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评传
与所有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不同地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肤色，使用不同语言的思想巨子一样，老子曾经是一位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是历史的积累、文化的熏陶和环境的影响，促使他完成了由普通人而思想巨子的最终蜕变。
一、出生求学期
公元前571年是庚寅虎年，农历二月十五日，陈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一户李姓人家，满怀激动与喜悦，迎接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老子出世了。因是庚寅虎年，而老虎在当地民间又称“狸儿”，为祈愿家中的男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顺乎当地为男孩取比较“贱”的、不引人注目名字的民风民俗，家人为这位新生儿取名狸儿。后来孩子长大了，“狸儿”与“李耳”一声之转，便叫李耳。当然，孩子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耳朵特别大，这也是“李耳”之名的由来。这一切，皆为太史公司马迁记录在案，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明确写道：“老子者，楚苦县濑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老子出生时，苦县尚属陈国所辖，后楚灭陈，才有“楚苦县”之说。而“聃”，便是耳轮漫长之意。
老子与出生在春秋末年苦县的孩子们一样，生活在水乡泽国之中。陈国的濑乡曲仁里即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2588年前，还是亚热带气候。这块黄淮河冲积平原，河汊纵横，水网密布；植被茂盛，鸟语花香；大象出没，麋鹿成群。《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云云，描写的就是这里当年的景象。老子便在水的包围中，在因了水而形成的淳美自然的氛围中成长着。正因为这样，水意象先入为主地进入老子的视野，滋润着老子的心灵，启发着老子的思考，洋溢在老子周身，进而成为以“上善若水”为主调的《道德经》的主旋律。当然，水和由水营造的自然界及农业文明的种种，也直接植入了老子幼小的心田，老子的童年是伴着无穷的乐趣和老成聪慧的灵光度过的，直到今天，在河南省鹿邑县的民间仍然流传着童年老子的故事传说，有展示幼年老子富有爱心、同情心的《追乞丐》；有展示幼年老子坚守信用、说话算数的《看桃》；有展示幼年老子善学习、爱读书的《走亲戚》；有展示幼年老子善观察、细琢磨、勤思考的《最早的老师》。当然，还有神话色彩甚浓的、展示幼年老子不同寻常、聪明过人的《收青牛》，等等。老子出生地太清宫至今仍可见到当年老子牧牛场的遗迹；老子故里沟汊河畔和一望无际的原野里生长的李枣树，据说就与老子幼时喜爱并用李枣树的果实治愈过小伙伴的病有关。
老子的父亲李乾，字元果，任周上御史大夫。老子的母亲婴敷，知书达理，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他们给了年幼的老子良好的家庭教育。关于老子的身世，还有一种说法，他的父亲是宋国的将领，在与进犯的楚军作战中阵亡。他的母亲怀着他逃难，在颠沛流离的路途上生下他后也不幸死去。老子是个苦孩子，自小无父无母，由爷爷一手带大。为了纪念老子的母亲和苦命的老子，鹿邑最早的县名便叫苦县。鹿邑民间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李母怀胎八十一载生下老子，老子一落地便须发皆白，还有九条巨龙从天而降为之沐浴。虽然具有神话色彩，但也切切实实表达着人们对李母的怀念，也是对老子悲苦身世的升华。乃至于大唐朝廷在老子出生地修建家庙纪念老子时，特地在鹿邑太清宫太极殿周边凿了九座九龙井，以显示老子这位“太上玄元皇帝”身世的不凡。正是这种身世，使年少的老子在充溢着聪慧的灵气的同时，也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沉静与老成持重，具有一种早熟的气质。
公元前565年，老子六岁，与现如今的孩子一样，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春秋时期，老子学的是六艺，亦即礼、乐、射、御、书、数，那个时代也着眼于孩子的启蒙教育，着力于培养孩子全面发展。当然，其中的射和御两项，则是每个男孩子的必修课，既锻炼身体，磨砺意志，也为长大后应征从军，保家卫国，参加战争打下基础。这颇类似现如今的“军训”，只是下手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老子幼时的学习分作两个阶段，六至十四岁为一个阶段，偏重于启蒙教育和最基本的知识、礼节训练，称之为“学小艺，履小节”；十五岁以后为一个阶段，拜高人为师，开始系统的学习，进行相关技艺的训练，称之为“学大艺，履大节”。
公元前557年，老子十五岁时，拜常枞为师，束发而就大学。名师出高徒，老子的老师常枞自不一般，他生于公元前620年左右，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圣人、学者，先在周朝做史官，后返回宋国。常枞精通天文地理，博览古今礼仪，深受时人敬重。望子成龙乃天下父母通则，老子的父母便请精通殷商礼乐的常枞老先生亲自教授老子。老子的这段求学经历，《文子·上德》、《说苑·敬慎》等典籍均有记载。《文子·上德》载：
老子曰学于常枞：“见古（舌）而守柔；仰视屋树，退而目川，观影而知持后。”故圣人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
《说苑·敬慎》则再现了常枞病重时教诲老子的场景，更为启人思考，不妨也照录如下：
常枞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语诸弟子者乎？”常枞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不忘故耶？”常枞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谓敬老耶？”常枞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矣。”常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枞曰：“噫！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
两则记述，各有侧重。《文子·上德》所述，可视作老子随常枞日常所学的主要内容。《说苑·敬慎》所述，可视作常枞即将告别人世时对得意弟子老子的考核，贯穿的基本观点是持守柔道，珍惜光阴，逝者不息，不先物为。常枞实际上向老子传授了圣人之道：因循虚无，不争强、不敢先。而不忘故乡、尊敬老人、奉行孝道的上德之行，便是圣人之道的外化。
常枞反复告诫老子的柔道，对老子影响至深，这一思想原则与对大化流行、茫茫自然、人类社会乃至人自身的观察思考相融合，形成了老子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贵柔”理念，促成他提出了柔之胜刚、弱之胜强、抱朴守静、谦下贵柔等系列主张。并以“贵柔”、“不争”、“谦下”为支点，构筑了不同既往、超凡脱俗的学理框架，成为道家学派的基本主张，正如《吕氏春秋·不二》所谓的“老聃贵柔”，对老子后来的入仕不争并最终走上归居、归隐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也有说老子的老师是商容（见《慎子·外篇》、《淮南子·缪称训》），或说常枞与商容是同一个人。还有说老子的老师另有容成公的（见刘向《列仙传·容成公》，陆德明《经典释文·老子道经音义》、《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束发而就大学阶段，老子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兼收并蓄。观其要者，主要来自常枞的传授，同时，也从《易经》、《归藏》、史官等方面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二、周室任职期
公元前551年，老子二十岁。同年，另一位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思想巨子、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生于鲁国曲阜的尼山。“尼山降圣”，并与老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下文将要述及的孔子四次向老子问礼求道的史实为证。
公元前543年，老子二十八岁，经由贡士选拔的途径来到周朝做史官，后来又转任天府守藏室史。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吏选拔，除嫡长子或嫡子有继承权，可世袭取得入仕资格外，对于没有继承权的嫡子和庶子，提供了两种入仕途径：一为贡士，主要是由诸侯选拔贡献给周天子的士。老子由于品格卓异，学业精进，成绩优秀，便由陈国的国君选中上贡于周天子，得以跻身最高统治集团。
周朝时，随着国家机构的健全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产生了较为完备的档案管理机构天府，凡国家贵重的宝器物类、重要的簿籍档案，都由天府负责接收和谨藏，并被视为社稷至宝，随着王朝都城的迁移而迁徙。为此，周朝专设“守藏室史”一职，属于史官，专事掌管天府。秦朝开始设置的柱下史，与周朝的守藏室史职责相同，均负责对典籍、重器、至宝的征收、管理和编修。于是，后世又依秦制称老子为柱下史。老子出生地河南省鹿邑县的太清宫太极殿前和老子讲学地的明道宫老子升仙台上，唐代便立有铁柱，以纪念老子担任过这一职务。当然，鹿邑及周边一带的民间关于铁柱还流传着一个美妙的故事：
