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招收两班学生，一班是本校各院系已有德文基础的学生转入法学院一年级的共有53人；另一班为招收高中毕业生60余人，先入德文补习班学习德文1年后，再进入法学院一年级。
法学院于1945年12月正式开课，学制4年。因招收的学生不多，法学院就设在李庄东岳庙内的玉皇楼。
6、1940～1945年：薪火不绝
1937年北京芦沟桥“七七事变”，人心大为振奋，爱国人民奔走相告，全国人民都卷入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浪潮中。1938年5、6月，日机滥炸广州。那时，中山大学地处广州东北石牌，踞冲要之区，常为敌机轰炸，对员生安全和教学工作都无适当的措施。并据报，敌将从惠州、博罗方面登陆。而广州军政当局竟于此年10月14日通告疏散市民，预备退却。中山也接教育部电告，即行迁校。校方成立了迁校委员会，由萧冠英主持。
当时，校方接到情报，有一部分同学组队，参加到东江游击纵队去坚持敌后斗争。东江纵队的组织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曾生，后来与共产党员王作尧领导的游击队合并，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另有一部分同学结队分批步行到云南墨江；同时，又有10余批同学到香港乘船到西贡，准备转去云南新校址。
最初，中山大学决定迁往云南罗定，在10月19和20两日，分批乘船将人员及公物约1200余箱运离穗市。这些公物虽是员工们在危难中抢运出来，也只有三分之一。至10月底，全部运抵罗定县。当时据报，广州已于10月21日沦陷于敌手。11月初旬，该校总办事处在罗定城北窗明学校办公；农、法、医3学院分设罗定城内，附属中学则设在对岸塔溪乡；理、工2学院设在郁南县属大湾；研究院、文学院、师范学院和图书馆在罗定县罗镜，分别择地布置。
至10月中旬，正在准备复课，忽接教育部电以汇款不便，另觅桂、滇两省迁校。又择定广西龙州的凭祥、上金、宁明各县为校址。岂知正在筹备启运之际，又接教育部电知，日敌谋在北海登陆，接近龙州，应迅迁滇省等语。因此又改计划，遂于12月1日结队西行，溯西江而上，1939年1月5日到南江口，7日到梧州，增加员生百余人。19日，员生和4批公物均已抵达龙州。于是决定由龙州乘越滇铁路赴滇，并择定墨江县为校址。于2月6日出发，2月中旬全部抵达墨江。随即筹备开学，至3月1日复课。
1940年春间，滇南物价暴涨，生活程度日高，员生生活顿感困难。及夏，日敌侵迫越南，威胁滇境，时局突告紧张。是年6月间，中枢遂任命许崇清为代理校长，主持迁校事宜，决定迁返粤北坪石（广东、湖南交界的一个小镇，今属广东省乐昌县）；惟公物、人员都要经过滇、黔、桂、湘数省，辗转输运，间关数千里。至1940年12月已全部抵达坪石。
经过一番筹措，终于将中山大学总办公厅和研究院均设坪石镇，并续办先修班。这时，先修班与学生审查贷金委员会均设于此。文、理、工3学院分设于坪石附近之铁岭、塘口、三星坪等地；又增设一年级教育委员会于车田坝；医学院设于乐昌县城；法学院设于武阳司；师范学院设于管埠，均属乳源县境。农学院则设于湖南宜章县之栗源堡，1941年1月间先后上课。1941年7月，张云代理校长。
中山迁到坪石后，在1942年间常闹米荒，生活极为艰苦。处在敌伪四面包围之中，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很多员生把衣服、被子、书籍等以最低价格出售，博取高价粮食。因粮食接济不足，常以野菜充饥。曾有物理系一位教师，因缺粮吃野菜中毒，幸得及时救治，方得无恙。因此，学校组织员生，爬山越岭，通过敌人封锁到湖南、香港等地运米接济。一连串地进行这种艰苦工作，在粮食困难方面终于克服。
在这些情况下，当时教育部对中山大学员工的薪给问题有这样的规定：发给时价的米代金。年龄在30岁以上的，给予1石的米代金；28岁以上的8斗，26岁以上的6斗，不及26岁的均3斗。又两夫妇在同一机关工作、都在30岁以上的，一方给予1石，另一方只给予3斗。有5位同事，两夫妇都是在中山工作，也都在30岁以上，就很觉得不值。为了免饿，便相约以集体离婚的方法，在韶关《建国日报》广告栏登报，才夫妇各都得到了1石的代米金。这是在痛苦生活压迫下，造成了集体的假离婚的不正常现象。
