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952年 五十九岁

1月1日 晨二时，阅中南军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和谭政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三时关于将军队整编和“三反”运动结合进行的电报后，对中南军区党委的指示写批注并复信谭政。对指示第五项中的“在贪污可能较少，铺张浪费可能较大的部门，则以反铺张浪费为主”这句话，批注：“这一条不妥。一般机关人员从司令部、政治部到连部，也有贪污人员，他们可以这一条为借口，只反浪费，不反贪污。必须使一切机关、部队、学校既反浪费，又反贪污，凡有贪污现象者皆须彻底肃清。”对指示第九项中的“这一运动的发动时间，可依整编转业任务而定，就是整编转业工作繁忙的单位，为了不致妨碍整编转业，应在整编转业工作布置大致就绪后发动，并与整编结合进行”这句话，批注：“这样规定不妥。各级军区和被整编部队均可以这一条为借口，注重整编不注重三反。”毛泽东给谭政的复信说：“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但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请考虑改正。此外，请注意：（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盼望你们的捷报。”晨三时，致信林彪：“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指毛泽东1951年12月31日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的电报的批语。）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处，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毛泽东随即派机要秘书持此信乘飞机到汉口面交谭政，要谭政亲收，并写收条。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敌人是急于取得妥协，但他们仍然坚持限制机场，干涉内政，这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妥协的。我们不要性急，还应拖他几天。这两天仍要着重痛斥其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狂妄要求，表示我方绝对不能接受。

同日 下午，和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张奚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52年11月又任教育部部长。彭泽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等二十九人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在怀仁堂举办的元旦团拜会。毛泽东致祝词，祝贺各条工作战线在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胜利，并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接着，出席团拜宴会和音乐舞蹈晚会。宴会后，由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献礼、献旗。

1月2日 为转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党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志愿军已有两个军（二十六军和四十二军）及一个兵团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三反斗争和做了节约计划，国内则除六十六军外，还没有收到报告。原因何在，速即查报。”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和关于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示报告，起草批语，指出：“将这个指示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发所属各级军区一律仿照办理。必须这样做才能取得主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华东军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但现在已完全主动了。”“批准华东军区党委会关于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求，只要团以上各级负责同志下定决心结合整编工作有力地、深刻地发动三反斗争，第一次报告推迟至一月底是可以的。”华东军区党委的指示说：华东部队中贪污浪费的倾向是严重的，其原因主要是各级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布置整编工作时忽视了“三反”。因此，必须加强“三反”工作，在干部和部队中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性的坦白、检举运动并进行检查，揭露和处理最严重的贪污浪费腐化案件；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三反”斗争上。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修改后的我方对案（这个电报及我方对案，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对案提出：双方保证于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双方各指定同样数目的委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及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议的事件；双方同意邀请可为双方所接受而未曾参加朝鲜战争的中立国家，在得其同意后，派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监察机构。

1月3日 晨一时至三时四十分，听取薄一波汇报中央直属党、政、军、团、群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央直属总党委扩大会议部署限期发动“三反”斗争的情况。

1月4日 晨五时，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批示：“很好，可即发表。”在社论稿中的“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段中的“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之后，加写：“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将“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变质的分子，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一段中的“变质的分子”，改为“叛徒和毒虫”。社论于本日发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指示如下：“中央财政部党组这个报告（指中共财政部党组1952年1月2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即财政部党组1952年第4号报告。）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此外，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中央此电，连同薄一波同志给毛主席的信（指薄一波1952年1月3日为报送中共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信。）及中央财政部党组第四号报告，均可在党刊上发表。”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西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江西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认真地和有力地解决了问题，和有些地方党委所作空泛无力的报告大不相同，请在党刊上予以发表。”江西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的主要措施：（一）省级机关拟召开代表会议，进一步动员群众，组织公审，处决几个突出的贪污犯，以打开局面；（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三）监委、纪委、检查署和法院联合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专门处理重大案件和接受群众控告、检举。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二日关于大贪污犯的逮捕权及判决权问题回复山东分局并向中央请示的电报，批示：“请薄一波同志拟复，同时告知各区。”六日，审阅修改薄一波起草的中央给华东局的复电稿。在复电稿的“一月份内只应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案件并进行审讯，而不必忙于处决”一句后，加写：“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复电稿同意华东局在电报中的意见，即：将一般的大贪污犯的逮捕批准权交地委及各直属市委；对有全省及全国影响的人士因贪污需加逮捕者，应报请省委或区党委批准，重要者应报华东局或中央批准；对贪污犯的判处徒刑和死刑，应该经过司法机关并按惩治贪污条例办理。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二日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调拨与建设计划给毛泽东并朱德、周恩来、林彪的请示报告，批示：“这个计划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以四十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四十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报告提出将全国工程部队增至二十一个师二十一万人，另以十九个师十九万人组成屯垦部队等计划。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三日关于山东回民支队整编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整编中，应从政治上考虑，保留这个部队和它的原番号，并留在地方部队中。毛泽东批示：“刘格平（刘格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阅后，送聂荣臻同志办。（一）同意保留原番号，作为地方部队；（二）过去华北编散回民部队的经过望聂查明报告；（三）请刘格平同志经常注意，有对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处置不妥当的，向我直接提出意见。”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今日会议可仍本既定方针，着重驳斥敌人现在叫嚣着的几个荒谬论点，必须揭穿敌人正在增加兵力，企图造成威胁，如此何能达成公正平等的协议，而我方所主张禁止增加兵力、反对干涉内政，是利于稳定停战局势而达到和平解决目的。

1月5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北京市委的报告指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三日关于组织检查团检查“三反”工作的决定，起草批语：“华东军区组织检查团互相检查的办法很好，望各党政军民系统仿照办理，迅速推动三反斗争的发展和完成。”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一月一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彭真同志阅。请你们对贪污浪费轻重大小如何处理问题加以研究，于十天内将惩治浪费条例起草出来，并将惩治贪污条例加以修改，于一月十六日交我为盼。”浙江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对浪费处理和对贪污处分的意见。

1月7日 晚上，听取薄一波汇报。

1月8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天津市“三反”运动的情况。

1月9日 就军事系统的“三反”运动报告的处理问题，批示萧华：“军事系统的三反报告有需处理的，一概请你们处理，包括军委各部、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一般问题在内。只有若干特殊问题，必须经过我才能解决者，则由我来处理。我主要是管党政军民都有关系的一些问题的指导。”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一月三日关于“三反”斗争给西北局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指出：“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贪污情况比甘肃还要严重的地方，在其报告中却说成不甚严重，贪污人数甚少，款数不多，这是不真实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报告欺骗了。”甘肃省委的报告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全省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大小干部都有，只是程度不同，中央提出开展“三反”斗争是非常适时、万分必要的。

同日 晚上，同粟裕谈他的工作分工问题。粟裕曾于一月四日致信毛泽东，说他已出院开始工作，请求以半个月时间了解各方面情况，再行具体分工。十日，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粟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管理作战、训练及海军、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工作。

1月10日 晨，听取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汇报工作。

同日 为转发罗瑞卿一月八日关于公安部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及公安部门等的批语，指出：“请你们密切指导公安部门都照中央公安部的方针和办法在全国三十万公安人员中开展一个彻底的猛烈的三反斗争，将一切污毒洗干净。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中央公安部的作法也是一切机关部队所应仿效的。”公安部的报告说：一周来，公安部的“三反”斗争已经进入贪污分子坦白和群众性检举的高潮。运动的步骤是由上而下、先内后外，即先把领导人检查好，群众满意了，领导人进入阵地并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斗争火力就立即烧到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身上。

同日 为转发空军党委一月四日至八日逐日的“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空军党委的方针和办法是正确的。只要这样做，无论什么贪污分子也能揭露出来，浪费和官僚主义均将一扫而光。像空军直属部门这样的大单位，除复杂案件外，大约有两星期左右即可解决问题。这是具体生动的报告，可供各单位参考，请在党刊上发表。空军党委在三反紧张期间每天反映情况的方法，也是很好的。”空军党委的报告详细汇报了每天运动开展的情况，说他们开展运动层层实行首长负责，带头检讨，从而发动了群众，敢于揭发批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已转到广泛号召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人自动坦白，同时组织调查小组到商人中去调查，设立征求意见箱让群众进行检举。

同日 为转发彭真一月九日关于天津市“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同意彭真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述天津市委在干部超支问题上所作的三类分析，认为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请各级党委即照这种分析在党内外传达，以利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把干部超支分为三类：不可避免的超支、生活铺张性质的超支和腐化性的挥霍。经过这样分析，特别是进行了检讨后，有些仅有第一、二类超支，尤其是仅有第一类超支的干部，在“三反”斗争中就心平气和、理直气壮了。

同日 阅山东省军区党委一月六日关于军区第二届生产会议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阅后送粟裕同志：山东军区关于部队生产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我觉得是好的。军事系统的生产问题，暂时还只能这样办。这就是以大军区或二级军区为单位执行‘管而不动，听候命令（即经批准才能开支）’的方针。”山东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他们将三级军区的企业全部由二级军区原封不动地接管，严格控制生产盈利的开支，必须在先造预算经审查批准后才能开支。

同日 为转发西康省军区党委一月六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紧急指示，起草批语：“此件很好。真是雷厉风行，没有拖泥带水，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参考。”西康省军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改变平时工作方法，大张旗鼓，雷厉风行，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斗争，整编工作一律暂缓。要在一月份内做出显著成绩，彻底解决问题。

1月11日 晚上，接见回国汇报工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员洪学智，了解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志愿军的作战和后勤保障情况。在谈到朝鲜战局时，毛泽东说：对朝鲜战争要作持久的打算。在得知有的部队不少战士由于营养缺乏得了夜盲症时说：应该给战士增加营养，给他们每天吃一个鸡蛋，我们还是做得到的。要想想办法解决运输中鸡蛋容易打碎的问题。又说：你回去以后对彭总讲，你们要经常向金日成同志请示汇报。如果彭总工作太忙走不开，就由邓华和你去汇报。

1月12日 晚九时，听取薄一波汇报各大军区“三反”运动的情况。

同日 晚九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刘景范（刘景范，当时任中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出席。

1月13日 为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指出：“机关生产在三反斗争中已名誉扫地，很多机关要求立即交出，但由政府马上接收还有困难，在目前几个月内仍应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听候政府处置。这就是‘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华东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办法很好，北京、天津也是这样做的，请各大中小城市都照这样做。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在斗争中注意组织三反的统一战线，酌情照顾民主人士。”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一月四日关于处理机关小家当的请示报告，批示：“请陈、薄、李（陈、薄、李，指陈云、薄一波、李富春。）三同志商复，请薄主稿。这不是中南一处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要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包括党、政、军、民在内。如一时不能拟妥，迟几个星期也可，可先用电话通知邓子恢同志。”中南局的报告指出：中南地区机关小家当异常普遍，财产很大，估计有两万多亿元，可能达到三四万亿元。其中很大部分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

同日 指示同意薄一波一月十二日的来信及转报的李富春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科学院下一步“三反”运动的布置，首先是确定对科学人才必须保护不伤的原则，已检讨者如不能过关，则帮助其过关，未检讨者（如所长）不必点名要其检讨。对著名科学家的住房、汽车、暖气等问题，首先在党团员中说明这是政府批准的，不是浪费，更不是贪污，然后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其次，决定科学院进行“三反”运动的方针需要与科学院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主要使科学家了解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错误的危害性及其来源，即在科学院中也有此种问题。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在科学家中主要的是启发思想与思想改造相结合。

同日 阅习仲勋一月十日关于入藏干部应做好民族工作的来电。来电提出：我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过早征收于我不利；在游牧区也不应提“反恶霸”口号，半农半牧区也不进行土改。有了以上措施，才可大大地安定牧区人民和发展牧区经济。毛泽东批示：“请李维汉、刘格平二同志商复。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值得注意。”

1月14日 为转发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关于“三反”运动以来市场物价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指出：“陈、薄、李一月十一日关于市场物价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过去一个多月的三反斗争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已开始见效，国家的支出已开始表现正常，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已开始受到打击。望我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同志坚持奋斗，彻底完成三反任务。”报告说：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份物价较上月下落百分之一，较九月底的指数下落百分之二点三，一反过去每月上涨百分之一的情况；同时货币流通量增加，存款增加，外汇、金银黑市下落，出现了金融和物价进一步稳定的局面。这是开展“三反”运动以来所收到的初步成效。

同日 为转发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军分区一月九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批语，指出：“我们愿意看见各级军区和各军有像集宁分区这样的检讨，不愿意看那些好像太平无事的报告。集宁分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关和部队，必须从头做过，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编，三反一天没有做好即一天不进行整编。”

同日 为转发贵州遵义军分区一月五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同日 就我方在朝鲜停战谈判第三、第四小组会上的对策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指出：“同意来电所提意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新华社十三日讯，敌机一批十六架，于十三日十二时二十七分侵入沈阳、本溪、抚顺及辽东清原、新宾上空侦察。同日十二时七分，敌机四批，分别侵入辽东省桓仁、辑安、通化（通化，今属吉林省。）、宽甸一带上空侦察，其中一批飞机四架，余三批各为十六架。敌机这种行动，目的在迫我就范，故你们愈要坚定，不稍示弱”。

1月15日 晨二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你们方针很好，望主动积极反击敌人。”李克农十四日晚十一时来电说，第三小组会上，我方将仍坚持既定方针，集中打击对方的挑衅行为，但不回避修建机场问题；第四小组会上，则继续历数其提案在战俘问题上的荒谬之点，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说理的态度，不给对方以抵赖的借口。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的通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看了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的报告，甚为高兴，方针正确，劲头很大，望全军仿办。以此为标准去检查所属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第三周情况的简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西南军区党委一月十二日报告很好，其经验和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报告所述经验，大体相同。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把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拿华东军区和西南军区这两个报告为标准去检查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报告，就可以看出哪些是认真作检讨和认真发动群众斗争的，哪些是空话连篇，敷衍塞责的。对于这两类报告，必须表扬前一类，批判后一类，使三反斗争迅速开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十三日关于划分贪污和浪费界限的四类标准的电报，起草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同意华东局一月十三日电所述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第一条略有修改），这和天津市委的三类标准是基本上一致的，望各地注意这种划分，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华东局将浪费基本上分为四种类型，即经验不足造成的浪费、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浪费、经过组织批准的个人超支或为提高机关集体生活而造成的浪费、腐化性的挥霍，前三种不能和贪污相提并论。

同日 为转发贵州省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三日简报第一号，起草批语，指出：“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制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者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请你们以贵州的报告作标准去检查所属的报告，一切不痛不痒的报告，千万不要相信。”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十五日关于原冀中回民支队仍编为地方民族部队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在全军第二步整编时，将原冀中回民支队由六十八军调出来，照山东回民武装办法，组成地方性的民族部队。毛泽东批示：“同意所拟办法。送刘格平、李维汉同志阅，退聂办。”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萧华、杨立三出席。

1月17日 阅张经武一月十六日关于拟请毛泽东等为西藏军区成立题词给聂荣臻的报告，批示：“聂：中央诸同志不要题词，张经武亦不要题词。”

1月18日 阅陈毅一月十六日关于华东部队“三反”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和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的报告，起草给陈毅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指出：“请注意在第二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即是嫌少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来。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一天至两天，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通过财经报告。这个建议极好，可以在三反后保持群众民主斗争的锐气。”

同日 晚八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天津市“三反”斗争等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刘澜涛、黄敬出席。

1月2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在各地的企业、学校、办事处的“三反”斗争由各地党委领导的指示稿，加写第二条：“（二）凡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政府及军区和军队在各大城市所设办事处、采买处，均由所在城市的党委领导进行三反斗争及整党，有阻碍三反及不服从领导者照上条（指指示的第一条，其中规定：凡有阻碍“三反”斗争或不服从当地党委领导者，由当地党委负责处理，并向中央作报告。）办理。”

同日 审阅吴法宪一月十六日关于空军参战各师是否算志愿军的请示报告，批示：“应算作志愿军。”

1月21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对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并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薄一波的报告提出，为了把“三反”运动推向高潮，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几个政策性问题，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犯有贪污的国家工作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刑事处分、行政处分或免予处分；对民主人士、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政策，基本上是坚定地团结他们，又使他们在这个运动中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等。毛泽东对报告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一）加写：“贪污一百万元左右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这些人，一般均须从轻处理。”（二）在报告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所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一句后，加写：“如果认为对这个基本政策已有改变，那是错误的。”（三）在报告的“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于罪恶不大的工商业家，应争取他们自动坦白、悔过自新”一句后，加写：“争取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态度。对于作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家，必须予以保护，并团结他们向不法商人作斗争。”（四）在报告的“在对于贪污不满一千万元的国家工作人员”一语后，改写一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其情节较重者应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其情节较轻，又能真诚坦白，酌情退赃，在群众面前公开悔过，并保证以后不再贪污者，一般可免予刑事处分，而分别给以行政处分，如撤职、调职、降级、记过等。其中有些对革命有功、偶然失足、情节甚轻者，可免予处分。还有些迹近贪污，但按实际情形不能叫作贪污者。所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应责成他们积极参加反贪污工作，争取为人民立功。这样规定，就可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免予刑事处分，以期更快地教育改造他们。”中央批语指出：“（一）批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一月十九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央作了一些修改），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级党委和党组（地方至县委为止，军队至师委为止），一律遵照办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二十日第三小组会上，你们的态度近于消极应付。“应正面说明‘为了保证停战协议的稳定，我方已经就第三项议程的条文，作了一切合理的建议，再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现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承认了这一点，而你方还要蛮横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限制机场的无理要求，这完全是为了拖延和破坏谈判，没有其他任何理由’。”

1月22日 致电中南军区谭政和华东军区陈毅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指出：“你们两个大军区规定一月份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我们亦已同意。现在看来不妥，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时间照前通知延至二月十日。请你们至少每三天和各军区各军用电话通话一次，不要单靠电报。你们两大军区所属各军区和各军的三反报告，有许多单位劲头不足，空话太多，不能令人满意，请你们给以批评，严令他们限期检讨，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华北军区一月二十日的报告很好，这即是中央的意见，请你们一体遵行。”“三反必须做彻底，做完再整编。”“请你们注意打大老虎。”华北军区党委的报告提出下一阶段集中力量捉“大老虎”的部署。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华北局机关“三反”运动补课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指出：“华北局所提出的问题（官僚主义）应在此三反斗争中予以解决，并将解决的结果报告中央。”

同日 阅钟赤兵一月二十一日的检讨报告，批示：“检讨很好，只要尽情揭露和适当处理民航机构一切贪污浪费事件，并加以整顿，建立新制度，就算完成了此次三反斗争任务。对个人生活则加以约束，遵守制度，也就好了。”

1月23日 阅纺织工业部一月二十一日关于部属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盲目施工造成严重质量问题的检讨报告，批示：“周、朱、陈、富春阅。此事值得注意。如此盲目施工，危险极大。”

同日 为转发空军党委一月二十二日关于空军直属机关“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提出“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批语指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省委一月二十日关于“三反”斗争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山西省委这个报告极好，务请同志们精读几遍，注意仿行，并在党刊上登载，使广大干部看到。”报告说：从已突破的大贪污案看，多数是由几个贪污分子甚或与奸商共谋的。要发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盗窃、反暴利的斗争，作为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正面战场与“三反”运动密切配合。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安子文、杨尚昆、萧华出席。

1月24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关于增加空军能力一点，可在驳斥对方荒谬要求时说明：我方所提双方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力量，包括作战飞机的条文，即是双方不得在停战期间增加空军力量的保证。至于朝鲜境内任何设备的修建，则完全属于内政范围，你方绝对无权过问。

同日 晚上，同本月初赴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视察刚回北京的刘少奇谈话，周恩来、朱德参加。

1月25日 同粟裕谈话，指出：华东军区最近的“三反”措施是好的。这次“三反”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但对资产阶级中奉公守法的还是要团结。打“老虎”要彻底，“老虎”不打光，就不整编。打“老虎”先要把领导人从楼上接下来，并解放中小贪污分子，孤立大贪污分子。北京已宣布贪污五百万元以下又能自动彻底坦白者免除刑事处分，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者按情况从轻处分，因而争取了多数，组成了“打虎”的部队。但各地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要宣布得太早，要在本单位中小贪污分子大体上搞完时宣布；第二，对贪污五百万元以下的，如果是贪污党费、慰劳捐款及使公家遭受巨大损失的，仍要视情况给以行政处分。

同日 阅第一航空学校党委一月二十二日关于“三反”斗争一周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送杨尚昆同志：中央办公厅须要开一次这样的会，范围可在科级以上，认真检讨全厅工作，制止浪费，并定出追查大中小贪污的计划，一定要把一切贪污分子查出来。”

同日 阅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党委的“三反”斗争报告，起草给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批语，指出：“从你们的指导文件看来，也是着重在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没有着重反贪污。当然，运动开始可以从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入手，以此作为运动的第一阶段，但第二阶段必须使各级领导者和群众将斗争的火力集中到反贪污的目标上去”。“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一千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一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

同日 致信钟壮湘（钟壮湘，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一月七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甚念。暌违日久，不悉吾兄经历，未知所宜何事。惟据来信说，曾以教育为业，如愿从事教职，似可与当地主持教育的同志试为谋之。”

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一月二十六日关于结束“三反”要经过批准等问题的紧急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华北局这一文件应成为各地的共同方针。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

1月27日 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从民主检查转入清查贪污的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要求“全军一切落后单位至迟均须于二月十日或十五日进入打虎阶段”。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二十六日关于“打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二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二月份不整编，全力做“三反”。争取在二月二十八日全军老虎打完，结束“三反”。

同日 阅朱德一月二十六日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陈、彭真阅。同意这样作，请安子文同志根据此项意见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朱德的报告说：为了克服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等缺点，提出以下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李维汉、安子文、杨尚昆、刘澜涛、萧华出席。

1月28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七日关于“打虎”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介绍了北京市“打虎”的情况和办法，说“据称此种办法甚为有效，许多原以为没有或很少老虎的，查出了许多老虎。现在北京市机关企业暂定大老虎一百只，工商界三百只，共四百只，看来只会多，不会少。请你们参考中央和北京市两处经验，规定自己的打虎目标”。

1月31日 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致电高岗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电报指出：处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给刑事处分的小贪污分子，按照中央已通知的方针，除个别情节甚轻只要坦白悔过，酌情退款，保证不重犯，可以不给行政处分者外，一般都应分别给以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对付资本家须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各城市准备条件不一致时，不要同时动手。又须有步骤。我们可以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中小资本家站到我们方面，或者保守中立，使百分之几（北京是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社会舆论也就完全变得于我们有利了。这时我们对于大约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即行贿盗窃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在经过检查取得确实罪证之后，就可以给予惩处。我们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可能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我们，而不会怨恨我们。这样也就可以用内外夹击的方法，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

同日 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当然我们从来就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出发，我们随时都警惕着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的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可能。在这方面，不论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准备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

2月1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准备在北京市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稿，晨三时批示：“有所修改，请周酌定，于上午十时以前退薄一波同志收。”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两段文字：（一）“王丕业和夏茂如一样，是个建筑工程师。他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帮助人民政府检查出许多营造业奸商的偷工减料行为，追回金额共达八十余亿，算是做了赎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贪污罪不是自动坦白的，而是被迫说出的，故应处以五年徒刑。又因其坦白尚彻底，并已立功赎罪，故予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孙建国原是共产党员（早已开除党籍），又是革命军人，竟敢勾结私商，贪污受贿，本应严办，姑念他在此次反贪污斗争中完全自动坦白其罪行，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处以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夏茂如、杭效祖，则均应给以降一级使用和记大过一次的行政处分，以示惩戒。”（二）“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

同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命令指出：“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同志们要知道，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今天，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为此目的，除各特种兵和大部分陆军，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警惕地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国防外，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同日 致电张宗逊并告习仲勋，指出：西北军区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二月全月应深入进行“三反”，着重反贪污，尤其着重打老虎，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不许整编。

同日 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关于志愿军空军第三师八十六天战况的综合报告，写批语：“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综合报告说，第三师飞行员在与敌二十三次作战中，取得击落敌机五十四架、击伤九架的战果。

2月2日 就乔埃致信南日提出双方指定小组代表团以讨论第五项议程的建议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即由你们起草南日同志的复函，说明我方同意在讨论第三、第四两项议程的同时，讨论第五项议程。现拟定原则草案如下：“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兹建议由敌对双方，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为一方，联合国有关各国政府为一方，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各指派代表五人举行政治会议，协商：（1）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2）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陈毅、粟裕电：“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同日 为转发李富春在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一月三十日汇报会议上的“打虎”总结报告，起草发至省军级的批语，指出：“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许多同志忽视算账，专去逼供，这是不对的。”“大老虎不限一亿元以上，富春报告中所说的六条都应算作大老虎（李富春报告中提出的6条是：（一）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二）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三）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四）贪污在5000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五）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位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六）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跟着清查经济内奸的发展，必能清出许多政治内奸，有些经济内奸本人即是政治内奸，务请同志们注意这点。”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天津工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刘澜涛、罗瑞卿、安子文、萧华、黄敬出席。

2月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将整党报告改为“三反”报告的通知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的“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这段话后，加写：“（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2月4日 为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对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意见，分别致电贝鲁特、哥特瓦尔德（贝鲁特，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主席、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中立国监察机构，美方提议双方各请三个没有部队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每个国家指派一个将级军官为代表，共六人，组成这个机构。我们已同意这个办法，并拟请苏联、波兰、捷克三国派出代表，以便与美国拟请的瑞士、瑞典、挪威三国的代表平权议事，并好行使否决权。”

同日 为转发三个关于“打虎”的文件，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现在中央一级和大行政区一级都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但省市一级和地委一级则还不能说都有丰富经验，特别是地委一级经验尚少，所以还有许多报告说不出内行话，而是属于‘空话连篇’一型的。对于这类报告，必须立即予以批判。”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稿，加写一条：“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

同日 致电胡志明，感谢他对中越建交两周年的祝贺，指出：“我确信：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与自由的坚决不懈的持久斗争，在您的领导下，在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下，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2月5日 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华东军区等的负责人，指出：你们打虎成绩还很小，你们还没有订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军区系统打虎也不起劲，应由分局负责统一指挥他们。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电：“中央决定派彭真同志去华东帮助三反和五反工作，重点放在帮助上海市委开展五反斗争。派罗瑞卿同志去中南帮助上述同样的工作，重点放在广州。”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对三名贪污犯的处理决定的复电稿，加写一句话：“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同日 下午，同罗瑞卿谈话。

2月6日 阅中共劳动部党组二月六日关于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进攻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薄、富春阅，退李立三办。应通令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照所拟办法揭露和处理各种错误和犯法行为。应公开在报纸上予以揭露和批判。”报告提出的办法主要是：对接受资本家贿赂，处理劳资争议中袒护资本家、出卖工人利益的人，要比普通贪污分子加重处罚；各地劳动行政部门应选择上述典型，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做一次组织上的清理工作等。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饶漱石、杨尚昆出席。

