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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军事战略

进入21世纪,美国军事战略主要围绕反恐这一主要任务展开。2000~2008年间小布什政府主要实行“先发制人”战略,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并对美国军事战略进行所谓“战略再平衡”调整,将战略重心逐渐东移。

第一节 基本概念

美国战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它是由美国总统签署的国家最高级别的战略,涉及对美国面临威胁的判断、确保国家安全的措施等。根据美国国防部2002年版《军事与相关术语词典》,国家安全战略是“平时和战时为达成国家目标而发展和使用国家的外交、经济和信息力量以及武装力量的艺术和科学”。

第二层次是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由国防部部长发表。该战略提及面临的威胁,但更多的是就美国的国防力量建设提出具体要求,主要体现在《国防战略报告》,以及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根据美国国防部2005年颁发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概述保卫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多层主动防御方法,努力营造有利于尊重国家主权的条件和有利于自由、民主和经济机会的国际安全秩序”。

第三层次是国家军事战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它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签署,主要涉及美军建设和战备情况。根据美国国防部2002年版《军事与相关术语词典》,国家军事战略是“平时和战时分配和应用军事力量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第四层次是战区战略(Theater Strategy)。它是由美军各大战区司令部制定的,主要涉及美军在各战区的建设和运用情况。根据美国国防部2002年版《军事与相关术语词典》,战区战略是“通过在某一战区内使用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不使用武力的行动来制定整体战略概念和行动方案的艺术和科学,旨在实现国家和盟国或临时联合体的安全政策和战略目标”。

国家安全战略考虑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信息和军事力量达成国家目标,层次最高;国防战略考虑采取多层主动防御手段营造尊重主权的有利条件和安全的国际秩序,位于国家安全战略之下;国家军事战略仅考虑如何分配和应用军事力量达成国家的特定目标,位于国防战略之下;战区战略考虑制定何种战略概念和行动方案来实现安全政策和战略目标,位于军事战略之下。这四种战略自上至下构成指导关系,自下至上构成服务关系。

美国军事战略是美国战略体系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战略密切相连、相辅相成。其中,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是制定国家军事战略的依据,规定着国家军事战略的内容和方向。美国一般认为,军事战略有三个要素,即军事目标、军事战略方针和军事实力。美国战略问题专家小阿瑟·莱克在其所著《制定军事战略的方法》一文中指出:“通过从含义上探讨军事战略已得出如下公式:军事战略=军事目标+军事战略方针+军事实力。”

军事目标是指通过军事行动和利用各种军事资源来完成的特定使命或任务,比如慑止侵略、保卫国家安全、收复失地等,它的最终目标是国家政策的目标。军事战略方针是在分析战略态势的基础上确定的军事行动方案,是使用军事力量的各种途径,以实现军事目标,比如采取“遏制”、“报复”、“威慑”等途径以实现战略目标。军事实力是贯彻军事战略方针的手段,也是实现军事战略各项目标所必需的部队、装备以及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

军事目标和军事战略方针决定着军队建设和兵力部署,但军事目标和军事战略方针又受现有军事实力的制约。如果军事实力不符合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或者不能实现军事战略的各项目标,那么就可能出现战略与实力失调,军事战略就存在着风险,国家安全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所以,军事战略三要素必须取得平衡。

第二节 小布什政府时期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上一超独霸,其国家安全环境在国际上处于“四无”的有利地位,即“除使用战略核武器外,无任何国家能对美国发动全面军事挑战;无任何国家能在常规军事技术及其运用方面与美国匹敌;无任何主要的联盟对美国的利益持敌对立场;无任何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被敌对势力所控制”。[2]

但是,发生于2001年的“9·11”事件对美国民众与政府的国家安全观念造成了重创,推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调整。美国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美国的安全环境进入“新的危险时期”,恐怖组织的分布范围将更广,战场空间将更加分散,关键军事技术的获取将更加难以阻止,尤其是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现实威胁。由于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特征是其组织的亚国家性和行动的跨国性,这就加大了美国辨识敌人的难度,“遏制”无从谈起,“威慑”战略也难以奏效。

一 主要内容

2001年10月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开宗明义强调:本土防卫是美国国防最优先的目标,美国社会长期秉持的安全观念必须有所改变。[3]报告认为,当前战略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对手众多,既有国家也有非国家实体;另一方面攻击突然。美国现实和未来面临的威胁性质、规模、方式很难确定。报告认为,美国面临的现实威胁,是由“各种敌对势力的发展”和“先进军事技术的扩散”引起的,具有“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敌对势力”不仅包括传统上的“无赖国家”、“地区霸权大国”,更包括“与美为敌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如恐怖分子等。他们不与美军作正面较量,而是针对美国无法承受重大伤亡、高度依赖信息网络等弱点,使用价格低廉、毁伤效果巨大的“非常规打击手段”,对美进行“不对称”攻击,以小代价获得大战果,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美国的“贸易、金融、商业等民用系统”也正日益成为潜在攻击目标。“美国在地缘上的安全优势已不复存在,不对称攻击将对美国本土和海外基地构成重大威胁。”[4]