1945年1月初，警报频传，校方曾几次召开应变紧急会议。至1月15日，敌踪有自连县东陂窜向坪石的讯息。16日，据报已侵入湖南宜章县属栗源堡，随即窜扰管埠、梅花等地，坪石业已陷于包围形势，远郊已发生激烈战斗。事出仓猝，中山大学通告紧急疏迁，一部分公物和人员于17日由粤汉铁路遄赴乐昌县城，会商应变办法。惟敌人突至，所运公物尽被焚掠。即于21日间道转赴仁化，分驻石塘、仁化县城扶溪等地。其时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已先遄赴扶溪乡复课，但考虑到仁化地近前线，且曾被日敌窜至扶溪，旋复退出，然终是难于安处的。是时，金代校长即派员在扶溪设立中山大学办事处，随率领一部分员生向东陆行，遄赴龙川县。未几，择定梅县为校本部驻地；其他下属单位均陆续迁来，法学院在蕉岭县路亭，农学院在五华县岐岭，工学院在兴宁县东坝朱屋，师范学院在龙川县龙母，均于3月间先后复课。
而未赴乐昌、仁化两县的一部分员生，由总务长何春帆率领，于此年1月20日由坪石突围，循连平公路遄赴连县，曾遇敌踪，幸因应付得宜，安抵连县三江，而继续赴连者甚众。随派员警赴栗源堡及笆篱堡，护送教务长邓植仪及各院员生等抵达三江，成立国立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择定晏平图书馆三江西、南、北城楼等处为校舍。处本部和研究院及文、理、法、工、师范5学院，先修班均于此地分别部署；仅农学院设在连县东陂西岸；医学院设在连县县城，这是因环境关系，而分别择地设立的。至于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尚未成立。附中学生来连的，则函介国立第三华侨中学或连州中学等校借读。其时，公推邓教务长兼处主任，订定分教处组织章程，经报由教育部和梅县校长方面核准。又梅、连两处均完成教育部于1945年秋分别招生的任务。
至9月2日，抗战胜利，东江梅县本部，连县分校处及仁化区员生等，均于10月间先后返抵穗市。今连县分教处则奉本校命，将在连、坪、临、乐各地所存公物集中运校，乃分派人员在连、坪两处留守，负责运输事宜。（此文系根据当时在中大工作的周鼎培教授的回忆整理而成。）
7、1942～1945年：江村春秋
上
先后毕业于大夏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曾长期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书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赵瑞蕻回忆道：
……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序言》里曾说：“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只消去研究机缘就可以了。”对这点我极有体会。
如果1940年夏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就留在那里教中学英文，不在第二年冬天离开昆明，翻山越岭，长途辛苦跋涉，独自搭乘运货车到重庆去跟爱人和我们初生的孩子团聚，先在南开中学教了一年英文，而且那么巧，就在那里重新遇见我西南联大外文系老师柳无忌先生；如果柳先生后来在1942年春没有推荐我给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先生的话，我就不会辞掉南开中学的教席转到中大分校柏溪教书了。这一机缘就使我长期呆在这个学校里，一呆就是半个多世纪。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蹂躏我们神圣的国土。敌骑南下，8月13日进攻上海，我军奋起抵抗，从此全面抗战的大火就燃烧起来了。那时，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辗转迁往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则沿长江西迁，在重庆西郊沙坪坝松林坡建立校本部，后又在柏溪创办了一个分校，一年级同学都在那里上课。
在我到重庆前，柳无忌先生一家已离开昆明搬到重庆，他在中大外文系任教了。柳先生后来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说：“……当我尚在昆明时，范存忠就已约我去中大教书。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住下来，一共5年。”