相传苦县濑乡一带当年有一座险峻巍峨的大山，连绵数里，遮天蔽日，阻隔了百姓出行，造成诸多不便。老子为了造福乡里，方便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便架起八卦炉，燃起炉火，运起神力，铸造成了一杆铁鞭。择定良辰吉日，只见老子挥起铁鞭，随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一鞭将大山打到蓬莱，变作座座仙山，只剩一座隐山，还留在苦县濑乡曲仁里。百姓们有了出行的路，生产生活大大便利，无不奔走相告，感谢老子，并且从此安居乐业，过起了舒心的日子。
美妙动人的传说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老子的怀念，彰显着老子的人格力量。的确是这样，守藏室史虽然只是周王朝的一个史官，职位看似普通，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担任、都能够胜任的。作为代周天子守藏的人，守藏室史非常重要，凡国家社稷的明堂石室、山海经纬、金版玉函之藏，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国籍卷轴之珍，宗室重器、赤刀大训之贵，天下秘奥、历代文物之富，尤其是自五帝夏商以来天下两千多年的典谟、简册、书史、国器等，莫不收于天府之中，由守藏室史掌握和管理。这样一个掌握着天下重器和珍藏的、直接对周天子负责的要职，绝非人生经验浅薄的人所能胜任，倘若没有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智慧，没有崇高的贤德声望和显赫的学术地位，没有一贯老成持重的人品历练和谨言慎行的处世作风，是断不能胜任的，况且周天子也不会轻易就任命。作为一名士子，老子在陈国崭露头角，因为出类拔萃而被诸侯国君上贡于周天子后，并没有停下追寻探索的脚步，他抱着追求天下正道，实现天下大道的决心和毅力，秉承“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道德经》第三十三章）的坚定信念，在人才云集的周王城站稳了脚跟，立定了基业，最终以博学智慧和道德品藻进入周天子的视野，并被委以重任，挑起了天府守藏的重担。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能够担任天府守藏室史，是他自身的幸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幸运。这一职位带给老子的不是一言九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权，也不是穿金戴银、养尊处优的尊贵，更不是驰骋田猎、声色犬马的享乐，而是一种责任与担当。这位来自黄淮河冲积平原沟汊河畔、纵横阡陌间的士子，一旦进入周天子的朝堂，记录君臣言行，静观周天子与诸侯国君的博弈，便将这种责任与担当转化成了博览典籍，思索人生，关注天下苍生命运乃至人类社会、茫茫自然直至大化流行终极发展方向的内在的力量。也正是这种超凡脱俗，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思想的力量，使得老子读活了三代典籍，厘清了天下纷争，透视了百姓疾苦，看穿了周礼本质，终至形成了卓异不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开始了繁重公务活动之余的思考与写作，这不仅是守藏室史的本分之所在，也是《道德经》最早的萌芽和雏形。如若不是若干年后的两个王子姬朝、姬猛争夺王位，引起朝廷内斗和动乱，王子姬朝劫掠天府藏品奔楚，还将剩余典籍宝藏付之一炬，老子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毁于其中的话，后人看到的将不仅仅是五千言的《道德经》，可能是洋洋数万言、数十万言的扛鼎之作。老子著于函谷关的五千精妙《道德经》之所以言简意赅，字字珠玑，之所以给人一种每一句、每一节均有“结论”一样的意蕴，与老子在任守藏室史职务时已有成熟的思考和著作做底子，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陈国苦县到周王城洛邑担任天府守藏室史，从默默无闻的士子到掌管天府的史官，从行走于阡陌到敛容于庙堂，老子的人生，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而这种不同的气象，也将影响着诸子百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引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走向。
周景王六年（公元前539年），老子三十三岁，周王室开始发生内乱，进入朝廷天府不久的守藏室史老子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内乱的起因，在于春秋末年天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诸侯国纵横捭阖，征战不已，此消彼长，纷争迭出。周天子威权旁落，周朝廷日渐衰弱，渐渐地，诸侯国越来越不把周天子和周朝廷当成一回事儿。尤其是所谓的春秋五霸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做大之后，这种趋势更加严重，甚至要不要恢复诸侯职贡都变成了五霸征伐天下的口实。老子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担任守藏室史的。在天下大乱的同时，周朝廷内部也不消停。早在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时，周天子的宠臣和王室贵族之间便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了内讧，周天子无法摆平，不得不由晋侯派大臣出使周室调解两派矛盾。争斗、调解的结果，是周王命单靖公做卿士来辅佐朝廷，形成了单氏、刘氏并执周政的局面。周王的初衷是和稀泥，对两派都不得罪，期望他们能够相安无事，共辅朝政，但又因为单氏是周王室疏族，刘氏是周王室近族，地位略高于单氏而互不服气，互相拆台，周王期望的局面并未出现。到了公元前539年至前536年周景王时期，刘献公、单献公面和心不和，钩心斗角，相互攻讦，尔虞我诈，扰乱朝政。老子尽管潜心于天府的事务，不选边站队，但也在无意中得罪了单氏一族当政者，遭到免职罢官，被迫离开王城，到鲁国游历。
周景王十年（公元前535年），老子三十七岁，无官一身轻的他在鲁国实地考察，亲身感受鲁地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鲁人的好客、厚道与热情。4月1日，老子应邀在鲁国的巷党主持友人葬礼，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孔子慕名前来，担任丧祝，帮助老子打理葬礼事宜，这就是著名的“巷党助葬”，也是两位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文化巨人的第一次相会。值此之时，老子对自己所熟知并具体操作的周礼仍怀着维护和推行的热情，他依照周礼的规定依序主持葬礼，并按周礼的要求在面对日食的特殊情况时做了恰当的应对和安排，同时也耐心地回答了孔子的提问。第一次见到老子并能亲耳聆听老子的耳提面命，初得真传的经历使立志完善并恢复周礼的孔子兴奋莫名，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这些，均反映在《礼记·曾子问第七》中。透过这一记载，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样一幕场景：
出殡这一天，送葬队伍正在行进时，突然遇到日食。老子立即让送葬的队伍停止前进，靠右站立，并停止哭泣，等日食过后再走。正在前面引导灵柩的孔子很不理解，但面对精通周礼的老子，他只能按吩咐去做。送葬归来，孔子向老子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孔子认为中途止柩不合周礼，而且日食究竟要多长时间过去不知道，等得太久，死者不安，应该继续前进为好。老子便对孔子说：“诸侯国君朝见天子，都是日出上路，日落前休息并祭奠车上的祖先牌位，大夫出国访问也是见日出才赶路，日落即休息。送葬也一样，不在日出之前出殡。夜晚看到星星出来而赶路的，只有罪犯及回家奔父母之丧的人。日食的时候，天很黑，如同夜晚，对于懂礼仪的君子来说，是不应该把别人刚去世的亲人置于这样一种星夜出奔的不吉利的境地之中的。所以出殡时如遇日食，应当停下来，等日食过后再走。”
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老子四十二岁，被甘平公召回周朝廷仍任天府守藏室史。当时，周朝甘氏一族由甘简公掌权，与甘成公、甘景公的族人不和，导致周王室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派系斗争。《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的大致过程是：公元前530年十月初一以后，甘简公因为没有儿子，在去世前，立了他弟弟甘过做国君，即甘悼公。这时甘过想消灭甘成公、甘景公的族人，成公、景公的族人暗中贿赂实权人物刘献公，在25日，反过来杀了甘悼公，立了成公之孙甘鰌为公。26日，杀死甘过的羽翼献大子保傅、庾皮的儿子庾过，在市杀了瑕辛，请回了曾被逼在外的老子。
周景王十九年（公元前526年），老子四十五岁，孔子来到周都洛邑，第二次向老子问礼。此时，二十五岁的孔子学识已大为长进，被鲁国不少少年拜为师长，已经小有名气。孔子认为自己对周礼的知识所知还不够系统，尤其是关于周礼的理论原则，自己知道得还很浅，就决定和南宫敬叔一起到周朝都城洛邑去学习周礼。据《史记》和《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之归，则吾师也。’”
于是，孔子和南宫敬叔来到洛邑向老子求教。这一次，孔子提出的问题仍集中在丧礼方面。
