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954年 六十一岁

1月3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前来中国参加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炼铁炉开工典礼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一行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杨尚昆在座。

1月4日 下午，同尤金谈话。

同日 审阅修改邓子恢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报送的关于老根据地干部情况的报告和他为中共中央转发该报告起草的批语稿，批示：“刘、周、朱、陈、高、饶、安子文、小平、子恢、仲勋阅，尚昆办。”邓子恢在报告中谈了他回龙岩故乡途经长汀、瑞金、于都、赣州、吉安等老革命根据地，感到较普遍地存在着对地方干部培养与提拔不够的问题。毛泽东对报告和批语稿作多处修改。将报告和批语稿中的“苏维埃时代”改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代”或“内战时代”；将“苏区”、“老苏区”分别改为“根据地”、“老根据地”。在报告讲到干部地方化处，加写一段话：“所谓干部地方化，当然不是说地方高级和中级领导机关都要用本地人，不能用外地人，相反是必须要用必要的外地人的，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在农业机械化实施的时候，农村技术人员也是要用一些外地人的。我在这里说的主要是指目前县区干部的情况。”在批语稿的末尾加写一句话：“此外，不但老根据地应这样做，一切晚解放区也应大体上这样做，也应用极大的注意力去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

1月5日 下午，召集杨尚昆等谈话。谈话前，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曾讨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1月6日 审阅修改《关于增加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之后，加写“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将原稿中“这是一个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改为“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将“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后面的一段话改为：“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晚上，召集杨尚昆等开会。决定杨尚昆次日返回北京。

1月7日 复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工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馀请尚昆同志面报。”又在信末补充写道：“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一月三十日起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延迟至二月六日起举行——编者注），全会内容为上述三项议程。

同日 致信刘少奇：“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1月8日 晨，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同日 收到刘少奇通报近日中央工作情况的来电。电报说：“自您走后，此间情况如常，同志们是团结一致地工作。军委会议（指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要说话的人还多，最近几天还不能结束。政治局和书记处照常开会，讨论了科学院和检察署的工作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朝鲜问题和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也讨论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根据华东局及其他若干同志提议，将‘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以至消灭富农剥削’的口号，改为‘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暂时不提消灭富农剥削。因为这样对于公开宣传较为有利。这个修改已经中央会议通过，决议和社论即日公开发表，另发一内部指示说明修改这个口号及其与总路线学习和宣传要点中关于这个口号的提法不完全一致的理由。其余若干情况俟陈毅同志回华东时面报。”

1月9日 本日正式开始主持宪法起草小组的起草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月15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各同志，通报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计划。电报还说：“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有何意见望告。”十六日，刘少奇复电毛泽东：“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1月16日 收到刘少奇本日来电。电报说：“四中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在起草中，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周、陈、彭、邓，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1月18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中央全会既定本月三十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1月19日 刘少奇召集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开会，讨论高岗给毛泽东的信。高岗在信中提出想去杭州找毛泽东商量他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事。会议提议：由毛泽东指定刘少奇、周恩来同高岗谈话，邓小平可参加。并请毛泽东回复高岗，不必去杭州，可委托别人找他谈话。

1月中旬 先后审阅宪法草案初稿、二稿、第一次修正稿，做多处修改，并批注一些意见。将序言首句“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的“人民革命”改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为“伟大的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八万万以上的自由人民”之前，加写“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共有”十四个字。对初稿第十一条第二款“任何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得用以反对和损害公共利益”，毛泽东批注：“宜单列一条。”第一次修正稿第三十二条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罢免权的规定中，没有罢免国家主席的内容，毛泽东批注：“国家主席的罢免。”对第一次修正稿的国务院一节（含第三十七至第四十条），毛泽东批注：“主席有交议权，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

1月21日 深夜，听取刚从北京到达杭州的杨尚昆的汇报。

1月22日 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1月23日 收到刘少奇本日晨四时来电。电报说：“向党的四中全会的报告初稿，经周、陈、彭、邓诸同志审阅修改过，现用电报发上，请审阅修改。这个初稿准备提交一月二十四日的书记处会议审改后，再派人送至主席处。二十四日的书记处会议除原来七人参加外，已通知子恢、彭真、富春、漱石、仲勋、澜涛、凯丰参加。”

同日 审阅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初稿，在开头加写一句：“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作下述报告。”

同日 复电彭德怀：“原则上同意你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即可照此先讲，会后经书记处讨论修改后再印发。”彭德怀的结论稿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关于会议的收获；关于正规化、现代化；关于学习苏联经验与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关于组织编制；关于加强团结，改进领导。

1月25日 收到刘少奇本日晨七时来电。电报说：“向党的四中全会的报告初稿，经书记处会议讨论后又有一些修改，现将修改稿送上，请予审阅修改！您一月二十二日来电，已送给高岗同志及书记处其他同志看了。高岗同志已找恩来同志、富春同志和我个别谈过话，有一些自我批评，同时也有一些解释。定于今晚由我和恩来、小平同志一道再和高岗同志谈，我们当本主席的指示给他以尽可能的帮助。”“我们现在是和谐一致地进行工作，望勿挂念！”毛泽东阅后批给在杭州的林彪、罗瑞卿阅。

同日 审阅朱德准备一月二十六日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闭幕词，复电朱德：“一月二十四日电及闭幕词收到。罗瑞卿、陈伯达二同志建议，在说党军关系及学习苏联的地方增加几句话，我看了认为可以，请你和德怀同志等酌定之。”在闭幕词讲到党和军队关系处，陈伯达加写一段话：“必须使全军了解：我们的武装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们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我们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应当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就是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在讲到向苏联学习处，罗瑞卿加写一段话：“拒绝学习苏联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反对。但脱离我军的实际去高谈学习苏联，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因而就一定会是学不好的。”

1月26日 下午，同胡乔木、杨尚昆等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文件修改问题。

1月27日 下午，召集胡乔木、杨尚昆等开会，讨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文件。

同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关于文件修改情形及我的一些意见，请杨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我和其他同志在这里都好。”

1月28日 同杨尚昆谈话。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修改和公布，毛泽东说：文件政治局基本通过，来电和信印发全会各同志。由凯丰、杨尚昆、邓小平组织一个委员会审查，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冲淡了中心。不一定所有意见都加上，要加了有益。修改经过，由杨尚昆给以说明。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应交尤金，包括报告和决议，可以登党刊。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说：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逐步改变环境，决议通过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2月5日 复电朱德，同意他准备在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稿。

2月6日10日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人发言。全会一致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一九五四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2月17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现将宪法初稿（五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二月二十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将修改意见交小平、维汉二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七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二十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十八）日动身，二十日可到北京。”

2月18日 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发表柏林会议公报，建议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并同意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三月初，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2月24日 致信刘少奇：“兹将宪草初稿第二章以下二读稿及宪草小组报告送上，请印发各同志阅看。”

同日 批示胡乔木：“今天所谈可作修改的地方，请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夜二十四点以前打好清样送我，准备后天（二十六）送给中央。”

2月25日 宪法起草小组改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三读稿。三读稿说明中写道：“这个修正草稿较二读稿已作了很多修改（主要是根据主席指示）。”“除内容上的若干修改外，这次修正，根据主席指示，特别把许多可以避免应当避免的文言字句改掉，力求通顺。”

2月26日 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为便于中央在这几天讨论宪法草案，这里的小组赶于两天内又作了一次修改，称为三读稿，现送上，请照此印发中央各同志阅看。”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三读稿。会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局第二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对三读稿加以研究和修改。

同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关于增加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的建议：“为加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特建议增加下列七人为军委副主席，计：军委委员、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军委委员、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军委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军委委员、总参谋长徐向前，军委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军委委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叶剑英。并建议增加徐海东为军委委员。可否，请审查任命。”

2月28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后，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在提纲讲到高岗的黑暗面（个人主义和私生活的腐化）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而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之后，毛泽东加写：“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在提纲的“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之后，毛泽东加写：“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三月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

3月1日 复电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刘少奇审定后发出。），指出：“一、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等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二、同意代表团党委改组，由丁国钰同志任党委副书记；以后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改由李相朝、杜平、丁国钰三同志署名。三、因杜平同志尚不能完全离开部队工作，故在杜不在开城时，党委工作即由丁国钰同志负责（柴成文同志协助），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即由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署名。在工作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丁国钰、柴成文二同志可以轮流回国休假。”

3月2日 批示田家英：“（一）杨秀生（杨秀生，杨开慧的堂兄。）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形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二）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上半年的600万元宜即寄去，请予办理。（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柳直荀，毛泽东的早年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1932年9月牺牲。）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3月上旬 审阅《宪法草案（初稿）说明》（这个《说明》署的日期为1954年3月2日。），加上落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说明》共分五个问题：（一）宪法草案从法律上保证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宪法草案从法律上发展国家的民主化；（三）宪法草案从法律上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四）宪法草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五）宪法草案在结构和文字上的特点。

3月9日 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工作结束。（1954年3月23日陈伯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起草工作所作的说明中说：“宪法草案的内容，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而写成的。中共中央指定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这个小组，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亲自参加下进行工作的。宪法草案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毛主席都亲自参加了讨论。”）

3月12日 阅黄炎培来信及所附三月一日在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复信黄炎培：“三月八日惠书阅悉。附件已付周总理、李维汉部长斟酌奉告。‘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

同日 致信周恩来、李维汉：“此件请审阅斟酌，并告黄副总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请酌。如他的讲演不登报，又碍难修改，听其引用亦无不可。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只作印刷品不登报，亦可不改。末了引我的话之后他说‘人们’‘是包括一切的’，我已复告他不是包括一切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包括在内。我复黄信只说这一点和批评无痛分娩法一点，此外说他的信（指黄炎培来信的附件。）已付你们二位斟酌告他。”随信附上给黄炎培的复信，请他们阅后转交黄炎培。十七日，周恩来阅信后批示李维汉：“请照主席修改的意见办理。”

同日 晚八时半，批示陈伯达、胡乔木：“此件（指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对世界工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稿。）中央限我于今明两天提出意见，现送上，请你们看一下，提出你们意见，于明（十三）日下午告我，以便晚上电话告诉中央。”十三日，陈伯达、胡乔木报告毛泽东，认为对世界工联的意见和建议，内容很好，唯有些文字语气有些生硬，作了若干修改。

同日 审阅三月一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结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此件送小平同志。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十六日在党内下发。

3月12日、13日、15日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四读稿。会议决定：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宪法草案初稿的最后修改；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李维汉为秘书长。

3月17日 晚上，从杭州回到北京。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在起草宪法的繁重工作中，抽出时间坚持爬山，登过玉皇山、南高峰、北高峰、五云山、凤凰山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3月18日 上午十一时，去香山爬山，下午二时返回中南海。

3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会议中间邓小平、彭德怀来参加。

3月20日或21日 审阅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三月十八、十九日讨论修改稿，批示田家英：“一些意见，请提交党组会上讨论。”在修改稿封面上批注：“副主席受委托得代行主席部分职权此点必须加入。除‘同时’外，所有的‘时’均改为‘的时候’。”在“序言”部分，将“土地改革”改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反革命”改为“镇压反革命分子”，并批注：“‘土地改革’不成文，应加‘制度的’。‘镇压反革命’下加‘分子’。”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部分，在“通过和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和条例”条款旁批：“此处不写‘发布’为宜，免与主席职权分歧”；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条款旁批：“此条应采纳周鲠生（周鲠生，法学家。当时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意见。”关于国家主席职权部分，在“主席因故临时离开职务时”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之间加写：“或者受主席委托时”。关于国家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条款，讨论中提出两个方案，其一是“在必要时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其二是“在必要时召集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前一方案旁批：“较妥”。关于检察机关的职权，将其中一款“对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的犯罪行为，行使检察权”中的“犯罪行为”一词改为“犯法行为”。