基于以上认识,2002年5月,小布什在德国访问期间首次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在同年6月1日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小布什再次阐述了这一战略主张,并且把国际恐怖主义与所谓的专制政权捆绑在了一起。他认为,通过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来遏制对手的做法对恐怖网络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后者不用“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如果“专制者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可能把它交给国际恐怖分子”,遏制暴君也是没有用的。美国不能坐等这样的威胁彻底形成并且出现在地平线上。美国要对能弄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和专制政权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在2002年8月和9月发布的《国防报告》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小布什政府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把“先发制人”作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正式确立下来。《国防报告》声称,“保卫美国需要预防,有时是先发制人”,“唯一的防御就是将战争引向敌人,最好的防御就是有效的进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指出:“如果需要,美将行使自卫权,先发制人地打击恐怖分子,防止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伤害。”

所谓“先发制人”,即在敌对双方斗争中,一方先发动进攻,夺取主动权,以制服对方。“先发制人”战略在美国2002年7月公布的《国土安全国家战略报告》中得以充分体现,即“在威胁到达我们的边境之前即予以查明并加以消灭,以此保卫美国、美国人民和我们在国内外的利益。在美国不断努力谋求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我们在必要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通过对这类恐怖分子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来行使我们的自卫权,防止他们伤害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5]

2004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对“先发制人”军事战略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确定了三个支柱性的军事目标:第一,保卫美国以抵御外来攻击和侵略。美国本土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恐怖组织和“无赖”国家,特别是当它们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时,威胁更大,这就要求美国必须有足够的防御纵深。因而,美国认为确保本土安全必须同时关注以下几点:在海外和接近威胁的源头对其进行打击;确保战略通道的安全;防范国土遭受直接攻击;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有利的反恐环境。第二,防止冲突与突然袭击。美国认为必须通过慑止侵略和胁迫行为来防止冲突与突然袭击。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军的海外存在。此外,美军认为防止冲突与突然袭击还需要加强美军和合作伙伴国家军队联合作战的能力。第三,战胜对手。美国认为一旦威慑失败,必须果断采取行动战胜对手,即使在没有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必要时美国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这三个战略目标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保护美国是美军的首要任务;战胜对手是保护美国和防止冲突与突然袭击的能力支撑;防止冲突与突然袭击则为前两者创造了条件。

二 主要特点

综合来看,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军事战略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注重本土防御,追求绝对安全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彻底摧毁了美国自建国以来所拥有的本土可以免受外来袭击的安全感,使美国不得不对军事战略进行调整,改变了以往“轻国内、重国外”的军事战略,开始实行“内外并重,国内优先”的军事战略方针,并从理念上开始把本土安全置于军事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并加强本土防御,努力追求本土的绝对安全。

美国防部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强调为保卫本土安全要建立一支“轻型、机动、更具打击力”的军队,以对付恐怖组织或敌对国家的突然袭击。为此,美军将强化打击恐怖活动的信息搜集与侦察,防止核武器、生化武器等落入恐怖组织手中。此外,军方还必须设法保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存设施和供输系统、信息和通信设备以及银行、金融、电力、交通、供水等设施。2002年美军专门成立了“国土安全办公室”和“北方司令部”,并征召5万多名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人员加入保卫本土安全的行列。2004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明确要求,美军将通过海外军事行动、制定和实施国土防御计划和对政府机构的支持确保美国不受直接攻击。为应对“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军必须接近威胁源打击敌人、保护美国的战略通道、实施国内防御行动、在全球创造反恐环境等,特别是要实施“全纵深防御”。总之,就是要构筑从靠近威胁源到美国本土的全纵深防御体系,对敌主动发起攻击,进行预防性打击。

(二)主动塑造世界,防范大国挑战

在2006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宣称美国要主动到国外去打击恐怖分子,而不是坐在家中等其上门;美国要塑造世界,而不是被世界塑造;要主动影响国际局势,而不是被其影响。[6]美国认为:“大国和新兴强国所做出的选择将会影响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未来的战略地位和行动自由。美国将设法通过加强合作、维护双方安全利益的方式对这些选择施加影响。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还必须防止出现大国或新兴强国未来选择敌对道路的可能性。”[7]

“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大国和新兴强国的选择,将成为决定21世纪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8]美国认为俄罗斯、中国、印度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称印度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和关键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仍是转型中的国家;中国是军事上最大的潜在对手。对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美国将确保这些国家能够以建设性的行为体和利益共享者的身份纳入国际体系。它还将努力确保没有其他大国能够主宰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9]总之,美国要从战略上来引导这些国家沿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另外,美国还强调要加强对这些大国和新兴强国的“威慑性防范”。美国认为:“影响大国和新兴强国的选择需要采取一套均衡的方法,既要寻求合作,又要谨慎防范,防止出现合作方法本身不能阻止未来冲突的可能性。”[10]

