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平
几年前，在常德一个文学界的座谈会上，我与湖南作家文曙见过一面。当时来去匆匆，并没有细谈，对他的创作也未作深入了解。今年春天文曙说写了一部长篇，这无疑令我欣喜、好奇。欣喜的是几年没有消息的朋友又有联系了，好奇的是我不知道文曙会写出一部什么样的长篇，因为当下的长篇小说的确太多，多得读不过来。读完了文曙的长篇小说《半世繁华半世劫：宜红旧事》（以下简称《宜红旧事》），我同样欣喜，且惊奇。欣喜的是《宜红旧事》带给我一种久违的审美感受，它温润、清香、典雅、磅礴；惊奇的是文曙驾驭历史的能力以及独特个性的语言风格。
《宜红旧事》讲述的是一个与茶叶有关的故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青年卢次伦在孙中山、郑观应的影响下，扎根湖南宜市，苦心研制红茶，并通过汉口销售到欧洲市场。他试图开辟一条以茶叶贸易造福一方民生的救国之路。他将人生中宝贵的25年浇灌在了宜市和红茶上，但最终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动荡，以及国际红茶市场的激烈竞争，不得不关闭茶厂，回到广东老家。
《宜红旧事》无疑是一部用艺术的方式叙述的茶文化史。在20万字的篇幅中，固然卢次伦是作品聚焦的中心，但茶也是作品的中心。卢次伦是宜市人群的中心，茶是宜市社会的中心，而茶叶种植、生产和销售活动则把二者统一起来。在卢次伦的人生命运中是茶叶的生长和茶香的四溢。作品对南方茶叶，尤其是红茶的产地、土壤、气候、地理、种植、采摘、加工、品质、贸易，乃至不同茶的口感、颜色、香气，等等，都有准确而生动的描写。比如中国茶叶分有多个树种，福建为铁观音，大、小乌龙；江西为柳叶、竹叶茶；安徽为槠树种；浙江为红芽；湘鄂西北一带茶树则多为大叶种。而大叶种茶树的茶叶，叶肉肥厚，香味绵远丰厚，更宜制作好的红茶。比如，作品对茶叶制作的描述，初制以萎凋、揉捻、发酵、烘干，制成成品毛茶，其中发酵一道至为关键，温度、时差必得掌控火候，茶叶由绿转红至紫铜色，香气透发；精制分毛筛、抖筛、分筛、紧门、撩筛、切断、拣剔、补火、清风、精练等，工序繁缛，不一而足。又如，关于茶叶的香气，有真香、清香、纯香、含香、漏香、浮香，而宜红的香型是幽香、醇香、婉香、深香、秘香，等等；茶叶的交易过程，则有与秤头、记账清点交接，然后是看茶、观形、辨色、闻香、定级；而对品茶的细腻描写更凸显出作家的精湛的表达能力，作品从触、视、辨、意、兴、会、感、知等多角度、全方位展开饮茶者对宜红的感觉，形容宜红的芳香有“兰蕙的清雅深致”，“如入春梦，只可意会，妙处难与说”，或者吸取中国传统诗词文化，借用苏东坡《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中的诗句“从来佳茗似佳人”，来传达宜红的魅力。或者用诸如“宜红的馥郁从每一只青花小瓷碗中飘逸而出，萦绕漫布整个会议大厅，飘逸如水中月影，轻曼似青萍来风”，这样一种立足空间、环境并对有香气参与的新的空间环境的描绘来传达，无论是比物、喻情、拟人、赋比，都极富想象力。对茶叶的生产过程，作品则描写得更加细致，涵养、炼制、规避、提升。这些围绕茶而展开的叙述，因为建立在广博翔实的历史和知识之上，所以准确；又因为作家充满了对这一题材和故事的激情，或者因为长期的酝酿，近代万里茶道上各种人物的命运深深盘桓于心，所以作品对茶文化的叙述又充满了想象力和感染力。
《宜红旧事》也是一部近代民族资本家和民族企业的成长历史。鸦片战争之后，无数有识之士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深切的忧虑中，提出了各种道路、选择、设想。卢次伦与表弟孙文，正是两种不同道路的实践者。他们的人生都是从珠江码头开始，孙文坐上轮船去了香港，继而海外，走上了一条社会革命的道路。在孙文看来，腐朽的封建帝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推翻它，并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卢次伦则跟着郑观应上了轮船，驶往汉口。他在汉口的洋行接触并学习了现代的经济、贸易知识，本来准备采办冶矿的卢次伦偶尔接触到了宜市的茶叶，萌发了从茶叶入手，实业举邦、富国强国的念头。这是一条与社会革命同样艰难的道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成长遇到的首要困难是市场的不完善、不独立。在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下，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商品经济市场。