3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田家英出席。

3月22日 晚上，先后同邓子恢、陈伯达谈话。

3月23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陈伯达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和主要内容的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讲到宪法草案的起草经过时，毛泽东说：宪法起草小组自一月九日开始工作，三月九日工作结束。起草小组进行了一度工作后，由董老、彭真、张际春等同志组成了研究小组，还请了周鲠生先生和钱端升（钱端升，法学家。当时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先生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叶圣陶，作家、教育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先生和吕叔湘（吕叔湘，语言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先生为语文顾问，又搞了个把月。同时，中共中央也讨论了三次，每次都有很多修改。讲到宪法要充分表达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要求时，毛泽东指出：这个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我们的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我国的各种办法大部分是过渡性质的。人民的权利，如劳动权、受教育权等，是逐步保证，不能一下子保证。我们的选举，也是过渡性质的选举，普遍算是普遍了，但也有限制，地主没有选举权，也不完全普遍。我们只有基层选举是直接的，其余都是间接的。总之，我们的办法不那么彻底，因为是过渡时期。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有过渡时期的特点。支票开得好看，但不能兑现，人民要求兑现，怎么办？还是老实点吧！讲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苏联叫最高苏维埃，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我们就是多一个主席，有个议长（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还有个国家主席，叠床架屋，这个办法可以不可以，大家是不是赞成？可以讨论。讲到中央统一领导与各地方、各民族的积极性可以结合时，毛泽东说：中央议事，地方办事。和专制时代不同。讲到国家主席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罢免主席。主席也不是政府，国务院不向他报告工作。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设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讲到民族自治权时，毛泽东说：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的情况，在第六十一条中写了第三款，即“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现在西藏是达赖管事情。如果按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办，就要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这样办，恐怕达赖不干，怎么办？可以按照第三款办事。不搞人民政府不行，但可以搞具体形式。究竟搞个什么形式，由那里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我对西藏代表团说过，我们不强迫你们，你们搞不搞土地改革，搞不搞选举，由你们决定。十七条协议不实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实行。但其中哪一条你们现在不愿实行，可以暂时不实行，可以拖，因为协议上并没有说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实行。已经拖了三年，如要拖，可以再拖三年，三年过去后，还可拖三年，拖他九年也可以。不能干人家反对干的事情，要等待人民的觉悟，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觉悟。我们曾发表过社论说，汉族干部不能干西藏人民所不愿干的事，要按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办事。讲到宪法草案的文字尽量通俗、便于群众掌握时，毛泽东说：把什么什么“时”都改为“的时候”。讲话一般不说“我们在讨论宪法时”，而说“我们在讨论宪法的时候”。“为”字老百姓不懂，都改成了“是”字。什么什么“规定之”，“之”字在一句话的末尾，只是重复了上面的，毫无用处，也都去掉了。也许还有改得不彻底的地方，还可以改。

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和修正。讨论除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外，并会同政协全国委员会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分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讨论。至五月二十九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大区、省、市宪法草案初稿座谈基本结束，七千五百多人参加了讨论。

3月24日 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

3月26日 下午，同李富春谈话。晚上，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3月27日 下午，同彭德怀谈话。

3月28日 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3月31日 复信彭石麟（彭石麟，大革命时期，任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毛泽东在清溪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过他的帮助。）：“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毛蕊珠，即毛宇居。）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

4月1日 审阅彭德怀报送的刘伯承三月二十七日关于军事学院学员毕业证件的请示报告，批注：“‘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并对附件作了相应的修改。

4月2日 晚上，同刘少奇、邓小平谈话，研究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问题。

4月3日 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致信彭德怀，指出：“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请计算是否可能。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的教员和顾问，应全部从去朝鲜打过仗的炮兵部队中抽调，应有师级和军级干部。训练地点最好在越南，否则广西亦可。六个月时间甚紧，如你同意，请饬参谋部会同炮司迅速作出计划，一方面电商越方取得同意，务须全力以赴。两个炮兵师，不是招新兵，要以正规步兵师团或独立团营改充。此两个炮兵师建成，连前一个炮兵师，再集中五个步兵师，共步炮八个师，就可攻击河内、西贡了。此外，为三个炮兵师所需的充足的炮弹和工兵器材的供应，亦须立即筹备。高射炮应相应增加。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为补充奠边府的兵员消耗，应立即至少动员五千至八千新兵，训练三个月，迅即补充缺额。休整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即打琅勃拉邦和越曾（如无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夏秋两季务必完成），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即打河内。日内瓦和谈即使成功，上述炮兵建设不变。”

4月4日 晚上，邀请程潜、王季范等到中南海看电影，并共进晚餐。

4月5日 上午，和程潜、王季范等一同游十三陵。

4月7日 阅胡乔木报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景范四月五日座谈的记录，批示：“周、朱、刘、陈、邓、习、彭阅，退乔木。此件很值得注意，请你们看一下。”这次座谈是为了解在处理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控诉信件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而召开的。座谈中反映，中纪委去年收到的控诉信是前年的五倍，经调查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真实的。但很多领导干部对报纸上的批评有反感，甚至抵制中纪委的调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有时甚至受到打击。胡乔木在报送材料的附信中说：座谈记录“反映党内民主生活的不健全和批评、监督、检查所遇到的重重困难”。

同日 晚上，听取李维汉、田家英关于各小组讨论宪法草案情况的汇报。

4月10日 复信达赖喇嘛：“感谢你去年八月一日的来信和礼物。解放后你们在西藏作了不少对国家和西藏民族有益的事，是很好的。正如你的来信所说，为了使西藏僧俗人民对新的祖国更加了解，为了日渐巩固和加强汉藏民族的团结，西藏每年有些人到内地来参观，确实很好。除此以外，西藏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到内地来短期或长期地学习，以便更好地培养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两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收音机一台。”

4月11日 乘火车去官厅水库视察。

同日 阅邓小平关于报送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民主人士安排的材料的来信。信中说：“因为各地统战部同志还在这里等中央的决定，最好能于明（十二）日约几个同志在你处谈一次。”“这个文件我已发给下列同志：刘、周、陈、彭德怀、董老、林老、彭真、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谈话时哪些人到，请酌定后直接通知。”邓小平随信附上十日李维汉给他的信。李的信中说：“七日晚在主席处谈宪草讨论情况时，曾谈及选举中民主人士安排问题。主席同意日内谈一次，嘱快送名单。”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4月13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在莫斯科出席苏、中、朝、越四国领导人为参加日内瓦会议作准备的会议情况，刘少奇、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李克农列席。

4月14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4月15日 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报告说：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主席指示，我于二月二十日邀集彭德怀、李富春（代高岗）、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谭政、黄克诚、萧劲光、罗舜初、方强、周希汉（方强、周希汉，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三副司令员、参谋长。）、黄敬、赵尔陆、王鹤寿、万毅（万毅，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萧向荣等同志研究了海军建设问题。邓小平同志发言说，主席指示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机构经费最后要做到不超过国家支出的百分之三十，根据这一原则，军费今后只能每年递增四万亿元。彭德怀发言说，这个原则不能动摇，应以此作标准，拟定各兵种的均衡发展计划。

同日 复电李相朝、杜平、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四月十四日一时来电悉。发言稿一般可用。稿子第五段改为“你方不顾我方早已提出的抗议，继续违反停战协定，运进增援性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和弹药。你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扩大你方军力来保持朝鲜停战的不稳定状态，借以阻挠朝鲜问题的解决。对于你方这种非法行为，我再一次向你提出强硬的抗议”。

同日 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共有20种，送毛泽东审阅的是其中的4种：《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总则（草案）》、《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条例（草案）》。），批示：“略有修改，可即印发。修改处请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同志一阅。”主要修改是，将条例总则的第四条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一句，改回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4月17日 关于越南军事部署问题批示黄克诚、粟裕（粟裕，当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可照韦国清、粟裕所提意见办理，彭电（指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韦国清的电报。）可不发；（二）估计到越南有停战可能，新建炮兵训练不宜在我国境内，并宜将炮等早日运入越境，请商韦国清另作计划。”又批示：“刘阅后，退黄克诚、粟裕办。”

同日 审阅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主要修改是：（一）将“依靠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改为“依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二）删去“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的“和毛泽东同志”六个字，又删去“这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特别关心分得开吗？”中的“和毛主席”四个字。

同日 上午，同罗瑞卿、陈伯达、田家英谈话。下午，参观雍和宫。

4月中旬 审阅陈云四月十六日报送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初稿）》，批示：“刘、周、彭、邓阅，退毛。”陈云附信说：“因为等待这本初稿出来，所以从前你指定的八人小组（中有高岗）尚未开会，待下星期才能开第一次会来讨论这个初稿。”“搞这一本的办法是按你的指示，组织了一个小组（陈云、张玺、梅行（梅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周太和、邱纯甫五人，梅行是动笔写的，周、邱是我的秘书），共开了十四次会，每日一次，共十五天才议出来的。原始稿本和材料全是计委准备的。”

4月18日 深夜，同杨尚昆、罗瑞卿谈话。（据《杨尚昆日记》1954年4月18日记载：“主席忽然想去西安，因准备不及未果。”）

4月19日 阅周恩来的信和他报送的关于中国代表团为出席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文件（5个文件，即《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方案的初步意见》、《朝鲜和平统一方案第一方案（草案）》、《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初步意见》、《保障亚洲和平公约草案（基本原则）》。）。信中说：“这五个文件在昨日均已先后送给伯达、乔木两同志，请他们在修改后送给主席审阅。现在听说乔木病了，伯达睡得早，可能还没看完，故再专送一份给主席。今晚七八时拟来主席处请示，并请约刘、陈、彭、邓四同志一并会谈。二十日早五时即将离京西飞，并报。”当晚七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

同日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

同日 复信马叙伦：“马部长：四月十七日函读悉。休养甚好，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此复。顺颂康吉。”

同日 晚十时，乘专列离开北京。二十日晨一时到达天津，晚七时半到达山海关。

4月2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批示杨尚昆：“此件印若干份，在星期四会上分发。”在指示草案的“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中的“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中去，更好地为治疗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一句中的“医学”之后，加上“科学”二字，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在“依靠中西医合作，根据中医实际应用的经验，进行一种谨慎的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加上“和说服教育工作”。在“将中医团结起来，安定下来，把他们现有经验保存下来……”这段话中的“现有经验”改为“现有的合理经验”。

同日 复信文平山（文平山，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的孙子。）：“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和你祖母合照的相片，没有多的，故未寄你。毛雪华（毛雪华，毛泽东的族侄。）同志在苏联学习，现时你不必和他通信。此复。祝你进步！”

同日 中午，参观位于渤海之滨的长城起点和山海关。下午，在秦皇岛市视察海港和耀华玻璃厂等。后到达北戴河。

4月22日 晨，在北戴河看日出。下午，在唐山市视察启新水泥厂。晚上，到达天津新港。

4月23日 在天津市参观永利化学厂和造纸厂。晚十时，回到北京。

4月25日 致信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指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在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并在信封上注明：“此件存杨尚昆同志处。”江青在四月二十日写信给毛泽东，就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在玉泉山建造游泳池一事作出检讨。信中说：“昨天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的心上很感觉沉重。我犯了错误，用五个亿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却是我建议的，我不能辞其咎。”

同日 晚上，听取杨尚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后交接方案的汇报。

4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有关具体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李雪峰、宋任穷、马明方、刘澜涛、习仲勋、邓子恢、杨尚昆、罗瑞卿出席。

同日 关于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本日开幕。

4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随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和增设一些中央工作机构。会议决定：一、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谭震林、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林枫（林枫，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李雪峰、杨尚昆、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二、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增加马明方、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三、撤销饶漱石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准备转发的西北局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问题情况的报告，删去其中的“西北地区全党同志只是，也只能是相信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基础上的党中央”一句中的“和毛主席思想”六个字。

4月28日 下午，先后同陈毅、李维汉谈话。晚上，先后同朱德、谭震林谈话。

同日 关于确保越南奠边府战役的后方交通线安全问题致电彭德怀、黄克诚，指出：“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指越南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琅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

同日 将张闻天三月二十七日报送的《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这个材料是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现在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革命、伟大卫国战争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多些，现在则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助手、继承者。如关于早期革命活动，过去把斯大林和列宁同称为党的创建者，现在则说他协助列宁建立了党。对于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历史，过去提斯大林个人领导较多，现在则首先指出列宁生前既已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是列宁遗嘱的实现。），批送刘少奇，指出：“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3、4期刊载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1953年12月25日报送中宣部的《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两个参考材料。），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某些应当阅读的同志（如李维汉，安子文），请考虑酌定。”