2月7日 阅薄一波二月六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打虎”总结和部署的报告，起草给薄一波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请各中央局考虑在二月份仿照中央一级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办法，审判各大行政区一级的数名大贪污犯（一亿元以下的中小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其中有判死刑的，有判死刑缓期的，有判长期徒刑的，有判短期徒刑的，有判徒刑缓期的，有判免予处刑的（此项须给行政处分），借以推进打虎斗争。”

同日 批示彭真：“北京市公审资本家，提议推至下星期举行，以便在下星期一以前我们再研究一下。”

2月8日 阅杨耕田（杨耕田，当时任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察哈尔省军区政治委员。）二月五日关于判处大贪污犯死刑的请示报告，批示：“周：我已要彭真将北京公审资本家事延期举行。张家口目前不要公审为宜。”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连队中开展“三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有些连干军阀主义严重者，团营领导上须作充分准备，使连干在战士面前作好检讨，否则群众不平之气突然爆发，连干将无所措手足。连干中之错误严重不撤不足以平公愤者应予以撤换。”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指示如下：“（一）春耕即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二）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区乡两级的三反应放在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并应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统一号令之下进行。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指示如下：“鉴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关于行政处分的项目，除中央已规定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四项外，兹再增加警告一项，共为五项。估计有很多小贪污分子，例如五十万元以下而情节不严重者（此类人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关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而免予刑事处分者，如是党员团员，他们的党籍团籍问题，如何处理，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关于一切应给刑事处分的人均须立即开除党籍团籍，中央已有通知，请你们一律遵行。关于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也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以及免予刑事处分而给以行政处分等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已于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事件中，给了方向的表示。”同时，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此件主要目的，是行政处分中增加警告一项，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是否适当，请审示。”

同日 阅高岗二月六日关于东北“打虎”计划的报告，复电高岗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指出：“东北计划打大虎四千只，中小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个别单位（例如华北第十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10日 阅刘澜涛二月九日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同日 阅张宗逊、潘自力（潘自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关于西北军区整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军委的指示，复电张、潘并告习仲勋及各中共中央局等的负责人，指出：“你们二月六日指示各部研究整编中的干部配备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是错误的。这只会分散各级领导者的注意力，是对于三反斗争的一个打击。请你们立即重发指示全力进行三反。禁止下面谈整编，首先要禁止你们自己谈整编。”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中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济南市委的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济南市委的报告说：在“五反”的坦白限期内和限期过后进行检查时，都要以厂店为单位举行劳资见面会议。会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要争取多数直至全部职员投入“五反”斗争。

同日 为转发王鹤寿、吕东、安志文（王鹤寿，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吕东、安志文，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二月四日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打虎”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王鹤寿同志等的打虎经验极有用，请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报告说：从已经查出的大贪污犯来分析，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互相勾结；大贪污犯本人有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已经暴露有过贪污腐化行为，而又经手过大批资财者，深究下去，往往就是大贪污犯。

同日 阅王首道转报的湖南常德专署专员对荆江分洪工程勘察后的报告，批示：“此事请周总理商水利机关查明情况，速予处理。”报告提议，在进洪闸未建成前暂不分洪，以免使长江改道，湘西北受灾。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水利部召开会议，研究荆江分洪工程问题。二十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负责人和湖南、湖北两省有关人员开会，研究紧迫的荆江分洪工程问题。会议提出《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草案）》。二十五日，毛泽东阅周恩来的来信及决定草案，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并请周将他的信抄寄邓子恢。三月三十一日，政务院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其中指出：“一九五二年不拟分洪。如万一长江发生异常洪水威胁荆江大堤的最后安全，在荆江分洪工程业已完成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分洪，但必须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报请政务院批准。”

2月11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地、县、区“三反”运动和土改工作配合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并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关于在县、区、乡三级进行三反斗争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和不违农时，中央已有指示。在中南、西南、西北这些土改和复查今年还是严重任务的地区，中央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如将乡一级算入，三反运动势将成为贯穿全年的严重斗争’，这是因为既须不违农时，又须先完成土改和复查，方能进行认真的三反斗争。在东北、华北、华东三区只须注意（一）不违农时，（二）待省、地、县三级三反基本完成腾出手来，（三）准备好下乡的三反工作队，就可以进行区乡三反，并争取在秋收前完成，这是完全可能的。”

同日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致电斯大林，感谢两年来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电报说：“这些援助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中苏两国强大的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证，也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胜利的保证。”

同日 下午，先后同王稼祥、彭真谈话。

2月12日 为转发第六十六军党委二月七日关于“打虎”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许多部门的领导者不愿意担负多打老虎的责任，打虎预算甚低。上级分派任务，勉强承认，信心不高。有些人知道虎多，办法很少，打不出来。都因为没有认真研究情况，照六十六军同志们的话来说，都是官僚主义作怪。六十六军一个军的打虎预算是二百多只，是他们自己主动规定的，不是上级分派的（上级分派的任务太小）。他们完成任务很快，是因为他们真正钻研了问题，想出了办法。他们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但随即纠正了。我希望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都有六十六军同志那样的主动性，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二月九日关于华东局直属机关“打虎”经验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华东局的九条打虎经验极好，文字亦生动易读。请各同志将此件连同本日通报的六十六军的经验一起印成小册，发给所属打虎小组阅看。华东局直属机关的九条经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净的。目前全国县团以上干部大多数尚未完全从思想上解决打虎问题，请各同志严重注意这一点。”

同日 致信邓拓：“请将王芸生（王芸生，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公报》总编辑。）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文尾我修改了一点。”王芸生文章原载二月九日上海《大公报》，题为《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删去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人民日报》于二月十三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刘澜涛、安子文、萧华出席。

2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公审大贪污犯问题的指示。指示如下：“二月下半月至三月上半月，除大行政区在得中央批准后可以用公审方法审判一批内部的大贪污犯以外，工商界的大盗窃犯目前不忙于审处。各省市则内部的大贪污犯亦不忙于审处。至批准手续，华北局二月十日电所述应经中央和政务院总理批准，中央认为为慎重计，在头几批审判，是必要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东北局二月十一日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必须注意完成各项经济计划和防止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东北局此电所说在三反中注意维持经济工作和对付反革命活动两点，在全国都适用，请各中央局同样加以注意为要。”

同日 复电彭德怀、邓华、陈赓、甘泗淇并告高岗、贺晋年：“二月九日、十二日两电收到，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敌人很有可能乘我三反举行进攻，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击退敌之进攻，第一线部队应完全停止三反，全力对敌。”

2月14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加写一段话：“我们不要侵犯任何国家，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斗争是为打退向我国边疆前进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去的。从去年七月开始在开城和板门店举行的敌对双方的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尽了极大的努力，促使谈判走向成功。如果不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拖延，谈判应当早就成功了。今后谈判能否成功，仍系于美国政府有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如果美国政府在朝鲜方面也和我们一样具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则停战谈判是可能获得成功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可告对方，我方的三个中立国为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并声明双方应对彼此所提的三个中立国家同时表示同意。

同日 视察空军领导机关，对刘亚楼说：我们国家还很穷，经济还有待恢复，我们还要买苏联的飞机，要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人人都应注意节约。建设空军是很费钱的，我们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朝鲜战争时间估计不会长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三反”运动可以推迟以后进行。二月十五日晚十时，审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本日下午六时报送的关于空军部队作战计划的报告。作战计划提出：正在参战的空六师、空十九师要加紧寻找战机，求得锻炼；准备参战的空十二师、空十七师、空十八师陆续进入安东地区作战，从而使空军已组成的驱逐机部队到三月底前大部分能得到实战锻炼机会。毛泽东批示：“刘亚楼同志：我同意这个计划，可即照此施行。”

同日 视察海军领导机关，同萧劲光、刘道生、罗舜初（刘道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舜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等海军负责人商量：因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希望海军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先给空军，买抗美援朝战争急需的飞机，解决空军的问题。你们利用国内资金买材料，自己造，先造小舰。这样花钱不多，来得快，还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

同日 同彭真、薄一波谈话。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指示指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四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又分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不宜太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太多。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

同日 复电习仲勋：“二月十三日电（习仲勋在1952年2月13日电报里，建议中央推迟召开原拟于2月16日召开的公审贪污犯（包括若干情节严重的中小贪污犯）大会。）收到。（一）中央一级不准备对中小贪污犯举行审判；（二）西北大行政区准备在二月审判一批贪污犯是好的，应选择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一亿元以下的。并请先以量刑要点电告。”

同日 复信毛岳乔（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得到毛岳乔父亲在经济上的帮助。毛岳乔去世时，毛泽东曾寄去300万元（旧人民币）。）：“二月八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则未收到。你的生计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

2月16日 阅周恩来二月十五日来信。信中说：今日政务会议散后，我与陈云、薄一波两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看来，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信中还说，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给黄敬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这样做，在全国，至迟三月一号也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批示：“周总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

2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打虎”新计划，起草给中南局、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批语肯定中南局二月十三日“打虎”新计划，认为这个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批语指出：“就大城市大工矿区，铁道运输系统，国营贸易系统，税收系统来说，则必须在运动正式发动后两个月至多两个半月内基本做完，否则于经济不利。并且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志愿军党委电：“转来三十九军二月十六日电收到。该军主力停止打虎，转入战斗，处置很对。其他第一线各部凡发生同样情况者亦应如此处置。”第三十九军党委的电报说：今日五时半起敌人向我全线阵地猛烈炮轰，出动战车四十余辆，有大举进攻模样。为此，已令一一五师、一一七师暂停“打虎”，全力动员作战，粉碎敌人的进攻。

同日 为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全区“打虎”的报告，起草给习仲勋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各级军区的“打虎”工作，一定要受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的统一领导，否则不利，你们已经注意这点，很好。“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你们规定判徒刑须经超两级批准，判无期徒刑和死刑概归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批准，这是适当的。但撤职逮捕只宜一般规定须超两级批准，在“打老虎”的紧张期间有些须迅速处理者，在证据确实的条件下，应给可靠的主持人及其组织以当场处理之权，然后再上报追认。

同日 致信高岗：“为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去长春、哈尔滨两处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到后请你给他以指示。”

同日 晨六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根据停战协定草案第二条第三十八款对方自己所提关于中立国的定义的规定，对方绝无理由拒绝接受苏联为中立国。晚八时，又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关于敌人拒绝我方提名苏联为中立国一举，必须予以严厉驳斥。应指责敌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我方提名苏联为中立国，苏联是在联合国中不仅一向反对干涉朝鲜战争而且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最力的国家。

2月18日 为转发罗瑞卿二月十六日关于中南军区后勤系统“三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陈毅、贺龙、张宗逊、刘澜涛、高岗、彭德怀、杨立三的批语，指出：“请对你们那里后勤系统的三反打虎工作，严密掌握，务期彻底。至要至盼！”罗瑞卿报告中说，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极为严重，不仅中南后勤如此，全国后勤大体如此，应引起严重注意。

同日 阅公安部二月五日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劳动部二月十三日给大行政区及省市的劳动部门的指示，批示：“陈、薄、李及彭真同志：中财委及政法委各部门，都应仿照中央公安部和中央劳动部的作法，根据自己已得经验向各大行政区及省市的所属部门下达指令，指示他们进行反贪污和反资产阶级的进攻，指令内容要生动有力，不要一般化。”

同日 为转发中共贸易部党组和机关党委二月十八日关于“打虎”情况的报告，起草发至省市区党委，各财政、金融、贸易、工业及后勤部门等党组的批语，指出“大家注意肃清资产阶级的坐探及国民党派来的经济特务和政治特务”。报告说，贸易部已打的“大虎”中，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派进来或拉过去的经济坐探，占了半数以上。估计各大行政区贸易部和区公司、大城市商业局和市公司，也一定会有坐探。

同日 晨六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对方既不肯解释拒绝苏联为中立国的理由，你们即应按照十七日六时去电精神猛力追逼，放松则易陷被动，对宣传不利。

同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李克农（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双方现已同意的中立国定义是：“其战斗部队未曾参加在朝鲜的敌对行为的国家”。因此，我们不必反对无战斗部队参战的挪威和瑞典。如敌方坚持反对苏联，我亦有权反对敌方所提的三国，因双方必须一次同时同意对方全部提名。

同日 下午六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政治会议如果开成，必然是以派遣军队参战的国家为限。说中国无参加的权利，否认我国为有关一方的政府，那是吓唬人的，不要理他。如果敌人再说，应理直气壮地告他：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政治会议是无法开成的，更说不到解决问题了。

2月19日 为转发南汉宸、胡景沄（南汉宸、胡景沄，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二月十四日关于“三反”以来金融市场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一）银行负责同志这一报告，如同中财委所说，除对国营和私营工业最近减产情况没有正确反映外，其余各项估计及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二）请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注意这个报告建议各项中有关当地能做的几项，领导金融机关在三反和五反中予以解决。”报告汇报了“三反”运动以来金融市场的情况：物价继续下落，财政情况日趋好转，国家银行存款继续增加，贸易略有缩小，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入超和外汇不足情况已有转变，工业生产正常进行，私营商业加速改组。报告提出在此情况下，银行拟采取的措施有：结合私营工商业的“五反”，请各地党政部门积极掌握合营及私营银行钱庄的“五反”运动，彻底整顿改造行庄；适应物价稳定的新情况，对私利率及时下降百分之二十，货币储蓄月利率降至百分之一点二左右；货币发行不应紧缩，银行可适当增加贸易放款；加强外汇的运用，以避免风险；银行的“三反”运动继续开展；本年公债可考虑不发，印制债券工作似可停止。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敌人在朝鲜战场大面积空投苍蝇、跳蚤、蜘蛛的报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报告说，估计美军在搞细菌战，如此，防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当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已计划加紧化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和往前方派送防疫队与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等。

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反”、“五反”的两个报告，起草给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请各大中城市市委根据中央已发关于五反的指示去指导五反斗争，并吸取北京市的经验。”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说：“三反”、“五反”运动深入并进入最高潮后，对贪污犯和违法资本家要严格控制逮捕名单。只捕那些非捕不可的；可捕可不捕的或者可以缓捕的，即不逮捕或暂不逮捕。逮捕人数，工作人员不超过总人数千分之三，工商界不超过总户数千分之十。北京市委的另一报告，提出了对一些拒不交代的大的严重违法工商户进行检查的具体办法，并说准备二月底以前把百分之九十的工商户基本处理完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新的“捉虎”计划的报告，起草给华北局、各中央局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华北局二月十七日新计划收到，很好，发给各同志参考。其中说到追赃款及须有五天至七天的休整等项，是必要的，请同志们注意。”报告说：对于捉住的“老虎”，要查清赃物、赃款的下落，并令其吐出全部、大部或一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抽出一定人员管理其他日常工作，特别是春耕和工矿企业生产部门的工作。地委以上领导机关应随时纠正“捉虎”中逼供和硬凑“老虎”的现象。各地在组织两三个战役之后，应有五天至七天的停顿，以清理案件，总结经验，整顿队伍，然后再战。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复南京市委“五反”报告的电报，为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指出：“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强调开展斗争。”

2月21日 晨二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虫病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三百四十万人份的防疫苗，五千磅的杀虫粉剂及其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反对。”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我方应采取的对策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第二项（请示报告的第二项提出，建议我国政府成立非常防疫委员会领导处理有关防疫事宜。）是否马上办，请周酌定告我。”随后，周恩来批示聂荣臻、粟裕：“第二项现暂缓办，视情况发展再定，已报告主席。”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薄一波、李富春列席。

2月22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已告北京市委将守法工商户由一万户扩大为一万四千户左右，即是对有些有小问题的工商户向他们当面指出，他们有小错误，这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犯，但因其问题不大，应归入守法资本家一类。这样处理，使守法面大一点，对我们有利。”“哪些是守法户，哪些是半违法半守法户，在实行处理时，除要资本家自报公议，并须由经理和会计分别签字于调查表格外，还一定要本厂本店工人店员讨论通过。”“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其他城市，请各地同志酌情决定。”“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陷于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

同日 为转发谭政二月二十日关于中南军区“打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示：“请各大军区亦按中南所提部署去做，力争三月底完成全军三反任务，包括营连和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在内。四月一号起实行整编。”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战绩与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华东军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的批语，指出：“目前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再有一两个战役，即可基本解决问题，转入营连及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斗争。因此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兹派薄一波同志来你处，其任务是在华东局的决定下考察及帮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彭真同志因事暂不能来。”

2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请各省委就省城的五反加以精密研究，作出结论，以便正确地指导省城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务使五反在全国范围内不出大的偏差。”“因为三反、五反同时进行并要同时保证不犯错误，必须将县、区、乡三级的三反及县城和县范围内的市镇的五反，除少数典型试验外，一律坚决推迟到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各中央局和省委还应派员帮助一二个地委研究一二个中等城市的五反部署，并以经验电告中央为盼。”中南局的报告分析了在“三反”、“五反”斗争中中南区经济生活呈现的不正常状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同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打虎”不力问题的检讨报告，复电陈毅、谭震林和上海市委，指出：“希望你们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日，分为三期，每期五天，共十五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三月十一日起阵容整齐地正式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同日 下午，会见从朝鲜战场短期回国治病的陈赓，聂荣臻、萧华、杨立三参加。

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县、区、乡三级暂不进行“三反”和“五反”的指示。指示说：“县、区、乡三级的三反，除省委地委为了典型试验之目的，可以个别地进行以外，一律待春耕完成以后再做，以免引起混乱，此点前已通知。”“县、区、乡某些违法资本家中的五反，目前一律不要进行。已进行者，一律停止。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将根据情况另行通知。”中等城市的“违法资本家中何时进行五反及如何进行五反，须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根据中央二月十五日指示严格审查控制，逐一批准，以免混乱”。

同日 致电习仲勋：“中央宣传部同志们根据他们检查《群众日报》二月五日和七日的言论，有一个电报给西北局宣传部（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2月23日关于西安《群众日报》发生右倾错误给西北局宣传部的指示。指示对《群众日报》2月5日刊载的西安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道等材料，提出了批评，认为报道和言论违背了中央历次指示的方针，表现了严重的右倾思想：主张“五反”运动不是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次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事情；主张这场斗争所依靠的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自己；主张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不属于工人阶级，而属于资产阶级；主张进行这一斗争的方针不是发动群众，而是由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提出了批评。我不明了西安市‘五反’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知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是否适当。请你对西安市的工作加以检查，并以你的意见电告为盼。”二十八日，习仲勋向毛泽东报送了检查西安市“五反”斗争的报告，其中说：中央宣传部对西安市《群众日报》的批评完全正确。《群众日报》二月五日和七日关于西安市两个会议的报道和言论以及西安市某些负责同志的发言，确有严重错误。在西北局的帮助和指导下，西安市纠正了“五反”初期发生的右的倾向。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巨济岛事件亦已通知新华社发消息，《人民日报》准备社论进行配合。（1952年2月18日6时，在巨济岛上美国第62号俘虏营中，美方人员把中方被俘人员五千余人包围起来，进行所谓“个别讯问”，强迫实行“甄别”，遭到中方被俘人员的拒绝，双方发生冲突，美军开枪射击，中方被俘人员死亡75人，受伤139人。美军死1名，伤二十余名。对巨济岛事件，新华社23日播发消息，《人民日报》24日进行了报道。）关于目前谈判，在限制机场、自愿遣返及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的三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让步。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话。

2月26日 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打虎”工作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发各同志（指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参考。强调要材料，要证据，普遍推行算大账、算细账、追赃款、追赃物的方法，严禁逼供信的方法，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同日 阅新华社福建分社二月二十五日给总社的电报。电报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毛泽东批示：“周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2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直到现在大多数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三反方面，未对五反作精密的研究，或虽有研究尚未向中央作报告，也未对下面作明确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第一，必须确定暂时不在县、区、乡搞五反。第二，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区党委，必须在自己所在地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对五反斗争作精密研究，每五天或七天找市委书记和市长开会一次，分析情况，决定策略，取得经验，推动斗争，并将情况和意见随时电告中央。从三月一号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的内容五反应多于三反。因为三反时间较久，情况较清楚，策略已熟，经验已多；而五反则时间短些，情况尚不甚清楚，策略尚不甚熟，经验尚不甚多。第三，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对所辖境内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大体应分为三个步骤开展五反斗争。”“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凡未向中央作五反报告的，均于电到五日或七日内向中央作第一次报告，以后并要随时作报告。”

同日 复电高岗：“二月二十六日的电报（高岗在这个电报里，转述了凯丰对反映“三反”的纪录片拟出现某些领导人的镜头有意见，要求向毛泽东反映，并说他有意见向主席提出，这是应该的。）收到。你的意见很好。凯丰（凯丰，即何克全，当时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恩来同志已将提纲（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2月19日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的摄制提纲（草案）。）作了修改（加上拍军队和拍民主人士），我已看过发出。凯丰电报中的其他部分则是不正确的，已托陈云、陈伯达（陈云1952年2月底至3月初在东北视察工作。陈伯达1952年2月受中央委派在东北了解“五反”斗争情况。）二同志向你及凯丰说明。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同日 阅萧华二月二十七日关于对最近毕业的一批女飞行员进行宣传的安排的报告，批示：“请周调查一下是否可行，如可，请告萧华办理。”报告说：据空军报称，航空学校最近毕业了一批女飞行员，她们已掌握驾驶运输机技术。为在“三八”节配合宣传中国妇女积极参加国防建设，拟在三月八日以三至六架运输机在北京上空散发传单，派代表在北京市妇联召集的纪念会上讲话，并作适当的文字报道和拍摄新闻电影。二十九日，周恩来批示：“同意照此办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巨济岛事件仍应继续提抗议，予以追击，以便配合我方在自愿遣返问题上所施的压力，逼其让步。如对方问奉谁之命提抗议，可答以奉我方司令官之命。关于细菌问题的证据，敌机所投纸弹有已爆炸及未爆炸者，你们可向志司索取照片。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列席。

2月29日 复电薄一波：“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收到。你和华东局、上海市委诸同志共同决定将上海五反停止下来到三月二十号再行发动的方针及各项处置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三月二十号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同日 阅李富春二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他起草的追赃规定初稿和附信，批示：“周总理：此件须加修改，请你处理，并请与彭真商酌，吸收北京市的经验。此外，关于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宜发一电示，亦请你酌定。”附信介绍了追赃规定初稿有两个重点：一是严肃地贯彻中央政策，凡是确定为贪污犯者（五十万元以下者已决定不算贪污，我还主张一百万元以下者不算贪污），分别情况处理。二是关于赃款归谁接收，公款一律归国库，群众性的款物分别交还原主。

同日 阅陈毅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华东军区“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复电陈毅，指出：“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但少数情节恶劣者仍应算贪污。此点中央当另有通知。”“军队不要举行公审。”“连队三反尚无经验，可先在若干单位试行，连队的严重问题是军阀主义，也有贪污，应来一次改革，但做法应与机关有别，以教育为主，同时搬掉若干坏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从敌人的发言稿可以看出敌人的所谓让步只是将中立国小组从访问战俘营改为在交接地点访问全部战俘，将自愿遣返改为不强迫遣返，这在实质上并无不同，你们在驳斥对方的所谓让步时必须强调此点。从原则上讲，我们既不能同意有条件地遣返战俘，亦即不强迫遣返战俘，也不能同意将我方战俘强分为战俘与所谓南朝鲜平民两类，因此，我们不能在条款上承认此项规定。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敌人仍在朝鲜战场撒放昆虫及可能进行战术性原子武器试验的预防措施的报告，批示：“照办。”

3月1日 关于“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写信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的负责人：“西南局二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2年2月29日对川西区党委关于“五反”中资本家不法行为临时计算办法的批示。批示认为：暴利的提法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它不好计算，掌握不紧就容易形成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造成混乱，从政治上说也不够策略。暴利应列入盗窃国家财产或因此而使国家受到的损失为好。）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对《福建日报》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反”报道的意见和福建省委宣传部关于《福建日报》“三反”报道发生错误的检讨报告，批示各中央局：“我希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宣传部都照华东局宣传部（前已通报）和福建省委宣传部一样检查一次自己的工作，是否在三反、五反斗争中管好了自己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工作？”

同日 审阅李富春本日报送的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规定稿的报告，批示：“请周酌处。还要宽一点，富春说的还太严了。”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二月二十八日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及部署的报告，起草批语：“华东部署很好，各区均可仿行。”报告介绍了华东全区“打虎”汇报会议作出的五项决定：（一）大行政区、省、地三级内部“三反”规定到三月底完成，县一级规定在四、五、六三个月内分批完成，区、乡级争取在秋收以前完成。一面贯彻“三反”、“五反”，一面维持经济，并只许做好，不许做坏，拖长时间是必要的。（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请各区照此办理。”）（二）“三反”必须搞彻底，不许有夹生饭。（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抽出三分之一的人来维持生产、维持经济的方针。（四）以后不单独提打“大虎”战役，而是要把大中小贪污犯都清理出来。（五）全区“打虎”任务不再追加，力求有多少打多少，实事求是，防止逼供信。城市“五反”着重在既能痛惩资产阶级，又能很快地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同日 晚上，同彭真、刘澜涛谈话。

3月2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三月一日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及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及罗瑞卿的批语，指出：“上海自确定暂停五反，专力三反以来，成绩很大。所定各项打虎策略和注意维持经济秩序，都是正确的。各地如有三反、五反不能同时兼顾者，应暂停五反先搞三反，待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再搞五反。”毛泽东对报告中的“对全市十六万三千工商户进行排队工作，把其中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具体数字和比例指出来”这句话，批注：“应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事系统大贪污犯公审办法的指示：“军事系统的大贪污犯不要单独举行公审，要由中央局和大行政区政府主持统一举行公审。此种公审有一次即够。公审名单先报周总理批准。中南局三月一日电所说办法（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3月1日给中央并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拟于3月10日以前召开一次包括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和中南军区4个系统公审大贪污分子大会，打算对7至9名大贪污分子分别给以死刑、死刑缓刑、徒刑、徒刑缓刑、释放等处理，借以推动目前正在紧张进行的“打虎”运动。），各大区可以仿行。”

同日 下午，同彭真谈关于加重处罚向干部行贿者的问题。

3月3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目前“三反”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发至师一级党委的批语，指出：请你们亦照华北军区对贪污分子那样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以处理。“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和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3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中检查和解决公安、司法机关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指示指出：“请你们务必注意在此次三反中全面检查和彻底解决所属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不惜将违法乱纪和贪污蜕化分子撤销职务，严重者判处徒刑。其最严重而有民愤者，应予枪决。”“长沙市委、市政府和湖南公安厅对于长沙市公安局如此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负有责任，应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情况加以周密审查，分清责任轻重，给以适当处分，并将结果报告中南局和中央，同时通知全省党政机关，引为鉴戒。”“与此同样，各地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如发现有与长沙公安局同样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司法机关亦应受到适当的处分，以为放纵不法行为及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工作者的鉴戒。”

