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条路线。而对这一理论和路线的分析，必须同苏联当时的改革以及苏联剧变和苏共亡党的过程结合起来进行。因此，问题要从苏联的改革说起。众所周知，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代表工农劳动大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苏联从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先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后又成为可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苏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体制也存在缺陷和弊病。由于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未能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及时而正确的改革，以致这些缺陷和弊病变得越来越严重，使整个国家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所以，在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上台执政时，苏联面临改革的客观形势，改革势在必行。当时，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必须进行改革，这应该说是对的。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指导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从“完善社会主义”变成摧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奋斗目标”，从而使苏联走上“亡党亡国”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1.“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路线的酝酿和准备
这一阶段从1985年3月到1988年6月，以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以及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为主要标志。这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初期，戈尔巴乔夫针对苏联原有体制的弊病大力倡导改革，但还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例如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说：苏共二十六大和以后几次中央全会制定的“战略方针”不会改变。又如198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七大，其基本口号是“有计划地完善社会主义”。苏共二十七大强调苏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肯定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确定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苏共二十七大没有全盘否定原有体制，还肯定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新社会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戈尔巴乔夫在这一阶段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已经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后来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做了准备。这种背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倡无条件的“民主化”
从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开始，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是“改革的基础”，是“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强调“民主化”是苏联“现有政治体制变革的纲领”。而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他甚至提出苏联要实行“无条件的民主”。针对过去苏联政治生活中不够民主的弊病，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民主是具体的和有条件的，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前提，决不能允许打着“民主化”的旗号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发扬民主不能不要集中，不能不讲法制和纪律。民主绝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和绝对民主。但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考虑这些，他鼓吹的是无条件的“民主化”，而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从而走向邪路。
鼓吹“彻底的公开性”
当时，戈尔巴乔夫言必称“公开性”。他强调，苏联要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要让公开性“大放光明”。后来，他甚至鼓吹“彻底的公开性”，主张“毫无限制的公开性”。针对过去政治生活过分封闭的弊病，提出扩大公开性的要求，这本来也无可非议。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彻底的公开性”，许多国家实行的都是适度的公开性。即使在具有几百年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实行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许多事情也是保密的，过了一定期限才能公开。但戈尔巴乔夫根本不从实际出发，不顾一切后果，迫不及待地推行所谓“彻底的公开性”。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倡导“公开性”的同时，允许乃至鼓励一些人在“公开性”的旗号下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他把“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专门用来揭露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进而全面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自己就在“公开性”的旗号下否定一切，起先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和“障碍机制”，把这个时期说得一无是处；进而批判斯大林时期的“罪行”和“行政命令体制”，把它说成是“专横的官僚体制”和“极权主义”。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和拥护共产党的正面意见和文章却很少能够发表，即使发表了也要受到批判和围攻。最典型的例子是列宁格勒工学院的女教师安德烈耶娃1988年3月13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长篇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对当前改革的许多做法，如批判斯大林等表示不同意见，并反对“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此信发表后，她收到7000封支持的信件，而反对的信件只有300封。但安德烈耶娃的信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强烈不满，于是他利用苏共中央的权威，组织各大报刊进行围攻，甚至指责这一长篇来信是“反对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这说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实际上只鼓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和文章到处泛滥，而不允许正面的意见和文章发表。
倡导历史虚无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还提出一个著名口号：“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这显然是要引导人们去清算历史旧账。于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号召和带动下，歪曲、捏造和攻击性的文章和材料在报刊上纷纷出笼。有的报刊竟无中生有地攻击列宁，说列宁是德国“间谍”，说列宁死于“婚外恋”。有的报刊则挖空心思地丑化斯大林，企图利用捏造的假材料证明斯大林是沙皇情报机构的“密探”。在文化领域，过去被禁止的文学作品、戏曲电影都不加区别地纷纷出笼。有人甚至公开攻击革命导师列宁。例如1990年3月12日，阿法纳西耶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整个历史是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列宁就为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打下了基础”。一时之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宣传在“公开性”的旗号下铺天盖地而来，笼罩一切。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全国的报刊和电视天天都在咒骂共产党，指责社会主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威信吗？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维持和发展下去吗？1989年3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发表文章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就像把妖怪从瓶中放出来一样”，最后使苏联“四分五裂”。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说：当时出现了“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倡导无原则的“多元论”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多元论”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他强调“利益多元”。他在1987年1月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职业类别具有“不同的利益”，他们之间存在“利益的矛盾”，而改革就是要调整人们的利益。后来，他又提倡“意见多元”。