同日 复信叶恭绰：“惠书并明人著作一函收到，甚为感谢！”

同日 复信陈嘉庚：“一月二十二日惠书（1954年1月22日陈嘉庚致信毛泽东，报告了他向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修建闽南铁路线路的建议。）收到。所提建议，已交铁道部研究。”此前，曾在来信上批示：“抄送铁道部研究，原信退我待复。”

4月29日 致信湖南省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现有文炳璋（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工作。）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同日 审阅田家英四月十九日报送的经宪法起草委员会党组讨论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总纲，批示田家英：“此件已阅，无意见。”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及党外民主人士共三十人参加。

同日 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印度政府代表团发表谈判公报，宣布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双方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了谈判。双方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进行了充分的协商，签订了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印度政府愉快地同意撤退其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武装卫队；并愉快地同意将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及电话等企业以及其全部设备交给中国政府，其具体办法将由双方继续在北京商谈。

4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金应基为团长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会见时，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林伯渠、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彭真、章伯钧、陈叔通、廖承志（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主席。）等在座。

4月 复信班禅额尔德尼：“感谢你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努力，我很高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晚八时，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5月3日 复信黄炎培：“五月一日惠书并大作一册收到，甚为感谢！爱国热忱，溢于言表，足征孟晋。大作尚待暇时从容研究。”

同日 晚八时，听取林枫汇报中共中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情况及问题。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谈宪法问题。

5月4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 晚上，同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谈宪法问题。

5月9日 晚上，同陈云谈话，后请刘少奇、邓小平参加。

5月11日 晚上，同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谈宪法问题。

5月12日 复电李相朝、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志愿军司令部并周恩来（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电报说：五月九日十一时来电悉。对方指使两瑞（指瑞士、瑞典。）建议修改停战协定，改换我方三个指定口岸，估计其用意除一般诬蔑我方并为美方辩护外，还在于为进一步破坏中监会制造根据，并将责任归于我方。这是美方近一时期的活动中心。因此，我们应抓紧维护停战协定、维护中监会的旗帜，对美方企图破坏停战协定和中监会的活动在会内会外予以揭发，并由波、捷配合行动。如果美方就两瑞的建议提出要求修改停战协定，我们应作总结性发言予以痛斥，并指出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提出这一要求，是有意制造紧张气氛，影响日内瓦会议。我对中监会关于两瑞来信的复信可暂缓发出。

同日 审阅刘少奇送阅的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越南奠边府战役后的军事部署问题给韦国清的电报稿，在文末加写一句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功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

5月13日 官厅水库举行竣工庆祝大会。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大会上将绣有毛泽东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的锦旗授予水库建设者。

5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5月16日 晚上，同陈正人谈话。

5月18日 下午，邀程潜、符定一、章士钊、李烛尘、王季范共进晚餐，饭后一同看电影。

5月19日 审阅粟裕五月十八日的请示报告。粟裕提出：为实施将华东海军主力推进到定海、石浦海区的计划，并为加强今后海军的发展基础和海上对台斗争以转变闽浙沿海敌我斗争形势，应给海军配属有关之特种兵部队以加强海军之战斗力。拟采取增调装甲兵作为海军陆战队的发展基础、增调高射炮部队和空军部队加强宁波、定海、岱山等基地的防卫力量等措施。毛泽东批示：“退黄克诚、粟裕照办。”

5月20日 下午，同陈叔通谈话。

5月21日 下午，到北京西郊观赏花卉。

5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邓小平、李维汉列席。

5月27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总纲。

5月28日 致电李相朝、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志愿军司令部（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美国力图破坏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宣传上利用它来打击我们由中立国机构监察朝鲜选举和印支停战的主张。对此，我们的方针应是维护中监会，争取它尽可能做些工作，而不应存散摊子的思想，受美国的挑衅，上它的当。我们和波、捷对待两瑞和美国的态度应有所区别。最近期间两瑞完全为美所用，予以揭露和打击是必要的，但在今后工作中仍应注意美国和两瑞之不同并充分利用其不同。

同日 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名誉书记卡查利亚和米斯特里：“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祝大会在团结印度人和所有的南非人民——白色和非白色人民——争取和平、自由、民主与进步的事业中获得成功。”

同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国家机关”。

5月29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5月30日 晚七时，召集刘少奇、李维汉、田家英商谈宪法问题，十一时陈云、邓小平参加。

5月31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和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并再次讨论了整部初稿。

6月1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开会。

6月2日 审阅粟裕六月一日关于在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舰的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据华东军区报告，在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巡洋舰和驱逐舰共八艘，并有飞机在该海区上空盘旋，显系美帝向我军进行挑衅。当即指示华东军区转告我陆海空军，严密注意监视，随时报告，如敌不向我炮击或轰炸，我军不得向其射击，以免引起冲突。如大陈岛的蒋军乘机向我守岛部队进攻，则应坚决予以还击。毛泽东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谈话。

6月3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关于五月三十日达赖为庆祝中印谈判成功（指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的签订。）宴请张经武、谭冠三、李觉（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二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李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参谋长。）等情况的报告。报告说：达赖已决定于六月二日正式通知噶厦他去北京的问题，并已初步拟定藏历六月初（即八月初）动身，为了早作布置，请将开会时间及参加会议人选的正式通知速示。毛泽东批示：“刘、邓、李维汉同志：达赖、班禅等藏族代表应尽早起程，九月五日前（最好九月一日前）务必到达北京，请即作部署。”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陈云出席，邓小平、杨尚昆列席。

6月5日 上午，同薄一波、傅作义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彭真、董必武、邓小平、陈伯达、李维汉、杨尚昆、田家英出席。

同日 同周泽昭（周泽昭，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等谈发展中医的问题。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6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伍修权、杨尚昆出席。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稿，批示：“刘少奇、邓子恢同志：在第三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在第三页上改写两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但要发挥这种增产潜在力，靠小农经济是有限的，靠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最近几年之内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

6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陈毅、邓子恢、习仲勋、陈伯达出席。

同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

6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座谈会。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林枫、李维汉和党外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张治中、邵力子、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高崇民（罗隆基，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5月又任森林工业部部长。高崇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叔通、黄炎培、李烛尘、章乃器、马叙伦、许德珩、张奚若（许德珩，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5月又任水产部部长。张奚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陈嘉庚、庄明理（陈嘉庚的翻译）、张难先（庄明理，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张难先，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同日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批示：“少奇同志阅后，交李维汉同志：此件可即印发有关各人（宪法起草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于六月十一日带到会场。”

6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列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在齐燕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全文后，毛泽东同与会委员共同讨论修改了部分具体条文，并对委员们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他说：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次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第三次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次稿本身都有多次修改。在西湖那一次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的国家的情况的。（黄炎培：关于国歌问题，有人觉得现在的国歌是一个抗日时期的歌曲，已经过时了。我个人意见觉得倒是现在的国歌好。）国歌不必规定在宪法上。不喜欢现在的国歌的人，主要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但是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太平无事的时候”，那也不好了。现在帝国主义包围得还很厉害，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坏处吧。（何香凝：中央要集权，才能迅速及时处理国家大事。）你这个意思是好的。中央的权力宪法规定得很够了。我们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是把权力的主要首脑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是它的执行机关。政府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并不是权力小。我们是中央集权，不是地方分权。一切法律都要中央来制定，地方不能制定法律。中央可以改变地方的决定，下级要服从上级，地方要服从中央。（何香凝：如果遇到紧急关头，比如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央要能采取办法才行。）你的意见很对，我赞成你的意见。就是要集中权力，要能灵活使用。遇到紧急关头，别人打进来了，常务委员会可以决定问题（第三十一条第十五项（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第16款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无须等着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还是讲宣布战争状态。如果敌人打来了，我们的军队当然立即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是等到宣布了战争状态再开枪，而是先“打”后“布”。常务委员会也可以立即开会，国务院总理也可以立即下命令行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立即指挥军队。根据宪法草案第二十条，我们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哪个打来我们就打，讨论也不要讨论。至于宣布战争状态，那是常务委员会的事了。（何香凝：“中央人民政府”的名字还是要好。）“中央人民政府”的名字不要了，太长了。这是上次会议议的，也是反复了几次。初稿是“国务院”，后来改做“中央人民政府”，最后又改回来叫“国务院”。按照外国的习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我们现在的政府多得很，省、县、乡都叫政府，现在宪法草案上规定都改叫“人民委员会”。我们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可以。全国只有一个政府，即国务院。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公布，并在全国人民中组织讨论。

6月12日 上午，约李济深、程潜、邵力子谈话，并看电影，共进午餐。

6月13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同日 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积极争取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签订双边或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稿，批示：“刘、朱、陈阅，尚昆办。”十七日，周恩来复电中央，赞成中央的意见。

6月14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李维汉、习仲勋、田家英出席。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黄炎培、张难先、马叙伦、乌兰夫、何香凝、陈叔通、赛福鼎（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1955年10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三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10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省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傅作义、章伯钧、朱学范（朱学范，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邮电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1954年12月又任全国政协常委。）、陈嘉庚、章蕴、张治中、胡耀邦、李四光、陈其尤（李四光，地质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陈其尤，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许德珩等二十一人发言，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他说：我们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的拥护，主要是两条。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但是，就是到五十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6月15日 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十六国共同宣言》，否认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必要。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被迫结束。

6月16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开会。

同日 下午五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财政部部长邓小平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讨论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

6月17日 下午四时，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开会。

同日 下午五时，继续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

同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全力保证实现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批示：“送人民日报邓拓（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同志，此件已阅，可用。”这篇社论在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6月19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刘伯承、邓子恢、林枫开会。

同日 下午五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说明，讨论并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和《关于批准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决定》。会议还听取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

6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在日内瓦会议有进展并可能在七月达成停战协议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以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即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前些日子韦国清同志电告越军作了一个新部署，准备在七月内把战争规模略为扩大。我们认为可以照韦电增加一部分军队于红河三角洲区域，以威胁法国人，但七月不要大打。何时可以大打，应完全依日内瓦会议情况作决定。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与胡、武（胡，指胡志明。武，指武元甲，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韦三同志酌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章汉夫（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开会。

6月2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致周恩来并告袁仲贤（袁仲贤，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的电报稿。电报提出：你访印后是否访缅的问题需加考虑。此次接受尼赫鲁（尼赫鲁，当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邀请，在日内瓦返国途中访印。尼赫鲁或吴努（吴努，当时任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缅甸政府总理。）本人，可能提出访缅的邀请，届时如何答复似需考虑。又如由印返国，航线尚待安排，如必须一停，是否可能在仰光停落，并在停留时间内，顺便拜访吴努一下。有无此种必要，请将你的意见告知。毛泽东在电报末尾加写一段话：“此外尼赫鲁向袁大使询问你访印时间，我们认为如有必要，可在印度多停留一二日，由你临时酌定。又尼赫鲁似希望你到新德里某名胜地点一游，亦可由你临时酌定。”

6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章汉夫开会。

6月24日 审阅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稿。毛泽东对电报稿作了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点标明）：“你访问印度的消息和具体安排均已公开，此间有同志建议由印度飞广州的安全问题，即台湾敌人是否有袭击的可能，值得考虑。如果由印度直飞广州不能很好保证安全，则只好改为由印再飞日内瓦，访问东德后经莫斯科回国（与越南同志的会见则改在北京举行）。此种顾虑是否合理，或者将到达广东附近的时间放在黄昏或晚上使敌机难于袭击，你意如何请考虑电告。”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周恩来访问印度，于二十八日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原则。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周恩来访问缅甸，于二十九日代表中国政府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二十九日晚，周恩来离仰光经香港回国。三十日上午，乘飞机安全到达广州。毛泽东起床后，机要秘书当即向他报告。

同日 复信毛泽荣：“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况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6月25日 下午，同林枫、凯丰谈话。

6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开会。

6月29日7月2日 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问题。二十九日、三十日，陈云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

7月1日 阅《政法研究》编辑部编译的《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一文，批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维汉、彭真：“此件值得看一下。”又批示：“送田家英同志阅，退毛。”