孔子问：“在什么情况下，各宗庙之神主需请出呢？”老子回答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天子或诸侯去世时，由太祝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到太祖庙里，这样做是表示列祖为国丧而聚会，这是礼规定的。等到安葬好哭毕，丧事办完之后，又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回各自的庙里。”老子特别强调说：“凡迎接神主出庙或回庙，都要有仪仗队，不准闲人窜动。”孔子又问：“大夫家中八到十一岁的孩子死了，能用衣棺吗？”老子答道：“从前八到十一岁的孩子死了，葬于园，不葬于墓，不用衣棺。”即葬于田地，不能葬在祖坟里，也不能用棺材。这种习俗，如今在老子出生地河南鹿邑和一些地方依然沿用。孔丘又问：“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在战事进行中父母去世，是停战服丧还是继续打仗呢？”老子回答说：“子女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按理说是不能打仗的。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贪图便利而不认真服三年之丧。”
在周王朝掌管天府，担任守藏室史达十八年之久的老子，熟睹了官场的腐败，开始对周礼的实质有所认识，他仿佛看到文质彬彬、温情脉脉的礼仪纱幕后面，隐藏着丑恶和狡诈，周礼成了某些人谋取名声和官爵利禄的手段。眼前这位二十多岁的孔丘如饥似渴地来学习关于周礼的知识，从他的眼神、举止动作和气质上，都隐约可以看出一种骄矜之意和急于从政的劲头。当孔子满意地向他告辞时，老子一边送孔丘出门，一边诚恳地对孔丘说：“我听说富贵的人赠送给别人钱财，有优良品德的仁人送给别人良言。我没有钱财，只是勉强被人加了一个仁人的称号，我就送给你几句忠言吧：一个人自以为聪明，好议论别人的长短，以为自己的认识深刻，这种人也就接近于死亡了。真正聪明的人是不多言不善辩的，因为他懂得多言多败的道理。一个人自以为知识渊博、懂得一切，总是喜爱揭露别人的隐私或错事，这种人已经身处危境了。真正聪明的人无知无识得好像愚笨无比，因为他懂得多事多患的道理。真正有钱财的商人总是把财富深藏起来而给人以穷困的表象，真正有道德的君子也是看起来像是傻瓜。希望你去掉身上的骄气与过多的功名欲以及爱自我表现的毛病。”
老子进一步指出：“你所尊崇和竭力恢复的周礼之类，当年提倡的人早已逝去，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有他们所说的话还回响在耳边。真正的君子，生逢其时就发挥才干，施展宏图，时差运背时，就谦下退后，行走于蓬蒿丛中。我听说善于经营、日进斗金的商人总是把财富深藏起来，给人一无所有的表象；真正的君子虽然具备令人仰慕的高贵品德和气度，但他们让人看到的容貌却像是愚钝。你要摒除骄傲之气与过多的欲望、盛气凌人的态度与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对你的身心修养都是毫无益处的。我要着重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听了老子的谆谆告诫，年轻的孔子如醍醐灌顶，眼界霍然洞开。老子开启的大视野、高境界，令孔子感慨万千，触动至深，他对弟子说：“天上的鸟，我知道它擅长飞翔；水里的鱼，我知道它擅长游泳；山中的野兽，我知道它擅长奔跑。善于奔跑的可以用陷阱捕获它，善于游水的可以用丝网捉住它，善于飞翔的可以用箭镞射落它。至于一飞冲天、腾跃翱翔的龙，我弄不清楚它是怎样驾乘云气而上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他像是翱翔在天的巨龙啊！”孔子第二次与老子会面后所发出的犹龙之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以至于后世的文人骚客由此生发开来，尊称老子出生地河南省鹿邑县为“龙兴之地”、“犹龙圣地”，又由于老子姓李的缘故，天下李姓又被称为“犹龙世家”。
三、远祸归居期
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老子五十二岁，周王朝再度爆发内乱，起因仍与争夺王位有关，只不过这次是两个王子姬朝和姬猛的纷争。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这场纷争的来龙去脉，因为它对老子的生命旅程、任职生涯和思考向度的影响是直接而又深远的。
周景王有王子十数人，其王后所生嫡子有三：太子寿、王子猛、王子匄，其庶子有王子处、王子还、王子姑、王子发、王子鬷、王子稠等，其长庶子为王子朝。王子朝贤德仁让，深得周景王器重，以为可以托国，每每有改立太子之心。公元前527年，也就是周景王十八年，太子寿早卒，周景王以为时机到了，便想立王子朝为太子，不料却遭到了以单子、刘子等为首的大臣们的坚决反对，他们拥立王子猛，一时双方互不相让，立太子之事也就迟迟未决。然而周景王与权臣集团的斗争却愈来愈激烈，到了周景王二十年，双方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权臣集团率先发难，攻杀了支持周景王的大臣王子朝之傅宾起。周景王见局势失控，于是设计，欲借田猎之际伏兵杀掉单子、刘子。然而周景王并没有如愿得手，他到了狩猎的目的地荣錡氏（今河南省巩义市康店一带），却突然意外地驾崩了，遗诏传位于王子朝。然而诸权臣立即就在郊外拥立王子猛为王，是为悼王，至于周景王到底是死于弑逆还是如《春秋》所言死于心疾，已经无法考证，但周朝的历史从此发生了大转折却是无可置疑的。
令人不解的是，周景王的尸身一直到六月都没有入葬，权臣集团也不让王子朝前往吊孝祭祀，于是对父王之死深感怀疑的王子朝占据王城，率领周景王时期的官员、百工、失业者和周景王、周灵王的族人据守王城，与王子猛两相对峙，周朝廷内乱就这样开始了。王子朝阻止王子猛进王城，在庶弟王子处的辅助下，率领军队打败了权臣集团和隶属于权臣集团的另外两支军队。对此，王子猛和权臣集团也疯狂报复，他们先后杀害了王子还、王子姑、王子发、王子弱、王子鬷、王子延、王子定、王子稠，战事愈演愈烈。晋国闻周王室有乱，借机以尊周悼王猛为由派出了大将叔鞅、闵马父、司马错帮助权臣集团攻打王子朝。到了十一月，王子猛死了，权臣集团又拥立王子匄做了天子，是为周敬王。他以所住王城之东的狄泉为都，命为成周城，人号为东王。同时王子朝自称奉父王遗命在王城登基，人号为西王，东西两王从此开始了你死我活的争战，王城饱经围困和战火，王城内的居民皆被卷入战乱，惶惶不可终日。
自周敬王元年至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21年到公元前516年），这场战争延续了近六年，最后晋顷公以为“王室不宁，晋国耻之”，就与晋国的范献子、韩宣子和赵简子商议，以晋国天下盟主的地位号召各诸侯国勤王。于是征召诸侯，会盟黄父，赵简子也游说天下诸侯，为勤王提供粮食和丁役。在权臣集团和以晋国为首的多国军队共同打击下，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兵败，在尹氏固、召伯、毛伯得、南宫嚚等大臣及其家族的护拥下，携王城的国宝重器图书典籍奔楚，而王城则被一把火焚毁，至此，有着五百年辉煌历史的周王城彻底毁坏。
周敬王虽然胜利了，但他却永远失去了象征着周朝形象的王城和王城里的国家宝藏、文化典籍，没有了文化支撑的东周王朝再也找不回那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感觉了，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周敬王没有再重建王城，而是在狄泉另建都城，其城址在王城之东，史称成周或东周。
王子朝本想带着巨量的国家宝藏和图书典籍投奔楚平王，谁知未到边境，却闻知楚平王已死，于是心神不定，犹豫彷徨，徘徊于周楚之间。这时的楚国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也动荡不安，王子朝并没有到达楚国都城，而是选择了既安全又靠近周王室的南阳定居。至于他所带的珍贵典籍和国家宝藏究竟流落到了哪里，没有人知道。这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一次空前严重的大浩劫，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国宝重器和文化典籍灾难。没有了这些，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上古文明真相准确认识和把握的依凭，至于孔子删削整理的六经遗文中所残存的三代文明的书史，不过是万千牛之一毛，殊属浩叹。后来，周敬王向王子朝求和，祈愿挽回那些宝藏，结果是不了了之。再后来，王子朝被莫名其妙地杀害，其后人就在那一带住了下来，并为纪念先人，以晁为姓，衍传至今。
经历了这次文化浩劫，为王守藏的老子也就成了那批国家宝藏和珍贵典籍最后的守望者。王城焚毁，天府倾颓后，他是随着王子朝的南迁跟着那批宝藏走的呢？还是城毁后无藏可守而悄然归居了？无人提供答案。但有一个事实完全可以确定，老子是不可能追随着权臣集团再去投向周敬王的，最可信的推论是老子一直到最后还和他所守的宝藏在一起，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守了，才在万般无奈中，不得不选择了“隐君子”的生活。同时，还要在今后的时日里面临包括周敬王在内的天下诸侯向他追寻王城宝藏和天府典籍下落的危险处境。由此观之，老子的守藏室史生涯结束于王城毁坏之际，公元前516年，此时的老子已然年过半百，五十五岁了。由此可见，老子第二次恢复守藏室史职务的十多年，即自四十岁到五十五岁的光景，烦心事多于顺心事，黯然无光的日子多于阳光灿烂的日子，两位王子争来斗去将自身卷入其中的忐忑、恍惚、不安、迷茫、无奈、愤懑相互交织，使得老子对朝堂的黑暗、百姓的苦难、周礼藏在温情脉脉面纱后的吃人的狰狞嘴脸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两位王子间的刀光剑影带给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子的是另一种身经乱局、深入思考后的超脱与提升，此时的老子已经决然摒弃了周礼，探求高于周礼的，能够为天下苍生、黎民百姓、茫无际涯的自然界和大化流行带来和睦、和合、和谐、和美的天下大道，而且已然对大道的形态、内涵、外在表现形式有了真知灼见，并决意在归居、归隐的途程中传播且奉行。所以，因要负失职之责，而被“免而归居”的老子是以平静和超拔的心态接受这场变故的，因为在这位大圣哲宽阔无垠、包容万有的“道”的思辨层面上，这场变故的影响完全可以视作“虚”和“无”，老子将在更高的思辨层面上阐释并体认“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奥妙。（《道德经》第四十章）作为一位大智慧者，面对王城被毁、典籍国器流落出境的被动局面，老子是不会被动地留下来等着被敬王一派清算的。要么是直接归居，要么是护送典籍随王子朝奔楚，安顿好后，再择机返乡。老子归居的时间，应在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奔楚以后，此时的老子，作为周敬王的“罪臣”，回归故里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不是保全自身的最终归宿，一则可能遭到清算，再则可能会被追查典籍的下落。然天下之大，竟无安身之地，只有暂避故里，见机行事，依势而动，陆续迁居，并最终隐去。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儿，也证明了这一点。
