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道的兴起，使四川在汉藏关系上处于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川藏关系的全面发展和加强。
一、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
在明代，随着川藏道的兴起，明朝规定于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朵甘思、乌思藏的入贡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这样，川藏道就由商道发展成官道和贡道。由于明代四川茶叶主要由黎雅输往藏区，而西藏僧俗首领朝贡的主要目的又是获得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由川藏道入贡。特别是在宣德五年（1430），地处青海格尔木西北的“曲光卫都指挥散即思数率所部邀劫往来使臣，梗塞道路”，“乌思藏等处使臣，自宣德入贡，以道梗河州，彼即羁留异土”，无法返回西藏。青藏交通的中断，迫使乌思藏贡使改道从川藏道入贡。到成化三年（1467），明廷正式规定“诸自乌思藏来者皆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由陕西入贡。至此，川藏道不但成为朵甘思藏族而且成为乌思藏藏族入京的官道和贡道，途经川藏道入贡使团人数日益增多。成化十八年（1482），乌思藏赞善王连续两次已差僧413人，“今又请封、请袭差一千五百五十七人”。成化二十一年（1485），“四川起送乌思藏如来大宝法王、国师并牛耳寨寨官进贡、谢恩、招抚、袭替各项共一千四百七十名”，“其余在边一千八名”。到弘治十二年（1499），“乌思藏并长河西宣慰司各遣人来贡，一时至者几二 （三）千八百余人”。为此，明廷敕令“四川镇巡等官，以后不许滥送”。
藏区僧俗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入京朝贡，其目的是“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按《明会典》记载：“西番、乌思藏……喇嘛番僧人等，从四川起送来者，到京人彩段一表里，俱本色……钞五锭，折靴袜钞五十锭，食茶六十斤”。所贡之马，还要加倍按价赏给。此外，贡使还采取其他种种办法获取茶叶运回西藏。一是贡使请求明廷允许购茶返藏。如正统四年（1439），番僧温卜什夏坚藏等来朝，要求收购茶六千斤返藏。正统六年（1441），僧人星吉粲等要求市茶二万斤。二是藏僧未经朝廷允许就私自购买大量茶叶返藏，有的甚至多达数万斤之多，正统五年（1440），明廷遣禅师葛藏、昆令为正副使，赴乌思藏封白木竹巴灌顶国师吉剌己（巴）永耐坚藏己（巴）藏卜嗣其父为阐化王。葛藏等复私易茶、采数万以往，乞官为运至乌思藏。正德十三年（1518），天全六番招讨使高继恩伙同乌思藏直管招讨高管夹带私茶至三四十万斤。三是把明廷赏赐绸缎等物在民间换为茶叶。四是藏僧以“熬茶礼佛”、“熬茶通道”等名义请求明廷赏赐和购买茶叶。藏僧用上述种种手段获得的茶叶，凡由四川路入贡者，均由黎雅、碉门支给，从川藏道运往西藏。川藏道成为明朝与西藏地方联结的政治通道和经济通道，增强了藏汉民族的联系。“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藏区的统治，设立驻藏大臣监督和统管西藏事务。内地各省藏区则分别划归西宁办事大臣和四川总督直接管理。四川甘孜藏区在明代与四川汉区交往频繁，在汉藏民族进一步密切的基础上，清朝把明代朵甘思所属甘孜地区划归四川管辖，四川在清朝政府治理西藏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西藏与四川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
清朝的驻藏大臣，均由川藏路入藏。他们受命之后，都先到四川，住在成都，筹备入藏用品，向川省请拨饷银，招聘随员，雇请乌拉，往往数月，多则经年。清朝驻藏军队，亦多由四川派往，粮饷由四川供给。而清朝统治者在与西藏上层人物交往联系和处理政务中，赏赐和馈赠的物资亦多由四川供给，特别是赠赐的茶叶完全由四川负担。如清廷规定“凡进贡番僧应赏食茶，须给勘合，行令四川布政司拨发茶库，照数支取，不许于湖广等处收买私茶”。历代清帝离世，西藏各大寺院大做法事，清廷赏赐大量茶叶，都“交四川总督转饬地方官解办”。四川成为清朝驻藏大臣治理西藏的后勤基地。
更重要的是“川省接近西藏，可以朝发夕至”，四川还是清朝巩固西藏统治、保护我国西藏领土安全、主权完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坚实基地。在清代，四川总督除治理辖区藏族事务之外，还要协助驻藏大臣筹办军械、轮派驻藏军队，节制由内地经康、卫、藏，直达边境的驿站交通。每年输往西藏的数百万斤雅安边茶亦由四川总督直接控制。所以，每当西藏发生紧急事变，清朝驻川大臣往往会同驻藏大臣处理西藏军政事务。康熙五十六年（1717），蒙古准噶尔部入藏骚扰，占领拉萨，清廷在从青海派兵入藏的同时，亦令四川松潘、打箭炉选兵入藏，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军队全部驱逐，保障了西藏的安宁。在平定准噶尔军队之后，清朝留驻西藏的驻军中就有“四川兵一千二百名”。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郡王颇罗鼐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袭封郡王接管西藏事务后，秘密勾结蒙古准噶尔部，暗中策划反抗清朝的叛乱，驻藏大臣傅清、拉卜敦将其诱杀。