7月5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杨尚昆开会。

7月6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六月三十日关于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批示：“李维汉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统战部（除华东）仿照办理。”华东局统战部的报告，汇报了座谈会讨论关于公布宪法草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大行政区等问题的情况。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七月五日关于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减裁藏军问题给中央并军委的报告，批示杨尚昆：“这类问题应由统战部拟处，是属于政治性质的，军委不好处理。”

同日 周恩来七月三日至五日在广西柳州同胡志明就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等举行会谈后，于本日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

7月7日 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当局）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比如丘吉尔在华盛顿同美国谈判，他们发表联合宣言，写了六条，就不能不写那个第一、第二条（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4年6月29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联合宣言的第1条说：“我们将本着亲密友爱的精神继续共同努力，在我们重新肯定下来的大西洋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谋求世界和平。”第2条说：“我们共同地并各个地继续向任何和一切以庄严的保证和切实的行动表明它们希望参加一个公正和公平的和平的国家伸出友谊之手。”），这两条就是说要跟我们拉手。这是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要拉手。对什么国家、在什么条件下拉手，他们说什么要有确实的保障，有很好的行动。我们有五项原则，那不是很好的保障吗？我们参加日内瓦会议不是很好的行动吗？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同台湾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认定的“其他领土”。1955年3月3日条约生效。1978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就美中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1980年1月1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的可能。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同时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工作和今后的方针。

7月8日 下午，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比过去几年中间，在外交方面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助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八）国内统一战线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与分裂我们国内联盟和同苏新国家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7月9日 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传达的内容主要是：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

7月10日 关于在苏联援助下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问题，致信彭德怀：“此件经中央讨论，认为应采积极方针，分为四年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四个师（120架），外汇方面，已交周总理便道与苏方商量可否借款问题，俟得结果再行决定。”

7月13日、14日、16日 三天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7月18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7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在日内瓦的周恩来的复电：“（一）各件均悉，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二）望在与梅农（梅农，当时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接触时探讨我们与泰国的关系是否有改善的可能。泰国是否愿意和我国外交人员（袁仲贤或姚仲明（姚仲明，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作一些个人接触。泰国是接受美援国家，最近銮披汶（銮披汶，当时任泰国政府总理。）有愿让美国在泰建立军事基地的表示，但似尚未实行建立。泰国与我国是紧邻，惧怕我军南下，又有数百万华侨，因此似乎不会完全拒绝与我外交人员进行某些接触。但要进行此事，宜由印度居间。”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会后同谭震林谈话。

7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7月21日 日内瓦会议通过《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二十三日，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闭幕。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日内瓦。

7月22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7月23日 致电胡志明，祝贺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贺电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着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斗争并已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人民的和平愿望，努力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终于达成协议，这是越南人民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全中国的人民将与越南人民一道为保证与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稿，批示：“刘、陈、邓阅，退彭（彭，指彭德怀。）。”指示稿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领海与公海之规定，共两条。第二部分为维护我领海领空主权及进入公海应注意事项，共五条。毛泽东对第二部分中的三段文字作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当我海空军巡逻公海或直接护航的时候，对一切外国的飞机军舰均不得攻击。只有在经查明确认是国民党匪帮的飞机军舰向我护航目标（商船或油轮）有敌对行为（攻击或行劫掠）的时候，则坚决攻击之，以达到我护航之目的。除护航外，经确实查明是国民党匪帮的飞机军舰者，均坚决攻击之。”（二）“目前我护航任务仅限于防止国民党匪帮抢劫行为，对其他任何外国海空军，因在和平时期不会发生抢劫行为，故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三）“望你们严格布置执行，并加反复多次教育检查，将其情况上告。如有违犯此规定者，当受到应得的处分。”

同日 复信黎锦熙（黎锦熙，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先生元旦给我的信，我的秘书处转给文字研究会去了，书也转去了，我未见，不久前才又转回来，我已看了。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尊恙已好些否？宜多静养。如有困难，请告知为荷。”

同日 写信给李敏、李讷（李敏、李讷，毛泽东的女儿。）：“你们的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7月24日 审阅华东海军司令部七月二十一日关于攻击大陈港敌舰方案给海军司令部的电报，批示彭德怀、黄克诚：“请考虑是否须调华东军区，福建、浙江、上海三军区的负责人各一人来京讨论此问题。此电内所提三十天准备时间是必要的，必要时还可延长至四十天。”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7月25日 审阅修改章汉夫关于七月二十三日英国运输机被击落事件的新闻稿和复英国代办杜维廉的照会稿，批示：“少奇同志：请你召集陈、彭、邓及章汉夫在你处一谈这两文件，考虑其措词是否适当。两件我均作一些修改，请你们再加斟酌。复英照会原稿第二段，措词极不适当，故作了修改。复英照会，以二十六日交出并广播二十七日登报为适宜。”毛泽东将照会稿中的一段话改写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据我军事机关收到来自海南岛方面的报告：七月二十三日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巡逻飞机在海南岛榆林港上空执行巡逻任务之际，曾经与一架蒋匪帮的飞机在该地上空遭遇，发生战斗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此消息后，即行多方面调查，始知该项飞机，实系英国所有的运输机，被我巡逻飞机误认为国民党匪帮飞机侵袭我榆林港军事基地者。发生此项不幸事件，实完全出于意外。”二十六日，章汉夫将照会交英国代办杜威廉。

同日 复信许志行（许志行，当时在上海市格致中学任教。1919年冬在武汉同毛泽东相识，1926年曾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三月的信，早已收到，迟复为歉。知你仍在做教育工作，甚为高兴。”

7月26日 乘专列从北京到北戴河，住一号楼。

7月27日 中共中央致电在波兰访问的周恩来（这个电报，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起草的。）。关于当前国际局势，电报指出：“中央最近研究了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认为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美国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地从英法手中夺得更多的势力范围、扩大军事基地、准备战争和敌视我国的政策。”“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与蒋介石正在商谈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国不断增加对于台湾蒋匪的军事援助，这是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根据公开的消息，美国对于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事，似乎还有顾虑，似乎还未下最后决心，而如果美蒋签订了一个这样的条约，则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更难寻求缓和与转弯的余地。所以，击破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和东南亚防御条约（1954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8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即《马尼拉条约》。1955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7年6月，该组织解散。），乃是我们当前对美斗争的最中心的任务。”关于当前对台斗争任务，电报指出：“我们认为，在我国大陆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和朝鲜战争胜利停战之后，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在朝鲜停战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心，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且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关于中央拟采取的一些措施，电报指出：“（一）在政治上，国内已开始了必须收复台湾和揭露美蒋的宣传，并且准备在你回京之后，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就台湾问题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接着由各党派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然后根据两个声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长期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此外，我们正在组织专门对台湾的广播工作。”“（二）在军事上，业已由军委发出专门指示，加强沿海对蒋匪的海空斗争，同时严格规定我海空军的作战目标只能限于蒋介石的军用飞机和军舰，对于美国飞机和军舰除了它们向我军攻击的情况之外，不许向它们作任何主动的攻击。”“（三）鉴于我们与美蒋在沿海的斗争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而我们的军队在海上斗争的能力和经验又极为缺乏的情况，加强海空军建设，成为我国军队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我们的海军拟采取‘先艇后舰’的建设方针，我们的空军必须学会在海上作战的本领。为了适应目前时期紧急斗争的需要，拟在今后三年内向苏联增加一批海空军装备的订货，军委已提出约五亿卢布的货单，在财政预算上没有困难，但在外汇上还须多想办法。此事拟在你回来后，再行斟酌决定。”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研究目前局势问题，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出席。

7月29日 晨七时，在北戴河一号楼会见陈叔通、邵力子。上午八时，同邓小平谈话。晚上，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7月31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四年第十七期刊登的《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的某些偏向》一文，批示：“陈云、彭真、李富春、陈伯达、田家英诸同志阅，并留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彭、董诸同志阅后，退江青。此件值得一看，请少奇同志考虑是否转发地委以上各级党委。”该文介绍了苏联报刊批评思想文化战线上对于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这种错误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哲学持一概否定的态度，同时还表现在拒绝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成就，否认各民族间精神上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这个材料。

同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四年六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作战中，肃清了沿海各省残敌，并解放了舟山群岛、嵊泗列岛、厦门岛、海南岛、万山群岛等重要战略岛屿和其他岛屿共四十六处，歼灭国民党军三十五万二千五百二十六人，击落击伤飞机八十六架，击沉击伤舰艇三十六艘。

7月下旬或8月上旬 对文运昌来信开列的要求安排文家十五人在北京工作或上学的名单，作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文运昌这封信是七月二十日写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请他设法安排这十五人的事。田家英将文运昌的信转报毛泽东。

8月1日 致信国营三○二厂全体职工：“七月二十六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十八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8月3日 审阅彭德怀七月二十八日关于最近几年部队存在的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少奇同志：此件似应在中央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关于在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若干个人享乐、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和严重的失密事件，必须开展适当的斗争和严格执行纪律，由军委在一九五四年冬或一九五五年春召开一次解放军全军党代表会议，提出讨论并作出决定；（二）关于兵员的问题和下级干部的婚姻问题，待中央讨论兵役法时再行讨论。

8月4日 上午，同彭真谈话。

8月5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开会。

8月6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八月四日关于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提请全国人大给予毛泽东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的请示报告，批示：“邓小平同志：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同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的复电：“广东省代表提出给予毛主席以最高勋章事，因我国尚无勋章制度，对毛主席的尊敬亦非给勋章所能完全表达，故以说服提案人，撤回此项提议为好。”

同日 阅一份关于美国加紧拼凑东南亚防务集团的材料，批示：“周总理阅。你的报告和各党派联合声明，均应就此问题加以批评。”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谴责美国组织所谓东南亚防务集团，破坏日内瓦会议协议，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行径。二十二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再次谴责美国拼凑东南亚防务集团。

8月7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开会。

8月8日 审阅彭德怀八月五日报送的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的报告，批示彭德怀、黄克诚：“此件经中央各同志看过，认为可行，望照办。”报告中提出：其中开始行动（指炮击金门。这一行动后推迟至9月。1954年9月3日、22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开始连续多日炮击金门，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的时间，原拟于八月十日前后开始，经讨论后，为了各地更加充分准备，便于战斗开始后进行连续打击，故将开始时间改为九月一日至九月五日。最近洪水阻碍交通，造成兵力调动的某些困难，也是推迟开始日期的原因。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罗瑞卿、李维汉、杨尚昆开会。

8月9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李维汉和十五位民主人士开会。

8月10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下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等五个组织条例草案（其他4个组织条例草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请各省市自治区组织本地区代表阅读和讨论的通知稿，批示杨尚昆即办。

8月上旬 阅海军党委七月三十日关于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加强对敌斗争和解放台湾问题指示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刘、周、朱、陈、邓同志阅，退黄克诚。”海军党委的报告说：萧副主任（指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在七月二十八日总政部务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关于加强对敌斗争和准备解放台湾的指示，我们在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召开党委会，由苏振华同志作了传达，并进行了讨论。一致认识到今后进一步加强海上斗争和解放台湾战争的长期性，进一步明确了边打边建的方针，特别是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建设海军，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同时也是艰巨的任务。拟作专门研究，提出一个计划报中央、军委，以加强海上战斗力量，进一步展开海上对敌斗争。

8月11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北戴河中直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批准周恩来的外交报告，通过关于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讲话，指出：解放台湾，这个方针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它是早已就提出过了。现在把它提出来，是为了强调它。从前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讲过边打边建，现在还是边打边建，在现在更应该是建。解放台湾的时间也不会很短。要知道，蒋介石有两种。一种是过去在大陆上的蒋介石，一种是在水里的蒋介石。过去在没有水的地方打仗，我们有经验，但是在水里打仗的经验就缺乏了。我们不应该轻视现在的蒋介石。我们要搞海军、空军。台湾能不能收复？我想是能够收复的。海、空两军搞强大起来了，就能够收复台湾。这里面有军事工作、外交工作、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主要是讲团结，特别是沿海各省的团结。宣传也是件很大的工作，各民主党派都要做。同时，收复台湾也是个经济工作，如修建铁路，现在福建的经济和对国外的通商，因为有蒋介石，是个很大的障碍。这次政府委员会开会以后还要召集一个政协常委扩大会议，有各大城市的人参加，在那个会上通过一个联合宣言。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很复杂的，是个艰巨的工作。我们是可以收复台湾的，因为台湾是我们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最孤立的。