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老子五十七岁，回到了阔别近三十年的家乡苦县，遇逢氏，孔子第三次来向老子问礼。关于老子遇逢氏，《列子·周穆王》有一段绘声绘色的记述：
秦地的逢氏有个儿子，少年时期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长到成人之后患上了颠倒迷乱的病。听到歌声以为是哭泣的声音，看到白色以为是黑色，闻到香醇的气味以为是腐朽的臭味，品尝到甘甜的美食以为是苦涩的味道，做了错误的事情以为是正确的：在他的思虑所能够到达的范围内，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等，全都是颠倒迷乱的。当地的杨氏对他的父亲逢氏说：“鲁国的君子多才多艺，擅长诊治这类疾患，你为何不带上儿子去拜访他呢？”他的父亲逢氏便听从杨氏之言，带上儿子到鲁国去。经过陈国时，遇上了老子，便把儿子的症状诉说一番。老子听后说道：“你知道你的儿子为什么患颠倒迷乱之病吗？现如今普天下的人都被是是非非所迷惑，都为利害情仇所缠绕，陷于其中，不可自拔。如此看来，颠倒迷乱是天下人的通病，大家都是病患者，只是没有人察觉而已，况且一个人颠倒迷乱不足以倾倒一家，一家人颠倒迷乱不足以倾倒一乡，一乡人颠倒迷乱不足以倾倒一国，一国人颠倒迷乱不足以倾倒天下。现如今普天下的人全都颠倒迷乱了，谁又会在意天下是否倾倒呢？假如普天下人的心态都与你的儿子一样，相比之下，你这个清爽的人在他们眼里反而是个颠倒迷乱的人了。现如今哀伤、声色、丑味、是非的颠倒迷乱已成痼疾，由来已久，谁又能把被颠倒、被迷乱的纠正过来呢？况且我现在对你说的话未必就不是颠倒迷乱的话，更何况你要去寻访的鲁国善治病的所谓君子本身就是颠倒迷乱之人，又如何去医治他人的颠倒迷乱之疾呢？还是给你带点儿干粮，赶快带着儿子回去自个儿琢磨吧。”
上述记载明白无误地表明，此时的老子，经历了两次罢官、归居的心路历程，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已经进入更为高远超迈的层面，开始以一个悟道体道者的眼光观察社会，体悟人生，探索大化流行的内在规律。世俗社会中的一切，在老子的大视野中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试想，已经看到整个社会皆颠倒迷乱的人，又如何会与这样的社会同流合污呢？世人皆醉我独醒，是幸运的，也是无奈的；是独特的，也是郁闷的。所以才有老子发自内心的独白：“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道德经》第七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道德经》第二十章）这种郁郁寡欢、格格不入的孤独感，在每一位真正的学道、悟道、体道者身心之中都存在着。俗人的心是不相通的，但至人、圣人虽然孤独，他们之间的心是相通的。通在责任感，通在担当精神，通在悲悯情怀，通在对大化流行、芸芸众生命运的终极关怀。正处于境界已经提升状态中的老子，在向逢氏讲了一番大见解后，又迎来了已经两次向他问礼求道，心灵与他日渐贴近，观点与他既有分歧又不断契合的孔子。这是孔子第三次向老子问礼，地点是在陈国苦县。
孔子自洛邑访学问礼于老子后，虽学识精进，气质醇和，作风也更加朴实，向其拜师的鲁国人更多，但他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不断到各地访问学习。
一天，子路对孔子说：“我听说周王室的守藏室史老子被免职回到老家居住，老师要把书籍典藏于周王室，不妨试试借助于他。”“好主意。”孔子赞许地说。
于是，孔子带着子路等人和准备藏于周王室的书册来到了苦县，他们见到老子，说明来意，请老子推荐。出乎孔子的意料，老子拒绝了。老子之所以拒绝，不仅是因为周王室藏书已名存实亡，更因为此时的老子已非孔子此前拜见的老子了。但孔子不了解老子的新境界，仍然停留在过去那个熟悉周礼的老子身上。所以他引述六经，想以六经中的理论及六经的价值来说服老子。
老子不便阻止孔子的申述，但又不想听下去，就打断他的话说：“你的话太冗长了，讲讲要点就可以了。”
孔子马上回答说：“六经的根本在于仁义。我就是以仁义为标准来衡量一切的。”老子微微一笑，问道：“仁义是人的本性吗？”
孔子答道：“是的！君子不仁便不成其为君子，不义便不能生存。仁义，确实是人的本性。”
老子说：“请问，什么叫仁义？”
孔子回答说：“心中正而无邪，愿物和乐而无怨，泛爱众人而不偏，利于万民而无私，这就是仁义的大概。”
老子摇摇头缓慢地说：“你后面说的这些话真是危险得很呀！现在讲泛爱众，不是太迂腐了吗？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实际生活，都明白证实了所有讲无私的恰恰都是为了实现自私。”
孔子这次与老子的交流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和老子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
虽然如此，对于孔子这次到陈国苦县向老子问礼的事情，老子家乡的百姓则津津乐道。直迄于今，河南鹿邑地方民间仍流传着与此事有关的“车和城”的故事，说的是孔子坐着马车，来到陈国苦县东门外边的大路上，见几个孩子正在路上玩“筑城”的游戏，孔子没有下车，赶着马车从孩子们筑的“城”上碾过，这一下惹恼了几个孩子，他们拦下马车，与孔子理论，最后理论到老子那里。老子当着孔子的面，入情入理地评判了双方的是与非，说得大家口服心服。孔子也从这件不经意间遇到的小事中再次领略了老子寓博大精深于平易简略的风采，因而对老子的人品学养更加钦敬，专心致志地向老子请教了诸多问题。后人为了纪念孔子来苦县问礼于老子这件事，在孔子和老子会面的地方苦县城东立碑以记。该碑高1米，宽0.45米，圆首，首身一石。首刻二龙戏珠，边饰忍冬图案，系明代万历己酉（1609）年赐进士第知鹿邑县事鸡丘王梦蛟撰文并立石。碑文楷书阴刻“孔子问礼处”五字，原立于鹿邑县城东北老子升仙台南的“万教之祖”牌坊西侧，后移于老子升仙台上大殿前壁东侧，惜字迹已于“文革”时被凿坏，现仅依稀可辨。
四、归隐著经期
这次与孔子会面后，老子决意离开家乡西行。应当指出的是，老子是怀抱着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千年孤独离开故乡的。其实，老子是不愿意离开故乡西出函谷关远行的。故乡有知冷知热的亲人，故乡有儿时玩耍的伙伴，故乡有列祖列宗的坟茔……面对着所熟悉的一切，老子实实在在地不愿意离开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这是一方多么美妙的肥田沃土啊。阡陌纵横，河汊交织，鸡犬之声相闻；春种秋收，夏打冬藏，一派自然景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淳朴的乡亲是那样的辛劳，那样的知足。故乡的隐隐青山，高十余丈，阔十余亩，广植林木，葱郁苍翠，在阳光下烟雾缭绕，颇为壮观。故乡近处的涡水，河宽水深，风急浪高，扁舟点点，白帆片片。阴霾四布，则燕鸟翻飞；晴空万里，则柳暗花明。任你心情如何，此处都是抒发心境的极好去处。得志者，可以凭船远眺，弹铗作歌，把酒酹江，抒发壮志；失意者，可以立于岸边，抚今追昔，昂首问天。与之紧挨着的，便是莺舞长林。绵延数里，美不胜收。每逢春暖花开，蜂聚蝶舞之时，长林内莺歌燕舞，万木披绿。飞鸟嬉戏，撞落飞红纷纷，宛然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林中樵话台，是采樵者休憩闲谈之处，大有“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意境。处于黄淮河流域的故乡，沐浴着春秋末年的日出日落。大平原的日出，每每令老子遐思不已；大平原的日落，又激起老子多少世道、人生感悟。涡水滔滔，奔流不息。望着清澈见底的涡水，老子想到了童年的乐趣和儿时的淘气。还有那头大青牛，与老子终日相伴。牧牛场多么阔大啊，那里充满了童年的欢乐、遐思和无穷无尽的眷恋。故乡难舍，故土难离。但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以老子这样的大智慧者，怎能苟且偷生于污浊的乱世之中？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模仿古人，快快乐乐地走归隐的路。或许，来不及向无限敬爱的家人告别；或许，来不及向涡河两岸、濑乡沟畔的乡里乡亲告别；或许，来不及向这方养育自己的古老土地告别。老子坐上爱骑青牛，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濑乡曲仁里。诚如后来的太史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所论，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倡导的观念，“其事易为，其辞难知”。“其事易为”，是说秉要执中，无为而无不为也。“其辞难知”，则谓其辞含义宏博，非可以一说尽也。故而老子深为自己的高深思想不为世人所理解而烦恼、而遗憾，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忧国忧民之情，济世济民之心，已经融化在血液里，并随着心脏的搏动而奔流不息。老子有一腔忧患意识，也有为世人不理解的狐独情怀。老子正是怀着这种既超凡脱俗，又复杂难言的心境上路的。他首先来到处于苦县西北方向的沛地游历。沛地即现今的河南省扶沟县大新镇百堂岗（柏子岗）一带，是沙水与涡水汇合处。这里积水浩渺，天光云影，云蒸霞蔚，气象万千。老子在此游历，更利于调理身心，梳理思绪。同时，也引得孔子追随老子的踪迹，再次问礼求道。庄子也曾到沛地寻访老子圣迹，他在《庄子·山木》中提到的“庄子游于雕陵之樊……”的雕陵，即现今扶沟县曹里乡的雕陵岗。庄子记载了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对沛地早就心向往之，亲往扶沟寻访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况且庄子里籍民权县在扶沟县的北面，庄子的寻访亦是“南之沛”，与当年孔子的“南之沛”颇为暗合，其中的乐趣与神思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会，自在其中。他由扶沟沛地、雕陵之游所观察到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自然生物现象中，触发思考，竟至“三月不庭”，悟出的为逐利而“忘身”、“忘真”所潜伏的性命之忧，对人们的启示意义是巨大的。