为此,美国强调要在潜在对手周边投子布势,慑止对手敌对性的行动,并防止其在军事上坐大。2006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要求美军在太平洋地区至少部署半数以上的航空母舰,使美军具备从远距离向被拒止地区投送兵力并实施持久作战的能力;将60%的潜艇向太平洋移动,以便随时展开作战行动。为应付未来亚太地区可能面临的挑战,要求美军加快采购攻击型潜艇,加速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部署,将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部署时间从原计划的2037年提前到2018年,以增强海空军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控制能力。在武器装备采购方面,传统武器的采购仍然占主体,还要加快发展隐形装备、太空、雷达、水下作战能力、无人机等装备。[11]

(三)继续坚持联盟战略,主张自愿联盟

联盟战略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国际危机和冲突、左右地区和世界局势、维护其全球和地区利益的重要手段。虽然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路线”与其传统联盟战略客观上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但是美国仍然继续强调联盟的重要性。2003年4月16日,10个东欧国家签署了加入欧盟的协议,“大欧洲”初步成形。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增强,英、法、德等欧洲大国要求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欧洲大国间相互牵制,使作为整体的欧盟力量尚不足以对美国形成决定性的威胁。多数国家基于实现自身利益的条件考量,在许多方面有求于美国。所以,传统盟友现在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因伊拉克战争问题等分歧与美国彻底决裂。所以,2006年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强调,拥有众多盟国是美国最大的优势和资源之一,而要实现新报告提出的战略设想,就必须保持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长期盟友的密切合作关系。

美国开始主张自愿联盟的原则,因此在采取军事行动中表现出某些时候以基于现实利益的实用性联盟取代基于长远战略考虑建立的联盟组织发挥作用。在美国新世纪军事战略调整中,联盟战略仍是对外实施军事干预的重要战略支柱,但在具体做法上作了较大的调整,从固定的盟国合作转变为针对特殊问题形成特定的联盟合作。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西班牙、丹麦、波兰等国家派兵支援美英作战,而法国、德国、加拿大等美国盟友则持不赞成或反对意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愿联盟的原则。美国明白,成功实施政治、军事、外交行动必须有盟友的支持,就此而言,联合国的授权至关重要;而北约仍是欧洲稳定的重要保证,所以联合国、北约等组织不会被美国抛弃,但也不会如过去那样倚重。

(四)调整反恐策略,灵活应对威胁

随着美国反恐的不断深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恐怖活动全球化。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国际恐怖网络的建立提供了条件,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恐怖分子实施恐怖行动的目标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现在的恐怖组织都是复杂网络的一部分,大多不受国界、地域的限制,从而形成一种国际恐怖主义互联网。如本·拉登支持和领导了一个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组成的多国联盟,这种松散的网络结构的形成有利于恐怖组织根据环境的变化和需要,迅速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重新部署活动,大大增强了人员的流动性和成员远距离行动的机动性。二是恐怖组织的攻击方式多样化。恐怖组织对目标的攻击方式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使用的工具和实施攻击的载体出现了新的变化。恐怖分子在“9·11”事件中使用民航飞机袭击民用目标,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思维,证明恐怖分子获得了致命行动的新能力。在恐怖分子接受使用民用工具的训练时,很难判定他是否在为恐怖袭击做准备,只是到了攻击的最后一刻,其目的才表现出来。这种袭击非常难于防范,实施攻击的载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恐怖活动多由职业恐怖分子所为,但现在恐怖组织更多地使用业余恐怖分子(包括妇女和儿童),且越来越多地利用自杀式攻击,令人防不胜防。另外,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其他所谓“新概念”技术的出现,将会使进攻者在暴力工具和手段运用上有更大的选择自由,使防御者更加防不胜防。三是恐怖主义的袭击对象多元化。恐怖主义活动的对象由重要的军政目标向人员密集、防范薄弱的民用目标转变,如居民区、公交工具、交通枢纽、大型餐饮娱乐场所甚至学校等民用设施,追求恐怖活动的“品牌效应”和“让更多人死、让更多人怕”的轰动效应,以求达到其政治目的。

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这些变化,在2006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对其反恐战略进行了调整。一是从以打击敌对政权为主的大规模作战转向重点打击分散性的恐怖组织的小型化、特种化作战。“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争主要针对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的敌对政权实施大规模作战。鉴于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报告没有提出再打一场伊拉克式的战争,而是主张在全球范围内以小型化、特种化的战争打击分散的恐怖主义分子。二是从固定地区转向全球性的战场。报告提出,美军不能仅限于在4个前沿地区(欧洲、东北亚、东亚沿海地区和中东/西南亚地区)作战,而应该面向全球作战。三是从主要依赖军事力量转向各种力量的综合运用。报告认为,反恐不仅仅是用军事力量打击恐怖分子,还包括运用各种手段消除滋生恐怖行动的环境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报告第一次承认,保卫美国本土、反恐战争、稳定行动和战后重建行动超出了国防部的职责范围,在完成这些任务时应加强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四是从主要依靠美国自身力量转向更加重视国际合作。报告总结的反恐战争经验,第一条就是认为要有健全的组织和足够的资源来加强盟友关系。报告专门用一章内容论述合作反恐问题。为更好地和伙伴国进行合作,报告还特别要求防务系统人员学习外语与外国文化。[12]