8月13日 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五月十一日关于答复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来信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陆定一（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志：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波立特在三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提出：要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英译本中，删去第一节中的第一、第二两个自然段（波立特提出拟删去的两个自然段，见《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在这两段中，毛泽东阐述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指出：“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并说：“因为假使我们发表了这一节，就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而且因为这一节也不符合一九五一年二月出版的我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对于若干公式经过极端认真的考虑之后，纲领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毛泽东对此批注：“这样提问题似不妥当。”同时，在中宣部为中央起草的准备同意这一删节的复信稿上批注：“这样答复，似不妥。”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重新为中央起草的给波立特的复信，批示：“刘、朱、陈、小平、陆定一同志阅，退王稼祥同志照办。”复信不同意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的头两个自然段删去的提议，并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至于《毛泽东选集》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困难问题，可以采取下列的办法解决：出版能在美国发行的选集，某些文章或演说如被美国反动法律禁止出版时，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但是《毛泽东选集》的美国版的目录事先应当征得作者的同意。”复信于八月二十三日发出。

8月16日 游览山海关。

8月17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罗瑞卿、杨尚昆开会。

8月20日 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夏 在北戴河作《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8月21日 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同日 阅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八月十九日关于美国海军在华东沿海活动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邓、彭（彭，指彭德怀。）阅。此情况值得注意。”

同日 阅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八月二十日关于美国空军在大陈岛地区活动情况及我国飞机起飞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邓阅后，送彭德怀、黄克诚同志：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舰美机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陆定一、杨尚昆、李维汉、习仲勋出席。

8月22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前广场接见出席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和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刘英源、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刘世梅、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殷维臣、作家舒舍予（老舍）、数学家华罗庚、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乐松生等握手。

8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在座。会见中，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过去日本统治过中国，对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又代替了日本，帮助蒋介石欺负我们。在这两个阶段，英国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我们同美国之间也有一个洋，叫太平洋，可是太平洋不太平。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声明说是为了反对共产党，说我们要侵略澳大利亚，因此有必要同美国和新西兰一起签订这个条约（指1951年9月签订的《澳新美安全条约》。），一齐反共。反共的声浪在世界相当高哩，特别在前一个时期。据说，中国人犯了大罪，主要是把一个很好的人叫蒋介石给赶走了。我读过比万（比万，英国工党领袖。当时是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成员，毛泽东会见时在座。）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逻辑，说中国人自己侵略了自己。在美国看来，蒋介石比我们好。你们的看法不同些，因为你们早已不承认蒋介石了，所以我说和你们没有根本分歧。我们彼此在日本问题上也没有根本分歧，因为对日本问题，英国今天管不了了。因此我们看见你们觉得很高兴。客人问：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之间首先就不会打仗。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也不会和保守党开仗。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客人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毛泽东说：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大国都靠拢些，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对骂得很厉害。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他们只是美国的少数人，如杜勒斯之流。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8月25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8月26日 复信熊子容（熊子容，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七月三十日的信收到。进步甚慰。当选为人民代表，可为祝贺。工作问题，似以仍在原地为宜，易地则了解你的人可能不如原地多。”

8月下旬 审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修改稿）》，批示：“‘条例’似宜均改称‘法’。”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正式颁布。

8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8月31日 上午，同董必武、徐以新（徐以新，当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谈话。晚上，同刘少奇谈话。

9月1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高岗自杀问题发通报给苏共中央。通报说：“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的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

同日 晚上，同陈云谈话。

9月2日 和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庆祝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九周年。电报指出：“美国侵略集团不甘心于它的失败，正在积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策动组织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战争集团，并加紧指使和帮助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以扩大对远东及世界的战争威胁。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战争政策，一定要解放台湾，以保障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恢复远东各国与日本之间的正常关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成为亚洲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迫切任务。中国人民愿为这一任务的实现而努力。”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9月3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9月4日 下午，会见王季范等。

9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同日 阅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处九月四日转报的日本社会党外交局局长佐多忠隆关于日本记者随日本社会党代表访华问题给张奚若的信，批示：“送周总理酌处。要求派十名记者似可照办。”对来信中“日本社会党代表已经到达了可以访问贵国的阶段”一句，批注：“是否还要增加自由党代表？”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二十四日，由日本社会党、日本自由党等七政党国会议员组成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应邀来中国访问。

9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开会。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讨论宪法草案。

9月7日 中午，约见傅作义、张治中、程潜、邓宝珊（邓宝珊，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2月任省长）。1954年9月29日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3月又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开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并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外交部对驻外使节调整情况的汇报。

9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讨论宪法草案。

同日 审阅修改准备提交九月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序言部分，将“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第一章总纲部分，将第五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下列各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将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中的“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改为“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9月9日 晨，批示机要秘书高智：“高智用电话通知：请周、朱、陈、小平四位同志，今日下午五时以前及下午七时以后，看少奇同志宪法报告的头两章，以便晚上十一时左右，和少奇、伯达一起，到我处谈一下这两章中的有些问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并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稿。

9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开会。

9月上旬 审阅修改九月七日排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将报告稿的第一部分中关于是否能维持现状不变的一段话，修改为：“我国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呢？或许有人想到一条维持现状的道路，即既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将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维持下去。这是否可能呢？大家知道，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有一些人就希望永远保存这种状态，最好不要改变。他们说：有了共同纲领就够了，何必还要宪法呢？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反映了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在报告稿的第二部分讲到团结城市和乡村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地方，加写“他们是属于工农联盟的范畴之内的”。在讲到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地方，加写：这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又“较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即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之间的一种联盟”。将关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的论述，修改为：“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的有：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国家的任务是尽力巩固和发展前两种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所以国家要‘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特别要注意逐步建立社会主义主要经济基础的重工业，同时要‘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9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前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及随行的高级僧俗官员林仓活佛、赤江活佛、尕金洛桑尼玛、噶玛巴活佛、孔管家、阿沛·阿旺晋美、计晋美、德吉才仁（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计晋美，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德吉才仁，达赖喇嘛的母亲。）等，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李维汉、汪锋（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11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张经武、范明参加。

同日 再次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将“修正稿”改为“草稿”，并署上刘少奇的名字。将报告稿的第一部分中有关辛亥革命和《临时约法》的局限性的一段话，修改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但是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袁世凯领导的反动派篡夺了国家权力。”在报告稿的第二部分中讲到用和平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加写两句话：“那种认为我国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指资本家——编者注）的政治权利也不会被剥夺。这和我们对待封建地主阶级的政策是大有区别的。”在讲到有人以“左”的面孔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步骤的地方，加写一段话：“他们要我们破裂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又嫌我们的农业政策‘太慢了’，他们要我们破裂同农民的联盟。这些难道不是完全的胡说吗？我们如果照这样作，当然只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最为高兴。”在报告稿的第三部分讲到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地方，加写：“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国人民这样广泛的个人自由。”

9月12日 复电在青岛养病的林彪（这个电报由邓小平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来电已悉，同意你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已代你报到并列入大会主席团名单。现在中央正在考虑政府组织和国防委员会与国防部的组织问题，有些问题需要同你商量一下，如果你身体情况许可，希望你能于九月二十日以前回京一行，但仍可不出席大会。是否可能，请电复。”

同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

9月13日 晨，审阅修改九月十一日排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批示：“此件送陈伯达同志阅后，送交刘少奇同志：又作了一些修改，请阅酌。拟于晚上谈一下。”在报告稿的第一部分讲到康有为等改良派的变法运动的地方，加写：“他们虽然是改良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在说明新中国成立五年来的巨大变化的地方，将一句话修改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五年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式发表时，改为：“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讲到美帝国主义还侵占着台湾，蒋介石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继续作恶，反动派的复辟仍然是一个实际的危险的地方，加写：“如果有人看轻这种危险，那就犯了错误。”“必须努力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

同日 下午，接受瑞士新任驻中国公使贝努义递交国书。交谈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希望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瑞士委员不要退出。瑞士、瑞典是两个没有经受战争的欧洲国家，应该致力保障和平。我们很希望你们不要退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麻烦是麻烦的，关系有点不好，可以改善。有这样一个组织在那里，对维护和平有好处。贝努义说：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努力，日内瓦会议以缔结和平而告结束。毛泽东说：这个会议是一个和平的会议。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因此就要向外面打主意。这是完全不对的。人多地少，需要向外侵略，这是希特勒曾经用过的理论，日本军阀也用过这种理论。事实上，发展生产就能在国家内部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改善人民生活，不需要向外面打主意。战争没有好处，我们也是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的。瑞士是个工业国，在社会经济方面你们比我们先进。目前中国能跟外国交换的东西主要是农产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几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中国出口的东西就会增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开会，讨论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稿。

9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宪法草案有两个地方要修改，这是代表们提出的意见。一个地方是序言第三段，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面加“第一次会议”五个字，将“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过去到现在，中国的宪法有九个（草案不在内）：清朝的《宪法大纲》，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的宪法，瑞金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布的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这个宪法是“中国第一个宪法”，不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名符其实。这是属于文字性质的但是重要的修改，不改就不那么妥。另一个地方是总纲的第三条第三款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问题出在“和宗教信仰”这五个字上。改革“宗教”可以，改革“信仰”则不妥。而且第三章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已经有了规定。这一条意见是有理由的，把“和宗教信仰”五个字删掉。今天开会就是为着改这两个地方。毛泽东说：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修改。能过得去的，那就不要改了。他最后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八千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千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

会议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之后，毛泽东又讲话。他说：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于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同日 审阅中央军委关于同意再次炮击金门计划给华东军区的复电，批示：“照发。”华东军区九月十三日的请示电说：国民党军正在向金门增兵加强防务，但仍有可能对我采取登陆突袭报复。为报复国民党军海空轰炸，准备在九月二十日前后对大小金门组织第二次集中炮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胡乔木开会。

9月15日2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9月15日 下午三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毛泽东主持并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接着，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9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胡乔木开会。

9月17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同日 晚八时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九时，同林彪谈话。九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9月18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同日 晚九时四十分，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十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杨尚昆开会。

9月19日 审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准备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防委员会成员名单，批示：“照办。即退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在报告中说：我们又开了一次会通过了这个名单。会前恩来同志提出党外加黄琪翔、郑洞国（黄琪翔，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南行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1954年11月又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郑洞国，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水利部参事。）两人。黄与陈诚（陈诚，当时任台湾当局“副总统”。）有较深的关系，郑是蒋的嫡系。会议中，大家认为必要，故党内勾去了李天佑、赵寿山（李天佑，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司令员。赵寿山，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两人。二十八日，大会通过了这个名单。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批示胡乔木：“此件看了一遍。有些觉得不妥处作了记号，有些处改了几个字，请你斟酌。”

同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谈话。九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9月20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二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同日 晚八时，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八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9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胡乔木开会。

9月22日 晚七时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随后，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9月23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并进行讨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讨论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人选名单。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李维汉、乌兰夫和党外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李四光、程潜、章伯钧、马叙伦、张治中、傅作义、龙云出席会议。

9月24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9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先后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阿波斯托尔（阿波斯托尔，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和由柯别茨基（柯别茨基，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邓小平在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研究国庆五周年口号等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

9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先后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赫格居斯（赫格居斯，当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匈牙利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农业部部长。）率领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和由博尔茨（博尔茨，当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在座。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黄明鉴（黄明鉴，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宣传部部长。）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习仲勋、章伯钧、张奚若在座。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9月27日 下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彭真为秘书长，王昆仑、王维舟、古大存、司徒美堂、吴玉章等六十五人为委员；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会议通过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定。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桑布（桑布，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在座。

同日 审阅修改拟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准备在国庆节阅兵时的命令稿，批示：“退萧向荣同志办。已加修改。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及彭德怀、邓小平同志已看过。”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达米扬诺夫（达米扬诺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陈毅在座。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9月28日 上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罗荣桓，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1955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同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陈叔通在座。

