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生[8]
我父亲赵庆华（字燧山）生前在军阀时代连任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局长，曾一度升到当时交通部副部长。他在梁士诒（当交通次长时人称为五路财神）做总理时，曾红过一番。1926年我（17岁）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读书，由于家庭关系，所结交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军阀、官僚、买办的子弟。暑期中常去北戴河海滨避暑，在海滨由朱海北（朱启钤之子）、吴敬安、朱光沐的介绍认识了汤国桢、李应超、伊雅格（James.Elder），等等，嗣后又认识了张学铭（张学良的二弟）和张学良。终日在一起游玩、游泳。时常与张学良骑自行车到海边、山上游览景致。他们都当我是一个小弟弟一般，带着我一同进出，非常熟悉。后来张学良从东北或北平来天津，只要有空总找我一同游玩。我17岁开始认识张学良，直到22岁为止，仅仅五年。那时我正在求学时期，相晤次数不多，因此所知有限。
一、看电影
有一件事当时使我觉得特殊新颖，就是在天津晚上吃饭跳舞玩到深夜，游兴尤浓时，竟会打电话去特约订座看电影。在晚上二三点钟还一同去天津黎栈附近一家光明电影院，看美国电影。我们20多人坐在楼上特座看电影，楼上楼下除了我们外，并无任何观众。
二、绮霞失踪
张学良每次来天津，除了张部下那几位朋友外，总是有我和我家姊妹以及当时天津的一些名门闺秀，一同在交际场所游玩。1928年我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忽然接到天津家里来电报说我的四妹绮霞失踪，叫我立刻回家。后来才知道绮霞已去沈阳。当时我的父亲极为愤怒，立即在天津《大公报》《庸报》登载与我四妹绮霞脱离父女关系启事，同时我的父亲向当时政府辞职，终身不再做事。
三、兄妹关系
我是我家中最小的一个弟弟，绮霞是我家最小的一个妹妹（我家是男女分排行，我排行第六，绮霞排行第四），由于我和四妹从小在一起，感情特深。1929年，她住在北平顺承王府时，时常到清华大学去找我和我的女同学吴靖（现在已是我的爱人），有时进城吃饭，有时一同去逛游北京的名胜古迹，有时到顺承王府去玩，时常遇见张学良。由于我当时专心读书，不问政治，所以和张学良所谈的仅仅是家常琐事，从不谈国事。
四、“九一八”
1931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读书，“九一八”东北事变，日军占领沈阳、长春，举国反抗。当时我心中极其愤怒，怎么张学良会抱不抵抗主义，虽然多次在顺承王府碰见张学良，他总是忙得很，从未有机会能问他。有一次在他寝室书桌上，摆着一封电报，我走过顺便看看，一看是蒋中正打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坚决不抵抗”。我才知道当时张学良的不抵抗，不是张学良自己不要抵抗，而是蒋中正的命令，假借“为国为民”的幌子迫使他不抵抗。这件事从来也未对外讲过。回忆当时看见这封电报的愤怒心情，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可惜这封电报没有保留下来，否则真可以陈列在展览馆里让全国人民来看看了。
五、从鸦片到吗啡
张学良与四妹绮霞平时仅抽抽香烟，后来染上了鸦片烟瘾，出外非常不便，于是请了一名外国“名医”。这个“名医”贪图发财，介绍自己“发明”的自配的戒药针，说什么一打就灵。其实不是戒烟药针，而是轻的吗啡针，一打之后立即见效，鸦片瘾果然断了，可是吗啡瘾染上了，越打越增加吗啡瘾，病更深而医疗更难了。后来我经常看见他们俩每隔不久就必须打吗啡针，他们的臂上针疤打满了，再打腿上。腿上的针疤成千成万，简直令人可怕。后来幸亏在上海美国医师米勒（Dr.Miller）医生替他们俩把吗啡瘾戒除了。听说戒瘾治疗时把人绑在床上很多日子才治好。并听说张学良除了送这医师10余万元外，并送他一所医院（确否不详）。
六、出国后至今
后来他们出国了，他们到了意大利，时常有信来。回国后，1934年我来上海碰见四妹绮霞，而未碰见张学良。以后就从没有再见过面。1936年12月，两家外商煤油公司聘请我去西安做经理去，已与胡若愚一同订好飞机于12月8日去西安，张学良为我两人备好寝室。当时我在北平中孚银行工作，年底结账太忙，改期去西安。胡若愚先去，12月10日晚上，在备好的寝室中，胡若愚面上中了两枪未死。我也就不去了。胜利后1947年由于莫德惠去台湾之便，曾托他带一封信给我四妹，莫回来带回四妹的复信和照片。我和她未见面已有29年了。从海外传来的消息，他们俩在台湾还好，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上的人民日益壮大，蒋亦不敢对张学良有何行动，听说张与四妹生活上较为自由些。四妹的儿子张闾琳现在美国，听说已结婚了。
（1964年8月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