他在1987年11月说：要广开言路，“使每一种报刊上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应当指出，针对苏联过去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利益一致”、“政治上、道义上一致”的传统观念，以及党内外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的实际做法，提出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利益多元”和“意见多元”，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片面强调“利益多元”，不讲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一致，而共产党完全能够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片面强调“意见多元”，而不讲意识形态领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1988年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把“多元论”提到新的高度。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提出，要把“多元论”引进政治体制，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形成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的机制。也就是说，苏联要形成“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这实际上为苏联推行多党制打开了大门。
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多元论”，可以说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核心和灵魂。把“多元论”引进政治领域，就必然导致多党制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把“多元论”引进意识形态领域，就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
戈尔巴乔夫接过了赫鲁晓夫的“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说，要显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后来他又说，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制度。戈尔巴乔夫大讲特讲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但他所讲的都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完全回避了人的阶级性。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空洞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人，只有具体的、划分为阶级的人。至于“人道主义”，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历史观和世界观，二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该说，人道主义在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革命斗争中起过进步作用。当时，人道主义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经常用人道主义和“人权”理念来施加压力，干涉他国内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反对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共产党人也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作为历史观和世界观来说，如果脱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与统一，把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解释和衡量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标尺，那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恰恰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强调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的善良天性或理性。所以，戈尔巴乔夫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脱离特定的社会关系，把抽象的“人道主义”看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并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与任务，这就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通过提倡抽象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和“人道主义”，特别强调了“民主”和“人道”这两个主题，实际上为后来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做了酝酿和准备。
2.“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和论证
这一阶段从1988年6月到1990年1月，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和戈尔巴乔夫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为主要标志。这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也是苏联改革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尽管当时他对这一理论概念的论述还不甚具体，只是泛泛而谈，但它标志着这个理论概念已经正式产生。“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苏联的基本理论口号发生了重大变化。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开始抛弃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企图寻找一个新的理论口号来代替。苏共二十七大采用了“有计划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提法。同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一个讲话中又提出“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然而，这些提法都是昙花一现，未能真正成为苏联的基本理论口号。而他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成了苏共的奋斗目标，它取代了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有计划地完善社会主义”的理论口号，以及建设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这标志着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标志着苏联的改革开始走上邪路。
接着，戈尔巴乔夫又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加以论证。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具体论证，提出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论点。《真理报》为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说：“这篇文章综合并发展了作者最近时期一系列讲话所阐述的思想。”
一是提出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文章说，原来以为，改革只是纠正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形成的制度，现在看来，“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内容、范围和性质的看法完全变了。在他看来，改革已不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对社会主义制度加以“根本改造”了。可见，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整个看法全变了。
二是为社会民主党评功摆好。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的。长期以来，共产党人从来不把社会民主党看做真正搞社会主义的政党。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2月曾说：“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分歧是深刻的，经验和成就也不相同，不可等同视之。”现在这篇文章却宣称，社会民主党也是社会主义政党。文章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进程”，它包括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其中包括“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贡献，要给予“应有的评价”；苏联要努力利用他们“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随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发表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正变得彼此接近起来”，“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可见，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变了，他已经在向社会民主党靠拢了。
三是主张实行“三权分立”。文章说，苏联应实行人民自治与“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保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开、司法权的独立。这是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正面肯定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实际上为苏联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打开了大门。