(五)谋求绝对优势,转变建军模式

2000年发表的《2020年联合构想》明确描述了对军队的期望:“美军部队的根本目的以前是、今后仍然是打赢国家的战争。本文件所描述的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支在所有军事行动中都能占据主导地位的军队——平时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战时能决战决胜,在各种冲突中表现卓越。”[13]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在政治、外交与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对全球和平、自由与繁荣有直接贡献。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是必不可少的。”[14]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目前正是重申美国军事力量的关键作用的时候。我们必须建立和维持一支超越挑战的防务力量。”“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为总统提供更多的军事选择,以阻止针对美国、盟友的侵略或任何形式的胁迫行为。”[15]

基于此,2001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先后提出“基于能力”的建军模式。布什政府认为,冷战时期,由于对手是明确的,军队建设采取“基于威胁”模式;而未来的对手不明确,但对手可能运用的能力则是可以预测的,因此军队建设要转而采用“基于能力”模式。并且美军把以能力为基础的建军模式明确为“1-4-2-1”型。2004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提出,美军要保护美国本土(1);在海外四个地区(欧洲、东北亚、东亚沿海和中东/西南亚)威慑敌对行动(4);在同时发生的两场战争中迅速击败敌人(2);并至少在其中一场中取得决定性胜利(1)。所谓“1-4-2-1”型,就是要求按以上指标来确定部队的结构规模。

“基于能力”的规划模式“更加看重对手将如何作战,而不是看谁是对手及将在什么地方发生战争”。[16]其目的是让美军关注对手可能已经拥有或将要发展的不断增加的能力。为此,要求美军通过转型,获取8个方面的能力,即“加强情报能力;保护关键的作战基地;强化从太空、国际水域或空域、网络等国际公共空间实施攻击的能力;在反进入或区域性拒止的环境中,远距离投送并维持美国部队;采取各种措施使敌人无处藏身;实施网络中心战;提高进行非常规作战的能力;增加与国际、国内伙伴合作的能力”。[17]

(六)退出反导条约,降低核武门槛

核威慑战略是美国军事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布什政府执政后,对核政策进行了调整。首先是于2001年12月13日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加快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布什政府又于2002年1月出台了《核态势评估报告》,将美国战略威慑的“三位一体力量结构”从“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潜射弹道导弹”调整为“常规与核进攻性战略打击力量+主动与被动防御+反应迅速的国防基础设施”。调整的目的是让总统在处理危机中有“多种选择方案”。《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将俄罗斯、朝鲜等7国列为核攻击对象,取消了“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提出了三种可以使用核武器的场景,即对能够经受常规武器进攻的目标、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进攻实施报复以及军事局势发生巨变。同年12月,美国又公布了《抗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首次明确提出在抗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时将使用核武器,从而大大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表明美国正在实施“全方位核威慑”战略。

布什政府明确了美国使用核武器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四种情况:一是如果敌人使用或者有意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盟友、联军部队或民众发动袭击;二是敌人即将使用生物武器发动攻击,只有使用核武器才能确保对其力量进行摧毁;三是需要对敌人的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内的军事设施、存有生化武器的地下加固堡垒,或者敌人赖以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的指挥、控制设施发动打击;四是需要展示美国拥有使用核武器遏制敌人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和意图。

三 主要影响

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很快付诸实施,对国际战略形势、地区力量格局及有关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扰乱了国际秩序,践踏了国际准则,加剧了国际安全困境,增大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难度。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发制人”战略加剧了国际安全困境

“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表明美国为实现新世纪的帝国战略将一意孤行到底,将使世界各国人人自危,使潜在敌人采取自杀式报复,使多边安全合作受到破坏,也使国际社会增添新的矛盾摩擦和大国关系面临更大的变数而更加动荡不安。而且,布什政府以“先发制人”为核心的战略调整,被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进一步加剧了国际体系的安全困境。“先发制人”战略给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巨大震动,各国也纷纷抛出了不同版本的“先发制人”战略。可见,布什政府的这种“先发制人”战略虽然一方面会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和扩散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在根本上没有关注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结果不仅容易激化矛盾,威胁世界和平,而且将为国际社会解决争端开启危险的先例。美国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只会加剧一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同美国的矛盾,甚至可能促使更多的人和组织走上极端恐怖主义的道路,加剧了美国霸权与反对霸权力量之间的矛盾。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破坏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多边机制的有效性,也给新世纪国家间良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阴影。在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带动和影响下,世界的不安全因素急速增加,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更加频繁,甚至出现了“越反越恐”的局面。所以,“先发制人”战略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不仅不能消除威胁,反而会造成仇恨的恶性循环,造成国际社会的动荡和纷争。

