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暑假应北京大学之聘，回母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并轮流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等校兼课。抗战前任北大教授。1938年12月随汪精卫出走河内前，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次年8月赴上海参加汪日谈判。1940年1月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在香港联名揭发汪日密约，国史称“高陶事件”。后留港办“国际通讯”。陶希圣与胡适有交情，当年陶卷入“汪日密约”中进退失据时，唯一想到可以写信表达心声的人就是胡适。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九龙。翌年初逃离香港，经韶关、桂林回归重庆，任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组长。
1949年随国民政府赴台湾，历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著有《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潮流与点滴》等，译有奥本海默的《国家论》等。
高君宇在北京大学：生如闪电，死如彗星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后被其爱人石评梅刻在他的墓碑上，下附她的跋文：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在山西一中接受新思想启蒙
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静游镇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一个关心国事、公正廉明的乡绅家庭。他在兄弟中行二。
1912年春，高君宇怀着“立意深造”的热望，考入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1913年8月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即今太原五中）旧制中等科7班。
从偏僻的山城来到这所省城名校，高君宇的思想也逐渐开阔起来。
首先，这里北邻文瀛湖，自然环境十分优雅。曾参加过“公车上书”的赵炳麟有诗云：“闲向文瀛湖上望，烟岚几点碧於螺。”这里原本是明、清两代举行科考的大贡院，后一度又是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所在地，历史文化底蕴厚重。
其次，这里有许多出色的教员，教学质量很高。校长王骧，寿阳人，留日学生，当时才30岁，少年气盛，办学有方。知名教师还有英文教员朱海洲、历史教员赵宝诚等。
再次，这里有高君宇第一次上的数学、格致、生物、英语这些课程。每门课程都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天地。
此外，为引导学生广泛阅读、开阔眼界，当时的省立一中设有校办图书室，订购有《申报》、《康梁文钞》、《新青年》等各种书刊。
高君宇的课余时间，不喜游逛，而喜欢看书读报，与同学讨论国事，“举动甚轩昂，言谈亦卓荦不凡”，深受师友赞赏。尤其是其“所作诗文，多有奇气”，常被国文老师推荐“贴堂”，同学们争相传抄，视为范文。这种较高的语言能力，为他以后通过研究选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
爱国激进的北大学子
1916年，高君宇接受朱海洲老师的建议，投考北京大学。9月，他正式进入北大预科甲班学习，读他热爱的理科专业。
高君宇入学不久，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校务，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鲁迅、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到校任职、讲课，新文化运动代表刊物《新青年》的编辑部也迁到北大——校园一时群星闪烁。蔡先生的改革，使北大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由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满，更由于北大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高君宇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兴趣不断增长，以其“弘毅果敢”很快成长为“中国青年革命之健将”。
1918年5月，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驻兵东北，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早在此年4月间，中国留日学生就已获得这一协定的秘密消息，他们进行集会和散布传单的活动。5月上旬，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救国会，在东京举行集会和游行，表示严重抗议。但是，他们的活动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这就更激起学生们的义愤，便决定一致罢学回国。中旬，留日归国学生代表阮湘（湘籍）、李达（湘籍）、龚德柏、王希天4人回到北京，曾和北大学生中的进步分子邓中夏（湘籍）联系，共同商讨行动计划。
得知留日学生的不幸遭遇，高君宇义愤填膺，明确表示决不容忍北洋军阀政府的卑鄙勾当，便串联北京各校和归国学生一致行动。他与北大学生中的爱国积极分子邓中夏、许德珩到湖南会馆看望代表们，商讨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20日晚，他们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大会，并决定次日到总统府请愿。
21日上午，中国学生举行的第一次示威性大请愿和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爆发了。北大、高师、工专、法专学生2000多人，在高君宇等人的组织下，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宣布并废除“军事协定”。虽然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学生们听信了冯国璋的花言巧语，这次运动没有达到直接目的，但它却推动了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前奏。
大请愿不久，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许德珩等人，认识到要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便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爱国会（后来叫做学生救国会）。
为加强联系和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学生救国会在北大组织《国民》杂志社，高君宇是该社骨干成员，“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积极筹措资金，并“积极投入筹组《国民》的工作”。1919年1月，国民杂志社的机关刊物《国民》创刊。《国民》是强烈的战斗性刊物，它的内容，紧密配合着当时正在酝酿中的反帝爱国斗争，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国民杂志社成立的同时，北大文科的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新潮社，出版刊物《新潮》。高君宇担任该社职员，开始负责广告工作；后来在改选三届职员时，被推举为文牍干事。五四以前的《新潮》，对早期新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和《国民》杂志一样，对广大觉悟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
五三会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919年5月1日，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中国外交在和会上失败的消息。翌日，身为总统徐世昌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他就是后来民国著名才女林徽因之父），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再次证实了这一消息。中国民众闻讯十分震惊，纷纷表示要誓死力争，救国图存。
当天，高君宇和国民杂志社成员便在北大西斋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行动；并决定5月3日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约请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会后，高君宇更是奔走呼号，积极串联，同时和邓中夏、黄日葵等将李大钊发表的《五一杂感》中明确提出的“直接行动”口号向各校做了宣传。
5月3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合理要求被拒绝的消息，在北京报纸上正式发表。全市爱国学生群情激愤。夜晚，北大三院礼堂内外，人山人海，挤满了来开会的学生。同学们在会上争相讲演，声讨、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会议气氛严肃悲壮。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开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以示斗争之决心。高君宇“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主张游行抗议当局”。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一致作出如下决定：联合北京各校学生，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通电各界一致奋起抗争；通电全国于5月7日举行爱国游行；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11点了。但大家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忙碌着做各种准备工作。他们有的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起草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制作旗帜、标语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床单扯下做旗帜用。高君宇和大家一样，彻夜未眠，紧张忙碌着，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天安门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先锋