同日 为转发谢觉哉三月四日关于“打虎”工作给各大行政区民政部长和各省市、行署民政部门厅局长的指示，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指出：“三反以来，除若干部门注意了给下级以三反和打虎的指导以外，大多数部门只顾自己打虎，忘了指导下级，同时也忘了本身业务。这种状况，应迅速改变过来：要一面打虎，一面维持业务，一面用电报电话与所属下一级至下两级联系，指导其打虎工作与业务工作。”

同日 复电高岗：“二月二十八日电（高岗在这个电报里请示：是否以毛泽东名义对参加鞍钢设计与改建的苏联冶金设计院院长给予奖励，或者致电感谢斯大林。）悉。拟俟陈云同志回后，就苏联冶金设计院长对鞍钢的恢复与改建的设计工作的成就，以我名义电斯大林同志致谢。对设计院长赫列波尼可夫同志本人，拟由政务院送给感谢状一纸，如其很快回国，则此感谢状将另行补去。”

同日 阅王震三月一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阅后，转王震阅：此报告中（二）条（这个报告的第2条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三反”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2）（3）两项似太严，还要宽一点。究竟如何才恰当，请周研究后找王震一谈。其他各条办法都好。”报告说：鉴于新疆有复杂的民族问题和起义军队等问题的特殊情况，对军委直属队及第二、第六两军，第二十二兵团，第五军和本地民族干部在“三反”斗争中的问题，拟分别不同情况在政策上区别对待。

同日 阅粟裕本日转报陈毅当天上午电话内容的报告，批示：“刘、朱、周阅，交粟裕办。同意陈毅同志提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华东局工作，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由谭震林同志代理书记；但大事仍应和陈毅同志商酌，取得陈毅同志同意然后处理。如刘、周、朱同意以上各点，即请粟裕以电话告陈、谭。”三月九日，起草中共中央复陈毅并华东局、上海市委电：“三月六日电报收到。同意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以谭震林同志代理饶漱石同志职务，但大事仍须取得陈毅同志同意而后执行。上海市委因陈毅同志事繁，刘晓同志病假，同意以陈丕显同志代理第一书记职务。”

同日 阅林业部二月二十二日关于一九五一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四千二百七十次，森林被害面积达三千四百五十万亩，损失木材六百七十七万立方米。这些火灾以东北为最严重，主要是松江和黑龙江两省。东北所损失的木材占全国森林火灾损失木材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毛泽东批示：“应给松江（松江省于1954年撤销，所辖地区划归黑龙江省。）、黑龙江两省党政负责人以处分，不知是否已有处分？”

同日 为转发萧华关于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开展“打虎”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军委直属部队打虎经验很好，各部可以仿行。”报告说：整个军委直属部队的“打虎”运动一般是健康的，但个别已发现“左”的逼供信偏向。军委直属总党委决定：要求各单位一般争取在三月十五日以前圆满完成任务，并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着重靠调查，算细账。领导上不要急躁，不要冲动。禁止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三月二日对营连及县区武装“三反”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此件很好，你们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布同样的指示。”指示说：连队“三反”运动的目的，除了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外，还应明确提出克服军阀主义、加强官兵团结、增强斗志、提高战斗力。连队“三反”必须掌握稳健慎重、教育为主的方针。

同日 阅沈阳三日讯资料《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批示：“周总理：请准备在辽东、辽西两省全体军民中注射防疫苗。冀东、冀中及京津也要作准备。是否有这样多的疫苗，望告。”资料说：三月二日东北军区卫生部接到公安一师的报告，在抚顺市以南七十华里的北大沟该师驻地发现大批昆虫等，当即派出检验人员到现场采集标本。东北军区卫生部已派出三十人的防疫队，配合当地政府组成防疫委员会进行室内消毒，并将上述抚顺市以南地带加以封锁。

3月5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天津情况。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中共北京市委的这个文件共有9条。毛泽东审阅时在第9条“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两项违法所得，一般只补退1951年的，1951年以前的免予补退。但拒不坦白及情节特别严重者，得酌情令其补退一年半或二年，二年半或三年”之后，加写一段话：“其他各项违法行为所得一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惟隐匿侵吞敌伪财产应自日本投降之日算起。其中隐匿侵吞敌伪财产的数量不大，并对国家无严重危害作用者，可以不予追究。”），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这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将完全守法户和有些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一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二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但行贿的人很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故于北京建议第六条中加上‘情节轻微者除外’一句。”“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这几点前已通知，现再重复说一遍。”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三月三日关于上海“五反”准备工作和部署的报告，起草批语：“此件发各中央局转各城市市委参考。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做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市委须每天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须几天讨论当地五反工作一次，决不能满足于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毛泽东对报告作了一些批注。报告说将全市资本家分为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四类，毛泽东批注：“应按中央新的划分标准，划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违法半守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报告提出“五反”运动应“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毛泽东批注：“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同日 阅西北军区党委三月二日关于对第二十二兵团贪污犯的处理意见的电报，批示：“周：还是王震规定的时间（派去政治委员和建立共产党时开始算起），你与王震谈时请以此告他。”西北军区党委认为，清查处理二十二兵团的贪污犯，应从该部起义时查起，不宜一般地缩减这一时限。毛泽东不同意西北军区党委的这个意见，同意王震在三月一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中所重申的“把清算贪污的界限划定从改编建立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以后算起”。

同日 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四十四期上的一篇内部通讯，批示：“下面是新华社南京记者发来的内部通讯，说的是争取高级店员的经验，很好，特为转发，请各地仿行。”

同日 阅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三月三日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批示：“务请各级党委和政府党组加强注意力，肃清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系统和公安系统的贪污分子，严惩大老虎。”

同日 审阅聂荣臻、粟裕三月五日关于美机到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的报告。报告汇报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1952年3月4日晚上，周恩来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并指示聂荣臻分别向苏联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部顾问阿萨杜良介绍会议情况，并同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请苏联再派一个全天候的喷气式驱逐机师来东北加强防空力量等问题。），分别向苏联总顾问和卫生部顾问介绍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以及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批示：“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九日，审阅聂荣臻七日关于国内防疫工作的报告，批示：“退聂办。很好，照办。京津一带速办防疫。”九日当天，周恩来和聂荣臻、贺诚等商议在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后，国内应采取的紧急防疫措施。十四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主任周恩来，副主任郭沫若、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贺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陈伯达、刘澜涛、黄敬出席。

3月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稿（正式发文件时，标题改为《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增加了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内容。），批示：“刘、朱、陈、周、彭真阅。此件很好，并须迅即发出。如各同志有意见，请批明交恩来修改。”同时，起草中央通知将这个规定发至地方县委一级、军队师党委一级，要求一体遵照办理。这个文件对贪污及浪费问题的处理方针、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对浪费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处理步骤及批准权限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3月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中央并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来电的复电稿，在复电稿中加写：“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邓小平的电报说：“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外部来说，主要是工商业表现出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西南第一季度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业已无事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并影响到大量城市贫民的生活，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从内部来说，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垮了，目前骨干显得非常缺乏，这个问题如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

同日 阅叶剑英关于中共广州市委、华南军区直属部队、华南财委等五大系统“打虎”情况的报告，批示叶剑英并告邓子恢：“三月三日报告收到，财委、军区两系统好转甚慰，望加紧督促，争取本月基本完成军队及广州的三反。同时请严格掌握广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乱。某些陷于停顿的经济活动，应大力注意恢复。其他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中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三反斗争中对于这类有用的专门科学家和学者的处理，应该以思想改造为主，对于解放以前有贪污行为者，均作为思想问题来解决。对于解放以后有贪污行为者的处理的办法，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以免造成偏向。”毛泽东在“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后，加写：“（有些人须经省委或中央局批准）”。

3月8日 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刘澜涛、黄敬开会。

3月10日 晨，召集刘少奇、刘澜涛、黄敬、杨尚昆开会，听取刘澜涛关于华北“五反”总结问题的汇报。

3月11日 阅钟赤兵三月十日关于民航局机构问题的报告，批示：“周总理：钟赤兵对民航局的建议值得注意。现在民航事业行政和业务混杂，领导多头，飞机和工厂浪费，他提议予以改变。请召集一会议予以研究，决定适当解决办法。”报告建议：（一）将民航现行机构分立为民航局和民航公司。前者为行政管理机关，尽量紧缩精简，后者为经营业务机构，按经济核算制来执行业务，在业务上财务上是独立的企业单位。（二）将民航局拨归空军建制，以利统一领导。（三）现有人员和干部由空军统一调整，以达到通盘筹划和充分利用之效。

同日 阅中共中央西北局三月六日关于西安等西北各城市的“五反”步骤和策略问题的报告，为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复电：“你们对五反的部署和策略是正确的。惟西安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合计只占百分之四十，似不合实际。在北京，这两部分共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什么西安的比例这样少，请再加调查研究。”

同日 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美帝国主义飞机除在北朝鲜散布细菌外，最近又好几次利用复杂气候条件或夜晚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散布细菌，因此，请示您允许再派能在复杂天气及夜晚条件下作战斗飞行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以便布置在辽阳及东丰（沈阳东北）两机场，担任拦击敌机之任务。十二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我们同意派去一个这样的师，并已指示陆军部执行。

同日 复信程潜：“三月六日惠书收到。在联席会议（指中南军政委员会于1952年3月召集的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此复。”

同日 复信周世钊：“三月六日来信及冬季由天津来信均已收到，甚谢。蒋竹如兄前后多次来信均到，晤面时请为道及。你的学校计划很好，逐步做去，便可能成功。我休息仍不多，但身体尚好。”

同日 复信杨开智：“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也收到了。岸英、岸青都到别地工作去了，他们给我来信亦少。我和江青及小孩们都好。老夫人面前请你替我问好。祝你们夫妇健进！”并附语：“江青问候你们。”

3月12日 下午，同陈叔通、李维汉谈话。

3月13日 阅薄一波三月十日关于上海工商户、上层资本家分类和行业排队及“五反”部署等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上海十六万三千户工商户，按五类划分，第一类守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三；第二类基本守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半守法半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第四类严重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八；第五类完全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关于“五反”的部署，为照顾上海特点，避免生产下降或停滞，避免增加失业和减少税收，拟在掌握好排队材料和具体对象后，有步骤地有控制地分批地进行，预计一个半月基本解决问题。报告还提出了为使生产不致因“五反”而停顿，做到一面生产一面斗争准备抓的几件事情。毛泽东批示：“请周研究。此件一般很好。惟五类中第二类宜增加，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是否可能，请你和一波通话时征询他的意见。”十五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的报告说：“已与一波通了电话。他认为照主席指示，将五反中上海工商户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的可能是有的，具体计算，当在五反执行中解决，大约第一、二类可达到全数百分之六十。”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五台县委三月三日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情况与经验的报告，起草批语：“请各单位认真组织贪污分子退赃，做到有始有终，不要虎头蛇尾。”报告说，在反贪污运动中，发现了不少贪污分子特别是较大贪污分子不愿意退赃的思想，有的公开抵抗退赃。

3月15日 致信刘少奇：“（一）你批发的上海市委综合报告，已阅，很好。嗣后，关于三反、五反各地来报请你多看，需要批转各地参考的，请你负责批转。（二）李立三在劳动部将施复亮（施复亮，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劳动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当作共产党人一样去斗争，迫着施复亮写了几个完全错误的声明文件，你那里如未有，请找来一看。我已于昨日下午向罗迈指出了这个错误，叫他找立三、富春二人一起谈清某些问题，并想出转弯办法。罗迈对民建会及对章乃器、施复亮的政策也是有严重错误的。”四月七日，阅李立三关于对在施复亮问题上的错误进行纠正的各项办法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

同日 同黄炎培谈话，就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工作讲了一些意见。毛泽东在询问民主建国会“三反”运动情况后说：有人不承认自己是代表资产阶级，其实代表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民建里面有了坏的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有好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说：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上，它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向发展。谈到民建过去政治上走的是“中间路线”时，毛泽东说：民建从前走“中间路线”倒不必讳言。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两党对立，很自然地会产生“中间路线”。如果那时民建、民盟、民革都不走“中间路线”，那另外会有人出来走的，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不过时势演变起来，“中间路线”会分化：一部分走向反动那边去，一部分走向革命这边来。毛泽东说：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只不能让他们光图私人的利。毛泽东说：“五毒”（五毒，指“五反”运动所反对的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5种违法行为。）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说：我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不要光是谈马列主义，而是应该劝一般人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说：是好的。毛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

3月16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三月十四日关于一周“打虎”情况及今后“三反”、“五反”部署的报告，为中央起草复上海市委并告薄一波电：“三月十四日报告及早几天薄一波同志的报告均已收到。你们的计划很好。惟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

同日 阅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三月十五日报送的防疫工作资料。资料说：志愿军各部防疫组织已普遍成立。各部均开展卫生教育，搞好住区环境消毒及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清除垃圾，组织捕虫等。毛泽东批示：“周总理阅后，送聂、粟：应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

同日 致信杨尚昆：“请你告知新华总社负责同志，请他们将《内部电讯》中有关五反的最好的经验，随时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例如山东分社二月十三日关于济南五反经验的报道，即可通报各地。有关三反的消息不要通报了。”

3月17日 阅刘澜涛三月十五日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报告说：入春以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经过努力，大部分地区疫病已经扑灭。但目前仍处于传染病流行季节，必须防止麻痹思想，完全消灭现有疫病。

3月18日 在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权五稷递交国书致答词时说：“英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在其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爱国战争中，表现了战胜一切困难的高贵的牺牲精神，并取得了显然的胜利。中朝两国人民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我们两国的安全与远东的和平，正进行着共同的斗争。诚如贵大使所说，中朝两国人民长期互助的友好关系，是用共同斗争的高贵的鲜血凝结起来的。这种斗争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巩固团结成为一种保卫和平事业的巨大力量，只要中朝两国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对我们两国的侵略计划，并且对保卫远东及全世界的和平有极其重大的贡献。”

3月20日 就遣返战俘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我们认为，在提出时，条文方面，仍可定为‘双方规定应被遣返的全部战俘数目，我方一万一千多人，对方十三万二千多人，其名单应由双方参谋加以最后校正。’其交换细节则规定为：在我方凡志愿军被俘人员和人民军中属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须全部遣返，凡人民军中属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得自愿遣返；在对方凡联合国军被俘人员及南朝鲜军中属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须全部遣返，凡南朝鲜军中原属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得自愿遣返。此项细节可作口头协定，不写入正式条款之中。”

3月21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对方是要尽速解决问题。因此，我方应采取主动，在二十一日会议上即提出二十日二十三时半去电所提原则条文：‘双方规定应予遣返的全部战俘的数目，我方一万一千多人，对方十三万二千多人。其名单应由双方参谋官予以最后校正。’但成立此项协议的前提是对方必须放弃其毫无根据的五万三千人的要求。如对方同意成立此项协议，则讨论细节时可以举行机密会议，成立口头协定。”

3月22日 为转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党委关于认真做好“三反”甄别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甄别工作值得全党全军注意。兹将志愿军经验一件发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参考，望指导所属认真切实地做好甄别工作。”报告说：三十八军目前发现了假“老虎”。军、师各派出两个工作组到连队检查，各团也组织两三个甄别工作组进行甄别“老虎”的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给毛泽东的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起草中央给华东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综合了五反的全面策略观点和部署计划，望各大中城市参酌仿行。”报告概括了“五反”准备阶段与坦白阶段的一些经验：运动开始前，须明确“五反”内容是反什么，不反什么；“五反”发动的时机是在“打虎”运动基本结束以后；“五反”准备工作包括进行舆论动员、搜集材料、建立坚强的指挥部；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召开“五反”坦白检举大会，体现政策；根据坦白检举的材料适时地、分批地对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做出结论，以团结争取多数，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同日 审阅聂荣臻本日关于彭德怀需回国治病（当时根据前方所报病情诊断为肿瘤，后确诊为良性脂肪瘤。），志愿军前方指挥拟由陈赓代理的报告，批示：“同意，请即派陈赓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阅，退聂办。”四月二日，毛泽东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致彭德怀急电。急电说：“德怀同志并告陈、宋、甘（陈、宋、甘，指陈赓、宋时轮、甘泗淇。）：四月一日电悉。德怀同志病状既经医生诊断，认为愈早施手术愈好，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迟至五月。”四月十二日，彭德怀回到北京治疗。

3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指示指出：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甲）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乙）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丙）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丁）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星四聚餐会”，是重庆一些资本家的秘密结社，它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的活动，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和取缔。）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戊）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己）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庚）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辛）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其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一项，须待几个大城市选择几个大的和中等的厂店，在取得资本家同意后试办取得经验，方能由中央最后作出决定。

3月24日 为转发徐子荣三月二十三日关于公安部门惩治和洗刷违法乱纪分子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公安部门及政府党组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望指导所属公安部门照此实施。司法部门的情况亦很严重，必须同样惩治，请你们同样注意。”报告说：“三反”运动深入以后，若干城市公安局在派出所和人民警察中开展“打虎”运动，揭发出旧警察和留用人员中大量的十分严重恶劣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问题。不仅贪污受贿现象很普遍，而且利用公安工作职权，进行敲诈勒索、卖放反革命分子、包庇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活动，使少数派出所变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对于这些严重问题，必须通过“三反”运动来一次全面的认真的检查和彻底的整饬，使人民公安机关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

同日 下午四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同日 下午四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

3月26日 阅聂荣臻、粟裕三月十八日关于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批示：“同意。退粟裕办。”

3月27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对条例草案作两处修改：（一）第二条说“一切国家的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及收受贿赂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毛泽东删去其中的“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九个字，批注：“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强索、受贿均是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似可不要再立‘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一目。”（条例正式通过时，将毛泽东删去的“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恢复并修改为“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二）第十四条说“对犯本条例之罪者，任何人均有向该主管行政部门、人民监察机关、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及检举人认为适当的其他机关或首长实行检举之权。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毛泽东删去其中的“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一句，批注：“事实上不是所有检举都要处理的，故此句不要。”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三月二十七日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在指示稿中加写一段话：“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3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严查走私巨案的指示。指示如下：“北京破获地下电车公司三年来私售车票至一千一百余万张。北京、锦州、沈阳、天津、上海均破获私商勾结干部大量偷运物资或走私贩毒。太原、西安破获大批贩毒制毒犯。所有这些均不及衡阳铁路局破获走私案之巨大。衡阳破获的走私案牵涉到一千八百多人，走私物资值七千亿元之巨，其中有很多违禁物品。中南方面已通令各省市严查此类走私巨案。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研究衡阳经验，特别是各大铁路局和上海、天津、沈阳、广州等大城市必须注意严查此类巨案。衡阳路局郭维城、刘慎之两同志的报告（衡阳铁路管理局局长郭维城、管理局政治部主任刘慎之1952年3月20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铁道部的报告中，汇报了衡阳铁路管理局在“三反”中清查走私武器、黄金、白银、毒品等情况。报告说：衡阳铁路南邻香港、澳门、海防3个大港口，中连云贵烟土产区，北接长江及各主要铁路干线，通渝、汉、沪、京、津各大埠，解放前走私极为猖獗，解放后并未显著敛迹。走私为害之大，不仅在经济方面，同时亦是政治破坏、军事破坏，更严重的是毒害人民的生命。报告建议中央早下决心，乘“三反”、“五反”之威，内部外部一网打尽，订出有关走私案犯具体处理办法，以便遵行。）是有价值的，望加研究。”

3月29日 为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策略和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薄一波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薄一波同志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五反的策略和部署很好，各城市均应仿行。上海五反的重点首先放在占六十二万人中的四十三万人方面，是正确的。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三月二十五日关于在“三反”、“五反”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起草中央给上海市委和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指出：中央同意上海市委的这个决定，“望各中央局、分局指令所属机关派在上海工作的人员注意执行。同时全国各城市在三反、五反中均应照上海的办法规定严格纪律，切实制止混乱现象”。上海市委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本市各机关团体，如欲逮捕“三反”中有关人犯，必须经市委批准，交市公安局与区委联系后依法执行。中央及华东各地在沪各单位，则须经华东局批准后，与市委接洽办理；华东以外各大行政区所属各单位，除经当地最高机关之批准外，并须来市委接洽办理。（二）无论本市外埠任何机关团体，如因“三反”而须传讯本市有关人员，须经市委批准，再与区委联系后，由公安分局以传票传至公安分局讯问，对被传之人，未经补办扣留手续，不得扣留过夜。（三）“三反”中退赃、追赃，不宜由各单位径自进行。（四）凡因“三反”追赃而须将私人资财加以冻结、扣押，或对私人产业加以查封、没收时，一律必须经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后，由军管会军法处或市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3月30日 致信杨尚昆：“请询新华社是否已将五反材料中的精彩部分发给各大中城市参考。例如这一期的前三条（指新华社1952年3月29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70号刊载的3条消息：《上海五反第一战役即将结束》、《天津几个大工业资本家已被保护过关》、《天津召开市协商委员会安定资本家的心》。）消息就都是可以发的。”

3月31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列席。

3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三月二十五日转发西安市“五反”策略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二）五反中，市委和各区委及其所领导的一切力量，其工作方向，应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应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弄清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工商户即前三类工商户（指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问题，并作出结论，组成五反统一战线这一方面，而只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指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方面；在后期，则反过来，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方面，而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处理前三类工商户的未了问题。决不可颠倒这个秩序，以致拖延时间，既不能迅速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又使经济生活不能早日恢复正常状态。望各地充分注意此点。”

4月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本日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给张经武、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复电稿，加写一段话：“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三月二十二日关于如何巩固“五反”胜利报告的批语稿。在“关于在私人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问题，中央已有指示，现在只提监督生产和经营，不提参加管理”一句后，加写：“（在资本家同意下，可以实际上参加管理，而不要有管理的名义，在名义上仍是监督而不是管理。）”

同日 晚上，同彭真、黄敬谈话。

4月3日 阅上海市劳动局一名干部关于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的建议，写批语：“这是上海劳动局一个同志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意见。请尚昆同志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总党组、中财委及其所属各部门党组，并从陆地寄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材料。”建议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仅靠国家政权机构和国营经济机构自上而下的监督非常不够，必须同时依靠发动私营企业中工人群众对资本家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严格建立私营企业中工会及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制度刻不容缓。只要把工人监督权明确规定在《共同纲领》范围之内，不会发生对资本家限制得太死太大的弊端。

4月4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五反”第一期总结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上海市委四月二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望一切正在推行五反或准备推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注意研究，一体遵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这十条经验是：（一）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的仗。（二）“五反”必须结合生产。（三）明确交代政策，破除各种顾虑。（四）从诉苦运动着手，充分发动群众，引向“五反”斗争。（五）争取高级职员是取得“五反”胜利的重要关键。（六）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七）充分运用党在资本家中间的影响和力量。（八）在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要他们全面交代违法事实。（九）充分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这是保证运动正确发展与彻底胜利达到反而不乱的关键。（十）巩固胜利，妥善收兵，做到有始有终。

同日 为转发陆定一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指出：“（一）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陆定一的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在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发表了一系列的带有严重的错误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党的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在陆定一的报告中加写一句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冯定，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他写的这篇文章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原载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学习》杂志1952年第4期转载时，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4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罗瑞卿、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的复电：“瑞卿同志四月三日关于广州五反的报告收到，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上海五反的十条经验已发你们谅已收到，请加研究仿行，特别注意五反中继续维持生产和经营。广州五反必须注意给香港、澳门的中国工商户以好的影响，你们注意了这一点是完全对的。广州五反中我们掌握的真实材料甚少，是很大的缺点，必须在斗争过程中从争取高级职员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点上上海的经验也是很有用的。上海还有一条经验是先搞大户以利经济，此条在你处是否适用请加研究。又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这就需要严格控制和训练工作队，以十天为一期，先作充分准备，限期完成任务。”罗瑞卿的报告说：根据广州工商业的情况，把主要的打击对象即第四、第五两类工商户控制在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左右，是适当的，也是有利的。理由是广州的商人特别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大商户，许多都是一只脚在港澳，一只脚在广州，有些是人和主要资金都在港澳，而他们所经营的事业，目前多数还不能完全代替，如打得太重，他们索性就不回来了。因此对这种人应该有意识地放宽尺度打得轻一点，使他们感到继续下去还有利可图，这样就可能争取一部分回来继续营业。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工商业户的具体分析和“五反”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薄一波，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批语指出：“大资产阶级所有的企业，因其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较中小私人企业为重要。过去有些同志重视中小，轻视大的。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组织问题上亦认为重点宜放在中小。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小应予组织起来，在五反中应将其问题迅速弄清，早日组成五反统一战线，以壮声势，孤立“五毒”深重的大投机商人，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大资产阶级除掉少数有害无益的投机分子以外，我们必须用大力向他们的企业中进行工作，加强工会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在五反中照天津和上海的办法按其情况有分别地适当地对待各类大资本家。此点务请各大中城市加以注意。”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五日关于干部交代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稿。对指示稿加写两句话：“干部中有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亦须在此次交代清楚。”“对于在政府中工作的某些民主人士及军队中某些起义人员应令其交代者，必须先由各单位党委或党组开出名单，经过讨论决定，并经上级批准，方能令其交代。”

4月6日 关于西藏工作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看来不但是两司伦（司伦是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达赖下面的最高行政官职。这里的两司伦，指代理司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代理司伦称司曹。），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最近拉萨的示威（即拉萨骚乱事件，指1952年三、四月发生在拉萨的“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人民会议”是一个由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支持和操纵，于1951年11月下旬组织起来的非法组织。他们在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的支持下，起草“请愿书”，反对改编藏军，提出人民解放军“迅速撤出”西藏，破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并组织反动武装“解放大队”。1952年3月11日，他们组织武装包围中共西藏工委驻地，向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提出“请愿”。4月1日，开枪袭击曾任西藏地方政府派到北京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4月17日，两司曹私自将驻防日喀则的藏军炮兵代本调入拉萨，以策应骚动。原驻拉萨的藏军占据拉萨周围的制高点，“解放大队”暗藏武器进行活动，流氓喇嘛滋事寻衅。他们还密令各宗截断人民解放军粮食运输，以待机攻击驻藏人民解放军。中共西藏工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达赖喇嘛采取支持和爱护的态度，对所谓“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的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予以彻底揭露，对于受蒙蔽参加所谓“人民会议”的一般成员不予追究，争取、团结、教育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数官员。4月27日，达赖喇嘛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分别发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李维汉、刘伯承、粟裕出席。

4月7日 复信黄炎培：“数次惠书并承写赠大作一册，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这几天稍忙，待数日后当约先生面谈。上海报告一件，可以一阅。”