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老子六十六岁。王子姬朝死，在沛地游历的老子等待王子朝“复国”，自己继任天府守藏室史的念想彻底破灭，并由“归居”产生了“归隐”的想法。
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老子七十岁，孔子前往沛地第四次向老子问礼。此时老子已与周礼决裂，走向探索新的治世方法，并进而探索宇宙本源，形成道法自然，以无为本，有无统一的天道观的阶段。而此时，在鲁国的孔子仍为苦苦探索天道不得而苦恼。当他听说老子在沛地游历，经过多年的不懈探索已获得天道的消息后，便决定再次拜访老子。他带了学生向南一直来到沛地老子隐居之所。
老子见到孔子，便说：“你来啦！我听说你现在已经成了北方的贤者，你也已经懂得天道了吗？”
孔子回答：“还没有懂得天道。”
老子问：“你是怎样寻求天道的呢？”
孔子说：“我从制度名数来寻求而没有得到。”
老子问：“那你又怎样去探求呢？”
孔子说：“我从阴阳的变化中来寻找，还是没有得到。”
老子说：“是的。阴阳之道目不可见、耳不可闻、言不可传，是通常的智慧所不能把握的。因此所谓得道，只能是体道，如果试图像认识有形、有声之物一样去认识道，用耳朵去听，是听不到的，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到的，用言语去表达，也是没有恰当词语可以表达的，确实是不会得道。你说你寻求多年而不得，那是当然的。如果道是可以奉献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不把它奉献给君王；如果道是可以进贡的，那么子女就不可能不把它进贡给父母；如果道可以告诉别人，人们就不可能不告诉兄弟；如果道可以给予他人，人们就不可能不给予子孙。然而这些只是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就是道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言、不可赠送。你努力寻求道，关键在于内心的觉悟，心中不自悟则不能保留住道。心自悟到道，还需要与外界环境相印证。如果得不到印证，道就不会畅通无阻。所以，当有了内心的领悟但还不能被外人理解接受时，圣人便不会教诲他。名，是天下公用的工具，但不是大道，不可以多取。你所宣讲的仁义也只是先王使用过的旅舍，只能够供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居留一宿，而不是可以长久居住的。大道是没有形迹的，一个人的形迹太昭著，不懂得和其光、同其尘的大道，一定会遭到很多责难。”
回到客栈，孔子一直在琢磨老子所说的学习体悟天下大道的道理，但总是恍恍惚惚。整整三天，他一言不发。孔子的这种状态被《庄子·天运》记载为：“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
弟子们见其如此，就问：“老师见到老子有什么规谏呢？”
孔子回答说：“鸟，我知道它们善飞；鱼，我知道它们善游；兽，我知道它们善奔走。对于善奔走的野兽，可以用网缚捉；对于善游的鱼，可以用钩去钓取；对于善飞的鸟，可以用箭射获。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样上九天的。老子所讲的道，就像是龙，合起来成一体，散开来成云彩，乘驾云气而翱翔于阴阳之间。我听了老子所讲的关于‘道’的道理，直到现在还觉得恍惚，又怎么能够规谏老子呢？”
从第一次的“巷党助葬”问礼于老子，到在沛地问礼求道，孔子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如果说第一次孔子问礼更多停留在学生层面，那么到沛地时，孔子的思想境界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因为五十一岁的孔子早已过了不惑，与其说此时的孔子要向老子问礼求道，不如说是向老子求证，为自己的思想观念找到支撑点。
但孔子的立论受到了老子的抨击或者说厌弃，因为老子的境界已今非昔比，孔子由是感触很深，他感到了老子思想的深邃。客观而言，此时的交流已不只是学生与老师的对话，而是两个历史文化巨人的交流或交锋，是两位圣哲思想上的沟通。孔子认可了过去从老子那里学来的礼仪言论并将其丰富发展成一种文化，而老子则早已超越了过去的自己，另辟蹊径，追寻着践行和实现天下大道的梦想。
无论如何，两个人的心是高度相通的，那是思想和人生经过历练后的一种超脱，是一种无为而为、无我有我的大境界。但孔子的弟子子贡很不服气，对老师对老子的折服大不以为然，他对老师说：“人当中居然有安居不动而精神如腾龙见于天、缄默不语而感人至深犹如雷鸣、一旦发动起来如同天地之运行的吗？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被许可后，子贡便以孔子的名义去拜见老子。这一次的相见充满了火药味，子贡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固然不同，但同样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好名声。听说先生您认为他们不是圣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老子说：“年轻人你往前来些，刚才你说三皇五帝治理方法不同，怎样的不同呢？”
子贡回答说：“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治天下用辛劳而汤用武力，文王顺从纣王而不敢违逆，武王违逆纣王而不肯顺从，所以我说他们治天下的方法不同。”
老子说：“年轻人，你再往前来一些，我告诉你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情况。黄帝治理天下，使民心淳一；舜治理天下，使民心竞争；禹治理天下，使民心多变。对于天下，三皇五帝虽说是治理，但实际上弊乱可大了。三皇五帝仗恃他们的心智治理天下，上而不见日月的光明，下而违反了山川的精华，中而破坏四时的运行。这种治理方法违反了大道的规律，带来了诸多祸端。由此可见，他们的心智毒如蝎子的尾端，在他们的治理下，就连微小的动物都得不到安定性命关怀之情，更不用说苍茫的自然界和生活于其中的芸芸众生了。把天下治理到了这种地步，却还自以为是圣人，这不是很可悲吗？从这个角度看三皇五帝，他们也是很无耻的啊！”
老子这番言论，是子贡闻所未闻的，听得他坐立不安，惊慌失措，只得连连拜谢，落荒而去。这在《庄子·天运》中被载为：“子贡蹴蹴然立不安。”
孔子在回鲁国的路上对颜渊说：我过去对大道的了解多么像瓮中的小飞虫！如果不是老子以他所悟到的大道启发，我真不知道天地的根本道理。孔子还得出了让后人永远生发不尽的结论：我在三十岁时悟到周礼的精髓，以仁、礼为立身之本，这可以叫作三十而立；四十岁时，我通过去苦县、洛邑求教于老子，坚持仁义之说，不受迷惑，这可以叫作四十而不惑；但我对天道的认识一直未能入门，今年我五十一岁了，从老子处得悟天道，这可以叫作五十而知天命。尽管人生短暂，但天既生我，我就应当努力修身立业。仁义是救世之方，是不可须臾舍弃的，这是我与老子始终不同的。但行仁义，亦需懂天道，亦即所谓“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老子七十一岁，离开沛地西行，在梁地遇见阳子居，然后准备出关，进入日渐强盛、战乱较少的秦地。关于这次会见，《庄子·寓言》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阳子居向南到沛地，老聃正要西游去秦地，两个人便在梁地相见了。老子在途中仰头向天感叹道：“超初我以为你可以接受我的观点，现在才知道你不行。”阳子居不回话。到了旅舍，侍奉老子梳洗用具，又把鞋脱在门外，然后膝行向前说：“刚才弟子想请教先生，先生没有空，所以不敢问。现在先生有空了，请问我的过错在哪里？”老子说：“就你这副傲慢的神态，谁愿意和你相处呢？最洁白的好像有含垢的黑点，盛德的人往往显示出不足的样子。”阳子居愧然变色说道：“敬听先生的教诲了。”当阳子居来的时候，因为他的高傲和矜持，人们都畏惧他，住宿的人忙着迎送他，旅舍主人忙着为他安排座席，女主人赶紧替他拿毛巾梳子。先坐的人让出座位，烧饭的人甚至不敢离开灶台。阳子居接受了老子的教诲，再回去时，由于态度谦恭，待人热情，旅舍的人见到他不再拘束畏缩，也敢与他争座位了。
阳子居梁地会见老子的记载《列子·黄帝第二》中也有，内容基本相同，均叙述了阳子居经由老子教诲后思维方式、容貌神态前后不同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引发的旅舍诸人对他的态度的转变。其实老子向阳子居传授的是他从自己的老师常枞那里传承下来的谦下贵柔理念，只有秉持这种理念并身体力行，才能抱朴守静，和睦众人，协调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达到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的目的。当然，与孔子一样，阳子居也是多次向老子请教，从而获得治国理世的教导和启示。《庄子·应帝王》就记述了另一次两人的会面和交流：
阳子居去见老子，请教道：“假如有这样的一个人，敏捷果敢，透彻明达，学道精勤不倦，这样可以和明王相比吗？”老子回答说：“在圣人看来，胥吏治事常常被技能所累，既劳苦形骸又扰乱心神。虎豹因为皮毛美丽才招致人们捕猎，猿猴因为身姿敏捷才被人捉来玩耍。如果这样的话，仅凭小才小技而劳心费形，可以和明王的宏大广博、高蹈阔步的万千气象相比吗？”阳子居听后惭愧地说：“请问明王是怎样治理政事的？”老子说：“明王治理政事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功绩广被天下却像不出于自己，教化施及万物而百姓不觉得有所依恃。他虽有功德却不能用名称说出来，他使万物各得其所，而自己却立于不可测识的地位，游历于无事无为的境地。”