(二)“先发制人”战略践踏了国际准则

“先发制人”战略具有鲜明的霸权性。因为“先发制人”战略的攻击对象是由美国来认定的,只要美国政府认为对方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时,美国就可以运用武力进行军事打击。这严重有悖于以“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核心的国际法准则,对传统的集体安全和《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构成重大挑战。《联合国宪章》规定,使用武力或进行战争只有以下两种情况才是合法的:一是受到他国武力攻击时的合法自卫;二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采取的行动。但国际法中规定的国家拥有自卫权并不表示一国以防御为名主动发动战争就是合法的。再者,现代国际法已经把“和平”外交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手段,而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违反了战争法则。“先发制人”战略实质上是美借反恐之机行称霸之道的理论,是美国独霸世界野心恶性膨胀的体现。实践证明,它践踏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否定了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庭的调停与仲裁,背离了国际法有关战争的多项准则,混淆了民间组织行为与国家行为的法定界线,抛弃了美国亲自倡议建立起来的由机构、法律、行为准则维系的国际公约和协议,使联合国等国际安全机制的权威受到挑战。美英等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是继科索沃战争之后,又一次破坏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于1648年出台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践踏了现行的国家主权独立原则、集体安全原则和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现行国际法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就此指出,“先发制人”理论对传统的集体安全和《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构成重大挑战。

(三)“先发制人”战略激发了新一轮的国际军备竞赛

“先发制人”战略目标追求美国“绝对安全”,“绝对安全”必须要求美军拥有绝对优势的能力,进而引发力量的不平衡和不对称。这种谋求绝对优势的不对称作战,大大刺激了国际安全环境中的紧张与对抗,使得军事安全领域中传统和非传统威胁复杂交织在一起。这种不对称性势必引起世界各国增加本国的军费投入,发展高新技术,更新武器装备,必将直接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使国际战略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因为在美国这种游戏规则下,主权国家人人自危。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和独立,必然扩充军备,增加军费,而这又反过来刺激美国,使其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和威胁,如此恶性循环,必将给未来的国际局势和世界和平布满阴影。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重新启动和部署,导致了全球的核试验和军备竞赛,使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更加艰难,后患无穷。

(四)“先发制人”战略增加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难度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改变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理念,使得这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寻求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获得自身的安全。因为被美国认为的所谓一些“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国家”和“暴政国家”都非常清楚,一旦有核武器或者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对它们就不会轻易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因此“先发制人”战略极易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果在今后随心所欲地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客观上会迫使一些敌对国家千方百计地尽快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恐怖分子获得,那将给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到那时,美国将不得不品尝“先发制人”战略带来的苦果。

综合来看,小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强调美国应积极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了以我画线和单边主义的鲜明特点;在军事上打着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旗号,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并迅速将反恐行动扩大化,着手进行全球战略部署调整,强化联盟战略,力图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有效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支撑其领导全球的战略目标。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军事战略是冷战后美国前三届政府军事战略的延续和继承,也是美国新世纪全球战略的集中反映。它以保卫本土、威慑前沿和打赢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冲突为中心,以调整全球军事布局和发展新型威慑为手段,以军队转型和国防改革为目标,作战方式向联合作战转变,建军模式向“基于能力”转变,军事转型向“全面推进”转变,部队建设向适应任务需要转变,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主动性和超前性,表现出了更强烈的进攻性、冒险性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色彩。

第三节 奥巴马政府时期

小布什执政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以反恐为中心,在其2009年初离任之时伊拉克国内局势依然动荡不安,阿富汗战争短期内仍然难以看到获胜的希望。不仅如此,小布什执政后期,由于过度关注别国民主问题以及南奥塞梯问题,美俄关系也趋于恶化;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仍然没有获得解决的希望。因此,小布什在离开白宫的时候,留给继任者的遗产更多的是“债务”而不是“债权”。奥巴马在竞选期间主打“变革”口号,不仅要变革小布什总统的各种政策内容,也要改变小布什时期处理内政、外交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自2009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奥巴马总统在诸多内政、外交政策上的确采取了“变革”政策,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自然也不例外。奥巴马政府先后于2010年2月、2010年5月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1年2月8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上将发布了题为“重塑美国军事领导力”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是将奥巴马政府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两个重要纲领性文件具体化后,归结而出的军事建设指针。报告主要涉及的是美军的未来任务、能力建设及战备部署情况。这也是2004年以来美国军方提交的第一份有内容更新的军事战略报告,反映了时隔7年后美军对安全环境的判断及美军任务的转变,规划了美军的发展方向。从这些文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奥巴马政府的军事战略逐渐成形。

一 全面评估国际安全环境,重新界定安全利益

美国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对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进行了全面评估,重新界定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与2006年的版本相比,新报告除继续关注反恐、反扩散等内容之外,在军事理念、战略重点等方面均有新的变化与突破。报告称,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复杂不定,且不断快速变化。当前的地缘政治呈现四大发展趋势——新兴大国的强势崛起、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强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持续扩散以及全球性问题的与日俱增。这四大趋势将塑造未来数十年的国际安全环境。此外,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还首度阐明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全新界定,即“安全、繁荣、普世价值、合作性的国际秩序”。

首先,新兴大国的强势崛起是影响美国战略决策的核心因素。新版报告把新兴大国的崛起放在了四大趋势的首要位置。新报告称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分配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两个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崛起将继续重塑国际体系。新版报告还称,新兴大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完全融入全球体系,是21世纪需要界定的问题并关系美国的核心利益。新报告对大国崛起的高度重视再次印证了美国政府与战略界达成的一种共识,即恐怖主义只能伤及美国的皮肉,而大国的挑战才可能危及美国的筋骨。