如果仅仅依靠当时的中国消费阶层，卢次伦的红茶企业不可能生存和发展，他只能像传统的茶商一样，小规模地以作坊式的生产成就自己一个小商人的人生。但这不是卢次伦的追求。卢次伦的理想是“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畅通货殖，发达经济，开启民智，淳化风俗”。在近代通商开埠之后，商品经济的市场掌握在西方各国手中。比如货物的运输和流通主导权不在国家手中。1866年，美国旗昌公司通过激烈竞争，垄断了长江航运，20年共获利338万两。卢次伦开始茶叶生产和销售的时候，长江的航运权完全被太古、怡和两家英国轮船公司垄断，每天，悬挂米字旗的汽轮穿梭于这条中国内陆最长的水道，茶叶、皮革、桐油、棉纱，无数的中国内陆物产被它们廉价运走，运往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的彼岸。又比如货物的定价权不在中国商人手中。卢次伦与以都白尼为代表的西方商人的茶叶贸易，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价格的争夺以及国内市场的残酷竞争，在卢次伦的宜红运到汉口时，湘、鄂、皖、赣、川五省的茶叶也汇聚到了汉口，300余家茶商栈行在东方茶港同台竞价。第一次交易，都白尼就粗暴地规定每担15两3钱，不允许讨价还价，而最后一次正是因为都白尼联合西方商人打压卢次伦宜红的价格，一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战延伸到茶叶产地的争夺，最终使得卢次伦放弃了在宜市经营二十多年的茶叶事业。初涉市场经济的中国民族企业家面对掌握强大话语权和市场网络的西方商人，步履维艰。卢次伦同样面临的还有传统的农耕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小农经济的顽固和抵抗。在茶叶工厂的选址、白茶改红茶、茶叶收购以及茶厂与宜市社会的关系上，卢次伦处处遇到小农经济的阻碍，甚至破坏。比如，宜市当地富裕乡绅易载厚见利忘义，开办德大生茶庄，利用“亲缘乡土”，不动声色，使宜市周边方圆数十里茶园归属自己旗下。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水南渡司董张由俭，变换名目对卢次伦巧取豪夺，等等。同许多致力于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一样，卢次伦的实业救国注定了也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
但正是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卢次伦呈现了中国民族资本家或企业家的优秀品质。他锲而不舍，研究在湖南北部的大山里，如何实现茶叶的渥堆，开创性地把白茶改为红茶。他策马上千公里，告诉都白尼茶叶包装过程中的失误，这一诚信让高傲、狡猾的都白尼心悦诚服。他以微薄的力量，炸毁礁石，疏浚河道。在宜市，他不仅挽救过吴习斋的姐姐的生命，同时常年扶危济困，倡导教育。在自己的对手易载厚经营茶庄失败后，他出手替易载厚处理残局、兑现承诺。二十多年中，可以说，卢次伦一直在践行着他在珠江码头与孙文分别时怀抱的理想。卢次伦身上体现出的对国家和社会的担当，对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对外部世界的自信和客观等品质和气质，对当下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家和实业家依然有着夺目的启示。
《宜红旧事》也是一部书写万里茶道历史的长篇。作为东方神奇的植物，种茶、饮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茶道”则是这条历史长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自古有主要三条茶路。一为海路，由荷兰茶商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辟，茶船由闽粤沿海航出，经由南洋西抵欧美；二为高原茶马古道，由滇藏、川藏两线，依靠马帮，延伸进入不丹、尼泊尔、印度，一直到西非红海海岸；三为草原万里茶路，1638年，俄驻华使臣斯达尔可夫从中国带回64公斤茶叶晋见沙皇，从此，从贵族到民间，饮茶风行俄罗斯。