4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电：“四月七日十一时西南局来电收到。同意西南局意见拉萨骚乱事件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关于西藏党和军区的内部事宜，包括编制、部署、整训、生产、修筑、支援等项仍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主管。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华北局关于华北区十二个省属市的工商联和同业公会改造问题的情况通报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参考。在通报中写一个批注：“工商联委员的成分，在大城市应以大资本家为主，这和中小城市是不同的。因为中小城市大资本家很少，中小资本家很多，故大资本家所占委员数目不能太多，但亦应尽可能吸收一批大的参加。——中央注”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薄一波同志四月六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是正确的，发给各地仿行，请各城市在五反中都注意这些新策略。”报告说：上海“五反”第二战役从四月一日开始，六天以来，进展极为顺利。第二战役的策略是“检查少数，俘虏多数，严阵以待，不战而胜”。其办法是：首先将资本家情况搞清楚，充分发动群众并争取高级职员，准备好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的一切条件。另外召开老板会议，交代政策，实行分组评议。然后，表扬坦白较好的工商户，免予检查；对态度极不老实不肯交代的才派检查队进入厂店检查。这样先礼后兵，效果很大。

同日 阅徐子荣四月八日关于公安人员贩运盗卖毒品及包庇毒犯的情况报告，批示：“富春同志阅后，送徐子荣同志：前次富春同志提议组织处理毒品问题专案机关及其他问题专案机关，请即提出名单，并找徐子荣同志一商。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是好的。”报告说：“三反”运动以来，揭发出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很多严重的贩毒犯罪行为。为此，必须于“三反”运动末期，配合铁路、交通、海关等部门，再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清毒运动，惩处吸食、盗卖、贩运、制售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公安人员，不予宽恕。

同日 致信邓拓：“本日《光明日报》登载的《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一稿可在《人民日报》转载（《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一文说：最近全国各地国营贸易部门和合作社陆续降低了大批商品零售的牌价。这些商品牌价降低的幅度，由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平均约在百分之八左右。这是全国人民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重要的直接的收获之一，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薪劳动者和农民，直接享受了相当程度的现实的物质福利。《人民日报》于1952年4月15日将这篇文章作为社论转载，题目改为《降低商品牌价的重大意义》。），并请告新华社予以广播。”

同日 阅湖南宁乡县二区竹山乡全体农民三月十三日来信。就来信检举周震鳞（周震鳞，1903年同黄兴组织华兴会，曾任中国同盟会湘支部长，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斗争，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随程潜在湖南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解放前剥削压迫人民、贪污民财，解放后私藏枪支、抵抗减租退押，要求将其女儿从北京拿回斗争等事，批示：“周总理阅后转李维汉同志阅存。此事不应当依照农民的意见处理。这些坏事是可能的，但周是老同盟会员，一向不附蒋，现是政协委员，应予以保护。”

同日 阅周震鳞请救济老同盟会会员何子奇的来信，致信彭真：“周震鳞先生的信及附件付上，请派人一查何子奇情况，如实属困难，又未做坏事，似可酌予救济。”信中说：何子奇年逾七十而又无儿女，生活无着，听说北京市政府对于贫老而有革命历史者有月给生活救济小米三数百斤的规定，希望给予照顾。

同日 对曹彦昆（曹彦昆，当时在四川荣县任职。）献赠《清明上河图》画卷作批示：“复曹彦昆一信致谢。将曹信（曹彦昆在信中说，《清明上河图》是我的先辈遗留下来的，已有五世了，一贯是顽固的珍藏起来。现在英明的毛主席领导着我们，并且我已受过了一段时间的革命教育，明确了这些东西不应该再顽固的保守下去，因为这是国粹，应该交给国家保管。信中还简要介绍了该画流落民间的历史。）交齐燕铭同志一阅。画件请齐燕铭同志考虑是否可以交可靠匠人重新裱褙，并作其他适当处理，以免虫蚀和霉坏。”

4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电：“西北局定于四月下旬开西北局委员全体会议。各中央局、分局如果在最近期间未开会议者，最好在四月下旬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因为在五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可能召开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及某些分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日 阅贺诚、傅连暲（傅连暲，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长。）四月七日关于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几个请示解决的问题：一、建议北京市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防疫工作再作一次动员。二、为改善环境卫生，拟将全市污水沟的十二处明沟改为暗沟，修整陶然亭污水苇池为游览湖池，施工预算为五百亿元，望中央批准拨专款解决。三、为防止急性传染病蔓延，建议北京市建一所拥有二百个床位的隔离病院。毛泽东批示：“贺、傅二同志阅后，送彭真同志、周总理酌办。我认为拨五百亿元办理本件所讲的卫生工程，并建一隔离病院是必要的，是否可行，请周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

4月10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本日起在全国发行。

4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本日复你们四月八日请示一电刚发（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1952年4月8日电的复电，因情况变化没有发出。），接到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的电报（中共西藏工委给中央并西南局的这个电报，提出了处理拉萨骚乱事件的具体部署。），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步骤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步骤，望即坚决而镇定地付诸实行。”同日，为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又一指示电，指出：“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电所取方针，撤掉两司曹（指鲁康娃和洛桑扎西。），解散‘人民会议’，追究主谋分子（即你们所谓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亦即鲁康娃、洛桑扎西、索康（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等人）是完全必要和完全适当的。经武在噶厦（噶厦，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最高行政机构。）会议上指出‘人民会议’为非法的三条理由（举行叛乱，破坏团结，反对达赖），并指出除主持此次叛乱事件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外，一律不予追究，以安定多数人，都很正确。”“为了完成军事准备及利于持久，你们要加紧储粮集弹，筑工事，此外油盐及柴火也要储集，至要至要。”

4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一日电悉。中央四月六日电所说妥协政策目前不要提，须待目前的政治斗争得到确定胜利后看情形再决定。目前你们只作政治斗争，对改编藏军、成立军分区、成立军政委员会等事根本不要谈。否则可能被反动派认为我示弱。”

同日 听取从朝鲜于本日回到北京即来中南海的彭德怀汇报当前朝鲜前线敌我军事态势、我方备战情况和今后对敌作战的方针。

同日 就彭德怀四月三日反映的朝鲜境内普遍发生饥荒一事，致电陈赓、宋时轮、甘泗淇：“关于粮食救济问题，金首相已经过朝鲜驻中国大使权五稷向我政府提出请求接济二万吨粮食，我已准备供应。你们在驻军附近，可酌情对断粮居民予以适当救济，但如有大量集中数目的粮食，仍宜送给朝鲜政府转发。”

4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指示电指出：“四月十二日二十三时电所告中央代表给达赖的通知收到。这个通知是基本正确的。如已送出，即照那样。如未送出则请你们略加修改，即在叙述两司曹罪恶事实的三条中，第二条说两司曹反对成立军分区、反对改编藏军及说解放军把藏军打得头破血流等语应删去，而改为‘不执行协议规定。他们对协议中几项重要规定例如改编军队等都持反对态度，他们完全不了解全部协议条文都是对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前途和幸福有利的。他们也不是对协议中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根本反对实行协议’。这样写法较能争取多数，也埋伏一笔我们可能在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上接受合理的意见。”“如果他们问什么是‘实行步骤和方法的建设性意见’，你们可告以请大家想一想，凡是有利于汉藏团结和妥善执行协议的意见都是建设性的意见，如果有这类意见，我们愿意听取，也愿意磋商；但不要轻易表示自己的具体意见，以免陷入被动。”“看样子，拉萨的藏军恐非逐步加以改革不可。其他地区的藏军可以慢点改革。并且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做，不要同时一起做。改革的步骤，是在阿沛等爱国派当政后，逐步撤换一些最反动的军官，而将其余的军官分批调出受训，逐步使藏军中有靠拢我们的军官，用这种办法逐步达到改编藏军的目的。”

同日 下午，同李维汉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汇报四月八日中央军委会议商议成立国防生产研究组的有关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李富春、刘伯承出席。

4月15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指示电说：“（一）你们还没有将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送交达赖，先由经武向达赖和噶厦作口头通知，详细说明对两司曹撤职查办的理由和我们的意图，是很适当的。（二）达赖既然尚在犹豫，还没有下令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同时噶厦又将为此事召开会议，则我们应当等候噶厦会议的结果，然后再定是否将通知书交给达赖。如果他们决定采取辞职的方式使两司曹下台，则要求撤职的通知书就不要送出，为着撤两司曹的会衔布告也用不着了。（三）充分使噶伦（噶伦，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中司伦之下的行政官职。）及其他文武官员及三大寺（指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这三大寺是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主要寺庙。）喇嘛明了两司曹的罪大恶极，军事叛乱行为及非法‘人民会议’的不能容许，并经过噶伦去影响达赖，使他造成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如果两司曹不辞职，就应撤掉他们），是很必要的，这就需要有几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横直我们已集中了军队，不管反动派用文的和武的方法和我们作斗争，我们都能战胜他们。因此通知和布告这两个文件暂时都不拿出去。”

同日 审阅薄一波四月十三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基本总结及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在薄一波报告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一段文字后，批注：“（必须在此次五反后实行工人店员监督大中厂店的生产和经营，此事一定要实行，并不能延缓。望各大中城市党委迅速研究具体办法，电告中央为要。——中央注）”并批示：“请恩来同志拟电答复，并转发各地参考。”十六日，审阅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复电稿时，加写：“此外，工人监督生产一事极为重要，而各地反映甚少，似未认真研究。望立即研究具体办法电告为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争取违法资本家立功赎罪的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上海市委四月十二日的报告很好，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仿行。”报告指出：上海“五反”第一个战役中，七十四个重点户终于低头认罪，但由于怕受到严厉处分，无心生产。为此，我们于四月三日召集这些资本家开会，宣布他们的“五毒”罪行是严重的，虽是经过检查斗争才交代，亦作为自动坦白，从宽处理，只退补不加罚，免于刑事处分。如能积极检举，协助检查其他不法工商户，立功赎罪，退补还可酌减。听到政府宣布这些政策后，这些资本家一致感谢政府宽大处理，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同日 和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适应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从人民解放军中调拨四十一个整师、十一个整团共四十六万五千人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

同日 晚十一时，听取萧劲光关于准备同苏联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设有关问题的汇报。十六日晨一时，在周恩来关于海军去苏联谈判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已找萧劲光谈过，同意这个提纲（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报送的去苏联谈判的几个问题。）。”

4月16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一）四月十五日十七时的电报（中共西藏工委的这个电报中说：根据西藏的情况，决定对所谓“人民会议”的处理采取扶持爱国主义者进步势力，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包括稳定动摇分子），完全孤立反动分子的方针，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只坚决打击两反动司曹，把他们打下政治舞台。对其他分裂主义的头子，如索康等，暂采取麻痹态度。对所谓“人民代表”，则采取宽大的方法，彻底清算其亲帝分裂主义、举行武装叛乱、反对和平协议、反对汉藏团结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并要向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履行登记手续，写悔过书，悔过自新，免予惩办。公开出面代表及个别重要头子，如卸职机巧堪布等，则交政府看管，或是分别处理，随传随到，以便追寻帝特线索和反动组织的内幕，作为一件重要反动案件来处理。对被迫受骗参加的人员，一律宣布不予追究。）收到。你们处理所谓‘人民会议’的方针、步骤和办法，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二）在处理‘人民会议’的过程中，必会发生许多新情况，请你们在采取每一个具体步骤时随时向我们作报告，其中重要者须得中央批准，然后执行。你们已经有了确定的总方针，在采取具体步骤时就须要又坚决、又慎重，才能准确地打中敌人的要害，争取广大的群众。因此，宁可花费一些时间和中央交换意见以后再去动手为有利。”

同日 上午八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五日二十四时的电报，收到。（一）十五日布达拉会议决定取缔‘人民会议’，并由达赖出布告。如果能实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达赖出布告以前，应向‘人民代表’的多数及文武僧俗官员经过噶厦及你们先行揭露两司曹及帝特分子的反动罪恶，使布告一出，能得多数人拥护，而不感到突然。布告由达赖一人出名，经武不要联名。（二）在噶厦官员们到你处为两司曹说情请求不取撤职办法而由两人自动辞职的时候，同意你们的意见‘耐心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说服他们一致同意，要达赖下命令撤职’。这是因为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刚才送去，不好马上改口的原故；也是因为撤职较辞职打击为重，对于惩治反动、影响群众更为有力的原故。但是请你们注意达赖及噶厦多数的态度，如果他们再三再四地请求以辞职方法使两司曹下台，而觉得撤职办法他们接受不了的话，你们应当准备同意采取辞职的处置。因为他们已在‘人民会议’问题上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向我们作了一个很大的让步，我们如果一定要取撤职办法，则可能引起达赖及中间派不满，显得我们整得太过分了。此事请你们和阿沛、计晋美、平措旺杰（平措旺杰，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昌都分工委副书记、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三人详商，究以何种方法为妥，并告我们为盼。”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本日关于赴朝参观团的补充规定。在第一条规定“入朝参观人员仅限于野战军和特种兵的军长、师长（不含地方军区），目前部队工作则由各副职干部及政治干部主持之”一句后，加写：“军长、师长凡无重病者都要去参观，不许不去。”在第五条规定“各大军区参观团名单，务请于四月二十日前电告”一句后，加写：“四月二十五日左右启行，五月初到达朝鲜参观实战，不许推迟。”同时加写第六条规定：“入藏十八军不在参观之列。”

同日 审阅修改彭真准备四月十八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稿，批示：“恩来同志阅后，送彭真同志：此件少奇同志修改了一些，我又作了较多的修改，觉得可以用。如你们同意这些修改，请于付印时将清样校正清楚。”十七日，再次对草案说明稿进行修改，批示：“周总理、彭真同志：再作了一些修改，觉得较好些，请再阅。如可用，即可付印分发。”以下是毛泽东对说明稿修改较多的几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除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一部分完全违法乱纪的大贪污犯和工商界中一部分完全违法的大盗窃犯以外，这种斗争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采取群众运动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坏作风的斗争；是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群众对于违反《共同纲领》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对于一部分堕落腐化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劣作风的斗争；是按照《共同纲领》和国家法令进行合法的私人工商业经营道路对于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违法经营道路的斗争。”（二）“在过去这一时期，就各大城市的情况来看，小资产阶级（这里指的是一般不雇工人店员的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和资产阶级的总数中，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但有轻微违法行为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五左右，他们是带有很大投机性的或完全投机的资本家；而其投机性最猖狂最恶劣的，约占工商户总数百分之一左右，数目还不算很大。这最后一部分人就是所谓大盗窃分子，已经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罪犯，因此，除坦白悔改并有立功表现者外，必须予以法律制裁。上述比例数中，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占工商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有不少资产阶级分子，并且有一些大工商业者。”（三）“最严重最恶劣的大贪污分子也是少数。这些大贪污分子也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而是盗窃国家和人民财富的罪犯，因此，除坦白悔改并有立功表现者外，必须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并予以法律制裁。”（四）“经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极大地巩固了，财政和经济两方面的情况是极大地改善了，知识分子的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旧思想也获得改造了，或者正在改造中。”

同日 批示同意萧华关于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部队的“打虎”运动现已基本结束的请示报告。

4月17日 中午十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六日二十四时的电报（中共西藏工委这个电报中说：今日下午，藏政官员共20人到我处，替两司曹讲情，几次要求免予撤销两司曹职务。我们则加以耐心说服，进一步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说明这是政治路线的斗争，不是个人恩怨的斗争。特别强调从拥护达赖执政、西藏人民利益、汉藏团结和保证执行协议等立场出发，请他们同意中央方面提出的意见，要达赖下令撤职。）收到。说情的人们没有说两司曹辞职的话，说的还是挽留两司曹的话，只说解散‘人民会议’，意在以解散‘人民会议’交换两司曹不辞。因此，你们在几天内还不要松口，仍然坚持一要解散‘人民会议’，二要将两司曹撤职。等到达赖的布告已经发表，‘人民会议’已经解散，然后再看说情的人们是否提出以辞职换撤职。如果他们不提辞职，则你们仍坚持撤职。如果他们提出辞职，则你们就可以看势转弯，同意辞职。西藏贵族们是善于干政治斗争的，你们也要学会这一套。也许他们要将交换条件（即两司曹留任或辞职）讲妥才出布告，你们应主张解散和撤职同时做，也可以先解散后撤职。如果他们一定要以留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应采坚决不同意态度。如果他们以辞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可以和他们妥协，同意辞职办法。望相机处理。”

同日 下午四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林伯渠、李富春列席。

4月18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并批准彭真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及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的决议。二十一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4月19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所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

4月21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二十日报送的关于北京高等学校的“三反”简报，批示：“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张东荪，原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燕京大学教授。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决定开除其盟籍。）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周炳琳，当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简报说：为了帮助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派人同他谈话。在张奚若、马寅初同周谈话和给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的态度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讨。

4月2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地方各级财委和军队后勤部门应作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报告的指示稿。在指示稿指出地方财政发生若干困难的客观原因之后，毛泽东加写：“这是使地方财政机关发生违反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各级财政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方面，也有自己的原因，不能完全推之于上面没有完备正确的制度。”在指示稿列举各种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之后，毛泽东加写：“这些情况应当在此次三反运动结束的时期做一次综合性的检讨，这对于总结经验、整顿财政纪律和建立完备的财政制度将有很大的帮助。”在指示稿责成各大区、省（区）、市和专署的各级财委，军队的师和军分区以上的各级后勤部门进行一次彻底检讨之后，毛泽东加写：“此种检讨应是全面的，真实的，没有隐瞒的。在检讨之后，就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理直气壮地好向下级说话。否则就会留下包袱，总有一天要重新进行检讨，那就将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并要受到指责和处分。”“上述检讨报告，限于五月底以前按级交到中央财委和军委总后勤部，不得违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复电：“四月二十二日二时电报收到。我们认为你们对三个问题的处理和答复是妥当的。”西藏工委的电报说：藏政官员会议决定将于二十三日向西藏工委提出三个问题。我们拟作如下口头答复：一、中央与地方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为保证彻底执行协议，藏政官员应是爱国主义分子，有能力，有威信，忠实于达赖和西藏人民；人选应与中央方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达赖任命。二、中央进藏工作人员和解放军如果违反协议，保证藏族官民完全有权向中央控告，并有向中央提出有关建设性意见的权利。三、对于藏政官员违反政策纪律或地方政府制度的事情，当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辨明是非，合理地处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文内标有着重号的文字是毛泽东加写的。），指出：“同意在二十二日两组会议上的方针，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关于停止行政会议，将谈判公开，可就对方完全脱离了我方三月二十一日的折中调整方案，并利用行政会议的机密性质来进行欺骗和蒙蔽两点理由，准备于二十三日提出停止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

4月23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提议停止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时应准备两个发言稿：一个指出对方利用行政会议的机密性质，一面欺骗和蒙蔽世界舆论；一面推翻关于第四项议程谈判的基础，坚持其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自愿遣返。因此，行政会议已失去推进谈判的任何作用，而只能是变成对方拖延谈判并蒙蔽世界人民的工具。为此，我方提议取消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另一个发言稿则须更进一步驳斥对方四个方面的荒谬论点。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给上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第三战役部署等问题的复电稿。将复电稿中使用的“第二战役”、“第三战役”的军事术语，均改为“第二期”、“第三期”。在复电稿末尾加写：“以后五反中不用军事术语，如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等，中宣部已发通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2年4月17日发出通知说：新华社上海15日电关于“上海五反运动第二战役”的报道，用了许多军事术语。在关于“五反”运动的公开消息中，用许多军事术语是不妥当的。今后在公开消息、文章、广播中，关于“五反”运动，不要用军事术语。）”。

4月24日 下午，同彭真就他请示的几个问题进行谈话。

4月26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一切发表的文稿，望将问题集中在主要方面并要打中敌人要害和弱点，并将文字写得简练些、明确些。”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维汉、王稼祥开会，讨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

4月27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将三个问题一起提出讨论的建议（指李克农在1952年4月27日晨1时的电报中提出的可否考虑趁机将战俘问题、机场问题、中立国问题一起提出来，一并讨论和解决。），仍可稍缓再提，先看一下对方在今天究竟做出什么文章。我们在会议中对战俘问题可集中于攻击对方违反日内瓦公约关于无条件遣返战俘和不得侮辱虐待和伤害战俘两条原则，并强调我方三月二十七日所提折中原则的公平合理，以利宣传。

4月2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同意你们所拟对案，以中立国问题换对方在机场问题和战俘问题上的让步。提出此方案时，应准备一强硬发言稿，强调我方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的合理，驳斥对方坚持机场问题是干涉我方内政，并指出我方在战俘问题上实已作了很大让步，因此对方应有让步的表现。在对方撤销其干涉内政的机场问题并在战俘问题上让步时，我方可同意将每方各提三个中立国改为每方各提两个中立国。此两个中立国，并不忙提出具体国名。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与机场问题对消之后，如果对方对战俘问题并未表示让步，我们尚不忙作折中考虑，而仍要强调对方应在我们三月二十七日调整原则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准备拖他一些时间，到对方有让步表示时再说。

4月 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注意业务，又注意政治。”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关于中立国提名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须在对方询问每方各提两国是否即指对方所提的瑞典、瑞士，我方所提的波兰、捷克，我们才可表示就是这四个国家，并要加重说明我方这一让步是必须以对方放弃机场问题的无理要求和在战俘问题上同意我方的折中方案为前提的，因我方的折中方案已经是很大让步，而对方并未作任何让步。

5月3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三日会上应采取强硬态度，对对方发言予以痛斥，指出其所谓提案是最后的不能更动的说法，完全是有意拖延并企图破裂谈判，完全不是谈判的态度，而是施行威胁。并斥对方所谓让步了的地方，其实只有一点，即机场问题，而这根本不是问题。在俘虏问题上对方根本并未让步，并还向后倒退。我方所让的中立国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实质问题，并且我方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折中方案中，已经对俘虏问题作了很大的让步，因此下一步必须由对方走。如果对方有意拖延或破坏谈判，应该明白表示，不容含混。看其反应如何。行政会议可继续两天，如果对方还是采取这个顽固态度，应准备提议公开行政会议，对他拖一些时候。

5月5日 阅施复亮四月二十二日写的《五反后北京工商界的情况和问题的简报》，批示：“刘、周阅后，送彭真同志处理。这是施复亮给劳动部的报告，由李立三送来的。其中所述的问题应予迅速妥善解决，请彭真同志注意，并请彭告黄敬注意，在五月份内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批示：“退李立三同志。施复亮文件已阅，已告彭真同志注意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是普遍的问题，中央已指示各地注意妥善解决。施复亮另有关于他对民建会性质任务的新的提纲一件也收到了，尚未研究，便时请告施。”简报反映了经营管理权、工人监督、工资、房产所有权、补税、劳动纪律、小企业劳资关系、资金、分红与利润、职工福利等十个方面的问题。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5月8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中南局五月四日关于防止追赃时发生错误的指示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中南局的指示说：今后在定案追赃工作中必须按以下规定执行：（一）要先定案后追赃。（二）不准直接派人到贪污分子家庭特别是劳动人民家属那里去逼赃。（三）贪污分子供称赃款存投于商店而又无证件、“五反”中商人又坚不承认者，同样应采取慎重怀疑态度，不应草率肯定，硬追硬逼。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敌人目前企图以所谓七万人对一万二千人的战俘交换来欺骗世人，压我让步，并准备在压不下时，拖一些时。我们必须将其诡计予以戳穿，并须做既不受压、又不怕拖的准备。八日发言重点，首先应放在痛击敌人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即所谓“自愿遣返”，指出其利用蒋李特务用血腥犯罪方法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并应利用日内瓦公约揭发对方违反该公约的各种行为。应坚决反对所谓甄别，指出按照日内瓦公约，根本不许可有任何甄别。

5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各处如有同类偏向，必须立即纠正。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对赃款凡能追出者必须一律坚决追出，惟不得累及无辜家属，不得派人到农村追赃款（除个别确有大赃存在农村，社会舆论认为应追者外），不得硬追那些本来追不出的部分。所有这些，均请各级军区党委和各级地方党委注意掌握，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和已经进行“五反”的城市市委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各城市应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同日 晚八时，和周恩来会见以宣传与文化部部长柯别茨基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会见后，毛泽东接受柯别茨基代表哥特瓦尔德总统赠送的一辆汽车。随后，和周恩来又先后会见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国会议员潘迪特夫人和全体团员，缅甸文化代表团团长、政府宣传部部长宇吞帕和全体团员。

同日 晚九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音乐舞蹈联欢晚会。晚会由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印度舞蹈家、缅甸音乐家和中国的合唱团舞蹈团联合演出。演出休息时，会见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团长。

5月10日 为转发中共重工业部党组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敌人十分强调中立国、机场、战俘等三个问题的全盘解决，估计因怕将俘虏问题孤立起来不好办。因此，我们不要再强调全盘解决，而应说剩下的问题既可一次解决，也可分别解决，以孤立遣俘问题。而遣俘问题敌人从未作过让步，这是敌人的致命弱点。在谈判会议上，对方既采静坐怠工方法，我们即可采正面攻势，每日就对方各种无耻论点依序选一问题予以精练有力的驳斥，次日即以公报发表，并由记者发来消息进行配合，以彻底揭露敌人的各种欺骗和武断宣传。

5月1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乔埃发言态度极恶劣，应根据事实予以痛斥，并质问其决不作任何退让之词是否准备破裂，但这种恫吓手段，除在全世界证明对方毫无谈判诚意外，不论在会场上战场上都已遭受到并且还要遭受到惨重的失败。

5月13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5月14日 阅彭德怀本日报送的陈锡联（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万毅、苏进、邱创成（苏进、邱创成，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五月十三日关于志愿军火炮损失情况及筹补方案的报告，批示：“恩来同志：此事解决办法，除你所说的几个炮团调去以外，请考虑（一）从国内守备各军调一部分，（二）从在朝二线各军调一部分。是否可能，请与彭、聂、粟商讨决定为盼！”“此外，向友方购炮，是否可能，请再研酌。”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敌人今日发表了关于杜德事件（1952年5月7日下午，为了反抗美军对战俘的迫害，巨济岛上美军76号战俘营的中方被俘人员扣留了美方战俘营负责人杜德准将，并向美方提出四项要求。经美方新任战俘营负责人柯尔生准将复信表示接受后，5月10日杜德离开战俘营。）中美俘虏营长官柯尔生致我方被俘人员的答复，其中承认俘虏营“有过流血事件发生，结果有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队打死或击伤。我可以向你们提出保证，将来这个俘虏营里的战俘可以希望得到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人道待遇，我愿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暴力行动和流血事件不再发生”。柯尔生并允许：“我们不再对这个战俘营里的战俘进行强迫甄别，或任何重新武装的行动”。你们在十四日会上应即抓住这两点，引用原句，加以痛击，指出柯尔生是代替杜德的敌方俘虏营负责人，其负责的答复已经承认了对战俘的不符合国际法即日内瓦公约的待遇，承认了有暴力行动，承认了有强迫甄别。由此可见对方的自愿遣返完全是暴力行动和强迫甄别的结果。