四是进一步论证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文章说：社会主义就是“实实在在、切实实施的人道主义”，“建立这样的社会是改革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全面发展”；要使社会结构“人道主义化”。并宣布：苏联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成为苏联的奋斗目标。
五是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文章说，必须“排除当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十分相似”，它们都要“发展现代生产力，要科学技术进步”。随后，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计划性和社会保障等许多特点在西方国家已经“司空见惯”。他根本不提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条件下仍然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客观现实，片面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越来越接近，几乎走到一起了。这种观点，正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总之，这篇文章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1989年是戈尔巴乔夫思想大转变的一年。他在1990年的新年讲话中说：“过去的一年，我们受益匪浅。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今天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已经与一年前不同了。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我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和公正的社会。”
3.“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推行和发展
这一阶段从1990年2月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同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进一步推行和发展，而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则标志着这一理论和路线的失败和破灭。
苏共1990年二月全会的突变
1990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发展过程中的突变，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又一次转折。这次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以及随后举行的苏共中央三月全会，作出了几项关系苏联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定。
一是提出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苏联宪法第6条原本规定，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核心。现在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即依靠选票）去“争取”执政地位。这实际上是要放弃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随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同年3月14日通过一项法律，对苏联宪法作了相应的修改。修改后的苏联宪法规定，苏共同其他政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要“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这就把苏共看成与普通社会团体一样的政治组织了。
二是准备实行多党制。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一党制。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前夕，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开始承认多党制原则。他说：“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而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则决定实行多党制。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已确认前几年“民主化”“公开性”失去控制所导致的政治多元化局面，确认几万个“非正式组织”的合法存在，并允许它们发展成为政党。随后，经过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修改的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一切政党“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三是建议实行总统制。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召开之前，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助理沙赫纳扎罗夫就对日本记者说，苏联正在研究实行总统制，给戈尔巴乔夫以“非常大的权力”，用来对付保守派。他还说，美国的制度是人类最良好的制度。戈尔巴乔夫在这次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建议“建立总统制”，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戈尔巴乔夫主张实行的总统制，要害是剥夺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用总统的个人领导来取代苏共中央的集体领导。随后，在同年3月15日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
总之，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勾画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面貌，即根本否定苏联原有的政治体制，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
苏共二十八大的转折
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是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转折。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党章以及其他一系列决议，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使苏共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指导思想变了。过去讲，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在全部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现在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只提要“继承摆脱了教条主义解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产”，同时强调要“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也就是说，苏共不再说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强调要“摆脱教条主义”，同时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要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社会思潮中汲取“思想成果”了。
二是奋斗目标变了。过去讲，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现在则说，苏共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这说明苏共已经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了。
三是阶级性质变了。过去讲，苏共“就阶级实质和思想体系而言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党”。现在则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的党，只提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苏共的阶级性质变了。
四是地位作用变了。过去讲，苏共是“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现在已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宣布苏共同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将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同样，过去讲苏共是苏联人民的“战斗先锋队”。现在则讲，苏共既是先锋党又是议会党。戈尔巴乔夫说：苏共将通过民主选举“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
五是组织原则变了。过去讲，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而现在只保留“民主集中制”的一般提法，不再把它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而且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内容大都已被否定。例如，虽然规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决定，但允许少数人利用党的舆论工具捍卫自己的不同观点；虽然规定不许建立“具有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但允许党内横向组织活动，允许党员“按纲领进行联合”。此外还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如不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涉及本共和国的决议，有权不执行；所有苏共组织，从基层组织开始，“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等等。英国《泰晤士报》1990年7月14日的文章对此评论说：“苏共政治局不再是苏联无可争议的权力中心”；“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失去了运用它的权力的关键手段”。
总之，苏共二十八大确定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党的基本面貌，这就是要把苏共变成社会民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