可见，老子传授给阳子居的，其实是“道”、“德”理念在治国理世进程中应当如何运用。老子所说的“圣人”、“明王”，其实是深得“道”、“德”理念真谛并能勤而行之，自觉运用于治国理世实践中的得道行道之人。阳子居深得老子真传，他的“为我”思想和由此衍生出的“得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损一毫而利天下，不为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政治主张，是对老子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与阳子居会面交流后，老子继续西行，将要来到函谷关，展开一幅紫气东来、函关著经的动人画卷。
以上所举，多为显例。当世之时，向老子虚心请教并成为老子弟子者尚有文子、庚桑楚、南荣趎、环渊、柏矩、列子等，他们或为了学问，或为了求道得道，或为了寻找被王子姬朝劫掠的国宝重器、三代典籍的下落，先后聚于老子门下。他们认真倾听老子的谆谆教诲，发挥老子关于“道”、“德”的基本主张，形成各自的思想观点，促进了道家学派的形成，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老子八十一岁，抵达函谷关，应关令尹喜所请，一边游历讲学，一边写作《道德经》。
函谷关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是连接中原和西秦的咽喉要道。它以山势陡峭、深险如函而著称，素有“双峰高耸大河旁，天开函谷壮关中”的说法，早在2500多年前，这里就是名闻天下的雄关要塞。如今，又因了老子，因了老子在此著述五千精妙《道德经》而名扬天下。
说到函谷关和老子函谷关著经，就得说说函谷关的关令尹喜。尹喜，字文公，号文始先生，又称文始真人，或称关尹，被人尊称为关尹子。甘肃天水人（一说陕西周至人），周敬王时任大夫。他自幼究览古籍，精通历法，善观天文，习占星之术，能知前古而见未来。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眼见天下将乱，便辞去大夫之职，请任函谷关令，以藏身下僚，寄迹微职，静心修道，也因此演绎了一段迎接老子在函谷关著经的千古佳话。
话说一天，尹喜晨起望气，看到紫气盈关，祥瑞浮天，断定必有贵人经过，遂吩咐家人备好小酒小菜，叮咛手下打扫关口卫生。尹喜有他的小算盘。果然，不一会儿，一位皓首长鬓老者，坐着一头青牛悠然而来。老子不知是走时匆忙忘带了，还是压根儿就没有关牒。没有关牒，依当时的规定是不准过关的。这正好给了尹喜一个机会，可与老子商量传道给他。因他素仰名满天下的守藏室史老子的学识为人，也知道老子出关的真实意图，不想让老子不留一字地归隐山中，辜负了满腹经纶。而老子也了解尹喜是同道之人，只是看透时势，不满周朝廷的尔虞我诈和诸侯国间的钩心斗角，才屈尊担任函谷关令。正所谓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两人颇能说到一块儿。加之尹喜不办关牒，老子也的确出不了关口，于是便暂且留下，一边讲学，一边琢磨写作《道德经》的事儿。
由于在任天府守藏室史的闲暇之余，老子就有深入的思考并在思考基础上的长篇著述，便在既有基础上加以概括提炼，取其精华，开始了一字一句的写作。如果没有尹喜的执意挽留，也许人们至今也不会知道，2500多年前，当荒蛮笼罩大地时，古老的东方已经出现了老子这样一位给人类文明带来曙光的大圣哲。如果没有尹喜的真诚恳求，也许老子的主张和观点就变成了一片片洒落在民间的智慧，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冲刷，早已荡然无存。正是在尹喜的一再恳求下，老子暂且停下了西行的脚步。面对天上而来的黄河之水，他感受到一种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力量，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面对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他静静地思索着这种力量和人的关系，他把这种力量叫作“道”，人只能顺应而不能改变它，这些思想由原来的宏篇巨制渐渐浓缩成了一部五千多字的哲理诗。从此，道家思想就随着这五千字的诞生，走出了深山峡谷，流向了大江南北，形成了铸就华夏文化金字塔的重要基石。今天，更成为能够被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普适文化。到了汉代的文帝、景帝时，人们就把这五千字叫作《道德经》。
同时，由老子出关而引发出的“紫气东来”，亦然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因。帝王之家将“紫气”当作吉祥、祥瑞，孩子降生如果紫气满室，人们认为这孩子必定有大出息，百姓之家也视“紫气”为吉祥的象征，常常把“紫气东来”做成匾额高悬在大门上方。人们还认为，哪个地方有宝物，哪个地方的上空一定会盈满紫气。更为有趣的是，老子出关所骑坐的“青牛”也成了道教文化中的一个著名意象，青牛后来成了神仙道士的坐骑。再到后来，“青牛”俨然成了老子的代名词，老子又被称为“青牛师”、“青牛翁”，等等。直到如今，函谷关一带的民间还流传着老子用牛黄为当地百姓治疗疾病、战胜瘟疫的故事。而老子在函谷关应关令尹喜之请所著就的《道德经》，作为老子留存于世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唯一的一部原创性作品，诠释了对大化流行、茫茫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深刻体认，为人们提供了透视宇宙、观察社会、思考人生的独特视角。
《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的永恒意义。《道德经》中包含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认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四十章）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第五十八章）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的统一，“有无相生”（《道德经》第二章），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老子以“道”、“德”理念为主线，放眼宇内，神游八荒，构筑起空前绝后的思辨大厦，形成了不同凡响的思想体系——天道自然，治道无为，人道守中，在公元前6世纪那片灿烂的思想文化星空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因为，正是由于春秋时期社会生产方式的急剧变化，由于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才导致了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激化，导致了思想学术繁荣局面的形成，开启了一个中国文化走向自觉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天幕下，老子通过自己的思想体系，力图辩证地揭示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在宇宙观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求索。对于自己所发现的“道”，老子情有独钟，自豪地宣称“道”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他执着地要求人们遵循“道”的固有轨迹去生活，无知，无识，无欲，为建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八十章）的理想社会而“为无为”，而“法自然”。他在通往“众妙之门”的道路上几乎跋涉了整整一生。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学道、悟道、体道、行道，只是为了表达并实现对大化流行、茫茫自然、人类社会、人自身的终极关怀。
思想的流动同空气的流动一样，没有什么国境线能够阻隔它们。春秋战国以来，《道德经》就成为贵族子弟的必读书，对它的注释不下几千种。元代道教学者张与坚曾经讲“道德八十章，注者三千余家”。到了今天，《道德经》的注本已达六千余家，关于老子其人、老子思想的研究论文两万余篇，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了。
两千多年来，老子的思想不仅影响和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且也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接受，老子的著作和思想早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欧洲在18世纪初就开始了对《道德经》的研究，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共有60多种《道德经》译文。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狄德罗对《道德经》五千言十分推崇，认为在《道德经》以前，中国哲学还是道德性的，而《道德经》使中国哲学开始具有思辨的意义。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哲学中另有一个特异的宗派，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这派哲学及与哲学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的发挥者是老子。”尼采曾说：老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20世纪初，德国人利温奇在《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的《导论》中也写道：进入20世纪后，老子在欧洲被视为一位伟大的先觉人物。《道德经》变为当今一代人沟通东西的桥梁。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精心阐释的“存在”，便深受老子道论启发。至于在东瀛日本，近邻韩国，从古至今，学习和研究《道德经》的学者，更是多得无法数计了。