同日 阅周恩来、贺诚五月十二日关于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应通报各地。”报告说：四月间，敌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华东及华南地区继续撒布毒虫毒物。据此，继续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主要任务是捕鼠、灭虫、改善环境卫生和预防注射；在防疫研究上主要是东北的脑炎问题；在宣传工作上主要是筹备了美帝细菌战罪行展览。

5月15日 为荆江分洪工程全体员工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十九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视察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全体员工，并颁发印有毛泽东题词的四面锦旗。

5月16日 致信陈嘉庚：“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同日 阅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五月十四日的来信，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二十五日，致信叶恭绰：“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萨镇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代理国务总理、海军总长。1952年4月10日去世。去世前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

同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出关于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的命令。命令说：为了国防建设需要，及时培养后勤干部，加强后勤领导，特决定军委创立后方勤务学院，负责训练团以上后勤领导干部，定于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开学。

5月19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本日关于西藏三大寺统战工作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给西藏工委的复电稿，在末尾加写：“再一次指出，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此点工委应向所属各机构发一严格的通知，责令遵行，不得忽视。”

5月20日 审定中共中央本日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并为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各大城市市委的通知。通知说：“兹将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研究，严格执行。”指示规定：定案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务要做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目，必须按照中央五月九日指示所规定的控制比例重新计算定案。对违法工商户一般只退财补税，少数才予罚款。除对国计民生有极严重危害或破坏作用者、违法行为属于罪大恶极者、确系敌伪产业为人非法窃取者三类外，一般不予接管或没收。凡在“五反”运动中发现的带有反革命性质或其他政治性的案件，除现行破坏分子外，均先处理经济问题，然后再交公安或其他适当部门处理。凡“五反”运动中发现的贩运走私毒品之类的案件，应按中央禁止贩毒指示专案办理。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5月2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二十二日会上可继续就釜山事件（1952年5月20日美方在釜山战俘营中，屠杀中方被俘人员，伤亡达86名。5月21日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大会上，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奉命就这又一次的血腥事件，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追击对方，并提出对方正使用国民党特务、暴徒来共同迫害我方被俘人员，这完全是破坏日内瓦公约，违反人道的举动。每日发言应只就一二点集中攻击，使之精简有力，利于宣传。

同日 晚七时，同林伯渠、徐冰谈话。八时，同陈伯达谈话。

5月23日 为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致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班禅额尔德尼这时正在从青海回西藏途中。）：“感谢你们五月二十三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逐步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同日 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与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毛泽东向全体代表致意，并勉励中国与朝鲜两国人民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大家庭中紧紧地团结起来。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二十二日会上，乔埃态度十分无礼，你们必须予以还击，否则哈利逊（哈利逊，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必将继续使用乔埃这种流氓态度，因为乔埃在前几次不等翻译完他的话就无礼退席，我们当场既未还击，事后又未痛斥，故他乃敢再三再四耍此流氓手段。当场还击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后痛斥，应该严厉指斥这种流氓无礼态度完全失掉军人身份，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足以证明对于谈判毫无诚意。关于每日就一两个题目打击敌人的痛处甚好，但必须注意每次内容不要将一切有关问题都平铺直叙地重述一遍，致使主题不明，失掉攻击重心，同时要注意发言简练扼要，生动有力，不要前后重复，牵扯太多，致失掉攻击和宣传的效能。

5月24日 阅关于美蒋妄图骚扰华南沿海的情报，批示：“请周考虑中南军区迅速迁至广州，并加强对海南岛的部署。”

5月27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薄一波、李富春列席。

5月31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五月二十七日关于一至四月份群众来信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解决职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周总理：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请酌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薄一波、李富春列席。

6月1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有关北京、上海、天津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李维汉、刘澜涛、曾山、黄敬、潘汉年（潘汉年，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1950年3月至1952年2月曾任上海市政府党组书记，1952年10月再任这一职务。）出席。

6月2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报送的对马光斗（马光斗，当时任北京市劳动局副局长。）五月六日所作搞好劳资关系报告的反应的材料。这份材料说：这个报告在资方及工人中产生了不同反应。资本家听了后都很满意，认为政府明确规定他们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用人权，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有些竟因此气焰嚣张，对工人、店员进行讽刺、打击或威胁；有些资方想乘机找理由报歇业，辞退工人；有的打击“五反”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数工人、店员不了解报告内容，见资方得意嚣张，对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毛泽东阅后批示：“彭真同志：除资本家有三权外，应同时告诉资本家不得向工人报复，否则法办，以免引起资本家嚣张，工人丧气。”

6月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将决定稿中的“中间阶级、中间阶层”提法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并批示：“罗迈同志：此件已阅，略有修改，请再酌。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同日 下午六时，同叶剑英谈话。晚九时五十分，同邓子恢谈话。

6月8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六月七日印发的《统战部长会议中所反映的问题简报》第一号，批示：“周总理：此件（二）项关于南京的情况可看一下。在南京这类城市，补退的数字、时间、比例均值得考虑一下。”《简报》说：南京市共有二万五千工商户，但实力很贫乏。全市私营工商业总资金共三千二百亿元，“五反”中经几次审核降低，现拟退补八百至九百亿元。

6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陈毅并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六月八日来电（陈毅1952年6月8日关于谭震林等任职和军队整编转业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示拥护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边打边建边稳的方针及各项工作部署，但认为军队整编问题还抓得不够紧，建议中央在“三反”、“五反”以后进行号召和督促，并提出在整编中要防止大批裁员，而以转业给饭吃走向生产为宜。）收到。同意你的各项意见。谭震林同志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饶（饶，指饶漱石。）治病期间代行主席职权，待提交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后即可就职。同意上海市府党组书记仍由潘汉年同志担任，方毅（方毅，当时任中共上海市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第二副市长。）同志改任副书记。同意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仍由刘长胜（刘长胜，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同志担任，钟民（钟民，当时任中共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市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同志改任副书记。军队整编转业应加紧督促，达到‘转业给饭吃、走向生产’之目的，防止用大批裁员的办法，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发去由周恩来起草的金、彭致克拉克（克拉克，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信。信中说：“现在阻碍着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只有一个战俘遣返问题。我们认为，你我双方代表应该不遗余力地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以实现世界人民所迫切希望的朝鲜停战。”“我方代表为实现这一保证，曾多次提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公平方案，即：双方所俘获的外国武装人员（联合国军或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全部遣返回家；双方所俘获的朝鲜武装人员（南朝鲜军或朝鲜人民军），其家在对方地区者应全部遣返回家，其家在收容方面地区者得许其就地回家，不必遣返。这个方案完全符合于举世公认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精神。”“你方所坚持的所谓‘自愿遣返’和‘甄别’的原则，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合国际公约的。”“基于上述原因，你方代表在谈判会议中就拒绝说理，拒绝协商，而一味重复你方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能改变的’这种武断声明，同时，又经常提出无限期休会和定期休会等要求，来拖延谈判。”信中还说：六月八、九两日，你方代表仍继续拒绝至板门店开会，这就使停战谈判的正常程序为之破坏。如果你方意欲借此破裂谈判，那你方就应公开宣布，承担责任。你方如尚有对于停战谈判的诚意，你就应该命令你方代表，按正常程序前来板门店开会。

6月10日 复信黄炎培：“六月八日惠书收到。一八四○年是林则徐领导广州民众反抗英国进攻的那一年，即所谓鸦片战争的那一年，不是说陈胜吴广，先生记错了。中国现代的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州的‘平英团’，上溯到二千余年前去纪念陈胜吴广，则太远了，那是古代的农民起义，不是现代的革命。”

同日 复信易礼容（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曾与毛泽东等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央委员，1928年后脱党。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劳保部部长。）：“六月九日来信收到。参加土改有收获，甚好。承告以各事，甚谢。人们说你近年政治上进步不大，这种批评是值得注意的，我从去年的一次谈话中亦有此感觉，主要的是劳动人民的立场还没有站稳。此次参加土改，可能对你有帮助。政协全委会每周或每两周有一次学习座谈会，许多老先生都在学习，建议你去参加，请你自己酌定。”

同日 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同日 上午十时，同叶剑英、方方、陶铸谈话，十一时半又约邓子恢来一起谈。

6月11日 审阅聂荣臻六月六日关于中南军区领导机构南迁广州问题的报告，批示：“周、林阅，退聂办。（一）以四十三军移驻海南岛，四十六军移驻雷州半岛，即足以对付海南局势。四十四军仍位惠州一带不要动。这样可以东西机动，如海南岛有事再将四十四军调去不迟。（二）赵尔陆调出为军工部长，不要去广东。以上两点已与谭、赵（谭、赵，指谭政、赵尔陆。）谈过。其余均同意。”

同日 阅空军司令部六月九日关于五月份战果情况给总参谋部的报告，批示粟裕：“空军作战成绩不佳，请你与空司同志研究改进方法，务于短期内改变敌我形势。刘亚楼回京后，应去前线指挥。”二十九日，批示聂荣臻并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同意刘、吴、王六月二十八日报告所提组织三个梯队空军部队的指挥机构的意见，望迅即按此执行。”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6月12日、13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叶剑英关于华南分局工作问题的报告，并批评华南工作中存在“地方主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子恢、薄一波、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陶铸、谭政、方方、赵尔陆出席会议。

6月14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六月十一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中学生的伙食一般仍很差，医疗卫生设备少。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待遇较一般中小学学生为优，但也极不一致，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毛泽东批示：“周总理：（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6月15日 晚上，同高岗、李富春谈话。

6月17日 上午，约见傅作义。本日，薄一波就傅作义要将个人资产献给国家一事，致电马文瑞（马文瑞，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六月十三日电敬悉。关于傅作义财产问题处理经过如下：三反开始以后不久，傅作义提出愿将其所经营的商店（约七八处）及现金全部献给国家，并表明自己态度说有这多资产就很难接受工人阶级思想，因此愿丢掉包袱云云。后经主席指示‘傅作义这种举动是好的，应予欢迎。但把私人财产献给国家不必要，可将经营的商业结束，现金全部存入银行，仍归傅自己所有’。（大意如此）主席这个指示主要是说目前不少起义人员及民主人士都有些钱，若接受傅的请求，陷其他人于被动是不妥的。因此，你们可以同意傅作义把款存到银行之意见。”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出席。

6月18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一）由于亚历山大和劳埃德正在由日赴美途中，世界舆论又正对美不利，因此对方可能一面在谈判中耍流氓，一面在军事上对我施用压力，以表示其强硬。我们应一面在谈判中坚定回击，猛攻敌人弱点，一面在军事上严阵以待，不使敌人得逞，以揭穿敌人外强中干的软弱性。（二）关于此次对方的无礼的挑衅举动，同意你们的对策和意见。（李克农1952年6月18日来电中说，17日对方再次走出会场，建议采取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方针，一方面坚决反对他们的拖，但另一方面又充分表示我们完全不怕拖。）”

6月19日 就王震十八日来电说医生提出赛福鼎因高血压病严重不宜高空长航一事，致电赛福鼎：“你的身体是否宜于坐飞机，请你和医生商量决定，如不宜高空长航则不必来京，如身体许可则来京开会。”

同日 阅周恩来、贺诚六月十八日关于五月份敌机撒布毒虫毒物及防疫工作等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应通报各大区及各省、市。”

同日 上午，同张宗逊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子恢、薄一波、李富春、李维汉、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6月20日 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中共中央1952年6月20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电报说：“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为此，我们研究了前年中国党的组织工作参观团在苏联参观后有关联共组织工作经验的报告，但我们对于联共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中央有关这三个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其他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

同日 晚上，同萧劲光谈话。

6月21日 晚上，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六月二十日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的陈赓谈话。在听取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时，毛泽东说：有人说美帝国主义是不好惹的，其实中国人民也是不好惹的。它用“联合国军”名义，也没有把我们吓倒。要是我们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掌握先进技术的干部，把敌人赶出朝鲜是不成问题的。为了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下决心解决技术装备的落后问题。在谈到党中央决定办一所军事工程学院时说：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在援助我们部分技术装备时，就提出建设现代化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国防现代化需要大批技术军官，苏联也要派专家来协助我们办学院，我看就由你来当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吧。七月十一日，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八月二十二日，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

6月23日 为转发朱德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军级的批语：“兹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可在党刊上登载。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报告说：“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同时，暴露出我们在纪检工作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第一，过去有些党的组织发现了党员干部有违犯党纪的错误，不是正面地及时地提到原则高度予以批评纠正，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担任原来工作的高级干部，没有坚决地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使党纪松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更加发展。第二，某些党的组织平时对干部的了解很差，不听群众的反映，不深入检查他们的工作，一些坏干部利用这些缺点骗取信任，以达到个人的目的。第三，有些部门用人单纯强调技术，忽视政治，放松党的领导和党内的思想斗争，造成了干部中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形。因此，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就成为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第四，必须加强纪检工作，健全党内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充分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发动对党员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的揭发和检举，经常向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第五，在处理党员违纪案件中，要克服姑息养奸和简单化两种倾向。第六，在“三反”斗争的建设阶段，各级组织可适当地进行一次遵纪守法的教育，使党员干部逐渐地养成奉公守法的习惯。

同日 中午，同习仲勋谈话。

同日 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开始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于八月完成调查，九月十七日发表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军队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

6月24日 致电斯大林：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到北京后，苏联代表费勒什尼克夫同志看了展览会及材料之后，建议请苏联科学院的专家共四人，立即乘专机来北京帮助我们准备向“国际科学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细菌战事实的报告。我们希望这四位专家能在最短时间到北京来。二十六日，斯大林复电：四名专家将于最近期内飞赴北京。

同日 下午一时，同滕代远谈话。四时，同粟裕谈话。

6月25日 阅原国民党军官费帖六月十六日关于要求就业的来信，批示：“周总理：此信代表失业旧军官，值得注意。请交失业救济会议处理。”信中说，像他这样的一些国民党下级军官正陷于失业，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文教局办理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和请求劳动局介绍工作等，都遭到拒绝，走投无路，要求国家予以收容和改造，不使流浪社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出席。

6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新疆问题。会议决定：王恩茂、徐立清、张邦英、赛福鼎分别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书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薄一波、李维汉、李富春、习仲勋、王震、张宗逊、杨尚昆、安子文、徐立清、刘格平、汪锋（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包尔汉、王恩茂、张邦英、赛福鼎、高锦纯、饶正锡（高锦纯，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省政协副主席。饶正锡，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出席会议。

6月29日 下午，会见英国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和夫人、英国牛津大学国际问题讲师戴伊，周恩来在座。

6月30日 下午，在政务院礼堂接见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的代表，接受献旗，并接受出席这次会议的西藏地区代表的献礼。

同日 晚上，同粟裕谈话。

6月 为成渝铁路通车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7月2日 审阅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关于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报告》和《关于在牧区工作的决定（草稿）》。分别将标题改为《关于在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草案）》（一九五二年七月 日新疆党代表会议通过）和《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草稿）》。批示：“此两件请周总理今晚即阅，明三日或四日至迟五日由尚昆派人乘飞机直送迪化交习仲勋、王恩茂二同志收，务于七月六日或七日送到勿误。原件应抄存一份。”这两个文件均曾经刘少奇审阅修改。

同日 晨三时，同周恩来谈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同日 上午八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对方在七月一日会议上改变了态度，并重提第五十一款条文而不再提七万名单数字，这是两个月来新的变化。估计敌人由于其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可能想从协商中与我们求得一个在遣俘问题上适合双方要求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停战。在七月三日的发言中，应指出：两个月来由于对方拒绝说理，拒绝协商，致使谈判毫无进展。七月一日对方的发言，改变了对方两个月来的态度，表示对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唯一剩下的遣俘问题，愿意寻求“一个在合理的程度上适合双方要求的解决方案”。我方对于这种协商态度，表示欢迎。现在对方既然承认交换战俘使之“回家过和平生活”是“一个反映双方的信誉的理智的与人道的行为”，那我们就更有理由提议根据第五十一款和第五十二款所规定的原则，重新进行分类，校正名单。如果对方同意我方这一建议，使交换战俘的问题达成“通情合理”的协议，就有可能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为利于切实商讨这一建议，我方并提议，将代表团大会改开行政会议。

7月3日 晨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你们应即照七月二日八时去电准备发言稿，并依照去电方针进行谈判。敌人七月一日的发言，显明地是在转弯，而且有一种可能由于其国内两党竞选及国外关系的原因而采取较快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我们回答对方，亦应明快而主动地表明我方态度。这并非示弱，而是有利于引导对方进入解决问题的具体谈判。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会上，周恩来提议回国治病并已痊愈的彭德怀留北京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前承中央同意并决定以彭副主席主管军委常务，我请求，自即日起解除我兼做的军委工作。我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7月7日 复信张有成：“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

同日 审阅同意聂荣臻报送的在全国各省市转业建设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报告提纲说：全国第一期回乡转业建设工作，现已基本结束，共计办理回乡转业人员一百零三万余人，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

7月8日 阅彭德怀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安部队隶属关系的报告，批示：“刘、朱、周阅。请彭办。同意第二个意见（彭德怀报告中的第二个意见是：维持1951年12月10日中央和军委批准的关于公安部队隶属关系的决定中所确定的双重领导关系，但须明确以军区的领导为主。），请叫萧向荣起草一个指示。”

7月9日 复信黄炎培：“七月八日惠书收到。会（指1952年7月2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开得很好，甚慰。六月二十六日的信也收到了，并以致谢。”

7月10日 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职员工和该院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训词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签署训词后批示：“特指定军事学院刘院长（指刘伯承。）代表军委向该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之学员宣读军委主席之训词。”

7月11日 在达赖喇嘛的来信上批示：“转民委办。似应复一信，由代表们带回去。”对于达赖喇嘛赠送的礼物，毛泽东批示：“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请田家英同志清出送存民委。”

同日 阅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七月七日报送的山东物资交流大会情况的通报，批示邓子恢：“你们正在开城乡交流会，此件可作参考。”

同日 复信毛宇居：“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信，六婶（指毛泽连的母亲。）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形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风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复邹普勋的信如下：“七月一日的信收到。你的生活提高一些，甚慰，为你庆贺。秋收以后，如你愿意来北京一游，可以偕李漱清先生一道来京住个把月。李漱清先生去年来信想来北京一次，但不知他今年尚有此种兴趣否，他的身体能出远门否？”

7月12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出席。

7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叶剑英并告邓子恢的复电：“七月九日的电报收到。分局扩大会议开得好，甚慰。经过这次会议以后，我们相信华南的工作会有根本的转变，分局的威信也会提高。”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邓小平七月九日对西南局、四川省委、云南省委干部调配意见的复电稿，将第四条“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最近即来中央，何时能来，望先电告”，改写为：“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何日可以动身，盼告。”

7月14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将标题改为《庆祝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年》，并在社论稿末尾加写一段话：“光荣的英勇的日本共产党在其三十年历史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个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这个党是联系人民群众的，这个党是学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的。因此我们有根据相信，这个党是能够领导日本人民革命获得胜利的。当此日本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之际，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谨以兄弟般的友谊致其深切的庆贺之忱。”同时批示：“少奇同志：此件应以庆祝为主题，故改换一个题目，并于最后加了一段鼓励和庆祝的话。很大的篇幅不很切题，但也勉强可用，不好作大改了。”这篇社论七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杨秀峰要求为河北清苑革命残废军人学校题词的来信，批示：“拟题字，即转交。”毛泽东的题词是：“加强团结学习，发扬光荣传统。”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彭德怀列席。

7月15日 复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电报说：此事（指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1952年7月13日提出的遣俘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经两日考虑，此间同志一致认为，在目前接受敌人这一挑衅性引诱性的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并在敌人狂轰滥炸之后接受，显然对我极为不利。首先是在敌人轰炸压力之下而接受其挑拨性引诱性的方案，在政治上军事上我已处于不利地位，敌人必将利用我方这一弱点，继续采取攻势，并启其扩大挑衅之念。故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继续拖延，我坚持不退，敌人仍有让步可能。如不让或破裂，我应决心与敌人战下去，从敌人不得解决的战争中再转变目前的形势。

7月17日 嘱咐机要秘书：凡发给李克农的电报，除总理特别批要我先看再发出的以外，都可先发。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彭德怀列席。

7月18日 阅聂荣臻、粟裕起草的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及有关报告，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聂、粟所拟军事五年计划及附件已阅过，基本同意，可即照此部署，请彭主持。”

7月20日 阅习仲勋关于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的报告，复电习仲勋并告西北局：“你于七月十六日晚写的报告今天收到阅悉。我们认为你对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即照此去做。”报告指出：新疆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左”的冒险急进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牧区社会改革是个错误的典型。

同日 晚上，同萧华谈话。

7月21日 批示薄一波、杨立三并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自几个月前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专署以上各级财务行政机关及军队军以上各级后勤部门向中财委及总后勤部作出违反财政纪律的自我检讨，限期上送，请你们饬专人检查一次，将已作检讨者与未作检讨者列成一张表，送给我及中央同志阅看，并提出处理意见。”

同日 阅粟裕七月二十日关于建设航空工业与增强空军后备力量问题的报告，批示：“此件请彭德怀同志审处。我意可以照办。请彭以电话与周总理一商。”报告说：我国幅员辽阔，海岸线漫长，一旦战争爆发，敌机随时可能轰炸我主要城市、工业区及交通线，届时我空军如无足够后备力量，势难完成保卫任务。根据目前远东地区美国的空军实力和我国目前的情况，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困难虽多，在我国主观努力及友方援助下仍可克服解决，但飞行员不能像飞机一样可以日夜三班用机器制造，故飞行员的培养更属重要，似应多办几个航校，至少须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各增加三个航校，并以大力推进航空工业的建设。

7月22日 阅吴晗七月二十一日再次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来信，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吴晗1949年1月3日曾向毛泽东提出入党请求，同年1月14日毛泽东给他回信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请恩来同志面告。”）此后，吴晗又多次提出入党要求。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薄一波列席。

7月23日 同彭德怀谈中央军委工作等问题。

同日 晚上，召集聂荣臻、粟裕、萧向荣、杨尚昆开会，商议二十四日中央军委会议的有关事宜。

7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粟裕、张震、苏静等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天这个会，算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打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

7月26日 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于1952年7月27日发出。）。电报说：我们现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五同志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向您报告抗美援朝工作及中国国内三年来的重要情况和今后五年建设计划的总方案，并向苏联政府商谈下列各项问题：一、向苏联政府提议缔结中苏继续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延长苏军驻在旅顺口地区期间的新协定；二、缔结中苏两国（或中苏蒙三国）对修中蒙苏之间从集宁经乌特（指扎门乌德。）到乌兰巴托直通乌兰乌德的铁路协定；三、缔结中苏两国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四、请求苏联政府对于中国的地质勘测、工业设计和装备、器材订货及技术援助等项给以帮助；五、请求苏联政府对于中国的国防建设、军事装备、兵工生产、通信设备及朝鲜作战的军火补充等项给以帮助；六、请求苏联政府对中国五年建设计划中对苏贸易订货的差额给以贷款援助。五人代表团拟于八月十八日后乘飞机赴莫（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苏联，17日抵达莫斯科。），随员将有五十人左右。

7月2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加写：“（二）同意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七月二十六日关于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并将此项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责成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于九月间再行检查一次，看各级应做检讨的财政和后勤部门是否都将检讨做好送来。（三）此件和附件应在党内刊物上登载。”报告列举了地方财政机关、军队后勤系统、中央各企业部门违反财政纪律的主要表现后指出：无论哪一系统，也无论哪一级机关，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几乎是普遍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失是严重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各部门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作怪；其次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贪污腐化方面开展竞赛，讲排场，讲享受，铺张浪费，左右相比，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再次是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没有严格周密的制度和切合实际的开支标准。

同日 审阅第二十一军司令部关于对浙江上下大陈岛国民党部队进行攻击的初步方案和预定作战方案，批示：“彭副主席：同意你的意见（彭德怀的意见是：“进攻上下大陈岛屿，美海空军亦可能参加，为慎重计，须待朝鲜停战实现后举行为宜，请主席考虑批示。”），在朝战结束前不要进行对浙江上下大陈岛的作战。朝战结束后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此项作战，亦须慎重考虑。”

7月29日 晚七时半，同徐冰谈话。

同日 晚八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粟裕出席。

7月30日 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七月二十八日关于赴朝鲜调查野战救护、卫生防疫和反细菌战等项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德怀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其末条七项建议（7项建议是：1·连卫生员应增加到5名；2·军、师、团均建立防疫组织；3·医院、医疗队装备救护车；4·扩大志愿军卫生部的编制；5·师以下各级卫生机关直接归同级军政首长领导；6·师休养所编制应与军的医疗所（队）相等；7·派毒气专家及化学部队到前方担任防治工作。）是否可行，请你和有关方面同志商处。”

同日 审阅《“八一”建军节贺电》修正稿，将标题改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为“八一”建军节给人民解放军的贺电》，批示：“此件可用。即送徐冰同志：（一）共产党不另发贺电，即在这个贺电上签名；和过去一样，先列政协全国委员会，次列中共，次列各民主党派。（二）你交我的修正稿，我又修改了几处。因中共列名，原文说到中共的地方都去掉了。（三）请再征求各党派代表们同意，即可发表。（四）对志愿军不要发贺电。”

7月31日 晚十时，同邓小平、贺龙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贺龙、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8月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八月三日复会时，我们应准备一个发言稿，痛斥对方片面休会七天之久，并在休会中又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无理暴行，指出对方必须老老实实坐下来进行谈判。”

同日 阅刘伯承七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整编工作的报告，批示：“此报告很好。刘院长很守纪律，不断有报告，不像军委直属许多部门那样不守纪律，很少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七月二十九日召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向军委主席作报告的情况的报告，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请尚昆将此件抄送刘、朱、周、彭、聂、粟及军委各部门首长。”报告说：过去的缺点是，没有把向军委主席作报告当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来贯彻。虽然有个别问题的请示，但缺少系统的情况反映。定期的综合报告写得烦琐而冗长，而且不经常。今后各部门、各特种兵要做好下列工作：（一）研究有关本部门的情况，加以综合，定期写成简要的综合报告；（二）定期将有关本部门所做的工作、处理的问题、拟定的计划，择要写成专题报告或综合报告；（三）遇有紧急的重大的事情，随时请示。