同日 下午二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贝鲁特（贝鲁特，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陈云、李富春、沈雁冰在座。

同日 下午三时半，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并通过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委员。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9月29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为国务院秘书长。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于学忠等八十一人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什图拉（什图拉，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部长。）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习仲勋、萧华在座。

同日 晚上，出席招待前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活动的各国外宾的酒会，并致祝酒词。酒会结束后，写信给周恩来：“刚才我说的几句话如下，如发表，请照此文句。欢迎各位朋友来到中国！对于各位朋友带来的友谊，我们表示感谢！祝贺各位朋友身体健康！祝贺我们相互间的友谊更加增进！祝贺世界和平更加巩固！”

9月30日 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等在座。

同日 晚七时十五分，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由乌玛·尼赫鲁（乌玛·尼赫鲁，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的妻子。当时任印度国会议员。）率领的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交谈中，乌玛·尼赫鲁说：我到了中国以后，就学习中国的文字。我希望主席能把中国的文字简化一下。毛泽东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的革命还没有完成。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不合理的、复杂的文字加以改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还不如印度。比如你们的铁路比我们多，你们的纺织业比我们大一倍。这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结果，他们使中国没有工业。乌玛·尼赫鲁说：他们使我们处于饥饿状态，但是他们又不把我们逼得饿死，因为那样人民就要起来革命。因此，他们使我们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毛泽东说：我们亚洲国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东方国家的人容易互相接近，容易谈得拢。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起来就等于世界人口的一半，我们应当增加相互的接触和来往，不互相损害，而互相帮助。乌玛·尼赫鲁说：我们两国现在正是这样做的。你们的总理到印度，同尼赫鲁总理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说：这五项原则应当普遍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彭真在座。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开会。

10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中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和苏方布尔加宁、米高扬（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年2月任第一副主席）。）等参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前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政府代表团，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作陪。

10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金日成，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在座。

同日 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的演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陪同观看。

10月5日 下午二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中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和苏方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开会。

10月6日 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彭真、董必武、李先念、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开会。

同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中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和苏方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

10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萧向荣出席。

同日 晚九时，接见印度尼西亚华侨代表张国基（张国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4月经毛泽东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独立第一师师长。1929年后旅居印度尼西亚，从事华侨教育工作。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廖承志参加。

同日 晚十一时许，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10月8日 审阅十月六日彭德怀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直属各总部称谓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军委直属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等部，原隶属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已撤销，而国防委员会则为咨询机关性质，军委系党的组织，许多问题不能公开署名。为此，昨与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诸同志共同考虑，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等等。毛泽东批示：“退彭德怀同志。中央书记处已批准照此办理。”

同日 下午，同张经武谈西藏问题。

10月9日 下午，接见达赖喇嘛。在听取达赖喇嘛的意见后，毛泽东说：你们希望中央帮助西藏人民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从经济上同时也是从政治上代表大多数西藏人民提出的意见。如果说帮助，就要在多少年后使西藏人民在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人口发展上有改进，如果没有改进，就称不上是帮助。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到十四分之一，汉族十四个人帮少数民族一个人，完全可能，完全应该。将来少数民族也可以帮助汉族，所以是互相帮助。至于如何帮助，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据我们看，这是不能性急的，性急反倒慢了，不性急反倒会快。现在，在西藏上层反对改革的人较多，如果勉强办，你就会孤立。改革的事，没有多数人赞同是办不通的。要让西藏人看到改革有好处，才肯改革。第一，汉族、藏族要互相了解、信任；第二，汉族要帮助西藏办一些能办的事，使大家觉得有好处。还要帮助藏族训练干部，帮助他们成长起来。西藏要办小学、中学，还要办大学，不仅要有大学生，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干部和科学家。西藏的改革，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和寺庙负责人赞成，至少是他们的多数人赞成，才能进行。少数人急进，不会得人心。不要以为中央急于想改革，我们并不是这样想的，也许在西藏的某些汉族干部有这个想法，这就要说服他们耐心等待。总之，条件不具备就不要改革。要藏族人民自己愿意，不能将汉人的意愿强加于西藏人民。急性的人，大家反对，丧失信用，以后再要进行改革就更困难。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至于西藏内部的关系问题，中央一定会帮助解决。现在可以把前藏、后藏、昌都各方面代表人物团结起来，组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究竟好不好，你们研究一下。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不要使各方面互相怕。接见时，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

同日 晚上，会见由贝鲁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的合作可以是多方面的，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工业化不但是一个国家的事，而且是有国际意义的。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贡献。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把国家改变成工业国。我们准备在十五年之内打下基础，要真正的工业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贝鲁特说：中国党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为先进的国家，并且会很快。毛泽东说：恐怕不会很快，但进步总是会有的，因为人民的热情很高，都组织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基础，我们的房子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政权之所以巩固，正是因为有人民的积极支持。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座。

10月10日 下午，接见班禅额尔德尼。在听取班禅汇报返藏后的几项工作并提出几项要求后，毛泽东谈了一些意见。关于请各方面的代表协商一些问题，他说：这次拟由达赖方面、班禅方面、昌都方面的人参加，和中央方面指定的人员共同组织一个商量的机构，在这里开会商量解决一些问题。首先要将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要吵架就在这里吵，我们吵架是为了团结。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五次，以至很多次，总是要各方面都觉得可以了，做出决定，写成文字，报告中央政府批准。也可能有一些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大家的意见还不能一致，就得拖一下。要将所有的问题一次解决也是困难的。关于达赖和班禅在西藏的地位问题，他说：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力争安排得合情合理。西藏只能成立一个自治区，对谁主谁副的问题，应该采取合情合理、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主动，才能站稳。达赖方面也是这样。只要两方面的脚都站稳了，事情才好办。你们过去在青海，现在回到西藏，在那里安家立业，这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利益。过去在历史上你们互相都有对不起的地方，旧账最好不算。现在都是新人，新的达赖，新的班禅，我们是共产党，不是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是新的关系，就应该在新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要抓住团结的旗帜，在团结的口号下求得进步，搞好工作。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起来，工作才能发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一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报告，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邓小平、乌兰夫、李维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陈嘉庚、张奚若、李四光、程潜、章伯钧、马叙伦等出席。会前，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谈话。

10月11日 致信周恩来：“（一）关于修筑新疆铁路及四个公司归中国独有（指中苏两国决定修建自兰州经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的铁路和苏联决定将新疆省开采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等4家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等事，请你于今日抽一时间（或要小平）告诉赛福鼎同志一声（他事也可告知一些）。（二）各文件及消息发表时，要写社论一篇，在同日或第二日发表（1954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的社论。）。”

同日 下午，会见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并共进晚餐。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参加。

同日 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出席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联合宣言、联合公报等文件（指《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关于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以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中国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的签字仪式。

同日 致信赫鲁晓夫并苏联政府代表团，对苏联政府代表团向中国国营农场赠送一批农业机器和设备表示感谢。信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时候，苏联政府代表团代表苏联人民赠给中国人民以组织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在组织国营谷物农场时期和熟悉农场生产的第一年，苏联政府为了在建设和管理国营谷物农场方面给中国以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准备派遣一批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充任顾问，使领导这个国营谷物农场的中国工作人员能够同苏联专家一起在最短期间内掌握技术和大型谷物农场的管理办法。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和人民这一重要的、巨大的、友谊的援助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同日 致信赫鲁晓夫并苏联政府代表团，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上展出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等展品赠给中国政府表示感谢。

10月12日 下午，回拜苏联政府代表团。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赫鲁晓夫和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先后致词。

10月13日 致信李维汉：“叶恭绰、朱蕴山（朱蕴山，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似应在政协方面予以安排。”

10月14日 下午，去中南海瀛台参观展览。随后同廖鲁言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10月15日 审阅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十月十四日关于尼赫鲁专机飞行路线的安排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周总理：请迅即令知我空军及有关方面，注意严格保护，不得发生任何微小的误会和不便。”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10月16日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致信各同志（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信中说：“驳俞平伯（俞平伯，红学家，著有《简论》、《研究》等。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两篇文章（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及其他》和《评》两篇文章。《关于及其他》一文，原载山东大学《文史哲》1954年第9期，后在《文艺报》同年第18期转载。李希凡、蓝翎写的《评》一文，1954年10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在概述李希凡、蓝翎撰写的两篇文章公开发表的曲折过程之后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又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此信附有毛泽东批阅过的《关于及其他》和《评》两篇文章。对《文艺报》转载《关于及其他》一文时所写的编者按，写了多处批语。编者按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批注：“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编者按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批注：“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对《评》一文也写了多处批语。文中说：“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文中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批注：“这一点讲得有缺点。”对文中引用俞平伯在《研究》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批注：“这就是胡适（胡适，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4年到台湾。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曾师从杜威。）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文中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批注：“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同日 阅公安部十月十二日转报的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国庆节期间保卫工作的情况报告。报告主要汇报了国庆节期间广州市的敌特活动情况和我公安部门侦查破案的情况。其中谈到国庆期间敌机共入侵三批四架次，有一次飞至增城东面离广州市六十公里空域，被我机追击逃跑。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邓、彭（彭，指彭德怀。）阅。此件值得注意。请彭对广州的防空加以布置。”

10月17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材料，批示：“刘、周、陈、邓小平、彭真阅。此件最后一页注意，应有所准备。”这份材料的最后一页说到陈叔通准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两个建议：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的带有原则性的意见，应加以归纳，由常委会加以研究，并应分别情况，可行的由政府加以推行；第二，从宪法的规定看，中央和地方颁布的法令中有问题的不少，对这些有问题的法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还是由政府处理，应加以确定。

同日 下午，会见毛远耀、毛泽全等亲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贺龙、叶剑英开会。

10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致开幕词中说：今天是大敌当前，敌人很强大，他们包围我们、威胁我们，我们应当团结起来。今天在座的，有人民解放军的骨干，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以及过去做军事工作有经验的人，都是在各方面联系群众的，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能起作用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现在还盘踞在台湾，全国解放战争在台湾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成。我们国家的国防任务很大。除了工业问题以外，还有建军问题和作战问题。我们现在的作战任务是解放台湾，将来的作战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防委员会今后的任务是：团结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逐步建设一支近代化的革命军队。这是人民的目标，是宪法规定的目标。在与会者发言之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驱逐，进行清党，在共产党直接控制下的军队就只有叶挺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二十二年。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中国要搞一部军事史，把这三个时代的进步写一下就好。我们的军队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但是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开始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估计有一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支小小的空军，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一九五四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能不能办到？能够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所有干部，都要努一把力。国防委员会有各方面的人，具有各个时代经验的人，大家为爱国主义所鼓舞，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是很可宝贵的。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要摸底，有什么底？宪法就是底。共产党的底就是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坏阻碍的因素。有用的因素是建设性的力量，包括各种知识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将军和士兵。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10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袁仲贤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尼赫鲁总理不要以为中国已经完全独立，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有很大的问题，台湾就还在美国和蒋介石的手里。这些岛屿都被美蒋盘踞着，我们的船不能通过，外国船也不能通过。美国飞机飞到我们内地的上空，空投特务。这就说明，美国当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的。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我读了尼赫鲁总理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尼赫鲁总理所表示的情绪同我们的差不多。我们两国人民对互访的两国领导人所表示的欢迎，说明他们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当尼赫鲁谈到如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付诸实施就有可能消除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时，毛泽东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尼赫鲁总理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中就说过，应当按五项原则来受约束，承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说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来指责它，它在人们眼中就输了理。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美国和英国也说，它们要求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如果我们要同它们根据五项原则发表声明，它们又不愿意干。当尼赫鲁谈到美国害怕丧失它的地位时，毛泽东说：不能设想任何国家会开军队到美国去。至于说美国怕丧失它在世界各地占据的地方，可是我好像听说美国是反对英、法殖民主义的。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当尼赫鲁谈到要美国看着世界上做着它所不喜欢的事是很困难的时，毛泽东说：美国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例如，搞东南亚条约，它就没有问问中国和印度。亚洲有许多国家，但是它只问了三个：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尼赫鲁：东南亚条约是美国对日内瓦协议的一个反应。）很对。日内瓦会议做了好事，美国就来破坏。在谈到美国的全球战略时，毛泽东说：我有两点怀疑：第一，美国叫着反共的口号，它反对共产党倒是实在的事。但是，它是否真的害怕中国共产党呢？中国只有几支烂枪，我们有的只是人、农业和手工业。我看美国不是真怕中国共产党，而是以此为题目，另有其他的目的。第二，像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为什么要跟着美国走，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却不一定跟着美国走呢？我看这是因为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美国火车头下一个命令，它们不得不服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没有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或者套得不紧，因此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走。最后，毛泽东说：我还想跟尼赫鲁总理谈一谈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是利小害大的。如果以后再要搞，究竟会怎么样？我另找机会同你谈。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安东诺夫（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军队副总参谋长。）等苏联军队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等在座。