精神世界的发展、演变，同物质世界的演变过程一样，永远没有终点。《道德经》作为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的确是老子在深刻地观察、认真地剖析了大化流行、茫茫自然、人类社会、人自身的主要现象之后，经过高度凝炼而形成的哲学思想体系。千百年来，它始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已经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最高文化精神。《道德经》概括和总结了老子的心路历程，她像一颗闪闪发光的天体，在文化星空的嬗变中运行旋转，至今仍未停息。笔者坚信，她的嬗变和运行旋转永远不会停息，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将臻于永恒！
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写完《道德经》后，在尹喜的陪伴下，老子出函谷关，去往秦国。出于一位大智慧者的淳厚实在，出于对生养自己的故乡苦县的深深眷恋，出于对普天下芸芸众生的高度负责，更出于引导华夏民族走出一条求生存、谋发展道路的殷殷期盼，老子留下了震古灼今的《道德经》。《道德经》看似平平常常的五千言，实则是老子这位“被褐怀玉”的圣人奉献给故乡人、天下人的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出关，是一场庄严的远行；老子出关，是一次豪迈的宣言；老子出关，是中华民族划时代的一页。从此，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有了依托，这个东方泱泱大国铸就了自己的精神支柱。自老子以降，中华民族不断产生着思想巨人、政治巨人、文化巨人，奉献给世界一个又一个思想巨子、政治巨子、文化巨子。孔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哪一个都称得上是思想巨人。他们的思想和学说，都能够从老子那里找到渊源。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这些大政治家所崇奉的治国之道、所标榜的修身之道中，无不带有老子思想深深的烙印。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关汉卿、马致远、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敬梓、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真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老子，他所拥有的一切——人格、学识、言行、精神和理想，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文化基因。中国和中国人所以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就在于有了老子和老子的精神。
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开启的宏大远博的高起点，使得中华民族具有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全局，虑事长远，视野辽阔；《道德经》所蕴含的厚重的思想内涵，使得中华民族崇尚自然，谦下贵柔，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道德经》所张扬的天道、治道、人道，以不同凡响的思想的力量，促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最终形成，并随着时代发展而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色。正因如此，千百年来，世界上曾经辉煌过的民族和文明皆如昙花一现，很快由顶峰而至谷底，走向了衰落，唯独中华民族，历经世事沧桑，或外敌入侵，或内部纷争，或割据而治，最终未被强敌压倒，也未长久地分裂割据，仍走上了分久必合之路，维持了大一统的局面。即使发展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将要亡国灭种的最黑暗的时期，仍能在世纪伟人孙中山、毛泽东的带领下，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种绝处逢生之举，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度能够完成。
《道德经》是老子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一笔宝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愈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愈显示出其经久不息、永世长存的旺盛的生命力。或许是《道德经》第一位读者的缘故，函谷关的关令尹喜被老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朗朗上口的表达所吸引；或许是慧眼独具，认识到了老子崇高人格力量所具有的穿透力和《道德经》所倡导“道”、“德”理念跨越时空的影响力，尹喜心中充满了拜读到盖世之作的欣喜与激动，洋溢着追随这位智慧老人，陪伴他、侍奉他、与他一起弘扬天下大道的壮志豪情。于是乎，毅然决然地辞去函谷关关令职务，告别与他朝夕相处的士卒兵丁、关里百姓，与老子一道，踏上了去秦国的路。
五、三秦弘道期
周敬王三十三年（公元前487年），老子八十四岁，由尹喜陪伴，来到了位于终南山下秦国扶风的楼观。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地处中国南北大陆板块碰撞拼合的主体部位，位于秦岭山脉中段，是中国重要的地理标志和中国南北天然的地质、地理、生态、气候、环境乃至人文的分界线。以秦岭造山带地质遗迹、第四纪地质遗迹、地貌遗迹和古人类遗迹为特色。民间所谓的“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中的南山，指的就是终南山。距今约132.7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终南山脚下就有古人类繁衍生息，滋养出了华夏文明，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代表性地带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这里竹林茂密，古木成荫，因此，深谙天文地理、星象运转的老子，就将归隐的目的地选在了终南山。
古人曾经赞美：“关中河山百二，以终南为最胜；终南千峰耸翠，以楼观为最名。”楼观位于陕西省周至县东南的终南山北麓，风景幽美，依山带水，茂林修竹，绿荫蔽天，是绝佳的隐居修道之所，老子在尹喜的陪伴下，就在这里落下了脚。老子在山南高岗筑台授经，后称说经台，因说经台犹如竹海松林中浮起的方舟，常称楼观台，其后，楼观便以楼观台名世。而尹喜则在这里结草为楼，以观天象，因名草楼观。因了老子说解《道德经》、弘扬天下大道的缘故，楼观台成为中国道教最早的重要圣地。老子说经之日，和风拂熙，天人齐一。老子在楼观亲手栽植的银杏树，历经两千余年，依然枝繁叶茂。据说“文革”期间，好事者曾斧劈油浇，放火焚烧，但经过数十年严冬酷暑，风霜雨雪，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又开枝散叶，重现繁茂。相传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周至地区发生瘟疫，无药可医，死者无数，时任楼观台监院张志坚，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太上老君告诉他说：“山门前有块石板，石板下有泉水一眼，泉内有吾炼就之丹药，可治民疫。”张监院醒来后觉得很奇怪，就命小道士在山门寻找，果然在西边的石板上挖出一泉。张监院忙令人取水给患时疫的道士饮用，两个时辰后疫病神奇地痊愈了。消息传出后，远近百姓都来取水治病，时疫遂退。三年后翰林学士赵孟頫来此游览，闻听此事十分惊奇，遂索纸笔书“上善池”三字，取《道德经》“上善若水”之意。如今每逢庙会，香客仍争饮此水以祛病延年。
老子说经弘道于楼观，老子与楼观的百姓朝夕相处，守望相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楼观台上上下下，处处留有老子的踪迹：
说经台南面峻峰上，有一座八卦形的炼丹炉，相传为老子当年炼丹所用；
说经台的东南方，有一个仰天池，相传为老子当年打铁淬火的水池，池的附近有老子修真养性的栖真亭；
说经台的西边有化女泉，是老子教训点化弟子徐甲之处……
而被当地百姓尊称为“楼观九老”的九株古柏，虽历经千年，依然蓊郁青翠，苍劲挺拔。共中的一棵相传为老子当年系牛所用，被称为“系牛柏”。
睹物思人，老子仿佛从未离开过终南山下的楼观台，他依然与当地的百姓们生活在一起，他依然不时地穿越时空，佑护着当今之世的芸芸众生。
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1年），巨星殒落，老子一百岁时去世。老子在风景秀美的终南山楼观生活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既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历程，又是经历了苦县濑乡曲仁里初识人事、初步学道的普通士子，到担任周朝天府守藏室史，饱览三代典籍、冷观活政治、深入思考并开始悟道、体道，最终实现质的飞跃，成为一位乐观通达、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懈探索的得道者、大圣哲的时期。在这里，老子走完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完成了“出生入死”（《道德经》第五十章）的自然历史过程，告别了始终牵挂于心，并通过《道德经》的精妙语言表达着终极关怀的芸芸众生，走向了人生的归宿，与他深爱并终生探索其中奥妙的大化流行、茫茫自然融为一体。让我们永远铭记着这个年份：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1年），这一年，老子在楼观逝世，享年一百岁。《庄子·养生主》记载，老子去世后，他的好朋友秦失来到灵前，不跪拜痛哭，只长号三声就出门而去。众人不解，秦失解释道：“你们老少都是这样悲伤地哭他，一定是情感有所执着。这些都是违背自然违背实情的，忘掉了我们所禀赋的生命来自自然。该来的时候，老聃应时而生，该去的时候，老聃顺时而去。安心适时而顺应自然变化，这样哀乐的情绪便不能侵入人心中，生亦不喜，死亦不悲，不违失生命的真实之情，才合乎自然之道。”
