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 给表兄文运昌写一还书便条：“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这个便条是毛泽东由长沙回韶山过春节期间写的。
4月4日 到芋园（芋园是杨昌济、黎锦熙等创办的《公言》杂志社址，在长沙浏阳门。）访黎锦熙。黎锦熙看了毛泽东的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月5日 向杨昌济谈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杨昌济听后，对毛泽东给以鼓励，寄予期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梁任公，即梁启超，号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4月11日 和萧子升、熊光楚到芋园黎锦熙处，继续听黎锦熙讲读书方法。
4月18日 和李少青、周执钦在黎锦熙处，谈《公言》杂志问题。
4月25日 在芋园听黎锦熙讲述“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5月2日 在芋园同黎锦熙等谈论如何做学问。
5月7日 下午三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九日下午六时前答复以解决中日间“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九日，袁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
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一师学生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并作批注，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5月9日 在芋园同黎锦熙谈读书问题。
5月23日 为悼念湖南一师同班同学易昌陶书写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5月30日 同熊光楚、王季范在黎锦熙处讨论改造社会问题。此后，常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向杨昌济、黎锦熙求教。同时，与同学蔡和森、陈昌、萧子升、熊光楚、萧三等组织哲学研究小组，请杨昌济指导，对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进行定期讨论。
学期末 为反对由校长张干提议、省议会作出的要学生缴十元杂费的新规定，一师学生掀起驱逐张干的学潮。毛泽东在学校后山的君子亭改写一传单，广为散发，历数校长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学生，经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员劝说作罢。七月，张干被迫辞职（1950年10月，毛泽东对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熊瑾玎、周世钊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很会讲话，三十几岁就当第一师范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不高兴他，我估计他一定要向上爬的。他要爬上去是容易的，结果他没有向上爬。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1951年9月，毛泽东邀张干赴京，在中南海设宴款待，并请就首席。）。
6月25日 致信湘生，谈治学问题，对自己过去强调自修、不重视课堂学习有新的认识。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谈到自修问题，信中举康有为、梁启超为例：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信中说：“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信中还谈到人才和交友问题，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随信抄录了为哀悼亡友一师同班同学易昌陶而写的一首挽诗：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馀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7月 暑假期间，同陈昌住在浏阳门芋园内，探讨学问，互阅日记。十一日至二十一日，同陈昌多次聆听黎锦熙讲读史方法、研究方法、读书自习方法，并向黎请教文字学问题。黎介绍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群学肄言》的“缮性篇”。三十一日，黎锦熙看了毛泽东的日记，认为“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
同月 致信萧子升。以“用之而弥盛”的道理，说明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重要。说“锻工不藐其腕而硕其腕，簸夫不纤其胫而肥其胫”；并说自己近年来的进步，“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
8月8日 在芋园同黎锦熙谈治学和政事。十一日，又在芋园同黎锦熙长谈读书方法，黎锦熙告以“读书须与校课相联贯”。十三日，由芋园返回学校。
8月29日 和萧子升、张平子（张平子，当时任长沙《大公报》总编之一。）到黎锦熙处，长时间谈论治学问题。
8月 致信萧子升，谈人生问题，说“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信中抄录了近来写的一篇日记，题为《自讼》，以匏瓜、牡丹相对照，说明做人不要华而不实。“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有的人像牡丹，“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
9月6日 写长信给萧子升，介绍近期同黎锦熙交谈治学问题的情况，并按黎锦熙嘱托告以研究学问的方法。信中说，黎锦熙不主张专攻古籍然后“涉新”，认为“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黎锦熙曾推荐读《群学肄言》“缮性篇”，随“取其书遍观之”，认为该书名为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可以看作是百科之肄言。信中说，国学“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还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即读一篇而及于全书，并加以详细研究，使“国学常识罗于胸中”。信中推崇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一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一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施于内而遍于外。
9月15日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创刊。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深受其影响。
9月 为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罗章龙看到启事，当即回信约见。毛泽东很高兴，复信说“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并约定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相见。两人谈了三小时，谈治学、处世、人生、宇宙观和社会改造问题。分手时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9月27日 复信萧子升，再谈求友的迫切心情，说“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11月9日 致信黎锦熙，劝他不要在袁世凯政府里做官（1915年9月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育部的教科书编纂处，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据黎锦熙1952年解释：“信中‘大厄’是指北京袁世凯正在准备做皇帝。这年筹安会成立，鼓吹帝制，附和者不少，所谓‘恶声’。”），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有可急图进取”。说黎锦熙致力于教育，“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切望黎锦熙“急归无恋”。信中述说了自己对学校不满意、郁郁不得志的心情：“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很想离去，“就良图，立远志”。
11月 被选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1913年秋该校创设技能会，1914年改名自进会，1915年又改名为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这一职务毛泽东连任四届，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毛泽东在学友会作了大量会务工作，是他走上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开始。
12月12日 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
12月 致信萧子升，请帮助找《君宪救国论》（《君宪救国论》是杨度1915年4月写的一篇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文章，得到袁世凯的赞赏。）一阅。又说，近日校中将印发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书文，请萧题写书名《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汤、康、梁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印出后，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的名义广为散发。）。
本年，湖南和全国一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激烈，长沙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成为公开进行反袁演讲的场所。毛泽东和一师同学，经常在星期天去听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