其次,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壮大给美国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非国家行为体一般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民族解放运动、分离主义组织、恐怖主义组织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大量介入国际社会不仅大大拓展了国际社会的空间,而且对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关系的国家行为体提出了挑战。

再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持续扩散继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进一步加剧恶性军备竞赛。新报告称,尽管美国与俄罗斯在削减战略核武器部署数量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他国家仍在寻求核武器发展计划。目前美国最担心的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爆发动乱甚至崩溃,这将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材料与技术的快速扩散,进而引发全球性危机对美国及其他所有国家构成直接威胁。

最后,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新报告认为,其他重大的全球性问题的发展趋势也可能使安全环境复杂化,其中包括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新型流行性疾病的爆发,以及某些地区的文化冲突和人口压力。上述这些全球性问题的相互交织与作用可能引发或者激化未来的冲突。

2011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也首先对美军面临的总体战略态势进行概述,认为尽管主权债务问题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安全风险,但美国仍将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和经济大国。不过,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在过去7年间持续发生着变化。今天的世界更是充满挑战、安全状况瞬息万变:变化中的权力分布,预示着世界正向“多层次”的方向演变;世界局势将越发显示出的特点是,一些基于外交、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的利益驱动型联盟,正取代着旧有的对立集团间的刚性安全竞争;愈来愈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展现出重要影响力,挑战着全球公共空间(包括海洋、大气层、太空)以及网络空间的自由;恐怖分子、犯罪网络和海盗行为,则使国际体系中的暴力行为增加,考验着主权国家的反应能力;人口增长、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也是造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2011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提出了美国的安全战略目标,包括继续采取积极进攻方式对付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将战略力量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国要继续维持中东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美国在欧洲地区的战略态势要改变;美国将寻求建立“有选择的安全伙伴关系”,与非洲和拉美国家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美国将领导盟友与伙伴保护全球“公共空间”安全;国防部要与国内和国外相关部门单位合作,共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

二 改变打赢两场战争战略,强调打赢“混合战争”

冷战后美军一直奉行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战略,将其作为建军备战的指导思想。然而2010年2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颁布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时,称美军准备“同时打赢两场常规战争”的战略思想已经落伍,不能反映美军未来可能面临的诸多挑战。而新版报告也明确指出美国目前面临的是多元化威胁,未来战争形态将是战争主体多元化的常规战争与非常规战争界限日益模糊的“混合战争”。美军必须适应这种新的战争形态,提高在不同环境下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联合作战能力。为了保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美国国防部在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设定的战略目标主要有四个,即打赢当前战争、预防和慑止冲突、应对多样性突发事件以及加强全志愿部队建设。其中,以打赢当前战争为核心。在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基础之上,美国防部提出了美军所面临的六项战略任务,即保卫美国本土安全,成功遂行平暴、维稳和反恐行动,加强盟友安全能力建设,在拒止环境中威慑和击败敌之进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效开展网络空间作战。

为了应对多元化威胁,2011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明确了美军需要发展的主要能力,包括应对恐怖主义和非正规战争的能力;慑止和击败敌国侵略行为的能力;在反进入/区域拒止(A2/AD)挑战下投送兵力的能力;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在网络空间和太空空间有效行动的能力;维持可靠的、安全的、有效的核威慑的能力;防卫国土,并向民事机构提供支持的能力;维持海外存在的能力;能够执行维稳和反叛乱任务的能力;执行人道主义危机、灾难救援等任务的能力。

三 调整国家反恐战略策略,推崇“巧实力”理念

“9·11”事件以来,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并没有导致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下降,反而有逐年增多的趋势,美国仍面临着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奥巴马批评布什政府在反恐策略上仍采用“20世纪的僵化思维方式”“用侵略和占领对付21世纪无国界的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美国四处树敌。布什政府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使美军在伊拉克泥足深陷,无论是财力还是军力都陷入了窘境。奥巴马认为,布什政府孤注一掷地将重心放在伊拉克战争上,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保障、国际地位、军事资源,而卡尔扎伊政府软弱无力,只能控制首都地区,塔利班正在积蓄力量,以致武力冲突升级。阿富汗被希拉里称为“潜力有限,整体腐败的毒品国家”,距奥巴马民主制度的目标甚远。