8月3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作的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修正草案），加写一段话：“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后一方面，那是不对的。”同时，批示薄一波：“此报告很好。有些小的修改。”薄一波的报告说：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和核算的结果，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良好的情况：收支不仅平衡，而且还有结余。在支付上除完全保证了国防需要外，曾以极大的力量稳定了物价，一九五一年全国市场虽在朝鲜作战情况下，基本上做到平稳。在恢复与改造经济及文化事业方面拨付了比一九五○年更多的资金，从而也就加速了经济及文化事业的恢复与改造的速度。由于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人民生活已有所改善，人民购买力也有很大的提高。编制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的基本方针是：继续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并进行全面恢复和重点建设。

8月4日 审阅刘少奇转送的杨尚昆、安子文七月十七日草拟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批示：“周、朱、彭、邓小平、贺龙、陈毅、刘伯承、谭震林、李富春、彭真、薄一波、马明方诸同志阅，退刘少奇同志办。（一）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二）至于整个方案，当然要待九十月间中央全会方能作出决议，付之实施。”意见指出：目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而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因此，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司法改革工作指示的批语稿，在批语稿的“各省、市、区以上党委，凡尚未向中央作司法改革工作报告者，务于九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你们的司法改革计划和执行情况的报告”一句后，加写：“否则以违纪论。自三反以来，中央为全盘改革司法工作曾发出多次电报，但各地除华东外，反映不多，许多地方既不报告执行情况，也不提出不同意见，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是很不妥当的。今特重申前令，望即依限报告。”华东局的指示说：由于司法部门某些新老干部不同程度上受到旧法思想与旧作风的侵蚀，因而对现有法院要求予以改革，整顿组织，清除堕落蜕化和恶习不堪改造的坏分子，而且主要的还必须将旧法思想、旧作风加以清除。

同日 审阅中央防疫委员会关于八、九两月份卫生运动具体要求的指示稿，在文末加写一段话：“以上部署，准备在今年初冬召开全国防疫会议，予以检查，并规定一九五三年的防疫计划。同时在北京开一次全国卫生防疫展览会，比较各区卫生防疫成绩的优劣，并对优胜者给奖。此事当另有详细通知。”

同日 下午五时，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而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关于吃的问题，现在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有礼堂，生活很好。究竟打到哪一年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二、要用钱；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我们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解散？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党外一个部长他当得很好，有什么理由撤销？能不能当部长，不是以党籍来作保证，而是以工作和为人民服务的成绩大小而定，一个国家只能以此为标准。各民主党派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我们国家建设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

8月5日 复信张云逸：“陈毅同志带来的信收到。再休养一年很有必要，望安心静养，不要顾虑工作。”

8月6日 上午，会见周震鳞、王季范、王首道。

同日 下午二时十五分，同罗瑞卿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并讲话。在谈到军费减少问题时说：这样，我们的军队是不是减弱了？没有减弱，而且是增强了。所谓军费减少，是因为整个预算扩大了，还有一部分经费过去列在军费中，现在不列在军费中了。此外，全军进行了“三反”，大大节省了不应该用的钱。还因为土地改革以后地方武装减少了近一百万，而且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师、四十几万人，变成了人民解放军水利工程师、人民解放军铁路工程师等等。人民解放军的人数减少了，但是装备增强了，我们买了新式武器。在这一个意义上讲，和平更有保障了。在谈到国家预算问题时说：整个预算，去年有很大进步，财政收支更加集中统一了。现在已经建立了三级（中央、大行政区、省）财政制度，将来要建立四级财政制度，县也设一级。会议听取和批准了薄一波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停战协定草案既已取得协议，望即组织宣传稿件发来，以便就唯一剩下的对方扣留战俘问题围攻敌人。”

8月7日 下午一时，会见梁漱溟。

同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林枫（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治中、陈毅分别作东北工作情况报告、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华东工作情况报告。会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与外国订立条约、协定、议定书、合同等的统一办法之决定》等文件，通过《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和《关于调整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

8月8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张难先（张难先，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程潜、邓小平、刘澜涛分别作中南工作情况报告、湖南工作情况报告、西南工作情况报告、华北工作情况报告。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九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8月10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刘伯承、陈毅、贺龙、林枫、谭震林、刘澜涛、杨尚昆、粟裕、马明方出席。

8月11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本日关于四川黑水（黑水，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内，红军长征时曾经过这里。）地区剿匪的政策问题给西南军区的指示电稿。指示电稿说：“黑水群众在土司、头人剥削下生活甚苦，加以一九三四年我军经过所给予损失甚大，为减轻其负担，对以前损失除考虑酌量救济以扩大我影响外，此时应基本上谢绝慰劳。”毛泽东在这句话之后加写：“只可对其慰劳品中约十分之一左右，当作人民的好意收受下来，并于数日后即向群众还礼，以此种办法增进军民间的友谊。”

同日 阅粟裕八月六日关于朝鲜战场步兵部队轮换方案的报告和关于在长山列岛等处设防问题的报告，批示：“德怀同志：（一）此两件请你处理。（二）关于轮换问题，整个时间似不宜延长到明年下半年才毕，似应从今年八月起，在十二月之内轮换完毕。轮换办法似以军为单位为宜。关于长山列岛等处构筑国防工事的两种不同意见，我倾向于同意粟裕等人的意见。但此两问题，似应在一次会上讨论一下，方能作出决定。此次会可在恩来等走后（周恩来1952年8月15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开，邀请陈刘谭、贺邓（陈刘谭，指陈毅、刘伯承、谭震林。贺邓，指贺龙、邓小平。）等同志到会。（三）此两件送刘、朱、贺、邓、刘、陈、谭七人轮阅。”八月中旬，彭德怀召集会议对上述两事进行研究。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对长山列岛等处设防问题作出决定。从一九五二年九月至次年二月，先后有七个军入朝轮换。

同日 阅彭德怀转报的杨立三、张令彬（张令彬，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八月九日关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全军缺汽油需要订购的报告，批示：“陈云同志：此件请阅。此事请你即在今明日内处理一下，或者由你交代一波请他处理，并以结果告我为盼！其中所提国内油价过高问题是否可能减低？如不能，理由何在，并是否向苏购买为适宜，可能性如何？”报告说，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全军尚缺相当数量的汽油需要订购，但国内油价比较高，因此希望能从苏联进口一些油。十三日，薄一波函告彭德怀并报毛泽东：国内石油售价确实过高，主要是由于照顾玉门油田的成本。昨天我与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研究的结果，他们同意将现在油价减低百分之二十。我们意见，为节省外汇起见，今年不再进口石油。

8月13日 批示同意周恩来八月十日关于改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政务院及所属委、部最近进行了人事调整，同时，为了便于照顾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拟扩大原有政务院党组的范围，并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成员，除原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副书记董必武、陈云，干事罗瑞卿、刘景范、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李克农、李维汉及齐燕铭等外，拟再增加邓小平、林伯渠、彭真、李富春、曾山、贾拓夫（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钱俊瑞、王稼祥、安子文、吴溉之（吴溉之，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李六如、廖鲁言等，共计二十四人。拟以周恩来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和第二副书记，李维汉任党组秘书长，齐燕铭、廖鲁言分任第一、第二副秘书长。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粟裕出席。

8月14日 审阅聂荣臻、粟裕及滕代远分别报送的关于烟潍铁路（烟潍铁路，即山东烟台至潍县的铁路。）修建方案的报告，以及周恩来、彭德怀分别批注的意见。周恩来办公室摘要的烟潍铁路修建方案说：军委所提修建烟潍路的方案，经铁道部研究后拟出了四个方案，其中以第一、四方案（铁道部提出的第一方案是，从潍县经昌邑、掖县、黄县、蓬莱、烟台至威海卫。第四方案是，从潍县或蓝村经莱阳至烟台，从龙口经烟台至威海卫。）较完善些。从国防意义上看，以第四方案较理想，但从技术观点看，以第一方案较易修。彭德怀批注意见，基本上同意第四方案。理由是：（一）不受敌舰威胁；（二）沿途隧道多，受敌空袭威胁感少；（三）从蓝村经莱阳至烟台后再东至威海卫，西至蓬莱，如此烟台、威海、蓬莱与青岛军事调度便利。毛泽东批示：“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即先修蓝村、莱阳、烟台线及龙口、烟台、威海卫线，待此两线成后，再修潍县、莱阳线或他线。修时应绕道多作隧道。”

8月15日 复信陈毅：“来信收到。休养两个月很有必要。你参加中央再一次会议之后，即可去适当地点从事休养。俟身体康复，再返华东工作。你的工作岗位现时仍以留在华东为适宜，因为留华东作用更大，那边还很需要你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贺龙、薄一波、谭震林、林枫、安子文、马明方出席。

8月16日 阅薄一波八月十五日转报的叶季壮八日关于东南亚各国向我国洽购大米的情况及我们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批示：“同意售米给锡兰（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的计划。锡兰来京代表团首席如是其国贸易部长，我方到车站迎接者应以同等资格之人出面。”

8月17日 阅萧向荣八月十六日报送的《总后勤部情况简报》第一号摘要，批示：“这种情报有用，军委各部门均应做，由办公厅统一管理。”摘要报告了志愿军财务和军需会议的准备情况、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度各项军费预算的座谈会的情况、志愿军补给工作的中心关键汽车保证问题、如何处理文件积压和提高干部素质的问题等。

8月18日 复信达赖喇嘛：“五月十四（藏历水龙年三月二十日）来函及礼品均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都希望建设西藏工商业，发展西藏经济，是很好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随函附送十六毫米电影放映机一部（附《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二匹，请查收。”

同日 审阅邓小平八月十七日报送的政务院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草案，批示：“刘阅，退邓办。同意这个决定。加了一句。”决定草案中说：“全国各省及中央或各大行政区的直属市均设置文史研究馆（大区、专、县及省属市不必设立）。如某些省、市原已成立类似机构的，必要时可更换名称，不必重复设立。”在这段话后，毛泽东加写：“某些省市无设立此项机构之需要者，亦不必设立。”

8月19日 下午，会见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蒋光鼐（蒋光鼐，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邵力子，并共进晚餐和看电影。

8月21日 复信毛宇居：“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一）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二）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九月间动身北来。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致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顺候近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彭真、薄一波、王稼祥、李初梨（李初梨，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出席。

8月23日 阅洪学智八月二十二日关于朝鲜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帮助解决朝鲜今冬三十万人的冬衣等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批示：“彭：三十万套冬服，可作赠送。”二十八日，审阅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给甘野陶（甘野陶，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关于赠送棉衣的电报稿，加写：“请告朝鲜政府，此三十万套棉衣作为赠送，不要付款，也不要记账。”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将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四日在北京举行的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有关问题。毛泽东讲话说：你们（指青年团中央负责人——编者注）管的是一代人的问题。青年的特点是：英勇积极，知识不足，前途远大。面对着一个新的时期，学习是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青年共同的普遍的经常的任务是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文化、科学、技术。还要注意体育，一定要把青年一代的身体搞好。新的时期到来，不懂几门技术是不行的，党也如此。干部领导群众靠两条，一靠政策，一靠技术。领导上要想办法帮助干部取得必要的专门知识。除懂得政策外，团的县、区干部必须懂得些农业知识，团市委干部必须懂得些工业知识。党委领导不但要交任务、交政策，而且要交经验。你们一样，不但要交数字，而且要交经验。要做好工作必须总结经验。不但要总结领导的经验，而且要着重总结群众生产的工作的各种经验。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安子文、萧华、廖承志（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陈伯达、周扬、钱俊瑞、赖若愚、邓颖超、章蕴（章蕴，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上海市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兼上海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1952年7月又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秘书长。）、冯文彬、胡耀邦、蒋南翔、李昌、荣高棠、高扬文、区棠亮、杨述（胡耀邦，1952年7月被免去川北区党委第一书记、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同年9月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扬文、区棠亮、杨述，当时分别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国际联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52年9月又均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出席会议。

8月24日 阅罗荣桓、傅钟、萧华八月十四日关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可用指令发给全军照办。”报告说：七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总政治部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主要是由各地汇报最近文教实施情况与经验，解决文教工作中的一些具体组织领导问题，并制定了全军统一的部队小学语文和算术速成教学方案。

同日 阅聂荣臻八月二十三日关于中南军区部队第二期整编的报告。报告说：第二十一兵团原系陈明仁的起义部队，在这次整编中除已调出两个师转业为工程部队外，尚余一个师。现中南军区部队拟在这次整编中再将尚余的这个师编为该兵团所属三个炮兵团。目前火炮装备条件不够，故不可能将这三个炮兵团装备起来，势必再将其编掉。这在政治上是值得考虑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编中仍应作为一个师编留较为适宜。毛泽东批示：“陈明仁部应当留一个师，不应编掉，也不要编为炮兵团。”

同日 阅聂荣臻八月二十三日关于经常向中央军委主席作报告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您的指示，自七月二十九日我们召集总参谋部各部、各特种兵及总后勤部首长专门讨论之后，情况已有初步转变。今后应做到：应请示者随时请示；紧急情况随时报告，一般情况定期简要综合报告；报告按内容可分为各部门工作情况简报、专题报告和综合报告。力求改善报告的写法，写好报告不仅是文字技术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方法的提高问题。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刘、朱、彭（彭，指彭德怀。）、尚昆阅。退聂办。”

8月25日 阅罗荣桓、傅钟、萧华八月二十三日关于八一建军节二十五周年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情况的报告，批示萧华：“此件很好。请用中央和军委联署名义起草一个电报，致各大军区、志愿军、各特种兵、军事学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批准这个报告，对所提四项建议（报告共提出5项建议：（一）竞赛要建筑在各级领导重视及平时训练工作的基础上。（二）部队体育运动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制度的。（三）为达到普及与提高的目的，总政治部暨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及其他重要单位，必须成立专业体育工作队或体育训练班。（四）文化艺术工作仍应继续贯彻“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五）今后像这样的运动会，建议全军或以大军区为单位，坚持每年开一次，使之成为一种制度。）责成各地实行。”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邓颖超、杨尚昆、安子文、陈伯达、赖若愚、胡耀邦、龚子荣、李楚离、王甫（龚子荣，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王甫，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和各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出席。

8月30日 复电周恩来：“八月二十八日电收到。我们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旅顺口的换文（指中国外交部部长和苏联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正式换文的时间为1952年9月15日。）。也原则上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移交中长路的公告（指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于1952年9月15日宣布，中国长春铁路应于1952年12月31日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完毕。）。”

同日 致信赛福鼎：“根据你的意见，对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的农民同志们的来信，写了一封回信，烦为转交为荷！”回信说：“感谢你们今年三月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时写给我的信。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同日 复信朱其陛（朱其陛，毛泽东的旧友。）：“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胡耀邦、陈伯达、蒋南翔、李昌出席。

9月1日 阅刘伯承、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育长、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遗失文件泄露国家机密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五月进行文件大清查，发现严重失密现象。对此，院领导已经采取各项措施，进行整顿。报告提出：年余来学院领导对保密制度检查不严，纠正错误不力，造成了失密的错误，除今后督率所属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外，请给院长以应得的处分。毛泽东批示：“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报告阅悉。大力整顿，已有成绩，免予处分。”

9月2日 阅赵尔陆九月一日关于二机部初建情况的报告，批示：“退赵尔陆同志。此件已阅，很好。注意保密与肃特，极为必要。”报告说：原隶属重工业部的航空、兵工、坦克三个工业局的领导机构与所辖工厂，已正式拨交二机部领导。在机关和工厂中，尚存在组织不纯、控制机密不严的严重情况。已责成各局领导即行全面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以确实达到保障国家机密与军事工业安全建设的目的。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八月三十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整编情况和部队轮换作战计划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及轮换计划。明年三月至六月四个月内换七个军是否觉得太紧一点而须延长时间，可到那时再定。”报告详细汇报了部队轮换作战计划，并说：我们研究了主席对部队采取轮换作战的指示意图，主要是使国内部队不失时机地获得作战的锻炼，以求提高现代作战经验，同时也可照顾到出国作战较久的部队能得到必要的休整。

同日 致电斯大林。电报说：“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的时候，请接受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的热烈的祝贺与衷心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苏联军队歼灭日本军队的主力——关东军，帮助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在中国的恢复与建设过程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使中国人民的力量获得迅速的巩固与壮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开会。

9月3日 晚上，同程潜、陈伯达、胡耀邦谈话。

9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开会。

9月5日 复信黄炎培。信中说：“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指黄炎培1952年9月7日准备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对于黄炎培的讲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把讲稿中两处提到的资本家应“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讲稿中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在讲稿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同日 阅张干八月三十日的来信，批示：“即送徐冰同志：请于日内致电长沙统战部通知此人，于九月中旬偕罗元鲲先生同来北京一游。此人是过去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张干的来信说：老友罗元鲲已接到湖南统战部通知，定于九月半间到北京参加国庆三周年庆典，希望能和罗元鲲结伴同行。

9月6日 复电周恩来：“九月四日电（周恩来的电报说，同意苏蒙两国提出的中苏蒙三国对修中蒙间铁路协定草案。协定草案的中心问题有四：（一）双方（中国为一方，苏、蒙为一方）对修铁路至中蒙边境；（二）双方均按1524公厘宽轨修筑；（三）今年开始勘察设计，1953年动工，1955年内完成；（四）该路由内燃机车牵引，具备每昼夜对开12次列车的能力，将来经协议提高到每昼夜对开24次列车。关于协定公布时间，我们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待铁路修成后再行公布。）收到。同意你们关于中苏蒙铁路的意见，并同意待铁路修成后再行公布协定。”

9月9日 审阅修改习仲勋七月十五日在新疆省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删去报告中“封建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们创造了宗教。因之，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一段话，加写：“宗教在阶级社会更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灭，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并批示：“习仲勋同志的报告很好。惟在说到宗教的时候，他说，‘封建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们创造了宗教’，这和历史情况不全适合，故将这一段作了一些修改。其他地方，有一些小的修改。”

同日 晚上，同饶漱石、张鼎丞谈话。

9月10日 在新华社九月九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号上批示：“尚昆同志：这种提要（指新华社《内部参考》写的新闻提要。这种提要文字简短，一目了然，便于事务繁忙的领导干部用较少的时间了解较多的情况。）办法很好，办公厅也可照做。”

同日 同黄炎培谈话，询问“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工商业情况，特别是中小工商业情况。在了解到中小工商业确有特殊困难，必须找出解决办法后，毛泽东谈了几点意见。他说：（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如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定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予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予它们经售。这样，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须商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种“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这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其他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

9月11日 阅新华社九月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期刊登的《华北各地职工的疾病情况严重》的报道，批示薄一波：“请与华北局同志商量，是否可以为解决工人疾病问题，召开一次专门会，决定实施办法？”

9月12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王稼祥、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开会。

9月13日 关于清偿解放前人民存款问题，为中共中央重新起草给中财委党组的批语：“中财委党组：（一）基本上同意你们关于清偿解放前人民存款问题的方案，但尺度还须放宽些，望根据放宽的尺度制订一个具体清偿办法，再送中央核阅。（二）此事应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可待周总理回国后举行。”中财委的方案提出：现在全国财政情况已经根本好转，为了维护社会信用，给银行贷款和存款创造有利条件，决定凡解放前的存款一律归还。处理原则是：首先照顾大多数小额存款户，适当照顾大额存款户；偿还倍数按目前银元牌价计算；所有存款一律还本金不还利息；分期偿还，先还小户，后还大户，小户凭单据一次还清，大户登记分期归还。

同日 阅邓拓九月十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准备发表的黄炎培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将讲稿中第一句“毛主席给我们的指示”改为“今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和我谈话时，曾对我们的工作有所指示”。并批示：“请黄副总理审阅，退还邓拓同志：（一）在文首加了一句，即可不要补发消息了。（二）应于明日（十四）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并由新华社予以广播。”

同日 致电周恩来：“（一）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准备讨论朝鲜问题，墨西哥提出解决俘虏问题的三点建议。（即第一，双方俘虏已表示愿意返国者应予交换；第二，其他俘虏由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给予暂时避难的权利，这些俘虏应按照以后确定的办法予以遣返；第三，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后，这些俘虏的母国应该向他们提供一切保证和便利，以便他们能够马上返国，如果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前，有些俘虏要求遣送返国，有关政府也应该同样办理，并应给予他们回国的种种便利。）看来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是英国策动的，墨西哥的这个提议可能也是英国策动的，美国对前者表示愿意讨论，对后者尚未表示态度，我们对此二者应取何种态度，请与苏联同志商定。（二）印度和缅甸从侧面表示愿和我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表示希望你访问印、缅一次，其本意是尼赫鲁想来访问中国，然后希望中国总理还礼访问印度。此事是姚仲明（姚仲明，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大使反映的，我看很有可能提出来谈，如印、缅正式提议我们不大好拒绝，究竟是否可以和印、缅签订上述协定，亦请和苏联同志一商。”十六日，再致电周恩来：“九月十四日电（指周恩来关于1952年9月12日同斯大林谈话情况的报告。）悉。墨西哥三点建议是美国策动的，英国表示不满意，说要有所补充，或另提英国的方案。墨西哥建议是将俘虏分散到各国分配工作，‘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云云。这个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9月14日 致信章汉夫：“周总理电告有关中长路的公告及有关苏军延期撤出旅顺的换文（中长路的公告，即《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归其所有。有关苏军延期撤出旅顺的换文，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换文说，双方外交部部长同意将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条中规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和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和约获致缔结时为止。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发表《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即将于十五日或十六日在莫斯科签字，当日发表，第二日登报。请约邓拓、熊复（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同志一商，立即起草一篇社论，并于十五日下午送我一阅。”本日晚，约章汉夫商议社论起草问题，指示他帮助修改。十五日晚，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发展中苏同盟的强大力量》，并批示：“此件请少奇同志即阅，于今夜送还邓拓同志，明天见报。”社论说：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与苏联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说明了中苏两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根据我国的实际利益所采取的合作方式，完全是真诚无私的。前者更加充分地表明了苏联政府对于我国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荣誉的尊重，和对于中苏兄弟般的同盟事业的无限忠诚。后者则和目前的国际形势有密切关系。在全面的对日和约没有缔结以前，延长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期限，这对于保卫东方与世界的和平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

9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甘肃定西地委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给西北局并告西南局、中南局的批语稿，在批语稿末尾加写一段话：“中央希望西北、西南、中南每个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县委及地委都和甘肃靖远县委及定西地委一样，于切实检查所属区乡的工作情况后向中央写一个报告。此电及附件可在党刊上登载。”

同日 为天兰铁路通车题词：“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修筑兰新路。”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彭真关于如何开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及会议内部组织分工问题的汇报，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9月17日 阅水利部九月十六日关于汉水黄家场决口和抢救情况的报告，批示邓小平、薄一波：“请商水利部提出根治汉水计划，考虑是否可以列入明年预算。洞庭湖、荆江北岸、汉水三处同治，财政上是否可能？”水利部的报告说：汉水黄家场在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发生决口，已组织三百只船进行抢救，绝大部分人已被救出，仍有少数人被淹死。二十五日，审阅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意水利部党组将根治汉水工程列入明年计划的报告给中财委党组的批语稿，加写一句话：“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阅看，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同日 致信李达。信中说：“《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随信附寄应李达之请，为岳麓山爱晚亭（爱晚亭，建于清乾隆六十七年，1952年重新修复。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常同蔡和森、罗学瓒等同学来这里学习和锻炼身体。）题写亭名。

同日 阅外交部九月十三日关于拟接受朝鲜技术人员、技能者六百余人来我国实习给中国驻朝使馆的复电（复电表示，因我国各业各工厂生产繁忙，来人多安排有困难，以少派为宜。），批示：“小平同志：此电所说，与我们商定者不符。外交部发此电未先送审，请你查询告我为盼。”十八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我已告章汉夫打电话去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改正电报的说法，说明：他们提出两千名技师、技工来华实习，均可接收，但以分批来为好。同时，我已告章汉夫：今后对朝方所提要求，除十分困难者外，都应答应。有关电文必须送审。同日，毛泽东批示：“周、邓阅，送章汉夫同志：外交部最近有些较重要的外交复件未送中央审阅，对朝鲜的复电与中央的决策及我们面告朝鲜同志者不相符合，是不妥的。以后请加注意，除例行事务外，凡较重要的外交复文，均须送总理及我审阅之后，再行发出，以免出乱子。此事去年（或者是今年上半年？）有一次即告诉过你，要事不送审是不对的，你曾作了自我检讨，如何又忘记了？”

同日 阅志愿军第十五军政治部九月四日关于“八一五”前后前线对敌政治攻势情况给兵团政治部和志愿军政治部的报告。报告谈到在阵地宣传方面，喊话已发展到对话和播音，我前沿干部战士对此非常欢迎。毛泽东批示萧华：“阵地播音极为重要，是否已普遍筹备了播音设备及播音人员？”

9月18日 阅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九月十七日转报的轻工业部七、八月份工作综合报告，批示薄一波：“这种报告很好。请指令中财所属各部党组务必每两个月做综合报告一次，中财并应指定一人负责检查督促。”报告汇报了管理体制调整后轻工业部管辖的重点行业的情况，一九五三年的基建、生产控制数字草案和今年七、八月份的生产情况，并对卷烟专卖、改进轻工产品质量、统一规格标准、安全生产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同日 将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普遍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等情况的报告批给陈伯达阅，并指出“此报告第四段有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和意见”。报告说：由于普遍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和加强了对农业生产具体的领导，今年夏季农作物已普告丰收。在丰产成绩上以国营农场居首，农业生产合作社次之，常年互助组与临时互助组又次之，单干户最差。今后除继续领导群众战胜各种可能的自然灾害外，必须大力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并普遍举办互助合作训练班。

9月19日 阅周恩来九月十八日关于尤金提议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俄文译本分为两卷的来电，复电周恩来：“《毛选》第二卷俄文译本可以照尤金的意见分为两卷，第三卷如太厚也可以分为两卷，请告尤金同志。”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罗瑞卿开会。

9月21日 复电阜新发电厂工程队全体职工：“九月十七日电悉。庆祝你们在透平发电机安装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望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扬积极性，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该厂工程队全体职工于十七日致电高岗并转毛泽东，报告胜利完成二万五千千瓦透平发电机及一号锅炉安装工作，并定于九月二十日开始发电运转。

同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发来的将于九月二十二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在机场的谈话稿，批示章汉夫和伍修权：“此谈话应和回国新闻一同发表，请告新华社注意收听此项新闻，务必收清，一同发表。”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的谈话和回国新闻。周恩来的谈话说：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之下，业已圆满地完成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商谈，完成了毛泽东主席所委托的光荣任务，使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9月22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9月23日 复电高岗、林枫：“九月二十二日电悉。关于由东北帮助朝鲜收容两万六千孤儿和办一个两千人的工业大学，不须由外交部商谈，即由你们负责和朝鲜派来的人进行具体商谈妥善解决之，所须费用报中财委支付。”

同日 致电高岗：“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习仲勋同志明日可到北京担负中宣及文委工作。周总理、陈云同志明日可回京，并告。”

同日 下午六时半，同凯丰谈话。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薄一波汇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情况，刘少奇、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曾山、叶季壮出席。