中俄万里茶路，以汉口为起点，从汉水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大漠，至中俄边塞口岸恰克图，继而从伊尔库茨克西行，穿越西伯利亚，抵至莫斯科、圣彼德堡，贯通北欧诸国。186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俄罗斯沙皇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使得俄商有了在华直接购茶经商的权利，J.K.巴诺夫1869年来汉口，五年后，创办阜昌砖茶厂，他在鄂西羊楼洞一带直接收购茶叶鲜叶，机械加工制作砖茶。其时，与巴诺夫一同在汉口开办砖茶厂的另有顺丰、新泰两家，以上三家在19世纪90年代前拥有资本银400万两，15台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1878年，三厂在汉口生产砖茶15.3万担，年贸易出口额在2300万—4200万两之间。巴诺夫走的实行的是“购、制、销”一条龙经营模式，他直接在鄂西羊楼洞一带收购鲜叶，自行制作成砖茶，而后，运往俄罗斯本土销售。
《宜红旧事》把大部分笔墨放在汉口，这个万里茶道的起点，围绕卢次伦与都白尼、巴诺夫等为代表的外国茶商的商业贸易，生动地勾画出20世纪初汉口租界万商云集的繁荣和市井生活。其间，茶叶是媒介，汉口以及租界是舞台，卢次伦、都白尼等是舞台上的主角。在这场汉口最初的现代化交响中，一艘艘巨型汽轮犁开江水，汽笛似自江心地底发出，沉郁，浑厚，汽轮高处洋人的国旗飘扬飞展；歆生路上茶商云集，汉正街一带沿江码头从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到集家嘴、万安港挤满了大小茶船；来自闽、浙、皖、赣、湘、鄂的一百多家茶铺围绕汉口茶市鳞次栉比；双轮马车载着商人、买办、代办，在花楼街青龙巷与江汉关之间往来穿梭；洋人伙伴兼利益对手，巴诺夫与都白尼坐在各自的租界里构思着各自的商业帝国梦想……在江边那些一排排的茶船中，就有来自宜市的卢次伦的茶船；在沿江匆忙奔波的背影中，也有卢次伦焦急、愤懑的身影；在租界那些奢华的办公室里，也有卢次伦据理力争或不卑不亢的声音……从长江到码头到岸上，从租界的异国风情建筑里的谈判到汉正街茶铺里的闲聊和拉家常，从洋人到江汉关的官僚到买办到船夫和茶农《，宜红旧事》都历历再现，细腻如生。作品对近代汉口商业繁荣的细致了解、掌握以及再度清晰描绘，不仅让我们再一次领略近代商业大都会汉口的景象，更让我们体会到茶叶贸易在这个东方芝加哥的规模、分量以及它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从而也让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以卢次伦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的开创性及其面对的挑战。
《宜红旧事》的叙述文字典雅，但并非华丽；叙述节奏从容，张弛有致。作品巧妙而有节制地引用了大量的诗词、民歌、民谣、戏曲、地方志、商业贸易资料，如屈原在《九歌》中对湘鄂边地的描写，《石门县志》对黄虎港的记载，《唐氏杂钞》中清代著名诗人田光锡的诗歌《黄虎港》，艾伦·麦克法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中对中国茶叶的介绍……这些细节的插入与小说人物的活动和故事的发展融为一体，为整个小说世界增添了知识性、丰富性和文化特色。
《宜红旧事》主人公卢次伦最终带着失望离开了宜市，他本期望宜红强大，湘鄂边地茶叶形成巨大产业，利惠民生，从而为华茶的前途命运开拓出光明大道。卢次伦对自己的失败、对时代的局势，其实有清醒的认识，“官不仅不以护商开源，反以病商为务……而在当今腐败官权，丝毫不谙商战要害，反以恃权巧取豪夺”，汉口茶市沦为洋人操纵，都白尼在背后操纵J.K.巴诺夫、李凡诺夫、托克马可夫、莫洛托可夫等七家俄罗斯人砖茶厂采用联手杀价，垄断了羊楼洞的鲜茶。中国茶商携起手来，合纵拒夷的计划最终破产。而远在宜市的儿子和家人，在地方官僚、恶霸的阴谋中，又深陷危险。四面楚歌在湘鄂边地的宜市唱响，这与作品中引用屈原的《九歌》内在地呼应，卢次伦的离开与无奈，与屈子在湘鄂边地的心境有惊人的相似。
但卢次伦写就的宜红历史，依然是清香的；卢次伦在宜市的二十多年茶叶人生，是光彩照人的。如同宜红的茶香，小说《宜红旧事》在对茶的历史叙述与对人的命运刻画中，向我们升腾起一阵阵浓郁而明亮的醇香，这是历史的气味，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带起的风，是近代有识之士代表发自肺腑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