针对伊拉克战争后“先发制人”战略暴露出的不足,奥巴马上任不久就开始调整反恐战略,收缩反恐战线。奥巴马2009年初上任后很快便公布了从伊拉克撤军和向阿富汗增兵的计划,并于2月17日宣布向阿富汗增兵1.7万人,3月27日又公布对阿富汗新战略,大力推动该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解决阿富汗问题。同时为减轻国内反战压力和美负担,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将在2011年底撤回所有驻伊拉克部队,并将于2011年7月开始在兼顾安全形势的前提下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2010年5月27日奥巴马政府发布了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奥巴马在该报告中将军事作为外交努力无效情况下的最后手段,这与布什政府时期的“先发制人”战略相比是个重大转变。在这份报告中,奥巴马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世界充满了多种威胁,放弃了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说法。负责国内安全与反恐事务的美国总统助理布伦南说:“我们发现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受到极端主义或事业的蛊惑。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承认,本土的单个激进分子对美国构成威胁。”他还指出:“我们从未、也不会与伊斯兰教作战。”奥巴马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试图摆脱布什政府时期不受欢迎的单边主义政策,并呼吁将美国的合作对象从传统盟友扩展到中国、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大国。该报告说,美国将和中国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针对小布什政府执政时的教训,奥巴马政府更加突出软实力的作用,注重“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领导世界”。奥巴马表示,“必须寻求一项新战略,娴熟运用、平衡和组合美国实力的所有组成部分,即我们的军事和外交,我们的情报和执法能力,我们的经济和道义力量”来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新政府在“硬对抗”之前,更强调“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运用。奥巴马的外交与安全团队上任伊始,即提出了“巧实力”(smart power)的外交理念。这种“巧实力”包括了硬实力和软实力,即综合运用美国国家的所有手段,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与文化领域的所有资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服务。

四 高度重视全球公地安全,强化网空作战力量

奥巴马政府非常重视全球公地安全,这一点在政府的许多文件或报告中均有充分体现。在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强调全球公域的安全与稳定正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海外与国内的网络空间频繁遭受攻击和入侵,海盗活动与日俱增,反卫星武器的研发与试验,以及太空大国数量的不断增加。由于这些敌人有可能具备争夺甚至剥夺美国海、空、天和网络控制权的能力,美军必须做到防患于未然,进行必要的应急准备。

在2011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美国认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繁荣都依赖于海洋、太空和网络”,“美军在全球公地的自由行动越来越受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对此,该战略报告将“确保美军在全球公地的自由进入和调动”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和“美军的永久使命”。2010年5月,美国高调宣布成立网络司令部,并于11月正式投入运转。2011年2月又出台了《国防网络安全战略》,5月公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更是将网络战推向了新高度,宣布“网络攻击就是战争”,表示如果网络攻击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将不惜动用军事力量。用美国防部某高官的话讲,就是“如果你关掉我的电网,我们也许会向你的烟囱扔炸弹”。据报道,美国已拥有3万人的网络战部队。2011年2月美国还发布了《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报告》,提出了未来10年美国应对太空领域竞争的战略举措,并于2010年和2011年先后成功发射了两架X-37B轨道实验飞行器。

五 逐渐调整全球战略重心,凸显亚太地区地位

2011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声称,尽管美国在关乎本土安危的北美地区有“最为切身的利益”,在美军的“反恐前线”中东地区有“重要利益”,但亚太地区却将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优先点”。这是因为,亚洲存在着“两个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大国(中国、印度)”和“很多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继续上升,“本地区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正迅速推进军事现代化进程,导致地区安全结构迅速变化”。因此,今后数十年内,美军仍将在东北亚地区维持稳固的军事力量,特别是保持前沿兵力部署,以遏制可能发生的冲突。该报告还指出,“随着亚洲国家的军事能力不断增长,我们将寻求新的方式强化地区安全合作。借助我们的感召力,我们将扩大在这一地区举行多边演习的范围和参与度。我们寻求与印度在防扩散、保护全球公共空间、反恐和其他领域上的合作。我们将在军事合作、交流和演习方面与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尼、新加坡和大洋洲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以应对它们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威胁。这也将有助于确保我们在这一地区保持可持续的和多样化的军事存在以及在作战时对该地区的进入。最后,对于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相互之间正在发展的安全联系和承诺,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鼓励的。这不仅有助于强化地区秩序规范,还有助于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上展现更强的责任与合作”。

美国在2011年举行的APEC峰会上,强势推进“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框架协议,企图塑造新的亚太经贸版图,积极争取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20世纪美国与欧洲盟友成功建立跨大西洋体系,现在需要一个跨太平洋体系,“美国在跨大西洋体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跨太平洋体系中也正在扮演同样角色”。[18]

虽然2011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强调了“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欢迎中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但其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制衡中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在亚太“为保障美国及其伙伴国的利益,我们将准备着展示我们的意志,并投入任何所需的资源,以对抗任何国家阻止我们进入和使用全球公共空间与网络空间的破坏行为,或者威胁我们盟国安全的行动”。为了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加紧调整亚太战略,其酝酿已久的“战略重心东移”计划步入快车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10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指出“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条约联盟是我们转向亚太的战略支点”。

奥巴马当年11月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的演讲也集中反映了这一战略思路,称将加强并保持在亚太的长期军事存在。美国积极插手南海争端,积极在东南亚、南亚寻找和培植新伙伴,与澳大利亚签署了新军事合作协议,美海军陆战队250名士兵2012年起将开赴澳大利亚北部军事基地,而在未来几年内,这支部队的规模将达到2500人。据此,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表示,“这是一个明显的姿态,表明即便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美国撤出伊拉克和减少阿富汗驻军的后续反应不是把部队撤回国内,而是将其投入到亚太地区”。目前,美海军陆战队的一半兵力,11艘航母中的6艘和60%的核潜艇已经部署在亚太地区。另外,美国还提出了主要应对未来中美可能在西太平洋地区爆发高强度战争的“空海一体战”构想。