这则记载说明，老子的确是死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很不容易引起人烟稀少的邻近百姓注意，而老子死后却有来自远近的许多人扶老携幼为之痛哭，既有他的学生，也有平民百姓，说明老子在楼观隐居悟道体道、弘扬天下大道的十多年间，与楼观一带的老百姓打成一片，深受他们的爱戴，不然，在他死后，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前往吊唁。
庄子深知老子，在记述老子之死后，写下了一句含义十分深刻的话：“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1版第114页）亦即蜡烛和柴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火却传续下去，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事实的确如此，后世以《道德经》为主体的老子思想的传承与播洒，雄辩地证明了庄子的预言。而老子自己也以天人齐一的达观心态，在《道德经》中向世人宣告：“死而不亡者寿！”老子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如此宣告，是一种超越生命本体存在意义的、对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这不仅是老子恰如其分的自况，同时，也是老子以《道德经》传世并在终南山楼观传道、弘道的真正用意。
“死而不亡”，说的是生命的超越所体现出的永恒。正是思想的力量对生命本体的跨越所体现出的世代延续，以及这种延续对漫漫时空的奋力穿透，人类的思想文化才呈现出世代相传的特质，富有东方情调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显得如此厚重，如此丰富多彩并令人叹为观止。正是思想的力量的这种神奇的功能，我们得以从2500多年后的时空隧道的这一端以量子态的速度来到老子身边，同他一道亲身经历春秋末年世道人心的变迁、社会政治生活的合纵连横；得以亲聆他老人家对五千精妙的倾情阐释，并领悟洋溢其间的对大化宇宙内所有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在这种不同寻常的对历史文化巨人生命轨迹的探讨中，我们完成了心路历程的规整、浮躁心态的校正以及情感和灵魂的净化，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聚集在老子“尊道贵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旗帜下，通体透明起来了。我们走在经验的、形而下的道路上，而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上则溢满了老子倡言的超经验、形而上的“道”。这是一种被西方当代哲人海德格尔称之为超越存在的“存在”之道，亦即以“大象无形”（《道德经》第四十一章）的形态内在于大化流行、茫茫自然、人类社会、人自身中的生生不息的规律性的因子。我们徜徉在老子指引的这条“大道”上，亲身感受到了生之欢乐和“死而不亡”的欢乐，而且这种穿越时空的欢乐之声不会因世俗的讥讽和浮躁心态的抵触而画上休止符。这种跨越时空的“死而不亡”的欢乐之声将持续到永远……
老子逝世的地方在古扶风、槐里，即今陕西省周至县，也就是逝于楼观西三公里的大陵山。其地称扶风槐里的原因是老子死时，周至尚未置县，其地属于右扶风槐里辖。明清两代《周至县志》、《长安志》、《陕西通志》等均有大陵山吾老洞的记载，吾老洞在就峪西，沿穴深邃莫测，能够听到洞中飒飒的风声。相传洞中有玉匣，即为老子墓。山顶建有庙宇，立有老子石像，系时任知县章泰重修，并立碑为记。现能见到的大陵山老子墓，墓前立有石碑，碑文为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题，简洁明了，仅居中的“周老子墓”四个大字和左右两侧的若干小字，竖排，颇合老子有无相生、虚实相间、反归于朴之道。
老子的一生，大体经历了少年求学、洛邑入仕、内乱归居、函谷著述、楼观归隐五个阶段，每个阶段既同于常人，又异于常人，关键的区别在老子善学深思，对天下大道的不懈探求上。一开始可能是随意为之，不自觉的。在经历了仕途曲折、宫廷内乱和天下黎民百姓所遭受的重重苦难后，激起了老子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担当意识，于是，对天下大道的探索和追求就成了有意为之，自觉自愿的行动了。当然，天府守藏，博览典籍；朝廷记事，参与政事的职务便利，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少年时期生活在水乡泽国之中水意向的先入为主和老师常枞齿落舌存、守柔处静的谆谆告诫，诸种因素相互作用，促使老子能够站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层面上，以更为博大的胸襟，更为高远的视野，更为深邃的思考，做出异于常人的精辟论断，得出震古烁今的雄辩结论。也正是这种异于常人的心路历程，决定了老子的一生是孤独的，尤其是在周王朝的天府第二次任守藏室史后，冷眼旁观世事纷争、周朝廷内斗和由此给天下黎民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后，这种孤独感更为强烈。这是一位求道者的孤独，也是不为世俗中人理解的源自心灵深处的难言的孤独。纵观古今中外的人类文化史，最优秀的思想巨人们正是通过自己的孤独、寂寞的生活方式，避免了去随波逐流和飞黄腾达。他们以一颗超然物外的淡泊心灵来真诚地体验人生，研究大自然，考察天地万物，探索冥冥中的未知世界，寻求跨越时空的超我之存在，并用自己的非凡勇气和超群智慧，为普天下的芸芸众生铺设了一条条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生活道路。而他们自己，现世不为世人理解，甚至还招来误解或杀身之祸。直到他们身后，随着时间推移，才愈益显现出他们为世人指引的生活道路所闪耀着的大智慧者的思想光辉。正因为这样，围绕着老子生平行迹，对于他是否西出函谷关，是否逝于扶风，葬于槐里，历来便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近年，随着最新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子并未远行，而是在周朝发生王子姬朝、姬猛王位之争，朝堂大乱后，愤而辞职回到了故里苦县，他是在自己的出生地、在乡里乡亲们中间排解这种身心孤独的。排解的方式便是在家乡聚徒讲学，传播天下大道。当然，有父老乡亲的庇护，老子也躲过了周敬王一派的清算，得以全身远祸。再者，从常理分析，以苦县为中心的方圆二百里范围内，道家代表人物辈出，是著名道学文化带的核心地带；以老子八十多岁的高龄，在兵荒马乱之际不带一个家人，孑然一身远行，似乎有悖情理；老子的儿子名宗，之后成为魏国将领，被封在段干。宗的儿子名注，注的儿子名宫，宫的远孙名假，假在汉文帝时为官。假的儿子解是胶西王刘卬的太傅，之后就在齐地安家，均距苦县不远。故而现今仍矗立在河南省鹿邑县城的老子升仙台自汉代便构筑了，其实就是官方和民间为纪念老子在此讲学、在此离世而建。太史公司马迁关于老子的离世既然有“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揣测之说，后人理当深入探讨，以期有更为确切的研究成果问世。
由涡水荡漾，一望无际的豫东大平原，到黄河穿行，土塬连绵，深险如函，号称天险的函谷关，再到南依秦岭，北濒渭河的周至东南终南山中的楼观，老子以爱骑青牛为伴，以异于常人的独特方式，走上了一条看似归隐又绝非归隐的路。老子在古木参天、落英缤纷、溪流淙淙、飞鸟和鸣、民风淳朴、绝无尘世纷扰的楼观找到了心灵的归宿。鹿邑的太清宫、洛阳的古王城、灵宝的函谷关、周至的楼观台，因了老子，因了老子的诞生地、任职地、著经地、弘道地而名扬天下。
当我们追随2500多年前老子的足迹，自涡水之畔向西而行，穿过函谷关的林中之路，走上终南山间的楼观台，进一步思索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反复阐释的“道”的奥妙时；当我们将老子的博大思想与滔滔滚滚、奔流了千万年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联系起来思索时，我们明白了老子为什么“贵柔”；我们明白了老子为什么认为“上善若水”（《道德经》第八章）；我们明白了老子为什么崇敬水那种“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的高尚品性；我们明白了老子的“道”，其实与这条母亲河具有密切的关联。“道”的特性即水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的“道”是一条河。老子视阈和思辨深处的“道”，正是人类社会与大化宇宙、茫茫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和睦、和合、和美、和谐发展所应遵循的大法则；正是当代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所应共同把握并坚定地去践行的大路径。
让我们聚集在老子以“尊道贵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为核心的“道”文化精神旗帜下，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弘扬光大老子文化，推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让老子思想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