两位驻藏大臣亦被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余党杀害。这场叛乱发生后，乾隆皇帝即派四川总督策楞率兵入藏处理善后事宜。乾隆十六年（1751）年，策楞制定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对西藏政体作了重大改革，授权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确立格鲁派（黄教）治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废除封授郡王制度，建立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由一名僧官三名俗官担任，均由清朝任命，有关西藏的重大事务都要请示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酌定办理。乾隆五十六年 （1791），廓尔喀入侵西藏，清廷在派出以福康安为主帅率大军进藏前，就派四川总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率兵入藏进剿，新任命的四川总督孙士毅则负责进藏大军的粮饷军需。第二年即把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队余部驱逐出境。四川在整个清代维护西藏的安全上一直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四川在维护我国西藏的主权上仍起到突出的作用。1912年，十三世达赖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策划脱离祖国的“独立”活动，制造驱汉事件。北京政府立即命四川督军尹昌衡率川军西征，再次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策划西藏（民国元年）独立，变西藏为其殖民地的阴谋，并促使西藏地方当局日后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尽管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武装冲突，四川与西藏的联系有所削弱。但川藏道上的商贸关系从未中断，特别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道上，沟通着内地与西藏的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强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交往。
二、促进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交往
自明代川藏道开通后，川藏道就成为内地与西藏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除了每年近千万斤茶叶由川藏道输入藏区，推动汉藏经贸的发展之外，西藏的贡使还将藏区的马、骡、羊、貂皮、鹿皮、氆氇、厨缨、茜草、红缨、毡衫、椒、蜡等物资与内地的绢、帛、钞、银、铜铁器皿进行交换。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五说：“乌思藏所产细画泥金、水（大）幅佛像、铜度金佛、金塔、舍利、各色足力麻、铁力麻、氆氇、左鬚髻、犀角、珊瑚、崦叭，其贡道由董卜韩胡、长河西、朵甘思之境，自雅州入。”这种经贸交流，对促进汉藏地区农牧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清朝加强了对藏区的经营，更加注重发展川藏线上的商业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平定打箭炉营官第巴昌侧集烈之乱后，发展当地汉藏互市，在打箭炉设茶关，并明确规定税额皆征自汉商，优惠藏商。“税银不取于彼（藏商），就我国商人征之，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此项钱粮不多，勿以此注念，须图好名，稍有优处，人即称颂”。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泸定建铁索桥，“凡使命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使川藏线更成为西藏输入输出货物的主要运输线。19世纪后期英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1890年签订了《印藏条约》，西藏的货物有的改从印度进出口，但川藏线上的贸易交往仍十发繁忙。据光绪十八年（1892）四川总督刘秉璋称，仅川茶销藏一项，每年有1400万斤，征银数十万两，藏番运川茶者不下数十万人。当时西藏的商人，除将西藏的传统产品运至康定外，还将印度商品带至康定转销内地。