10月20日 阅中共中央十月十八日给张闻天的电报（电报说，中央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张闻天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进行建交谈判。1955年1月2日，中国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批示：“周总理：给张大使电报发后，请将这整套文件交少奇、尚昆同志，邀集（已阅过者不邀）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个别工作同志，到西楼轮阅一遍（不要印刷，或者还要加上第一次赫鲁晓夫的来信（指赫鲁晓夫1954年9月23日关于苏联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

同日 下午，同国防委员会委员中的党外人士谈话，孙蔚如、陈明仁、李明灏、鹿钟麟、曾泽生、郑洞国、陶峙岳、邓兆祥参加，叶剑英、贺龙在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10月21日 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新侨饭店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为尼赫鲁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致祝酒词。在同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

10月22日 下午，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林默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谈《红楼梦》研究的有关问题。

10月下旬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十月二十二日报送的关于中央军委各委员分工等问题的报告，批示：“已阅。刘少奇同志处理。”报告说：根据十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第三次会议的讨论，确定军委委员的分工为：聂荣臻主管总参谋部的工作；罗荣桓主管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军事法院的工作；贺龙、徐向前主管各特种兵的工作；刘伯承主管军事训练及各军事学院、学校，军事科学研究和军事出版工作（在刘伯承未到北京之前，由叶剑英兼管）；叶剑英主管武装力量监察部的工作。

10月23日 阅薄一波十月十九日关于董其武（董其武，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提出不愿意继续做军事工作问题给邓小平的信，批示：“不调动为宜。在我们和他在工作上合作方面，可能有些问题，应令六十九军党委注意，给以改善。”薄一波的信中说：董其武在最近找我谈他不愿意继续做军事工作，愿改行。建议对董其武的工作目前以不调动为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二次会见尼赫鲁。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关于战争是否有好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两次世界大战究竟对谁、对哪些国家有好处。可以说两次大战对三类国家有利，对其余的国家都是有害的。第一类国家是美国帝国主义，它在两次大战中获得了利益，得到了发展。第二类是在两次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第三类是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像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叙利亚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属于这一类。要搞战争的话，就要动员人民，就要使人民处于紧张状态，并且使他们学会打仗。但是，人民结合起来以后，势必会产生革命。例如，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印度的革命也是这样。我们两国的独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没有第二次大战，很难取得独立。另外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也削弱了。在中国，由于日本和蒋介石削弱了，我们就起来了。由于英国削弱了，印度、缅甸和埃及起来了。由于法国削弱了，越南、叙利亚起来了。由于荷兰削弱了，印度尼西亚起来了。如果再要打仗的话，不知道美国军事集团是怎样的想法。他们过去的经验是在两次大战中得到利益和发展，他们希望通过再一次战争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发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这样想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两次大战以后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如果再打大战，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国本身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亚和非洲的大部或全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脱离帝国主义。在武器方面，美国以为它有原子弹和大炮，以为它的海、空军强大，因此它依靠这些东西。我想武器虽然有变化，但是除了杀伤的人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死伤的人数恐怕就不是以千万计，而是要以亿万计。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看谁拿着武器，看掌握着武器的战士们认为什么对他们最有利，看谁会打仗。此外，还有一条经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归根结底一句话，不打仗最好。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印度也是这样。总之，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在勤政殿设晚宴款待尼赫鲁。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袁仲贤等参加会见和晚宴。

10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听取邓子恢汇报农村工作问题，并进行讨论。

10月25日 复信国营三三一厂全体职工，祝贺他们试制成功第一批爱姆-11型航空发动机，指出“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西藏地方政府代理机巧堪布洛桑三旦，西藏参观团团长然巴·囊吉旺堆、副团长何巴敦、拉加利·朗吉嘉措、欧协·土登桑却、森德班官，红教活佛墨竹林，花教活佛萨迦东色，班禅堪布会议厅代理却本堪布洛桑图丹等，周恩来、邓小平、乌兰夫、习仲勋、李维汉、张经武参加。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参观在北京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历时四个小时，并联名题词。题词中说：“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给了我们多方面的一贯的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经过最近的中苏会谈是更加扩大了，而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举行，也正是苏联对我国热情援助的一种表现。”

同日 复电金日成，答谢他十月二十四日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周年的电报。指出：“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已经结成了血肉相关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因素。”

10月26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听取周扬关于《红楼梦》研究座谈会情况的汇报，陆定一、邓拓、袁水拍（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参加。

同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三次会见尼赫鲁。一开始，双方都谈到一些离别时的感受。毛泽东说：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尼赫鲁说：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是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毛泽东说：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这几次会谈，从过去几年我们的合作，从周总理访问印度时受到的欢迎和进行的恳谈看得出来。尼赫鲁总理主张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并且表示希望赞成和平的国家日益增多。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末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华侨也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会见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袁仲贤等在座。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10月27日 审阅陆定一关于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报告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研究》和《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报告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同日 审阅邓拓报送的袁水拍《质问编者》一文，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对袁水拍文章作了多处修改，加写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同日 复信程潜：“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合用否？”毛泽东题写的是“湖南省人民委员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10月28日 下午，同邓拓、袁水拍谈话。晚上，同彭德怀、邓小平谈话。后同周扬谈话。

10月29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邓小平在座。

同日 阅蒋竹如的来信（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他1954年8月9日给毛泽东来信并附有4点建议：（一）今后购粮工作，似应禁止超额竞赛办法。（二）洪水为灾，似应准备大建水库。一则预防洪水，二则预抗旱灾，一举两利，似属至善。（三）特殊的教育制度似应加以改进。湖南的育才幼儿园、省幼儿园、军区幼儿园在教育界中显得特殊，一则给群众不好的印象，二则那些幼儿，过惯了优裕生活，也没有好处。（四）铁路工作人员的免票似应加以限制，只能限于工作者本人享有免票权利。），批示：“此信附件建议四点，值得注意，请陈云、小平二同志一阅。写信人是一个中学教员，过去我的同学。”并复信蒋竹如：“八月九日的信收到。建议四点很好，已告有关同志注意。”

同日 复信邹普勋、谭熙春（谭熙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和毛泽东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毛锡臣：“你们三位的信都收到了。熙春、锡臣（龙头山的）想来北京一次，普勋想再来北京一次，我想可以。现天气已冷，可在明年开春（阴历三月间）来，如果你们愿意早来，亦可在阳历十二月中旬来。由你们三人结伴同行，自己出路费，路上买车票等事亦由自己经理。到京住一个月即回家。如果你们同意，即可照这样办。此外，我弟毛泽连（东茅塘的）要求来京治眼病，请邹普勋兄告诉他，亦可同来。除你们四人之外，别人都不要来。如有不得许可，自己来的，不便招待。锡臣、熙春二位不另复，即请普勋兄转致。”

同日 复信郭梓材、刘天民（郭梓材，毛泽东的私塾同学，曾一起在长沙参加新军，大革命时期在韶山参加农民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湘潭建中猪鬃厂会计。刘天民，郭梓材的妻子，杨开慧的好友。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湘潭市政协委员。）：“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为补助日用之费。嗣后有困难，尚可设法帮助。不要来京，以省往返之劳。”

10月31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杨尚昆、胡乔木、贺龙、聂荣臻、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薄一波、徐向前、罗荣桓、罗瑞卿、李维汉出席。会议提出在十二月中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来延期到1955年3月召开。），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关于高饶问题的决议；考虑在一九五六年召开中共八大，确定三项议程：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批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请假离京一个月，这期间留京的以陈云为主，由朱德、陈云、彭真组成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彭德怀参加。会议还通过中央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员名单。

同日 下午三时半，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广州。途中在湖北武汉、广东韶关稍作停留，十一月三日抵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

11月3日24日 在广州同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要把三峡工程列入计划，但按我们国家现在的物力、财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计划，只能列入长期计划。我是看不到了。这时，毛泽东对在场的邓力群（邓力群，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说：将来建成时，写一篇祭文告诉我。

11月9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罗荣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叶剑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黄克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

11月10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现在亟须要有各省市的地区计划，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报，如同意，请即发出为盼。”指示电说：“中央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给你们，除请你们于十一月底以前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标，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于十二月十日送中央”。指示电要求各地的计划纲要包括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林业生产、地方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基本建设、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地方财政等十个方面的计划。在上述计划中，请各省委特别注意发展本省的农业生产的计划。

11月15日25日 陈云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十五日，陈云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指示。

11月18日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李维汉、陶铸：“《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三、十四两日载有苏联新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的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请伯达同志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

同日 阅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讨论筹备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情况的简报，批示：“周总理：章程与名单数日内即宜大体确定，否则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开会恐来不及。”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政协章程已送到。总纲部分，我已请伯达同志加以研究，北京也在修改中。名单，据小平同志给少奇同志电话，数日内可大体商定。会期恐仍在十二月二十以后为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二十三日，收阅周恩来报送的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初拟名单。

11月19日 阅越南劳动党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得知越南部分地区面临饥荒，请求中方紧急救济一万吨大米和五百万米布匹。批示：“刘、周：此件是否已处理，似宜满足越方要求。”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此件在我离京前已与陈云同志商好，拟照所提要求办理，约值六百亿元人民币。当时已去电询罗贵波如何运送。现当再电话北京，询执行结果。”

11月20日 审阅周恩来十一月十九日转来的杨尚昆报送的国防部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等三个文件，和杨尚昆十六日给周恩来的信。杨尚昆的信中说：决议草案和条例草案中有一个问题须考虑，原件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提法，在政治局讨论时，认为可能引起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问题，故提议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同意这个提议，将上述文件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提法，已分别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对此，毛泽东批示照办。在审阅决议草案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一语中的“和毛泽东主席”六个字删去。并批示：“照办。删掉了几个字。”

11月21日 杨立三致信曾山，转达毛泽东对加紧研制国产高级香烟的意见。信中说：毛主席告我说，现在我们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的差，要拿好一点的纸烟招待外宾，纸烟上面没有中国字，都是外文，很不好。嘱食品工业部要搞一种较好的纸烟出来，不用一个外国字。信中请曾山布置上海飞马卷烟厂研制一种国产高级香烟，以代替“炮台”、“三五”等外国香烟。

11月23日 审阅彭德怀十一月十八日关于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和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草案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照办。同意周恩来同志的修改意见。应召集在京的国防委员会委员（主要是党外人士）开一次会，征集意见。”

同日 复信黄炎培：“十月三十日惠书收到。购粮事，我在京所闻，亦如先生所述。来广州时沿途调查，始知问题仍是有的，但一般尚好，据说比去年要好得多。‘五反’余案，已请陈云副总理注意。尊恙如何甚念，尚希注意护养。”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报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章程草案总纲的第一段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结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将其中的“新民主主义”五个字改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的”二十一个字。总纲的第三段第一句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颁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颁布”之后，加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本内容已经列入宪法，这个共同纲领已经为宪法所代替。”

11月24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志愿军司令部：“过去由于谈判的需要，开城的工作一直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的责任。在共同对外的斗争中朝中同志都取得了若干经验，同时开城工作显然有长期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由您直接领导较为适宜。”十二月一日，金日成复电毛泽东：“我们完全同意您对开城工作所提的办法。”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乘专列离开广州回北京。

11月26日、27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途经武汉、郑州。先后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的汇报，以及赵明甫（赵明甫，当时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的汇报。

