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董作宾从北大研究所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和河南中州大学。
主持发掘安阳殷墟遗址
改变董作宾学术乃至生活道路的，是傅斯年。董作宾于1927年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教授，结识了傅斯年。董作宾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没有博士光环，但他那刻苦治学的态度，却深得傅斯年赏识。
1928年4月，傅斯年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写信给因母病返回乡里、在南阳中学任国文教员的董作宾，聘他为通信员，调查洛阳石经及安阳殷墟甲骨文出土情形。
董作宾欣然受命，辗转来到安阳。他找到彰德十一中学校长张尚德、安阳尊古斋肆主王嘉瑞、花园庄私塾教师阎含声等人了解情况，又到洹水西岸小屯村进行实地踏勘。
此年夏天，董作宾来到殷墟遗址，目之所及，深感痛心。安阳小屯村的龟甲兽骨，是19世纪末农民在耕田时发现的，被药材商人当作“龙骨”廉价收买。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得识甲骨价值，多方搜求。其后，一些学者也表示了很大兴趣。到20世纪20年代，甲骨文研究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古董商、药材商也广肆收购，获取暴利。20多年间，小屯村挖掘、偷盗成风，掠夺性的挖掘、抢购，使得殷墟古物遭到严重破坏。
董作宾来到小屯村的时候，大批的甲骨器物已被抢走，挖掘高潮已经过去。殷墟遗址的残坑破洞，一片狼藉。残破的甲骨碎片和古器物散落在地上，随处可见。董作宾忧心忡忡，他详细勘察殷墟遗址，访问当地村民，了解挖掘和甲骨的出土情况。他感到，殷墟甲骨虽遭破坏，但仍有发掘的必要。于是，他撰写《洛阳石经殷墟甲骨调整报告暨发掘计划书》，详述考察见闻，提出发掘计划，呈交傅斯年。
报告很快得到傅斯年的重视。此年秋，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董作宾被聘为编辑员，主持试掘小屯遗址。试掘工作从10月13日开始，到31日结束，十几天的发掘，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龟甲和古器物。董作宾非常高兴，用近1个月的时间，撰写发掘报告，摹写出土的甲骨文字，并就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报告证实了调查的推想，为进一步发掘提供了切实依据。从此，董作宾的名字便与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连在了一起。
殷墟发掘第一人
在20世纪初期，与国学大家罗振玉共同着手研究甲骨文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近代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王国维先生。年轻而才华横溢的王国维，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甲骨文中真的记录了商王朝的某些信息，那么自己通过破解甲骨文就应该可以反观历史文献的可信度。1917年，王国维发表第一篇甲骨文研究的科学论文《殷先公先王考》，传说中的商王朝终于成了信史。
1928年，当时全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南京成立，所长是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傅斯年。他上任后便以关注甲骨文为首要大事。
此年8月，傅斯年委派中山大学副教授——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前往安阳进行调查，目的是查明甲骨埋藏盗挖的情况，看是否值得进行系统科学的发掘。这个年轻人便是董作宾，他曾在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甲骨文大师王国维。他为人聪明灵活、勤奋好学，几年的时间里，就已经成长为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学者。
8月12日，董作宾独身一人来到安阳实地考察。经过明察暗访，他确定小屯村这片古老的地层下面仍然埋藏着数量不明的甲骨，得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的结论。同时董作宾认为，小屯村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
在得到董作宾的详细汇报后，傅斯年当即同意发掘安阳小屯村，寻找甲骨文。安阳小屯村又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这次行动也预示着中国科学考古时代的来临。
10月13日，以董作宾、郭宝钧等人组成的发掘团，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科学田野考古挖掘。发掘结束时，一共发现带字甲骨800多片，还有不少骨器、玉石器、铜器等文物。这在当时来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抗战前，就流传着“甲骨四堂”的说法。所谓“四堂”，即4位研究古文字的学者的名号——“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董作宾生前死后，人们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45年，傅斯年在董著《殷历谱》“序言”中说：“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彦堂之每进一步。”董作宾的每一项研究，都有力地推动着甲骨学的发展。世所公认，董作宾是甲骨文研究中少有的几个大师级学者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那些堪称大师的学者，大都先出国留学，接受了现代教育，掌握了现代知识、理论和治学方法，后回国从事某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成就；董作宾与他们不同，他是先取得重大成就，后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的。
【名家小传】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号平庐，字彦堂，又作雁堂，河南南阳人。
1917年，董作宾入开封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甲骨文。1922年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暇时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翌年入国学系，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并担任《民国周刊》编辑。1924年冬参加故宫收藏珍品的分类编目工作。1925年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南阳中学。
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董作宾被聘为通讯员，受命到安阳进行殷墟调查。回到北京，汇报在安阳的考察情况，立即得到院长蔡元培的重视。几天后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从1928年至1937年科学发掘15次，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这就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
他在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董作宾重视对甲骨的描摹，他的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
1947年出国，任芝加哥大学客籍教授，并在耶鲁大学讲学。民国37年（1948）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回国，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撤往台湾，在台北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1950年和友人一起创办《大陆杂志》。同年12月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5年8月，应香港大学之请赴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次年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和崇智学院历史教授。此间完成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年历总谱》。1957年冬，在曼谷第九届太平洋科学大会上发表《中国上古史年代》。1958年秋回台湾大学任职。