9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并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互助合作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又说，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刘少奇、陈云、彭真出席会议，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薄一波、习仲勋、聂荣臻、粟裕、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列席会议。

同日 阅章汉夫的检讨，批示：“刘、周、邓、章汉夫同志阅，存周处：（一）锡兰代表所提两点（锡兰（今斯里兰卡）贸易代表团1952年9月22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两点希望：（一）中国政府将来派代表团去锡兰；（二）代表团这次能会见毛泽东。），不应拒绝，具体安排请周总理处理。（二）章汉夫同志检讨尚好，这是第二次，仍不拟给予处分；如将来再犯，再议处分。”

9月25日 审阅修改邓拓九月二十四日夜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将提纲的“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晨七时批示邓拓：“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同日 晨，会见邹普勋、李介侯。

同日 阅王观澜（王观澜，当时任农业部副部长。）九月二十四日关于开凿胶莱运河的建议的报告，批示薄一波：“此件请中财委参考。这条河如果能修通并能走大船，那是好的，但不知头五年有此财力否？”报告建议中央考虑在胶东半岛颈部的胶州湾与莱州湾之间开凿胶莱运河，这样可缩短水上航程六百华里左右，大可加强渤海海面的控制，而工程在目前也可解决很多人就业问题。

9月2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习仲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给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稿，修改后的电文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决定习仲勋同志为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为副部长，并增加凯丰同志为副部长，其他原有各副部长照旧不变。”

同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罗元鲲、李漱清、张干、王季范、邹普勋、李介侯，并共进午餐。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各大区财经部门负责人出席。

9月28日 为转发安子文九月二十七日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同意安子文同志这个报告，并发给你们阅看。可在党刊上登载。”报告说：自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后，各省、市委都先后制订了具体计划，并开始进行了工作。农村支部的整党，根据典型试验，一般应该解决三个问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明确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即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严肃处理违法乱纪品质恶劣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等。

同日 上午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章士钊、罗瑞卿、陶希晋（陶希晋，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政治法律委员会秘书长。）谈话。

同日 上午十时，召集彭真、齐燕铭、余心清（余心清，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开会。

9月29日 复信黄炎培：“九月二十二日大示（黄炎培在信中谈到，上海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由于1952年1月至5月没有生意，1952年的所得税照1951年税额在1月底应先缴三分之一感到有困难。信中还谈到上海工商界的一些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两点上入手。随信附送了毛泽东9月10日同他谈中小工商业问题的谈话记录，请毛泽东审阅。）收到，甚谢。因与财经机关商酌，迟复为歉。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据财委同志报告，有些已经调整，有些正在调整，有些则尚待研究调整办法。上次我和先生谈的关于中小工商业的几点意见（指毛泽东1952年9月10日同黄炎培的谈话。），过于简单，不便发表。此类问题，宜由财经机关征询各方意见，加以处理，较为适宜。大函及几个附件我已交付陈云、薄一波诸同志负责研究去了。我处亦收到工商业者不少信件，可以看出他们对我们工作缺点的反映。近日颇忙，稍待当约先生面叙。”复信于十月四日发出，毛泽东又在信上批注：“黄任老：此信及所附各件因送给几个同志看，故今天才发出。”

同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我们伟大的祖国向着和平建设的大道前进》，批示：“已阅。加了几句。三十日广播，十月一日在北京及全国见报。”在社论稿的“苏联政府和人民在过去三年间给了我们以高贵的友谊的援助，对于我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之后，加写：“最近中苏两国关于在重要政治经济问题上已经取得一致的成功的谈判及其已经发表的文件，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你们对对方建议的处理方针（对方建议指哈利逊1952年9月28日提出的3种附加遣俘方案：一、一俟停战协定生效，各方收容下的一切战俘应有权获得释放与遣返。二、一俟停战协定生效，所有愿望遣返的战俘将予迅速交换，所有反对遣返的战俘将分成小批送至非军事区。三、一俟停战协定生效，所有愿望遣返的战俘将予迅速交换，将分为适当大小的各批，送至非军事区内相互同意的地点，并在此地被解除双方的军事控制。南日在发言中指出对方新提出的方案换汤不换药，并重申我方立场。同意对方建议休会10日。）是对的。我们拟在十天内外向对方提出一个对案，给以打击。”

同日 下午，会见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一行，林伯渠、周恩来在座。十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泽登巴尔一行，朱德、李济深、林伯渠、周恩来、陈云、黄炎培、邓小平等参加。

9月30日 晚上，举行国庆宴会。致词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到来了！过去的一年，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际的和平，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希望在今后的一年我们能做更多的工作。”

同日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苏联，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莫斯科致信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曾要我们就以下问题听取您的意见：一、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二、何时召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刘少奇在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这两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斯大林在十月二十四日同刘少奇等人的谈话中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2日 阅谢觉哉九月三十日摘要转报的中央湖北灾情视察组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湖北和皖北今年灾情颇重，必须统筹救济，请你加以注意。”报告说，湖北省入夏以来，大部地区九十余天未下透雨，全省受灾人口六百七十五万、田地八百七十万亩，轻灾遍及三十九县，据说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同日 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致电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由宋庆龄、郭沫若等11位人士发起，1952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亚洲、澳洲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37个国家的代表，共378人。会议就日本问题、朝鲜问题、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民族独立问题、保卫妇女及儿童福利的问题、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问题、关于中东及近东和平运动的情况的报告等，进行了讨论，通过并发表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和各项决议。），指出：“会议的召开，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以及全世界的人民保卫和平的伟大共同事业，将有巨大的贡献。谨祝会议圆满成功。”

同日 复信毛宇居：“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贶，甚为感谢。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泽荣，即毛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同日 复信谭熙春：“九月二十三日的信收到，甚以为慰。北游事，今年不要来，明年如有可能，再作决定。”

同日 晚上，和彭德怀同韦国清（韦国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谈话，对他前往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抗法战争的西北战役作指示。十月十六日，韦国清到达越南。

10月3日 晚上，同彭真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问题。

10月4日 复电刘少奇：“十月三日来电收到。（一）联共同意胡志明同志秘密去莫斯科，现已定六日乘专机起飞，八日可到莫；（二）同意对贺电的修改文字，惟‘个别国家’宜改为‘各个国家’。”（刘少奇在1952年10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建议对毛泽东致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贺电稿作几处文字修改，其中，在“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前面，加上“根据个别国家的具体情况”几个字。）并批示：“请陆定一同志照此修改，于塔斯社发表大会开幕消息的同时，发表这个贺电。此外，人民日报宜写社论一篇。”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贺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10月5日 复信齐白石：“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10月6日 审阅罗瑞卿本日关于王剑朋杀人案（王剑朋曾任广州市企业管理局局长。“三反”运动中，因被揭发有贪污问题而受到监管。监管期间，王剑朋杀死了监管他的警卫人员和检举他的人。广州市人民法院决定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广州市公安局和人民检察署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经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复议，仍维持原判，立即执行。）的判处意见，批示：“周、邓阅，退罗瑞卿同志，并请罗转告蓝副检察长（指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蓝公武。），同意他维持原判，对王剑朋处以极刑立即执行。”

同日 下午三时半，同习仲勋谈话。六时半，同黄克诚谈话。

10月7日 阅聂荣臻本日关于志愿军第二步反击（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2年秋季发起的全线战术反击第二阶段作战。这一阶段自10月6日起至31日结束，共毙、伤、俘敌一万八千九百余人。）开始第一天战况的报告，批示：“聂：待作战告一段落后，请用军委名义起草一个贺电给志愿军各部，以资鼓励。”报告说，志愿军十月六日开始的第二步反击的预定目标（十八个点）已打下十六个点，全歼守敌共二十个排的兵力。

同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就李克农十月五日来电中所说将在八日或九日会上提出我们的对案一事，指出：“根据多次经验，我们如在此时稍一松口，敌人又会发生错觉，气焰高涨，转使谈判再陷停顿。因此，我们首须揭露敌人提案的欺骗性，予以坚决拒绝，然后再提出可以诱致敌人走下一步的我方对案，但方案本身不要希图敌人接受。”随电发去周恩来为我方代表起草的十月八日发言稿大纲。

同日 同陈正人谈话。

10月8日 下午，和朱德、周恩来接受以柳霞·土登塔巴为团长的西藏致敬团和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代表的献旗、献礼，并同他们进行谈话。毛泽东说：一、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二、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三、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四、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最近你们可以到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东北等地去参观。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毛泽东最后叮嘱：将上述讲话传达给西藏民族的各方面的人，让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不久由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他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中加以引述。

同日 下午，和朱德、周恩来接受朝鲜、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华侨回国观光团以及遭受帝国主义迫害的马来亚归国华侨代表的献旗。

同日 下午，同刘仁、张友渔（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友渔，当时任中共北京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谈话。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对于在八日会上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我们应坚持固守我方所提方案的范围这个方针，不作任何带有增减这个范围的解释。

10月9日 审定彭德怀十月八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军纪废弛现象的指示》，这个指示于十月十三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发出。指示指出：自今年五六月以后，在部队训练上，表现出两种相反的现象：第一，文化教育普遍抓得很紧，因此掀起了全军文化学习的高潮，并取得很大成绩，这一方面是好的。第二，军事教育和军事纪律普遍放松，因此产生了部队生活散漫，技术降低，体力减弱和严重的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等现象，这一方面是严重地不应该的，是必须立即纠正的。

同日 晚上，听取彭真汇报。

10月10日 致信宋庆龄：“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同日 复信周世钊：“十月五日的信及所附报纸，收到，以前的信也收到了。文章已看了，很高兴。蒋竹如兄的工作问题，尚未解决，我已将他的信转致湖南文教厅请其酌处，不知近日已解决否？便时祈向文教厅询及。”

同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同意你们对敌人这一行动的分析及对我们应取的态度和步骤的意见（李克农在1952年10月9日的请示电中说，8日对方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未等我方发言即走出会场，这是对方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因此，我们觉得应由南日同志向哈利逊提出书面抗议，驳斥其片面休会之荒谬，指明其破坏谈判之严重责任。同时，可以由南日同志在联大开会前发表一篇长篇谈话，总结一下美国侵略朝鲜、谈判经过及战俘问题，并在这篇谈话里表示一下我们有理有力的立场。）。南日同志的抗议，望针对敌人这一行动，指出敌人蛮不讲理地坚持其所谓自愿遣返实即强迫扣留的原则，拒绝协定，中止谈判，企图以此压迫即将开会的联合国大会赞同其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同时说明我方坚守日内瓦公约的正义立场及业已达成协议的停战协定条文，对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绝不放弃，但对释放和遣返全部战俘的方法和步骤，从来就主张可以协商。两相对照，对方应负拒绝协定、破坏谈判的全部责任。为此，我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其对一切后果负责。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周恩来、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0月13日 阅中央军委技术部提供的关于国民党军队给其在大陆残余力量空投装备的情报，批示彭德怀：“似宜指示西北军区及西北局，让敌空投装备充足，并集中兵力向夏、洮区域进攻，并让其深入占领一块地方，然后我军集中兵力包围歼击为有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周恩来、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0月14日 “联合国军”为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扭转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改善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以志愿军上甘岭防御阵地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猛烈的“金化攻势”。志愿军开始在金化以北地区，依托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顽强地进行上甘岭防御战役。

10月15日 阅陈云十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青浦县小蒸乡农民状况的材料（这个材料是一个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学生暑假回家时写的，他遵陈云之嘱作了一些调查。材料反映由于接连三年农作物歉收、征粮比例过高和人多地少，造成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等情况。），致信谭震林：“陈云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据薄一波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政务院1950年2月规定在新解放区征收公粮的比率，为“不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1952年6月，政务院《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晚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1952年应施行统一全额累进税制，累进税率从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三十止（一律不准再征附加税）”。），大大减轻民负。望将你的意见告我。”

同日 下午，同包尔汉、习仲勋谈话。

10月16日 阅萧劲光关于海军党委八、九两月的综合报告，批示：“十月十五日的综合报告收到阅悉。希望在下一次综合报告中看到各项缺点的改进情形。”报告说：海军于八月份抽调六十余人，分赴华东、中南、青岛各地进行了四十多天的工作检查，既反映了优点，也反映了缺点。缺点概括来说，主要是业务技术学习还很不够，组织和机构仍不健全，骄傲自满情绪普遍存在，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很严重。

10月17日 阅张有晋希望留京工作的来信，批示：“请罗迈同志酌处。如留此人在京，则张干（原一师校长）、罗元鲲（原一师历史教员，此人诚笃，较二张为优）亦有请求留京之可能。”十一月八日，李维汉致信毛泽东：我曾和张干、张有晋、罗元鲲三位谈过话，罗仍要回湘，二张决留北京文史馆。十一日，毛泽东在李维汉来信上批示：“我已和张干、罗元鲲二位谈了，劝他们回湖南，北京生活费用较高，不如湖南好，他们在湖南都有顾问、参议一类的待遇。他们已同意回去。”

同日 阅聂荣臻本日转报的傅连暲关于粟裕病情的报告。报告说，粟裕昨日下午在办公时突然血压升高，医生建议卧床休息，并需住院检查及作睡眠疗法，然后再休息一个月。毛泽东批示：“同意休养一个月，病好再工作。”

10月18日 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十月十五日给军委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九五二年国防建设费预算需追加五千五百多亿元，请中央批准从国家财政预算中拨款。毛泽东批示：“尽可能在本年度军费中调整开支，不追加总预算。”

10月19日 复电刘少奇：“（一）十月十八日电报（指刘少奇关于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收获和体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收到；（二）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王光美，刘少奇的妻子。朱仲丽，王稼祥的妻子。）二同志即去莫斯科；（三）中央全会可待你们回国后再召开。”

同日 阅李维汉本日关于中国民主同盟工作近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民盟目前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民盟今后的活动，要找出怎样参加和配合国家的文教建设工作的办法，以发挥其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二是在民盟内外条件已有新的变化的情况下，要使其领导机关中各派的关系得到必要的调整。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意见。据吴晗向我表示，民盟中央和北京支委各种会议，只谈人事，不谈工作，使他们感到极为苦闷。一个政治团体不谈工作，是无法维系成员的，也势必永远陷在人事纠纷中。此件中所说‘找出参加和配合文教工作的办法’，是必要的。其他民主党派恐亦须解决此问题。”

10月20日 阅黄克诚十月十八日关于乡一级规模划分问题的来信，批示：“陈、薄、邓小平同志阅，周总理处理。此件经明日中央讨论后请周重新拟处。”信中说：全国把乡统一划大，平均每乡人口划二千五百人到三千人，脱产干部三个，觉得乡太大而脱产干部又太少，不便群众参加政权管理和解决问题，不便政权联系群众，还会增加农民负担，耽搁生产等。乡划小一点，就可避免上述缺点。乡划小后，为减少中央乡村的预算经费，可以把脱产干部改为半脱产，采轮流值班制。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十月十七日关于检查三年来对苏联专家使用情况给所属各部的指示，批示：“聂、萧华阅，请彭处理。军事方面的苏联专家，亦宜仿财委办法，下一指令，总结经验，纠正我们方面的缺点。如何，请酌处。”指示说：检查三年来对苏联专家的使用情况，我们对专家工作的安排是恰当的，但一般说来各部门还有很大的缺点。为了充分发挥苏联专家的力量，决定凡聘有专家的部门，一律将本单位三年来专家工作情况与经验认真加以检查、总结，并提出今后使用专家的方针和办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贸易问题和农业税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黄克诚、叶季壮、陈正人出席。二十三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决定一九五二年度农业税为三百三十亿斤小米及其他事项。

10月22日 复信罗元鲲：“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指罗元鲲托李漱清交给毛泽东的两篇文稿。一篇是罗元鲲的自传，一篇是罗写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墓文（指毛泽东题写的“袁吉六先生之墓”。）遵嘱书就，烦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多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壮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

同日 晚上，和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的演出。毛泽东对宋庆龄说：儿童剧团应多排演一些适于儿童看的戏剧，因为由儿童上演儿童剧比之由成人演给孩子们看，更生动，更能引起儿童们的兴趣和喜爱。

10月23日 审阅萧向荣十月二十一日关于在中央军委设立审计机关的报告，批示：“此件请周一阅。关于军委设审计机关问题，似有必要。如同意，即请彭主办；如有意见，请与彭商处。”二十四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军委设审计机关。具体方案，请彭主办并与中财委一商。”

10月24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及军事学院各首长的电报。电报说：“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一）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八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二）将此报告发给各级党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遵照办理；（三）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中纪委的报告说：为了贯彻中央认真地、严肃地、慎重地处理党纪问题的方针，对已经处理的案件进行一次复查是必要的。复查要有重点，要抓住弄清事实这一中心环节。报告提出了在处理党纪案件和复查中应掌握的几项原则。

10月25日 晨，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视察。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黄敬等同行。

10月26日 上午，在天津同黄火青、吴德（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天津市政协副主席（1952年12月任主席）。吴德，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代理市长。）、李烛尘谈话。随后前往济南，黄火青等也同行。下午六时，到达济南。在住地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负责人许世友、高克亭、王卓如（高克亭，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业部部长、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卓如，当时任山东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11月任主任）。1952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财政经济委员会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谈话，听取山东工农业生产和发展地方工业等情况的汇报。

10月27日 上午，前往济南市南郊四里山黄祖炎烈士墓凭吊。在谈到黄祖炎遇害时说：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办事认真，能文能武。他跑完了艰苦的长征路，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没有倒下，却遭反革命分子枪杀。我们必须严防反革命分子的报复，切不可疏忽大意，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绝不可姑息养奸，要坚决镇压。当许世友说到山上还埋着济南战役的部分烈士，并准备把其他地方烈士墓也迁移过来建立一个烈士陵园时，毛泽东说：好啊，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有这么多的英烈长眠在这里，四里山就成英雄山了（四里山后改名英雄山。）。

同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发出《关于辽东半岛设防的决定》、《关于山东半岛设防的决定》。两个决定指出：在美帝国主义积极备战和武装日本的情况下，对我沿海的战略要点和重要作战方向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已成为我国防建设的重要任务。

同日 上午，游览趵突泉、漱玉泉、跑马泉、珍珠泉、黑虎泉。

同日 下午，游览大明湖。在游艇上谈起王尽美、邓恩铭时说：他们都是你们山东党的创始人，参加了党的一大。王尽美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叫王瑞俊，参加革命后改名叫王尽美，意思是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理想嘛！在北极阁向许世友了解济南战役中活捉王耀武的情况后说：你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整个战役歼敌十万，不简单！这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人民军队的强大攻击力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加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实力，为更好地支援战争打下了基础。下午，参观历城县黄河泺口大坝，称赞大坝修得好。

同日 晚上，听取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分管水利的负责人汇报黄河山东段情况。

10月28日 上午，乘专列前往曲阜参观孔庙、孔府、孔林。

同日 下午，到达徐州。晚上，接见中共徐州市委副书记华诚一、市长张光中。

10月29日 上午，登徐州南郊云龙山，游览兴化寺、俯瞰古战场、察看黄河故道。在看到徐州周围山上树很少，有人说这可能与古战场有关，清朝乾隆皇帝还讲这个地方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时，毛泽东说：那是对劳动人民的污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穷山可以变成富山，恶水可以变成好水。要发动群众，上山栽树，一定要改变徐州荒山的面貌！在山上循着黄河故道自北向南眺望徐州城，说：黄河故道穿城而过，威胁人民的安全，市委、市政府应及时采取措施，变灾为利。

同日 下午三时，离开徐州。晚七时，到达河南兰封（兰封于1954年和考城合并为兰考县。），住宿在专列上。

10月30日 晨，到专列停靠地附近的许贡庄向农民了解情况，并走访一户农民家庭。

同日 上午，乘专列前往黄河大堤。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随即谈治理黄河问题。在王化云（王化云，当时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谈到制订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时，毛泽东说：这个大水库修起来，能防洪，能发电，还能灌溉大量农田，你们的规划是可以研究的。到黄河大堤后，在东坝头、杨庄险工地段察看大堤和石坝。午饭后，继续了解黄河的有关情况。王化云说：他为了解从长江上源引水入黄是否有可能性，查勘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在得知东坝头还不能看出黄河是“悬河”后，决定到开封去看“悬河”。

同日 下午，乘专列到达开封。参观开封铁塔、龙亭两处古迹。后换乘汽车到开封北郊黄河柳园口看“悬河”。

同日 晚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就河南工作和治理黄河问题交换意见，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午夜，查阅《河南通志》、《汴京志》和《龙门二十品碑帖》，了解黄河泛滥史。

10月31日 晨，乘专列前往郑州。行前，对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军区、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再次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同日 上午，到达郑州。来到黄河岸边的邙山山顶，观察黄河在这一带的走向、水势、流量和黄河铁路大桥情况。对陪同的河南省委、郑州市委负责人说：黄河既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旧中国连年征战、滥砍滥伐上游树木造成的一条危害人民的害河。历史上黄河不知决口有多少次，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知造成多大的危害，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治服它，决不能再让它出乱子，要确保黄河的安全，确保黄河铁桥的安全。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

同日 上午，乘专列到黄河北岸新乡境内的大型引黄灌溉水利工程——人民胜利渠。在渠首，听取有关人员汇报人民胜利渠建设和引黄灌溉的情况，了解干渠、支渠情况以及灌溉后的防碱、治碱等问题。针对有了渠灌忽视井灌的情况说：有了渠也不能忽视井，要合理安排渠灌与井灌。井灌是游击战，渠灌是阵地战。随后，乘汽车沿着渠道察看人民胜利渠的整个干渠。中午，来到新乡市郊人民胜利渠进入卫河处。在看到黄河水引入枯竭的卫河的情景时说：今天看了小黄河（指人民胜利渠。），在人民手里，害河可以变益河。

11月1日 上午，由罗瑞卿、滕代远、潘复生（潘复生，当时任中共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平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后，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等陪同，视察平原省（平原省，1952年11月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安阳市郊小屯村。向安阳地、市领导人了解安阳镇反情况、城市恢复情况，还询问盘庚为何迁都到安阳、殷纣王为何在这里建都及殷纣王墓在何处、殷墟的范围与发掘等情况。

同日 乘专列到达邯郸。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凭吊，为烈士陵园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无上光荣”。

11月3日 晨，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讲话中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林伯渠出席会议，邓小平、邓子恢、薄一波、谭震林、习仲勋、罗瑞卿、刘澜涛、杨尚昆、安子文列席会议。

11月5日 阅张干请求进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来信，批示李维汉：“此人是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国民党时期没有作过坏事。请考虑是否可以加入文史馆。”

11月6日 下午，会见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及苏联艺术工作团领导人、苏军红旗歌舞团团长、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等。陪同会见的有朱德、宋庆龄、高岗、周恩来、陈云、郭沫若、邓小平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和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主办的苏联艺术家表演晚会。

11月7日 阅杨成武十一月四日关于同华北军区的苏联顾问团交谈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十月二十五日和华北军区苏联顾问团全体顾问进行了一次交谈。苏联顾问对我们总的意见是，主动地系统地向他们介绍情况不够，对他们的意见重视不够，因此他们的工作尚未高度发挥力量，要求顾问团的负责同志能参加军区党委会议，在各部队工作的顾问能参加各该部队党委会议。毛泽东批示：“周：似应允许顾问参加党委会议。此件可转各处参考，并要各处均照此作出检查报告。以上请酌定，如必要请找聂及萧华、萧向荣一谈。”十一日，审阅中央军委关于同意苏联顾问参加部队各该级党委会议给杨成武并告各大军区等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

11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谭震林、习仲勋、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1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谭震林、习仲勋、刘澜涛、黄克诚、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1月13日 致信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谭震林、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安子文：“此事（指毛泽东1952年9月2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所说的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问题。）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而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同日 下午，同高岗谈话。

11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妇联和青年团的工作，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安子文、邓颖超、帅孟奇、章蕴、康克清、罗琼、曾宪植、刘亚雄（帅孟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管理处副处长、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委。康克清，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妇女儿童福利部部长。罗琼，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曾宪植，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亚雄，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城市工作部部长。）、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出席。

11月15日 下午，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机构与任务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插话，谈朝鲜战争和保守国家机密问题。他说：美帝国主义要打就让他打下去，打下去就只有失败。上个月仅在一个四平方公里的地方，他们就死掉两万人。其中在两个很小的阵地，战争来回进行了二十多天，结果是杀伤了敌人达一万八千人。志愿军不仅可以打运动战，现在还能打阵地战。我们在山腰上挖了许多的壕洞，就像“北京饭店”一样，敌人攻到山顶，还不能占领我们的阵地，这个“北京饭店”后面还有一个饭店。敌人攻上来，我们退到后面，等他们进入阵地，我们就给他杀伤。如此反复几次，敌人伤亡极大。过去我们战士住的是平房，设备很简单，现在住的都是“北京饭店”，又能防守，又能打击敌人。美帝国主义打起仗来有四个不利：一是死人，我与敌人的死伤比例过去是一比一点八，现在则是一比二点五。二是用钱，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用钱是我们的八倍至九倍。三是战略，东西两线不能兼顾。四是吵架，人民向他们吵，国内两个党派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吵。美方代表团在十月八日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提出的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改变的”。你是三个“的”，我是一个“打”，总要迫使美方把它提出的方案改变为“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毛泽东说：我们只有先把机械、钢铁、煤炭、石油、化学这几样东西搞好了，我们国家才能建设。苏联对我们是尽力的帮助，机密的东西也教给我们。今后我们国家的机密会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不论财经、军事、文教各方面都有。各个部门、每个同志都有责任来保守国家的机密。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和工作人员也要切实审查，发现不可靠的就把他换掉。文教系统也不要轻视这一问题。我们一定要划清敌我界限，是站在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立场上。

11月1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稿。在指示稿的“商业中公私比重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私营商业金额的过急下降或过早下降，则一定会增加失业人员，并影响城乡交流和人民的生计。因此我们必须予以调整”一段话后，加写：“目前已在广大区域内形成了公私关系的紧张形势，失业人员已在大量增加，许多中小工商业者、家庭商店及摊贩，已在埋怨我们。”在指示稿的“目前保持私商的营业额，不但无害于国营商业的领导，而且可以补助国营商业的不足”一句后，加写：“也使中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和农村家庭副业的产品找到较多的销路，不使他们发生困难。”在指示稿关于调整商业措施第五条末尾加写：“在零售方面，公私商业的比重，就全国平均数来说，目前仍应按今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如有增减，应报中央批准。”审改后，批送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再阅，要求今日看完，明日发出。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十一月十一日关于湖南省秋征工作情况和问题的通报，批示：“陈云、一波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我看乡或区内的小仓库应与县及大市镇上的仓库结合起来，二者不可缺一。以上请加考虑酌处。”

同日 为全国各级军校毕业证书题词：“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11月17日 晚上，同萧华谈话。