11月28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回到北京。

11月30日 审阅彭德怀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第十四次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及参加人员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朱、陈、邓阅，退彭德怀同志照办。会议请彭德怀同志主持，我不准备参加。”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观看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在演出休息时，接见剧院院长、副院长及主要演员。

12月1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开会。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姚仲明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吴努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毛泽东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国内的问题，是应该而且也可以在国内解决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国际合作和帮助。例如，我们人口多，可以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反对希特勒过去说过的人口多就应该向国外扩张。又如土地问题，我们用分配土地、组织合作社、开荒等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搞计划经济，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这件工作不容易，有许多困难。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快两年了，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成绩不大，慢慢来。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在谈到中缅两国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确定了我们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其中有一条叫作不干涉内政，另一条叫作平等互利。什么叫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别国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一个国家也只能有一个政府，至于这个国家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这个国家的事，我们不管。中国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中国的事，别国也不能管。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划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相互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这也是互利的，因为互利就不能相互损害。我们既然讲合作，就不能互相损害，否则就合作不好。我们经常嘱咐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既然在居留国生活，就要守法，不应该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我们常常做这种教育工作，教华侨守法，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不应该有双重国籍。在谈到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时，毛泽东说：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是为了亚非国家的合作，因此也大大有利于世界和平。最后，吴努表示，希望毛泽东能到缅甸访问。毛泽东说：我也希望到世界各国去走走。我的知识很少，如果能到缅甸去增长一些知识，也是好的。各个民族都有特点和长处可以学习，各民族间应该交流长处。

同日 晚九时，同周扬谈批判胡适问题。

12月2日 下午三时二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开会。六时半，同邓拓谈话。

12月3日 审阅周扬十二月二日报送的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退毛。”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并经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讨论通过。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

同日 下午，会见亲友毛泽连、邹普勋等六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徐冰开会。

12月4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为缅甸总理吴努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致祝酒词。

12月5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报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讲解问题的通知稿，在通知稿的末尾加写一句话：“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通知稿中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中宣部的这个通知下达后，有的省委对通知中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电询中宣部：“毛泽东同志”是否为“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复电说：“原文系同志，并无错误。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12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开会。

12月8日 审阅即将提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讨论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和周扬、郭沫若在扩大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稿，批示：“周扬同志：均已看过。决议可用。你的讲稿（周扬的讲话题为《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郭沫若的讲话在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目是《三点建议》。）。”

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乞求和平。

同日 晚上，先后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12月9日 晚上，同刘少奇谈话，后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

12月10日 晚八时半，同胡绳、田家英谈话。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开会，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

12月11日 阅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十二月九日报送的关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我国东海海面进行演习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阅，此事值得注意。退毛。”

同日 审阅华东军区十二月九日关于进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方案向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批示彭德怀、粟裕：“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批示，决定将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发起时间推迟到一九五五年一月。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二次会见吴努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姚仲明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同你们友好。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我们希望你们国内和平。至于具体地如何取得国内和平，那要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我们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表示态度，那就不妥当了。共产党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有共产党。因此各国都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每一国都有几种党。对于这几种党，我们不能表示反对哪些党，赞成哪些党。我们只能以每一国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吴努说：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任何别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吴努总理说缅甸的内战已经成为很重的负担。我看你们自己是否能够谈谈，看看是否能取得妥协。如果能够这样，缅甸就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上。我们将很高兴看到这一点。我们对西藏的办法，可以供你们参考。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关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我们不是坚持现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当然，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因为我们两国内部的情况不同。各国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处理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里也可以同时谈谈革命的问题。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在缅甸的华侨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联系。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侨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如庆祝活动等等，别的就不要参加。我们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泰国对我们不友好，原因不在我们。我们实在是想搞好同泰国的关系，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希望吴努总理把我们的意思向泰国当局说一下。吴努说：我已经答应了周总理。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吴努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派一些公正的人士到缅甸实地研究一下缅甸政府的立场以及缅甸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感觉。毛泽东说：我们派观察团到缅甸去，是不妥当的。吴努说：你们是应我们的邀请而来的，不是违背我们的意愿而来的，因此不是干涉内政。毛泽东说：不能说凡是政府愿意的，就不是干涉内政。有四种情况：第一，同盟国家为了反对侵略，和共同的敌人作战时，一个同盟国家的军队可以到另一个同盟国家的土地上去，这不是干涉内政。第二，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等，都是干涉内政。第三，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如果外国介入，就是干涉内政。第四，请外国的教授和专家，这不是干涉内政，这是互助。第二、第三种情况是干涉内政，因为侵害了一国的民族利益。会见后，毛泽东等同客人在勤政殿共进晚餐。

12月13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12月15日 下午，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开会。

12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开会。

12月17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指黄炎培1954年12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到最近时期工商界的情况时说：自强调爱国守法以来，工商界多少有些进步，但问题还有，有些还很严重，其中中小工商业较难导向国家资本主义，而以中小商业为尤甚。河北将棉布统销和私营布商的全行业改造相结合，分为维持、转业、改造三种处理方法，是很好的典型，如果各地按其不同情况参酌进行，当能完成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任务。）及大文（指黄炎培写的《关于思想问题的四点答问》一文。）收到，已付几个同志传阅（黄炎培的来信和文章当时正在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传阅。），须稍待方能璧还，乞谅为幸。”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徐冰同志阅，对黄文请提出意见。”二十九日，致信黄炎培：“大作奉还。附上徐冰同志意见，可供参考。”

同日 复信章士钊：“惠书敬悉。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故未能提名。（章士钊1954年12月9日给毛泽东来信，建议将王冷斋安排进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王冷斋，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1959年4月任全国政协委员。）此复。”

同日 晚上，同陈毅谈话。

12月18日 审阅张际春报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二日关于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的评价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陈独秀在五四前后提倡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如果完全否认他在这个时期的进步作用，把他的名字略而不提，把凡是他的文章都删掉，那么当时有不少事实就难于说明。因此，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应有适当的批判和说明。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此件请予处理。”十九日，刘少奇批示：“同意。退张际春办。”

同日 复信郭耿光（郭耿光，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买卖时掩护过毛泽东。）：“十二月六日的信收到。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以助急需。”

同日 复信毛泽荣：“你的信收到了。你要求明年四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毛仙梅，毛泽东的族兄。）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此住一个月回家。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以助日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

12月19日 晚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颐年堂座谈，发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毛泽东在当天写了一个谈话提纲，全文是：“性质、会期、任务。（1）外交；（2）内政——选举；（3）向党和国务院提意见（社会主义改造）并加以协商；（4）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团体及其他人员间的关系；（5）学习。”）毛泽东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通过政协能够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政协的任务是什么呢？（一）协商国际问题。像过去的抗美援朝，现在的美国占领台湾问题，包括将来如发生外国侵略等，都需要商量。这类事大概每年都会有。这些事国务院要办，外交部和国防部要办，但有些问题，我们需要先商量商量，取得一致方针。有些人大常委会不好做，国务院做不完，要由政协来做。（二）商量候选人名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它有这种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但各党派、团体要先进行协商。（三）提意见。当前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都要改造，这就发生各方面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总之，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国民党的参议会才是投闲置散、虚应故事的，我们的政协是有事情做的。（四）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过去汉族统治者不好，压迫少数民族，现在要改变。（五）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制。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邓小平、陈毅、赖若愚、胡耀邦、徐冰、刘格平、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陈叔通、李烛尘、盛丕华、马叙伦、章伯钧、许德珩、陈其尤、李纯青（李纯青，当时任天津大公报社副社长、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1954年12月25日又任全国政协常委。）、沈雁冰、李四光、李德全（李德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部长、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包尔汉、吴耀宗（包尔汉，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新疆省政协主席。吴耀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许广平。

12月20日 晚上，同谭震林谈话。后同彭真谈话。

12月21日 下午三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通过议事日程，选出主席团和秘书长。会议听取陈叔通作第一届全国政协工作报告，章伯钧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的说明，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同日 下午四时十分，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上，召集陈伯达、胡绳、邓拓、田家英、袁水拍谈有关《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

12月23日 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开会。

同日 晚十时，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研究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宣言、章程及增加台盟和蒙古族各一人为政协常委等问题。

12月24日 复信李济深：“十二月二十二日惠书（李济深1954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中说：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1955年发行建设公债案，昨日并由主席公布了。这件事在法律手续上是正确的，但在步骤上我心里总有点不大自然。因为自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来，政府凡有一件比较大的事，都先经过协商机关座谈一番，然后提交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而于推行上比较更顺利。这次是否因为时间关系，又值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开会，不便提出，故急于如此办理。现在兵役法又要提出了，是否照往例先交政协协商一番，于将来推行似亦有帮助。）收读。你的意见是对的，已告有关同志注意。”并批示：“刘、周、朱、陈、邓、彭、彭（彭、彭，指彭真、彭德怀。）、陈毅阅，请周酌处，退毛。”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开会。

12月25日 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闭幕。毛泽东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周恩来当选为主席。

同日 康藏公路（1955年西康省建制撤销后改称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全线正式通车。拉萨各界三万多人在布达拉宫前人民广场举行庆祝大会。此前，毛泽东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12月27日 上午，同陈伯达谈话。

12月28日 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 审阅同意彭德怀十二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总结。从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决定为加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军官薪金制度，并决定全国统一划分设立十二个军区（这12个军区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新疆军区。）。

同日 复信李达（李达，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校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指李达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发表在195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胡适思想批判》（发表在《新建设》1955年1月号）。），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同日 复信毛月秋：“你的信，全体农民的信，收到了，十分高兴。请你转告韶山乡的党政同志及全体农民同志，感谢他们的好意。”毛泽东将韶山全体农民的信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杨尚昆阅，并写批语：“韶山乡的情况，值得一阅。韶山乡五百八十六户，去年卖余粮十二万斤，今年卖二十万斤，增加了八万斤，生活还比去年好。除此信外，现有四位农民来北京，受我招待，他们都说情形很好。”又在毛月秋的来信上批注：“毛月秋，七十多岁，老党员，现受政府命看守我家乡的那个屋子。”

12月29日 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商议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会问题。下午，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宋庆龄为会长，林伯渠等为副会长。

同日 下午，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袁水拍开会。

12月30日 审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十一月十九日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通知稿，批示：“刘、周、邓再阅，即发。在第九、第十、第十一页及其他地方增加了几句话。”毛泽东在通知稿中“省委也应指定一个书记或副书记负责掌握有关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具体业务”后，加写“而第一书记则应负责统筹指导”。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作了两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二）“干部的提拔、撤换必须遵守社章所规定的民主手续。但应着重注意培养现在仍是贫农的以及贫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同时必须吸收老中农参加领导，并且不能太少，应有十分之三的数目。”并加写两段文字：（一）“提出依靠包括原来是贫农现在已上升为新中农的人们在内的贫农这个口号，在互助合作的对象（已取得土地的雇农、贫农、中农）范围内，即占了绝对大多数，在农村人口总数内（包括地主富农）也是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在人数上也是占优势的。”（二）“这里所说的中农是指老中农。老中农在农村人口总数中的比重，多者百分之四十，少者百分之二十，这个数目仅次于贫农，他们又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如果不好好地团结他们，挫折了他们的积极性，那就是极大的损失。”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的来信。来信汇报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三十日上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陈云关于调整工业问题报告等的有关情况。信中说：“调整和安排工业生产问题，根据前次在主席处审定的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已由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了报告并进行了讨论。今日上午又提交政治局会议，仍由陈云同志报告，经过讨论后批准了这个方针，并决定由陈云、一波、拓夫（一波、拓夫，即薄一波、贾拓夫。）三同志起草一个报告给中央，然后由中央批转各部门和各省、市。”

12月31日 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开会。

同日 阅冯雪峰的诗和寓言（指冯雪峰写的诗《火》、《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冯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文艺报》主编。），写批语：“此件送刘、周、朱、陈、邓、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各同志阅，退毛。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又写批语：“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各同志阅，退毛。冯雪峰的诗及寓言，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胡志明、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都河内。电报说：“越南政府还都河内，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是由于越南政府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结果。”

同日 晚上，同姚仲明、陈家康（陈家康，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