其主要著作有：《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1）、《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编》（1937）、《殷历谱》（1943年）、《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1951）、《中国年历总谱》（1956）、《中国上古史年代》（1957）。
程千帆在金大附中、金陵大学：己是学士，妻是硕士
诸位先生各有专长，程千帆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如曾向林公铎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王晓湘请教过诗词。汪辟疆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程千帆便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金大附中
1928年秋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程千帆从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校，自汉口负箧南京，成为金陵大学附中三年级的插班生，开始接受8年正规的现代教育，直到1936年大学毕业。
程千帆在金大附中学习了4年，开始从多方面接触现代科学。他后来很怀念在中学时代给他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张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江苏泰州的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就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浙江余姚的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一个学期只为学生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程千帆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程千帆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他叫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他难以忘怀的。
在金大附中学习的4年中，程千帆多方面接触了现代科学。上高中时，遇到一位极好的化学老师王实铭。在王先生的循循善诱下，程千帆竟对化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成绩也极好。因此在升入金陵大学时，程千帆准备读化学系。
但当他去注册交费时，竟然要付100多块钱。而程千帆的父亲当时失业，无力负担，只得望门却步。后来他选择了学费只要化学系一半的中文系。但即便如此，他当时也无法拿出学费。于是他借了一辆自行车去校长家，经校长同意签字担保，学费缓半年再交。回来时，他高兴地一路飞驰，不小心摔下车来，鼻子旁磕了一个不浅的洞。
金大中文系
中国文学系是金陵大学文学院的主要系科之一，早在金大成立之初就已设立，是金大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系科之一。最初由著名国学研究家胡小石担任系主任，后因胡小石兼任中央大学教授，系务遂由张守义代理，1931年又聘请刘继宣继任主任。1940年春，刘继宣因受聘他校，遂由朱锦江代理系务。同年夏，由佘贤勋任主任。1941年9月佘贤勋在任上去世，系务由刘院长兼代。1942年秋聘高文先生为系主任。
金大中文系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置合理，逐步形成系统、完备的教学体系。中文系注重培养学生系统的国学知识，使学生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过去一年级没有统一的国文教材，只是由教育部拟定篇目交由各校使用；金大中文系遂根据这一教材，参酌甄选，加以变更，选录文字流畅、思想纯正、切合现实、内容具体的篇目，编成大学一年级国文选本，共分3卷计85篇。该书是中文系丛书第一种，它为中国文学教学走向系统化奠定了教材基础。
中文系二年级同学开设有“文学概论”、“中国学术概论”、“国文教学法”、“文学史”、“目录学”等基础课程，进而又设有“文字学大纲”、“经学通论与经学历史”、“音韵学”、“训诂学”、“诗学声律”、“词学通论”、“曲学概论及曲史”、“各体文选”等国学基本课程。同时结合本系教师自身研究方向与特长，开设各种专门研究课程，如“专经研究”、“甲骨文”、“屈原赋”、“群经选读”、“唐诗选”、“宋诗选”等课程，培养学生运用国学基本知识解读历代诗文经书的能力。
金大中文系虽然重视国学研究，但对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也相当关注，开设有“文艺批评”、“现代文艺”等新课程，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除完成毕业论文之外，还专门开设“公文程式”、“高等作文”，为学生走向社会工作奠定写作基础。
1934年，鉴于社会上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声浪澎湃，华东基督教会希望金陵大学能致力于中国文史方面高级人才的培养。同时，金大文科毕业生数十人也联名提出此类请求。文学院遂成立国学研究班，招收国内各大学文史哲专业毕业、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者入学，学制2年，聘请著名国学家胡小石、胡翔冬、黄季刚、吴梅等为指导教师。
这些名师要求严格，教学一丝不苟，从《黄季刚手拟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程提要跋》来看，国学研究课程设置涉及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诗学及词学等，加强了学生国学研究的基本功训练。刘继宣《黄季刚手拟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程提要跋》，载于《金陵大学校刊专号》1935年11月4日。而且，与一般本科教学不同，国学研究班的教学更注重专、精、深，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由于国学研究班是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合办的，因此，所设课程由中文系教师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联合开设，并注重培养学生考证、辨伪的综合研究能力，体现出中文系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共有的研究风格，即融经学、史学（包括考古学）与小学（包括汉字形体、音韵、训诂三端）于一炉，以推求究竟，确凿可信。所开课程包括：古文字学如“商周书征文”、“甲骨文例”、“钟鼎释文名著选”、“说文篡例”、“古文字学整理”等，考古学如“程瑶田考古学”等，诸子之学如“老子”、“庄子”等。此外还有词章之学如“乐章词释”、“七绝诗论”等。史学研究方面，则开设“中华民族海外发展史”、“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等。
国学研究班教学最具金大特色的，是胡小石教授开设了“中国书学史”课程。这是在大学开设书法史的首创，也是当时最高形式的书法教育。该课程将书法与经学、小学、史学、诗学一样列为国学研究项目，并改变了以往书法教育只注重实用书写技能训练，忽视书法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状况。胡小石这一创举，为中国书法教育及研究走向理论化、体系化奠定了基础。
国学研究班学生除上课外，还必须进行独立研究，学生各人确定研究专题，导师给予指导。学生所定专题，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皆有，研究成果分小学、史学、文学，并汇编成册。该研究班举办2期，毕业生有30人。
由于该研究班由国学名家指导，毕业生中不少人卓有成就。如古典词学家沈祖棻、语言学家殷孟伦、博物馆学家曾昭遹等，都是该班毕业生。由此，该研究班在学术界赢得了良好声誉，开创了中国东南部各大学培养研究生的先河。
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云集了一批国学大师，并从其他大学聘请名师来兼课，这使金大国学教学质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据程千帆回忆：“我师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他还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
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2个星期、经济学2个星期、法律学2个星期、人类学2个星期等，都讲得很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
正是在这些名师的共同努力下，金大中国文学系在教学指导与人才培养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几位受业恩师
黄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十分严厉，而学生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挨骂也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