4日上午8时许，北大等13所大专学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商议天安门游行具体事项。当学生队伍正在集合时，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次长慌张跑来，不准他们去游行。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10余人和他展开了辩论，使这位次长瞠目结舌，无言答对。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奔向天安门广场。
当学生队伍正在天安门集合时，那位曾阻挠北大学生出发的教育部次长又跟踪而来，他蛮横地说：“我承教育部命令来此，请大家从速解散，有事可推出代表办理。”学生们拒绝了这一无理的干涉，齐声高呼：“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这位次长毫无办法，急匆匆地溜走了。
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宣读了国民杂志社代表许德珩（一说是罗家伦）负责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宣言揭示了日、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人们要在“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奋救”；并表示对卖国贼要诉诸武力，“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高君宇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后，高君宇带头参加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保卫主权”等口号，浩浩荡荡地直奔各国使馆所在地东郊民巷。当队伍行至东郊民巷西口时，遭到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巡捕的阻拦。这进一步激怒了广大的爱国青年，于是游行队伍像滚滚怒潮，涌向东城赵家楼的卖国贼曹汝霖住宅。
学生到达赵家楼胡同时，曹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高君宇和一部分爱国学生攀墙冲进曹宅，北京高师的匡互生打开大门，大家如潮水一般一拥而入，把曹宅的什物尽行捣毁。觅曹不着，却痛打了正在曹宅的另一卖国贼章宗祥。愤怒的学生在曹汝霖卧室里点燃绿色的罗纱帐，顿时火起，烈焰冲天。
火起之后约半个小时，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当场逮捕学生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教育部也给北大发出训令，要求“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
压迫愈强，反抗愈烈。5月5日，北大学生约同北京其他各高等学校开始同盟罢课，齐往总统府请愿，要求开释被捕同学。高君宇也协助李大钊多方奔走。在广大爱国师生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重压下，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反动政府不得不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被捕学生归来，高君宇和北大全校学生聚集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举行欢迎大会。学生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高君宇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欧击曹、章，首当其冲，奔走呼号”，“遂因积劳过度，而患呕血者二次。”
烽火中诞生的北京学联领导人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都组织起来，5月6日，领导全市学运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址设在马神庙北大第二院，北大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学联章程中规定，有关各校全体的工作，“由本会暂行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执行之”。高君宇毅然参加了这个组织，他和邓中夏是组织中仅有的2名北大代表。
学联会成立后，大力加强了对爱国斗争的领导。5月18日，学联在北大二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实行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开展街头运动，并派北大学生黄日葵等4人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联系，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据许德珩后来回忆说，对于这一串联活动，高君宇“坚决支持”。
5月中旬，高君宇还和邓中夏以北京市学联代表的身份赴太原、长沙，亲自指导当地的学生运动。高君宇通过与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人密切联系，向太原学生写信、寄书，热情指导省立一中的学生，联合山西大学、太原第一师范、太原农业专门学校、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成立山西大中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爱国学生开展示威游行，有力地声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6月11日，陈独秀采取了大胆的革命行动，到北京前门外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革命传单，却被混杂在人群中的侦缉队便衣侦探发现，当场被捕。他的被捕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大钊、高君宇等人立即奔走相救，并组织北京市学联、北大爱国师生、社会各界名流通电全国，谴责反动政府。经过全国舆论的抗议和各界人士的设法营救，此年9月16日，陈独秀终于获释出狱。陈独秀的被捕和营救，给曲折发展的五四爱国运动掀起了新的波澜。
北京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高君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思想日益成熟，更加坚定了其共产主义信念。
1919年3月，邓中夏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同年10月高君宇加入了这一组织，并于次年3月当选为文牍干事。后来，他又和邓中夏确定“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的活动方针，开始与工农结合的尝试。他们先后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私产制度与婚姻》作为演讲题目，进行了多次讲演。
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直到翌年11月17日，才以高君宇等19人的名义发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公开宣布成立。
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阶级纪念国际劳动节。高君宇在《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劳动纪念号上，分别发表题为《山西劳动状况》、《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两篇关于工人问题的文章，明确提出“要革命必须破坏政权”，“必先获取政权”。
1920年10月，李大钊领导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在共产党小组领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高君宇等40多人成为首批青年团团员，高君宇还被选为第一任书记。当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又从青年团的先进分子中吸收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范鸿、李梅羹等人为党员，一时共产党员达到11人。
随着“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相约建党，曾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前身）并当选为北京书记的高君宇，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首批成员之一。
北京共产党支部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工人运动方面，出版杂志《劳动者》。党支部还派高君宇、邓中夏等人深入工人，大力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他还被派往唐山、郑州、济南、太原等地，指导工人运动和帮助建党。1921年，他在太原组织成立太原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又建立晋华书社，传售马克思主义书刊。他是北方尤其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