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准确刻画出那群隐匿于我们之中的神经症患者，刻画出实际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刻画出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在人际交往和自我认识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在这本书中，我并不打算提及任何特殊类型的神经症，只想集中讨论在我们这一时代里，近乎所有神经症患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共同表现出的性格结构。
在书中，我将重点置于以下两点：神经症患者内心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他们为解决这些冲突所做的种种尝试；他们内心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抵御这些焦虑所建立的防御机制。我强调实际境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抛弃了传统的认为“神经症本质上形成于早期童年时代的经历”这一观念。但我确实又和众多精神分析作家不同，因为我并不认同要将注意力片面地集中于童年时期，也不认同将患者后来的反应看作是其幼时经历的本质性重现。我想向大家证明，患者童年时代的经历与其后来展现出的内心冲突这两者间的关系，远比一般精神分析学家所猜想的更为复杂。一般情况下，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只觉得这两者间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但事实远不止于此。尽管童年时期的经历为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但它们绝对不是导致出现后来种种困难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实际的神经障碍时，便可以意识到，神经症的出现并不仅仅局限于偶然的个人经历，我们所处的特定文化环境也会促使其发生。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可以为个人经历增添分量和色彩，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举个例子，一个人的母亲无论是专横跋扈或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都是其个人命运，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要想判断其母亲究竟是专横跋扈还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则必须依赖特定的文化环境。同时，正是因为这些已有的文化环境，这样一次经历才会对其日后生活产生影响。
充分意识到文化环境对神经症的重要影响后，那些被弗洛伊德[1]认定为神经症根源的生物因素及生理因素，便自然而然地退回其充当背景的次要位置上。只有在分析了大量精确的事实材料后，这些次要因素的影响才能被考虑进去。
这种思维倾向，让我对神经症中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新的解答。尽管这些解答针对各种不同的问题，例如受虐狂、对爱病态需求的内涵、病态犯罪心理的意义等，但这些问题都基于一项共同理念，即焦虑对产生病态的性格倾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截然相反，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是否还能算作是精神分析。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认为的精神分析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整套理论，那么，我这里所提及的一切对你而言都称不上是精神分析。但是，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根本是某些特定的基本思路，其目的在于解析无意识过程的作用以及这一过程的表现方式，并且以心理治疗的方式使这些过程得以察觉，那么，我这里提到的就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我认为，全然拥护弗洛伊德的理论，会使我们面临僵化的危险，即我们在神经症中只能发现那些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东西。这是一种会导致精神分析停滞不前的危险。我相信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尊敬，应该是将他所建立的基础发扬光大，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完善精神分析在未来的种种可能，使之不仅成为一种理论方法，更是一种治疗方式。
这一解释同时也回答了另一种可能提出的问题：我的解释是否是一种阿德勒[2]式的理论。确实，我的理论和阿德勒曾强调过的某些观点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我的解释建立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础之上。事实上，阿德勒的理论恰好是我这一说法的最佳例证，他证明了，如果只是从单一方向观察探索心理活动，不以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为基础，那么对于富有创造性的人来说，这一过程也会变得枯燥乏味。
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阐述我认同或不认同其他精神分析作家的观点，所以整体而言，我只有在自己的观点同弗洛伊德的产生重大分歧之处，才会加以争论辩驳。
我在这本书里提及的一切，都是在对神经症漫长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所收获的成果。若是要提供我的理论所依据的材料，那可能要将若干年来我诊治的病人的详细病案都容括进书中，可本书的目的是概括性地介绍神经症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所以，上述做法对本书而言无疑是一种累赘。然而，即便是没有这些材料，同行专家亦或是外行人都可以检验我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碰巧他是一位细心善查的人，那就甚至可以用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同我的假设相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抵制或接受、修正或坚持我所说的一切。
本书的文字通篇朴实浅显，为了保证清晰，我尽量避免讨论过多细枝末节。同时，我也会尽可能避免使用技术性术语，以免这些术语干扰清晰的思考。因此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许多读者（尤其是那些外行人）会认为神经症人格这一问题简单易懂，但这种结论是完全错误甚至危险的。我们必须要认清，所有心理问题必然都是极其复杂且微妙的，如果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那么最好还是不要读这本书，否则你会发现自己越看越糊涂，而且会因为找不到现成的套用公式而感到失望。
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对此方面感兴趣的外行人看的，也是写给那些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而对此类问题颇为熟悉的专业人员看的。这些人中不仅包括精神病专家，也包括社会工作者和教师，还包括那些已经意识到心理因素对不同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此外，我也希望神经症患者本人能从本书中学到些什么。如果神经症患者在原则上并不把心理学思想当作是一种侵犯和强加，并对此予以驳斥，那么他就可以根据自身承受的遭遇，更敏锐也更彻底地理解心理学的错综复杂，而他的这种理解能力是他那些健康的同伴们难以企及的。然而，不幸的是，了解自身处境后，并不能治愈他的疾病，因为在他读的书中，他可能更会觉得书中反映的是他人的影子，而不是他自己的。
我借此机会，对本书的编辑伊丽莎白·托德小姐表示感谢。同时，我也在书中正文部分提及了那些帮助过我的作家朋友。我想向弗洛伊德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他为我们的探索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研究工具。同时，我也要对我的患者们表示衷心感谢，因为我所得出的一切理解，都源于我们共同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