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李文宜
朱蕴山同志生前，我们都很尊敬他，称他朱老。朱老和周新民同志都是安徽人。我很早就听新民同志说过，朱老是革命的老前辈，早年加入光复会、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等政治活动。1926年1月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积极筹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吸收一些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左派骨干参加工作。他和周新民都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常务委员。1927年春，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在北伐中，率兵到南昌，屠杀工会领袖、共产党员，并派兵到安庆包围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明目张胆地搜捕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在严峻的形势下，朱老和周新民同志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九一八”侵略东北后，1932年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侵略战争。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在全国人民支持下，率领十九路军英勇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寇。但是，没过多久，十九路军却被调往福建。朱老的朋友陈铭枢先生（号真如）和蒋、蔡两将军，十分不满蒋介石当时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了反蒋抗日政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树立抗日反蒋的旗帜。国民党当局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把福建人民政府视为眼中钉，调兵遣将必欲消灭之而后快。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江西省正被蒋军“围剿”。朱老则不顾个人安危，为促成福建人民政府与瑞金红军联合抗日，积极奔走协商。后来，由于福建政府孤军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被迫突围，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段时间，朱老为革命呼号奔走，曾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到朱老家中看望他。朱老回忆及此，尤有余忿。
朱老对于那时王明极“左”路线下的政策十分不满。曾同我们说起王明是他教中学时的学生陈绍禹。王明在去苏联学习前，缺乏革命工作经验，20世纪30年代从苏联回国后，成为党中央的领导人，他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玩忽革命利益。朱老对于王明宗派领导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表现了他对党的一片忠心。
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我随周新民同志到第五战区工作，六安是安庆沦陷后的安徽省省会所在地，已为桂系新军阀所盘踞。当时，安徽教育界的名人，如沈子修、高一涵、朱子帆、李则刚等老先生都是朱老的朋友。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是安徽财政厅厅长，共产党人狄超白是地方银行的行长，他们都和朱老相熟。六安成为当时爱国人士云集的地方。朱老就是在这样有利于工作的条件下，担任了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的总务部部长兼代主任。他身着中山装、精力充沛、侃侃善谈，团结了成批的华北流亡学生及东南爱国青年在他的周围，策划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办法，并将有志革命的青年秘密分批地送往新四军所在地，为新四军补充干部和给养，壮大抗日战争的力量，做出了贡献。
1943年冬，我在昆明从事民主运动工作时，朱老也来到昆明，我们又见面了。那时，朱老50多岁，黑发短须，目光锐利，深谋远虑，神采奕奕。不多几天，他就离开了昆明。他这次昆明之行，是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向龙云介绍朋友的，曾为龙云所欢迎。朱老走后，党中央南方局即派华岗同志以党代表的身份来昆明，继续和龙云联系，宣传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后，龙云同志终于走上了人民革命的光明道路。
1944年，朱老在重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9月，民盟举行全国代表会议，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四川参加政治活动。1945年民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朱老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当时我也去参加大会，朱老在会外曾邀周新民、李相符、沈志远、邓初民、马哲民和我几个人座谈，讨论当时的局势和政策。这一时期，朱老积极贯彻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顽固的反动势力”的统战政策，做了许多工作。凭他不亢不卑、清高自负、能诗能酒、淡泊明志的风度，给对方晓以大义，明以利害。那时，他是四川军政界要人邓锡侯、刘湘、刘文辉等的座上常客，记得刘文辉还曾拿出一笔钱来，请邓初民、马哲民办《大学》月刊，提供一些政治活动费。这和龙云在昆明支持民主运动一样，只是他们不便于直接出面。他们当中，有的人后来还成为民盟单线联系的秘密盟员。
1947年10月，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后，一部分民盟负责人转赴香港。1948年初，朱老也到香港来参加民盟召开的三中全会，他和到会的中委一致否认民盟总部被非法解散。主张拥护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实现民主、独立、和平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同时，朱老还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5月间，民革、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响应中共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朱老又为此忙碌起来。
1949年1月，许多民主人士接受中共邀请，奔赴东北解放区。朱老先去哈尔滨，后迁沈阳，在沈阳住铁路宾馆。那时，郭沫若等同志，逛旧书店，买古文物。朱老则爱好古砚。他的住房名九砚斋。我去参观时，感谢朱老送了一个花瓶和水盂给我做纪念。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于2月26日我们乘专车到达北平，住进北京饭店。从此，各党派民主人士都忙于筹备政协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创建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期间，朱老本人受造反派的迫害，他的夫人被诬为地主分子押送回原籍，受折磨致死。他对个人和家庭的不幸置之度外，而对他的朋友周新民的遭遇，则深感不安。1970年，我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时，周新民患病，脑子逐渐软化，思维不清。而朱老却多次约了老友吴剑西和周新民一起借我的住处，帮助周新民同志写检查，通宵不眠代周执笔。当时，朱老已是80多岁高龄，而为朋友如此的深情厚谊，实在令人感佩。后来周新民同志因脑病无法医治不幸逝世。我从“五七”干校回家后，听说此事，专程去看望朱老。当时，他老人家正在书房里整理文件，生活上虽然有他的儿子朱世同和儿媳细心照料，但整理文件事必躬亲，显示出他勤奋成习，忠于革命的一代长者的风范。
朱老的一生，对革命做出了不少的贡献，而对周围的同志和朋友，总是坦诚相待，无私帮助。每当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时，不免久萦脑际，难以忘怀。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谨写此片断回忆，表达我对这位老先生的一点虔诚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