总之,奥巴马政府打出“重振美国、领导世界”的旗号,推行以确保全球霸权为中心,以振兴经济、重返亚洲、应对新兴大国为基本点的新安全战略。这一战略调整突出体现为西收东进。西面减少欧洲驻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东面构筑新亚太联盟体系,强化西太平洋军事部署和海空天网力量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军事战略调整对全球和地区局势的影响也将会越来越明显。

第四节 主要特点

纵观21世纪以来美国国家军事战略的演变,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都制定了一套新的军事战略。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军事战略似乎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但实际上,它们的演变仍然具有一些共性特征。

一 坚持利益至上,确保美国霸权

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制定都是围绕着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展开的,美国历届政府都致力于推进美国的全球利益与价值观念,巩固与发展“全球霸主”的地位。美国政府在1997年颁布的《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美国要“领导世界”,2001年布什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又指出,当今世界除美国外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为世界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环境,美国将创造一个使所有国家和社会都能为自己选择政治自由的安全世界。布什政府一再强调,美国现在因处于“新型霸主”地位而别无选择地被现实赋予了领导世界的责任,并且宣称美国“最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美国“领导整个世界”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建立全球独霸的“美国强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奥巴马在2010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实行“重振美国和领导世界”的战略。进入新世纪,通过政治干涉、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各种途径,“防止重要地区落入与美国为敌的国家控制之下”,以赢得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制定军事战略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尽管手段和策略上有所变化,但其争霸世界的战略思维却是一致的。

二 追求绝对安全,进行实力扩张

“9·11”事件使华盛顿认识到本土防卫的脆弱性,认识到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保持绝对安全的重要性,从此确立了以确保本土“绝对安全”为核心的战略思想,把军事战略追求的目标定位在获得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的全面优势上,以使美国处于一种“绝对的安全境界”之中。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强调大国的潜在威胁和“非对称”攻击的现实威胁,要求美军进行深入的军事革新,形成“决定性”的威慑力量,发展“压倒性的战略优势”,为对付未来的威胁做好超前准备。2005年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建立一支“无可匹敌”的军队,在未来50年内能应付任何挑战、没有对手的作战部队的构想,这个构想和美国历届政府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为保持军事超强地位,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美国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切手段,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违反《反导条约》;加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研发和部署,从预防性防御战略转为进攻性防御战略;肆意扩大对恐怖主义的解读和打击;核战略思想从相互确保摧毁转向单边确保摧毁;地区安全政策从双边为主、多边为辅更多地转为美国单方面使用武力。

三 推行联盟战略,借助盟友力量

联盟战略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国际危机和冲突、左右地区和世界局势、维护其全球和地区利益的重要手段。“9·11”事件更使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与盟国采取合作性的行动,共同分担责任,才能赢得胜利。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更加重视强化其联盟战略。在2010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其强调“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加强并重塑曾使我们受益的传统同盟关系,以应对新世纪挑战”,“构建一个更广泛的联盟,以促进普世价值观:我们正在与其他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多边论坛一道,合力推进民主、法治和人权建设”,“尽管有时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国在某些问题上意见相左,我们仍将相互尊敬,继续巩固国际秩序,让所有负责任的国际行为体都从中受益”。

四 推进军事转型,掌握战场主动权

美国特别重视推进军队转型在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2001年12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加速军事转型是美国当前的第一要务》的讲话,号召进行军事转型。随后,美国国防部与陆、海、空军部分别颁布了本军种的转型路线图。转型开始在理论、装备、人员、编制、条令等各个领域全面铺开。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又检验了转型成果,并加快了军事转型的步伐。把美军从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转变为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确保拥有支撑其国家霸权战略的绝对军事优势,是美国军事变革和转型的根本目的。被称为“指导美军通向胜利的变革路线图”的2006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美军必须通过持续性的军事转型,为国家提供未来几十年中所需的强大、可靠和有效的作战能力。经过军事转型,美军正将其技术优势转化成能力优势和决策优胜,其军事能力又有了大的跃升,进一步拉大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军事能力差距,从而确保掌握未来战争的主动权,强化了其世界军事霸主的地位。

五 调整战略重点,亚太地位上升

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源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军事变革的发展或反恐战争的需要,既有战略考虑,也有现实利益打算。在牢牢掌控北约,取得了欧洲的主导地位后,美国的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作为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亚太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对美国经济优势和战略地位形成挑战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大了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对亚太地区的介入力度。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就对全球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将美国战略重心由西欧向亚太转移。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由于“9·11”事件、两场反恐战争的牵制和干扰,亚太地区在其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相对后移。但从小布什政府后期以来,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介入逐渐强化,其主要应对目标无疑便是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展现出的蓬勃生机,更使现任奥巴马政府非常看好该地区的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深入参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借力实现美国经济的尽快复苏,恢复并巩固美国在亚太的战略领导权。因此,从现实和长远利益考虑,美国必然将亚太地区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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