我们那时都住在南开中学教职员宿舍津南村里。有一天，我去看望柳先生，他问我愿不愿到中大工作。他说：“到柏溪教一年级英文。范存忠先生要求很严格，要我介绍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那边很需要人……”当然我是很愿意去的，于是，真是高兴，很快就接到了任外文系助教的聘书，上面签名盖章的就是中大校长罗家伦。
过了几天，柳先生带我到松林坡外文系办公室拜访范先生。他那时不到40岁，不过头顶上已有点儿秃了；他穿着深蓝色大褂，戴副阔边黑架子眼镜，手里一只烟斗，挺有精神，利落得很，说话比较快，十分和蔼可亲；他热忱地接待了我，给了我非常深刻生动的印象。他同时介绍我认识他两位得意门生，外文系助教张健和冯和侃。范先生十分周到地指点我怎样到柏溪去，要我到了那里先去见吕天石先生，因为分校大一英文是他专管的。
于是，1942年寒假后，开学前，一天清晨，我带着铺盖卷儿、日用品和一些书等，在松林坡小山岗下中渡口，走到嘉陵江边，坐上校船，沿江北上。船走得慢，有时碰上浅滩急流，船夫还得上岸拉纤。嘉陵江水是可爱的，记得当时中文系教授汪辟疆先生有诗说“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莼碧不殊”。当我一望见碧蓝的江水，两岸山野风光时，我的诗兴便勃发了。
柏溪离沙坪坝北面约20里，在嘉陵江东岸，原是一个只有20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大在那里征得约150亩土地，创办了分校，可以容纳1000多学生。那里丘陵起伏，环山临江，有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泉，自然环境很不错，是一个教学读书的好地方。从码头往上沿山腰有一条石板路，弯弯曲曲，直通分校大门口，两旁有茅舍和小瓦房、小商店、小饭馆。分校整个校舍分布在一座山谷里较旷敞的地方，高高低低，一层一层，学生教职员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操场、游泳池等等，都安排在绿树掩映着的山谷平台间。我特别喜欢那里有一股清泉，从深谷流涌出来，沿山坡直入嘉陵江中。冬天水少，春夏间，尤其是暴雨时，那溪水便哗啦啦地奔流着了。
我一到柏溪，就住在分校最高点教师第五宿舍，真是运气，登高远眺，可以欣赏江上风帆，隔岸山色。从宿舍东头走出去，是一条幽径，有丛丛竹子；三月里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色，香气四溢，真是美得很。在抗战艰苦的时期，生活困顿中，能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住下来，教学外还能从事写作和翻译。我的长篇回忆散文《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爱情诗《金色的橙子》等和《红与黑》译本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在柏溪度过了4年难忘的时光。想到这点，我不能不感谢范存忠先生；是他聘任我在柏溪工作，给了我一个安静的环境，为我创造了教学、写作、翻译和研究的良好条件。我也应该感谢柳无忌先生。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精神产品丰收季节之一。
下
在我到柏溪时，有外文系前辈，范先生东南大学的同学——吕天石、华林一和阮肖达3位先生早已在那里任教；还有一位中年教师朱文振先生（范先生高足）。吕先生后来享有高寿，并且在英语语言学研究和译介英国文学方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吕先生厚道真诚，又很好客，几次节庆，我和后来到柏溪任教的西南联大几位学长受到吕先生热情的招待，在一起喝酒畅谈。范先生几次到柏溪就住他家里。那几年，吕先生负责大一英文教学工作，除平常接触外，每学期总有两三次在一起研讨、商量有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