民国时期，川藏线上的商贸更为发达。康定县是内地与西藏贸易的枢纽。“从四川来者，以茶叶、布匹、哈达、旗布、烟草、瓷器、铁器、颜料为大宗，绸缎杂货，数亦不少。自云南来者，以茶、彩、玉石、铜器为巨擘，鸦片输入亦占多数。铜锅、松石及骡马之属，则来自甘肃。食盐除井盐外，均来自青海。而自西藏方面输入之物，则除本境所产之氆氇、红花、藏毯、阿魏、藏香之外，兼贩印度之呢绒、西洋之杂货、珊瑚、珠宝、象牙、器具，以及军用枪支、茶叶、烟草等。据记载，民国时期从四川运到康定的边茶，最高年额达1000万斤，交易值200万银圆。从藏区运来的麝香，年约5000余斤，总值100万银圆。还有商人将茶叶运至拉萨换黄金，再到印度换外汇。藏区同内地往来的贸易总值约400万银圆。如此巨额的商贸交流，使西藏同内地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促进了甘孜地区市镇的兴起和民族的杂居及融合
川藏道上的四川甘孜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麓，平均海拔3500米左右。境内山脉绵延，草原广阔，江河纵流，峡谷深邃，交通不便，与外界隔绝。川藏道开拓以前，这里几乎没有市镇。随着川藏道的兴起，大批外地商人往来或寓居于崎岖难行的川藏道上；历代中央政府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又在川藏道上设置驿站、兵站、粮站，在此基础上，川藏道上兴起了一批新的市镇。
泸定在明末清初还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口。康熙四十五年（1706），因“置戍守，税茶市”而建铁索桥。桥成之后，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民国亦沿袭为县治。1932年已有商贾30余家，其中陕商8家，经营货栈，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搭帐篷竖锅桩，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发展成为一个村落。川藏路开通后，随着汉藏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从宁静山进入康定，大批陕商和川商亦拥入康定。清朝林俊在《西藏归程记》中说：他在乾隆五十三年 （1788）至打箭炉行馆，“颇为华美，铺陈亦极鲜明，即锦官城（即成都）之官署人家，亦不能有此丰盛也”。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到48家，商业相当繁荣。道光时姚莹所著《康纪行》说“炉城乃汉蕃互市之所，蕃民数百家，大寺喇嘛数千。西藏派堪布主之。汉人贸易者数百。余惟夷设营兵而已，内外汉蕃，俱集茶市，同知征其税焉”。这里是“口外各种番夷贸易总汇之所，亦茶市之要区也。人烟辐辏，市井繁华。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清宣统三年（1911），改打箭炉厅置康定府。1913年改为康定县。1939年为西康省省会，“城里老陕街与蜂窝街之间，商业最盛，共有1860户，1.57万人，其中商业人口占6／10，工业人口占2／10，农业人口1／10。
其他在川藏道上兴起的市镇，在清代还有理塘，“有商民千余户”。巴塘集“蛮民数百户，有街市，皆陕西客民贸易于此”。道孚“汉商颇多饶裕，皆陕人”，藏商则“贩牛、羊、毛、革与买换茶叶之商贾为钜”，炉霍“汉人市场此为最早，故有百物可购”。察木多（昌都）为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也是云南、青海入藏要冲，“有番民四五百户，汉人贸易者数十家与番杂处”，亦“口外一大都会也”。
与川藏道上新兴市镇兴起的同时，大批外地商人、官员、士兵及其他入居甘孜地区的人日益增多。他们当中有汉族、蒙古族、回族和其他民族。各族人民长期相处，相互融合，有的民族融合于藏族之中，也有的藏族融合于其他民族。如忽必烈远征大理，途经甘孜，少数蒙古士兵留居甘孜地区。明崇祯十三年（1640）统治青海的蒙古固始汗兴兵南下，击溃甘孜白利土司，随后将整个康区置于其控制之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的后裔逐渐融合于藏族之中，称为“霍尔巴”人。而在甘孜地区东部康定、泸定等，由于汉族入居者多，汉族与藏族长期相处，相互通婚，藏族亦有融合于汉族者，汉族亦有融合于藏族者。据民国18年（1929）《边政》二期所载任乃强先生康区视察报告称：康定县有汉族4800人，汉藏混血族1万人，藏族等4.24万人。民国26年（1937）出版的《西康纪要》称：康定县的藏族占50％，回族1.5％，羌族1％，氐族5％，汉族 47％。泸定县回族占0.5％，汉族95％，其他民族占4.5％。九龙县藏族占50％，汉族占43％，其他民族占7％。其他各县藏族平均达80％以上。据1964年甘孜藏族自治州人口普查，全州50.6311万人中，藏族为36．9377万人，占73％，汉族为 12.5488万人，占24％，彝族为9898人，占0.2％，其余为回、羌、纳西等族，各民族在甘孜地区的杂居和融合，促进了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这里既有藏族的宗教文化，也有汉区的儒家和宗教文化，也有回族的宗教文化和其他各族的宗教文化。人们相互吸收，彼此渗透。特别是折多山以东汉族人口密集，汉族文化更十分浓厚。这样，整个甘孜地区居民与四川汉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就密不可分，从清代开始，甘孜地区就历史地成为四川省的一部分，四川与西藏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
载《四川藏学研究》（四），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