敦野性的粗犷迥然不同的俄罗斯贵族家庭出身的屠格涅夫的秀笔所展示的悲凉与辉煌，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屠氏写过不少长篇巨著，但唯独他的散文体短篇集《猎人笔记》那浓郁的抒情笔调和体察大自然精微变幻的功力，从一个侧面启迪了我的文路。少年时代，我生活在属于东北范围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由于这番地缘关系，描写东北地区生活的作品，我大多都读过，对我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东北，是我国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摇篮，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从这个摇篮中成长起来，一个跟着一个地走向历史大舞台，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缘分，包括汉族在内的东北各民族人民在心理上、性格上都有互相融通之处，壮阔的大地，质朴的民风，造就出一代代倔强、坦率、在苦难面前无比刚毅的北方儿女，萧军以他天才之笔，在《八月的乡村》中，将这一切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说过，《八月的乡村》的“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大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依我的理解，鲁迅先生首先肯定的是萧军作品的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巨大力量。综上所述，惠特曼的狂热与激情，杰克·伦敦的粗犷与野性，屠格涅夫的精微与抒情，和萧军对生活原汤原汁地真实描绘，使我对文学加深了理解和认识，在这几位文学大师的作品影响下，我逐渐接近了属于我的一种艺术感觉，虽然还不十分清晰，还需要继续寻索，但是有那么一种感觉确已萌发。就在这时，另一位文学巨人站到了我的面前，他就是苏联作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他那部世纪性史诗《静静的顿河》超越时间与空间，征服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无数文学学子，其中，也有我。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经发表，世人为之愕然，人们被他超凡的艺术才能所折服，法国人称他是“俄国的巴尔扎克”，英国人称他是“俄国的狄更斯”，其实还是肖洛霍夫的同乡人、德高望重的顿河老作家绥拉菲摩维奇说得对，他称赞肖洛霍夫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同谁都不相像的、具有自己独特面貌的作家。”也有些人不敢相信甚至不相信《静静的顿河》这部惊世之作、传世之作是出自一个年仅22岁的顿河青年作家之手。《静静的顿河》以它恢宏的构思、多层面的生活、深邃的内涵和强劲冲击性的表现力，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崭新的顿河草原历史生活与风土人情的巨大画卷；它让我们闻到了顿河草原泥土和花草的芳香，看到了在动荡中翻腾如潮的顿河社会生活，结识了一群为了情与爱冲破一切阻碍，乃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顿河儿女们。肖洛霍夫在世界文学史上开创了“草原文学”之先河，他以自己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草原文学”的经典式的范例和经验。
我是写草原生活起家的初学写作者，《静静的顿河》的成功经验，对我显得尤为珍贵和重要。在创作上，我们反对抄袭、剽窃的恶劣行为，但是对他人的经验经过咀嚼、消化、扬弃而进行学习和借鉴，对一个青年作者却是绝对必要的，从1952年秋我开始酝酿创作一个多部头的反映草原人民生活斗争的长篇小说，后来这部小说写成了，名为《茫茫的草原》。一听这书名就会知道，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了。诚然，我和他一样，都是写草原生活的，但，中国的内蒙古草原与俄罗斯的顿河草原，不论是历史人文背景，或是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条件等，都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创作上不能搞硬搬照抄，我们所说的学习，就是借鉴。
为了创作《茫茫的草原》，我以虔诚学习的态度读过三遍《静静的顿河》。我着力研究肖洛霍夫观察、捕捉大草原最富有光泽、色彩、诗意与个性的人物、事物、景物的本领，研究他深层地揭示人物内心的情与爱，并将这一切通过宏观构架与细节描写的艺术组合，和运用具有民族特点的语言渲染，绘声绘色地表现于自己作品之中的功力。
如果说，惠特曼、杰克·伦敦、屠格涅夫和萧军，使我逐渐接近了我自己的艺术感觉的话，那么，肖洛霍夫以他强大的推进力使我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感觉。
到了1954年，我把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的大纲已经拉好了。我急于踏上这部“草原文学”的创作征途。当年4月，我由北京返回内蒙古。我没有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居住，而是直奔察哈尔大草原，到明太旗长期挂职深入生活去了。我在明太旗担任旗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一待就是三年。
我们这一代作家，或者说像我这样的作家，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成长的，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家艺术家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和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在过去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我每当有重大创作计划时，首先就去深入生活。没有察哈尔草原的三年生活，就不会有《茫茫的草原》这部长篇小说。1956年底，当组织上调我回呼和浩特筹备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时，《茫茫的草原》（上部）初稿早已完成，翌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我把《茫茫的草原》作为献礼作品，奉献给内蒙古人民，在内蒙古自治区文艺评奖中获得文学创作一等奖。
1958年，我又到包头去挂职深入生活，担任白云鄂博铁矿主矿车间党总支书记，在那里我又生活在大草原上，结识了许多工人、牧民新朋友，我还学会开电铲。在挂职深入生活期间，创作了反映包钢建设的电影剧本《草原晨曲》，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结集为《花的草原》，于1962年出版，令我永生难忘并引以为荣的是文学巨匠茅盾先生为我这本短篇小说集写了序言。他写道：
从这个集子，我们看到了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具有下列的显著的特点：
一、行文流利，诗意盎然，笔端常带感情而又十分自在，无装腔作势之病。
二、民族情调和地方色彩是浓郁而艳丽的，不但写牧民生活的作品如此，写矿山工人生活的亦复如此。
三、不以复杂曲折的故事强加于人物，换言之，即是不借助于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只是拈出一二最有典型意味的情节，又辅之以抒情的叙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四、自然环境的描写同故事的发展有适当的配合，结构一般都谨严。
我以为上述各点在玛拉沁夫作品中，可以说已形成风格，十年来始终一贯……
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
茅盾先生出于对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怀和鼓励，关于我的作品写了这么多过誉的话，我是受之有愧的。在这里使我感到敬佩的是茅盾先生以那样简洁的评语，准确地概括和认同了多年来我所苦苦寻索的属于我的那种艺术感觉和那个艺术方位。具体地说：属于我的那种艺术感觉就是流动于我作品中的草原生活的独特韵味；属于我的那个艺术方位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广袤沃原上拓植一片“草原文学”的天地。为了取得这一点点成果，我度过了5年（1946-1951）的创作准备期，和10年（1952-1962）的创作探索期，用了整整15年时间。诚然，这一切都是初步的、初型的、初期的，让“草原风格”成熟起来，让“草原文学”繁茂起来，还需要用我们的心血乃至生命去铸造。
1995年9月9日于京城青山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