11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11月20日 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提前通车。之前，毛泽东为此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1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印发贯彻婚姻法的指示的批语：“兹将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发给你们，望即遵照执行，并在党刊上发表。”中央指示强调：贯彻婚姻法的首要工作，是宣传婚姻法，在思想上划清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与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界限。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但它不同于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婚姻制度的改革完全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以一九五三年三月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务期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而改变空气，移风易俗。建议各级人民法院建立专门的婚姻法庭，负责处理婚姻案件。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十一月十七日的报告的批语稿。将批语稿中的“我们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技术一边倒’的提法，确有不当之处，但在目前尚无害处，暂时不必公开批判”一句，改写为：“我们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技术一边倒’的提法，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共中央于1953年4月26日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指示说：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

同日 阅贺诚十一月六日关于将在十二月上旬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拟总结爱国卫生运动及三年来卫生建设情况，并评奖爱国卫生运动模范，举办带有评比性的卫生展览。报告请毛泽东为这次会议题词。毛泽东批示：“贺诚同志：（一）题词可写，请你们拟出几个简单语句送我择书；（二）此次会议准备工作甚为重要，应和习仲勋、胡乔木同志商酌，并在文委党组加以讨论。”毛泽东的题词是：“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看川剧《柳荫记》。

11月27日 晚上，同邓小平谈话。

11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薄一波、李维汉、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1月29日 就李济深、黄绍竑、齐白石、程砚秋（程砚秋，京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委。）等八十一人要求成立中国古典艺术研究会一事，批示：“周总理、胡乔木同志：此件请阅。这件事不应拒绝，而应表示赞助。发起人中有些人政治情况不明，但其提议内容似不能非议。过去我们对于古典艺术，除戏曲外，我们不去领导，所以这些人只得与民主人士联系”。“我意此事应由中央文化部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先作些调查，然后找这些发起人和某些赞助人开一个会，表示可以同意他们公私合营的方针，拟出具体办法，让他们办起来。如周同意，即请乔木同志找钱俊瑞、周扬二同志商办。”

同日 阅上海惠司丁内衣厂行政负责人的来信，信中反映上海的失业问题及造成的原因，并提出迅速解决的办法。毛泽东在信上批注：“此人曾经来信，说拟来京求见。秘书室经政府告他，可将意见函告，不必来京，故此人复发此信。此信抄送周总理、小平、陈云、薄一波、李维汉、谭震林、陈丕显各同志，请陈丕显酌拟处理意见告我为盼。”

11月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对邮电部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指示的“邮电部提出立即采取措施向广大干部职工讲清楚邮电事业应从对国家和人民所负的责任和作用上来检查自己是否完成任务，而不应单纯从盈利和积累国家财富上着眼，以纠正目前普遍发生的单纯任务和单纯营利的观点和作法是必要的”一段话后，加写：“这是目前应当注意的主要方面。”

同月 审阅萧劲光等十一月十七日报送的《一九五三年海军计划》，批写一段话：“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国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12月1日 和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二年回乡转业建设人员处理办法的决定》。决定指出：“为着加强国防力量和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在保留一定基干和减少现役人员的原则下，必须抽出大批人员转入建设，以加强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并参加组训民兵的工作，以便积蓄力量奠定今后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的基础。这是我军当前的中心工作。”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吴玉章、徐特立（吴玉章，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徐特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滕代远、刘澜涛、李维汉、萧劲光、王从吾（王从吾，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华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郁、程子华、陈赓、罗瑞卿、黄克诚、吕正操（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张宗逊、邓颖超、王首道、李立三、杨尚昆、安子文、陈伯达、胡耀邦、胡乔木、赖若愚、萧华、万毅出席。

12月2日 阅罗瑞卿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进剿东北长白山地区美国空降特务情况报告等材料，就歼灭美国空降特务问题致信罗瑞卿。信中说：“从东北的材料看来，已发现和剿灭的是长白山区的五处（五个县所属）；此外敌尚企图在小兴安岭山区和闾山区空降，目的是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派人侵入城市爆炸和暗杀。另据悉，马良（马良，曾任国民党军马步芳部团长。1951年在甘肃、青海、四川边界的藏族地区组织武装叛乱。1953年被捕。）在草地已准备机场，美机可能在那里着陆。另据朝鲜所获敌机特务所供，敌机在新疆西部、新蒙边境、甘孜附近、西康西南部都曾着陆接送特务。”“由此判断，敌在我全国各省的森林、沙漠、草原等无居民区，例如大巴山，大别山，武夷山，罗霄山，五岭，秦岭，绥蒙、豫西、湘西、云贵川康甘青等地，都可用直升机和大运输机在夜间空降或着陆，除已知者外，说不定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在非山区也可空降特务。据说北京、天津附近即已空降过。请你考虑由公安司令部对此事专门作一次布置，例如在长白山区，小兴安岭区，闾山区（似即地图上之翳吾闾山），内蒙草地，大巴山区及其他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许多处，责成每个大军区和每个省各设若干这样的据点，专为对付敌人空降而设。无事则在山里生产和学习，有事即报信和捕捉特务。如有必要，应召集各区的一些人来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美国制定了所谓‘共同安全法’，每年拨款一亿美元专为此类用途，空降特务即系由此而来。”

同日 阅《一九五三年兵工生产会议备忘录》，批示杨尚昆：“在你们正在拟制的分工条例（这个分工条例后来形成为中共中央1953年3月10日发出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中规定，政府各部门将会议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重要事项，用最简明的文字记录出来上报，可以作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一种方式。）中，应增加一项：各委、部、会讨论重要问题时，应做出简明记录送阅。军委已由萧向荣这样做，很有用处。此件是封永顺（封永顺，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做的，也很好，比做长报告送阅，经济得多。”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十一月二十四日通报的上海国棉二厂团结技术人员解决生产关键问题的经验材料，批示：“陈、薄：此件有用，似可由你们通报各厂仿行。”

12月3日 阅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两周外交工作汇报》第二期（这一期汇报中说：“对印度和印尼提出的解决朝鲜俘虏问题的建议，于11月24日及29日由章副部长和周总理分别答复，指出其意见和美国的‘自愿遣返’实质上一样。答复前，他们都急欲知道我方态度，答复后又力辩其建议和美国的不同，尼赫鲁并要赖嘉文大使向我表示印度政府将进一步澄清此问题。”），批示：“周总理：印度调停朝鲜及我答复经过，应于日内公开发表，不宜太迟。可用新闻方式历叙各次答复内容，而着重最近一次。至于印方最近又来长文，因印荒谬提案已在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大会1952年12月3日第399次全体会议，根据印度提案通过了关于遣返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决议。1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复电中指出，联合国大会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这个以战俘遣返问题为中心内容的非法决议案，是完全以美国方面一直无理坚持的、被公认为违背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亦即实质上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为其基础的。），似无答复必要，以上是否适当请加考虑酌定。”

12月4日 复电班禅额尔德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九月十六日）关于九、十两月份的工作报告阅悉。感谢你对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的帮助，并庆贺你在爱国团结工作上的成就。后藏为西藏的一部分，后藏地区在建设方面需要中央帮助之处，请就近与张经武代表商洽，经他通盘拟议后报中央审核。”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在各大区动员新兵给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电，加写：“并注意不要动员独子入伍。”

同日 下午，会见宋庆龄。

12月6日 阅邓华十二月四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和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说：朝鲜战争目前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停下来，一种是拖延下去，继续打。而打又有小打、大打两种可能，小打基本上是僵持局面，战争仅限于正面，大打则是敌人在我侧后登陆，战争更激烈地进行。在报告讲到美军有可能在我侧后登陆并分析几种可能登陆地点处，毛泽东批注：“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在报告指出如敌人在西海岸登陆则运输会很困难处，毛泽东批注：“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同日 阅西北军区十二月一日关于部队点验工作（指对部队的人员、装备、物资等进行清点和检验，目的在于了解部队的实力和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促进行政管理和战备工作的进一步落实。）的报告，批示聂荣臻、张宗逊：“西北此种点验办法很好。各军区是否都在进行点验？嗣后每年应进行点验一次至二次，定为制度。”

同日 阅聂荣臻十二月五日关于组织部队机关干部到朝鲜进行实战锻炼的具体计划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计划。政治、后勤两系统，请聂告两处负责人拟出一个计划来。”十九日，阅萧华十八日关于组织政治工作干部分批轮换到朝鲜战场取得政治工作经验的具体计划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计划。只是数目还觉小一点。”

12月7日 晚上，约见回国汇报朝鲜战争情况的邓华，谈朝鲜战场反登陆战备工作的部署问题。朱德、周恩来参加。毛泽东说：闻鼙鼓而思将帅。艾森豪威尔上台，看来会有新的动作。找你来，是要研究对付艾森豪威尔的对策。你四日写的报告，我看过了，批了几句话，总的意思是，志愿军应以肯定敌人登陆，肯定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这一判断出发，来确定行动方针。登陆的时间可能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汉川至清川江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决不允许敌人在西海岸，尤其是在汉川至鸭绿江一线登陆。西海指（西海指，西海岸指挥部的简称，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联合指挥机构。）应当加强和扩大。最好你亲自去，你去了，我放心！邓华说：有一次，志司凌晨一点发出的电报，到两点就收到了回电，主席真是太操劳了。毛泽东说：兵贵神速嘛！我同秘书说了，凡前线来的电报，随到随报，一分钟也不得迟延。你们是在大炮底下，没有你们在朝鲜，我在这儿也不安稳喽！

12月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薄一波、聂荣臻、邓华、黄克诚、张宗逊、赵尔陆、王尚荣（王尚荣，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出席。

12月9日 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同日 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十二月五日关于增加志愿军细粮分配比例的报告，批示：“请彭处理。我想是可以的。”从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志愿军细粮比数从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增加至百分之八十。

12月10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九日关于在京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等情况的报告，批示：“周总理阅后，送乔木同志：此件已阅，很好。前次谈到由中央补发公开发表的学习指示一事，我想不必补发这样的指示了，在报上发布学习总结性的新闻报道即可。”

同日 阅陈伯达、杨献珍、陈昌浩（杨献珍，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陈昌浩，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关于他们同马列学院分院苏联教授谢甫磋夫等谈话要点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胡乔木：“将此件抄送各中央局宣传部长一阅，使他们初步了解中央准备成立红色教授学校（195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将陈伯达等的报告转送中央各同志、各中央局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并写了一段话：“中央最近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为各大学、各党校和各地党委训练马列主义各科师资和理论工作人才，其性质任务略如苏联1921年至1938年间的红色教授学院，而与中央党校性质的马列学院相区别。”这所学校后来没有单独设立。1953年2月10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分设两部，以第一部专负培养马列主义师资之责，主要是培养高等学校和党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原马列学院为第二部。）的意图及其伟大的意义。”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九日关于成立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1953年1月成立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负责人人选问题和两个机构的定名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请示：一、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负责人，提议以黄松龄（黄松龄，当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任该校校长。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提议由师哲任所长，陈昌浩、姜椿芳任副所长。惟陈昌浩的工作变动是否须俟刘少奇回国后再定。二、以上两机关名称是否即定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均由凯丰负责领导。毛泽东批示：“均同意。陈昌浩的工作，可以即行改变。”

同日 阅萧华十二月八日关于朝鲜要求提供为加强瓦解敌伪军工作所需的印刷机器、宣传器材问题的报告，批示：“同意尽量满足朝鲜同志的要求。”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高岗、彭德怀、聂荣臻、邓华、黄克诚开会，讨论朝鲜战局问题。

12月11日 阅聂荣臻十二月十日关于防敌在志愿军侧后登陆等问题的具体计划报告，批示：“周、朱阅，退彭、聂办。同意这个部署，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当天晚上同聂荣臻谈话。

12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少奇电：“中央决定明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推迟到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不是代表大会），请你于十二月下旬或一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饶漱石、陈毅、刘长胜、李富春、张闻天五同志则请于一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以便出席会议。”

同日 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起草致邓华、杨得志电：“兹接友方（指苏联。）《特别通讯》如下，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明年二、三两月是紧急时间，我军应在本月及一月加紧准备作战，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特别通讯》说，美军可能将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

12月14日 阅萧克十二月九日关于军训部两年来与苏联顾问合作问题的总结报告，批示：“彭阅，送萧向荣同志：请将此件发军委各部门及各大军区、志愿军、各军事学校、各兵团参考，凡有顾问者一律作出和顾问关系的检讨，改善我们和顾问的关系，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

同日 复信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全体职工：“我很高兴地读了你们十二月二日的来信（来信向毛泽东汇报了1952年11月22日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创造了6小时9分钟炼一炉钢的平炉炼钢全国新纪录的喜讯。）。祝贺你们在平炉炼钢生产上的最新成就。你们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你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一九五三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

12月16日 就朝鲜战局和我们应采取的方针，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电报说：“朝鲜战局由于停战谈判已告停顿，而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罢手不可的程度，估计今后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会趋向于激烈化。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当时已当选美国第34届总统，1953年1月20日就任。）正在为其上台后的朝鲜军事行动作准备。单就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做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对我威胁最大的是西海岸的战略性登陆，因为我主要运输线是经过这个地区的。”“我如能坚守北朝鲜东西海岸，使敌人的登陆计划失败，并以正面战线的战术出击作配合，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那么，朝鲜战局就能更加稳定，而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必须继续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一九五三年内一般我们还不能生产朝鲜战场上所急迫需要的各种苏式火炮特别是各式炮弹……为着这一紧急原因，我迫切地请求您和苏联政府能够满足我们一九五三年关于在朝鲜作战的军事订货和关于兵工生产的贸易订货的要求。”

同日 阅萧劲光十二月十五日关于海军党委对反官僚主义布置的报告。报告说：海军党委拟于明年一月十日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民主检讨，反官僚主义，重点检查全军工作的思想领导、重大任务的执行情况及有关克服官僚主义的组织形式、工作制度，并研究如何完成一九五三年任务。毛泽东批示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萧华、萧向荣：“海军党委这种反官僚主义的布置是很必要的。请你们考虑先在军委各部门择期举行党委扩大会，其内容可大体相同于萧劲光所规定的那样。如彭认为有必要，请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做出决定。俟军委做有成效时，再推广至各大军区。”

12月19日 审阅安子文十二月五日和十八日先后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为中央起草分别转发两个报告的批语。安子文五日的报告提出：目前农村整党建党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一、农村整党，不提“三反”，而把它作为整党内容的一部分；二、教育党员明确农村发展方向，反对当富农、反对雇工剥削；三、控制受组织处分的党员的数字；四、当前整党工作的主要危险是简单急躁、整得过火。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据此指导当前正在进行的整党和建党工作，务使少犯错误。”安子文十八日的报告说：东北全区三年来大胆提拔和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的干部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同时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在执行干部政策上，单纯强调业务能力，忽视政治品质；凭个人喜恶和亲戚朋友关系提拔使用干部；喜欢知识分子，讨厌工农干部；强调资历，不敢大胆提拔年轻干部；歧视妇女干部。二、党的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三、在高级干部和主要领导干部中，有些人历史上存在问题，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东北局管理和审查干部的经验值得全党注意；其所发现的问题是各区各省市都存在的，必须认真处理。中央已决定于一九五三年春季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检查和总结干部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并仿东北办法布置对干部的审查工作。请你们根据东北的经验联系自己在管理和审查干部工作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先作准备，使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毛泽东审阅两个报告后，致信安子文：“十二月五日关于整党建党报告，十二月十八日关于东北审干经验报告，均已收到看过，均很好，并已于今日批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整党报告我拖延了阅看时间，是一损失。此事各地这两三个月正在紧张地进行，你的报告待发到县、区、乡，恐须一个月时间，似宜由你或你的助手用电话经常与几个中央局组织部长联系，叫他们也用电话与下级联系，迅速纠正偏差，方为适宜，请加考虑。”

同日 阅薄一波十二月十八日关于乡镇摊派名目繁多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批示：“周阅，退薄一波同志。似乎仍宜发一个指示，总结一下过去的情况，并指出方向，即将此信中所指各项原因及解决乡财政三原则以及统计表第一页说明中所述几项特点写上，不要太长，也就可以了。”薄一波在信中说：乡（村）镇摊牌名目共计六大类，三百三十六种。分析原因主要有：乡政权未改造；中央及大行政区各系统各自布置工作，但不指明经费由何处开支；中央有些部门为了开展“业务”，而加重人民的负担；有些摊派大多是上行下效，如会餐费、典礼费、开会费等；有些摊派是由于地方干部过多过早地举办一些力不胜任的事。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十二月十一日关于查询苏南破坏寺庙情况给华东局统战部的电报稿，批示李维汉：“此件望加衔发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统战部加以注意。估计此类事各地皆有。”电报说，江苏有一些佛教徒反映，浦东和浦南有毁坏寺庙的情况，要求华东局统战部查明真相，作适当处理，并应注意其他地方有无类似情况发生。

1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志愿军党委各同志并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和军委各部门首长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指示指出：“根据种种情况（艾森豪威尔登台，谈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指示对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作出具体部署，指定志愿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西海指副司令员。指示说：“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12月21日 审阅东北农村工作会议有关文件和中共中央十二月二十日给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电报稿，毛泽东批示：“周、朱、陈、薄阅，尚昆办。此件（指张明远1952年10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贯彻执行农业合作化决议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报告。张明远，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经廖鲁言、陈伯达二同志研究过，其修改之点伯达和我谈过，并得高岗同志同意。你们如无时间，只看东北局报告及中央复电即可。”“另请尚昆将东北局给中央报告一件，中央复电一件，张明远报告一件，东北农业合作社试行章程草案一件，共四件，印送东北以外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中央的电报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东北局关于在农业生产中“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扶助贫困的农民，团结个体的农民，限制富农的剥削”的提法是正确的。

同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电报稿，批示：“退周即办。应于发电报时同时即予广播。”电报抗议美国军队在蜂岩岛打死朝中方面被俘人员八十七人、打伤一百二十人的彻底摧毁人道原则、根本破坏日内瓦公约的罪恶行为，指出这已达到了美方长期以来历次被迫承认的屠杀战俘数字的最高峰，并要求责成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板门店停战谈判。

12月2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十二月十日关于三年来侨汇、华侨投资情况及现存问题报告的批语稿，将批语稿的“我们原则上同意这一报告，请你们参考办理”一句，改为：“中央批准这一报告，请你们指导所属严格执行。对于过去在此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予以切实纠正。”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侨委党组的报告说：三年来侨汇收汇情况已达战前水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与劳动阶层小笔的赡家费，投资只占极少数。在侨汇工作中，由于在个别地区我们对私营侨汇业的组织工作较差，对侨眷所收侨汇处理上有严重的偏差，华侨汇款的潜在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对华侨投资的辅导工作也做得很不够。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稿，批示：“此件以电报发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指示指出编制计划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我国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的，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进行国家建设；（二）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三）编制计划时，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四）我们的计划必须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五）编制计划时必须吸收群众特别是部门的先进人物参加讨论；（六）编制计划的工作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掌握国家的建设方针，采取科学的工作态度。

同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二日报送的第一六三次政务会议情况简报（情况简报中谈到会议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事项。），批示：“此件宜速办。傅的报告（指傅作义作的1952年防汛工作总结报告和1952年防旱抗旱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工作报告。1952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这两个报告。）似可摘要发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福建修建铁路问题。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出席，薄一波、李富春、李维汉、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谢觉哉、安子文、陈伯达、胡乔木列席。

12月23日 审阅薄一波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福建修建铁路问题的报告，批示：“周、薄：（一）照昨晚所议，以先修南厦路（南厦路，指江西南昌至福建厦门的铁路。）为宜；但时间应提早，请考虑能否于三年内修好，以利军事运输。（二）陈嘉庚下月来京，可与之商酌韶厦路（韶厦路，指广东韶关至福建厦门的铁路。）与南厦路之利害，将南厦路之军事、经济理由告诉他，取得他同意。因此他的来信可以不复。”

同日 晚上，同陈赓等谈话。

12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关于筹备并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12月25日 阅高岗报送的他在学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报告的讨论会上的发言，批示：“周、邓、陈、薄、曾山同志阅。退高岗同志。此件很好，使人一看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中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高岗的发言结合马林科夫报告中讲到的苏联商业工作中存在的很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三个问题，对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为改善贸易企业的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三条意见：要很好地研究军民需要，加强计划性；理清贸易企业的财产和账目；加强政治工作，建立超额奖励制度等。（后来发现，高岗报送的这个发言稿，实际上是当时国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刘明夫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

12月26日 上午，同彭德怀谈话。

12月27日 复电邓华：“（一）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电报（邓华在这个电报中说，他在金日成12月24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介绍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场今后作战问题的意见以及志愿军党委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措施，并提出关于反登陆作战几个问题的意见等。金日成首相与政治局同志商量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对朝鲜形势的看法，同意志愿军党委的具体措施，并对有关问题作出了答复。）收到，同意你和金日成同志商定的各事。（二）你和杨得志同志在志司商定的各项军事部署（指邓华、杨得志1952年12月17日发出的《朝鲜反登陆作战部署》和12月23日发出的《关于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西海岸作战命令》等。）的电报均已收到，我们均同意。其中有个别事项，例如一三八师的使用，二十一军开进的时间等，由彭副主席在电话中和你们商定。铁路仍按龟城、球场、德川线修筑为宜。”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给华东局、华东军区、福建省委、福建军区，并告中南军区的指示。指示指出：“一、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的作战，台湾、金门敌人有以一部兵力（据报一个军）攻我福建岛屿并向福建大陆攻占我二三个县的阴谋冒险计划。二、我福建军区有以现有兵力（不要依赖任何外援）粉碎上述敌军进攻的任务。三、为此必须：（甲）迅速地坚决地加强必守岛屿的防御工事，预储充分的粮弹饮水，鼓励守军作长期坚守的准备，不许再犯南日岛那样的错误（南日岛，位于福建沿海。1952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9000人侵犯该岛，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因寡不敌众，大部牺牲，解放军增援部队因指挥不当，也遭受严重伤亡，全岛一度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否则须予负责者以应得的处罚。（乙）预计敌攻岛屿的几种可能，决定明确的增援计划。（丙）预计敌在大陆上某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战术性的防御工事，例如最近我以一个排坚守海岸工事，赢得时间，以一个连增援，歼灭了登陆敌人百余那样。这种以排以连以营为单位的战术性的若干防御工事，是必须做的，不是要你们做大规模的和永久性的大陆海岸防御工事。而在选定必守的岛屿上则必须是永久性的和十分巩固的工事。四、张鼎丞同志即回福建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府主席，叶飞同志专任军事。在张鼎丞同志未到福州前，由他人暂行主持省委、省府工作，叶飞同志立即抽出身来全神贯注于对敌作战方面。从目前起两个月内是最关重要的时机，务必唤起福建全军及沿海要地党政及人民群众充分注意对敌斗争，不得疏忽大意，致遭不应有的损失。你们的部署望即告。”

同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会议简报，批示：“陈云、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四同志：近来政务院、军委、文委均采取会议简报的办法，很有用，极简单明了，使人一看即知道会议要点，比做长篇报告还有用些。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仿行，先用此种简报，长篇报告则放在后头，在中央会议上也可省去许多口头报告的部分。”并批示杨尚昆邀集各处办公厅主任商定一会议简报的办法。

同日 阅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干部李振宇十二月十九日关于解决志愿军坑道部队供给问题的办法给毛泽东、朱德的信，批示：“彭、聂、黄克诚、杨立三、萧华同志阅，存萧向荣同志处。解决坑道内部队一万至两万人经常的蔬菜、黄烟、遮水和娱乐设备等项问题，使他们安心作战，甚为重要。请彭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并作适当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日，又在黄克诚等一月二十四日关于一九五二年冬季对志愿军供应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刘、朱、周、高、小平同志：此件可阅，志愿军的日用品已得到较好解决。”

同日 阅赖传珠、徐立清十二月二十七日关于中央军委总干部部检查和苏联顾问关系给彭德怀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彭阅，萧向荣办。这个报告可发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和军事学校（有顾问的）首长们参考。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报告说，一年多来，我们同顾问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重要工作都是主动找顾问商量，重视学习苏联的经验。

同日 阅傅秋涛（傅秋涛，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人民武装部部长。）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苏联顾问建议迅速建立各级兵役机构的报告，批示：“请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下此件中所提的建立兵役机构问题。如果后年实行征兵制，则明年应建立兵役机构。”

12月29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成立农牧部未报中央一事的检讨，批示：“邓小平同志阅，送交李维汉同志：根据中央过去规定（指中共中央1952年4月8日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电。见本卷第535页。），我党委和军队一切与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都须报请中央处理，不归西南处理；西藏工委和军区有些事并未遵守这一条规定。请引据规定原文给以再次指示。”西藏工委的检讨说：西藏农牧部是在西藏工委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向西南局报告、经西南局于十一月六日批准后成立的，由于疏忽，只报告了西南局而未报中央，这是欠妥的。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九五三年全军政治工作任务的指示稿。主要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现在美帝国主义仍旧企图非法扣留中、朝战俘，继续拖延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并且还有发动新的登陆进攻，扩大朝鲜战争的充分可能。故朝鲜战争还要延续相当时间，战斗可能更加激烈。不过即使朝鲜战争继续延长和扩大，只要我们能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坚决粉碎其登陆的企图，并使三八线上面作战比过去打得更好些，则美帝国主义者从这个战争中，除了彻底暴露其战略弱点，加深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增大其兵员的伤亡和物资的损耗外，再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并批示：“此件已阅，退周、朱、彭、高（彭、高，指彭德怀、高岗。）阅，退萧华办。”

同日 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权五稷十二月二十六日祝贺毛泽东生日的电报，批示：“此件亦应复函致谢。来往函电，一律不得发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陈伯达、胡乔木出席。

12月30日 为转发中共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党组十二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一级和各级妇委及妇联党组等的批语，指出：“全国妇联党组在其关于当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报告中提出各项意见主要是：要解决互助合作组织中男女同工同酬问题，批评轻视妇女的封建观点；解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的矛盾；通过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副业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妇女劳动模范应发挥专长，减少兼职，少参加一般性会议等，以求巩固。），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应予批准，并在全国农村中予以施行。除在党刊上发表外，还应印成小册子发到农村中去。”

12月31日 就苏联向中国移交中国长春铁路一事，致电斯大林。电文如下：“在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期间，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人民铁路建设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此兄弟般的友谊援助将永志不忘。兹值苏联政府根据一九五○年的协定和一九五二年的公告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及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苏联和中国伟大友谊的日益发展和巩固。”本日下午一时，负责办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事宜的中苏联合委员会在哈尔滨举行该委员会会议终结纪录的签署仪式。中国长春铁路的中苏共管于本日北京时间十八时结束。此前，毛泽东为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纪念塔题写塔名。

12月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加写一段话：“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的领导责任是：（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二）检查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