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背景与意义
回溯考察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简称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光辉历史。不断地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成功的历史经验和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推动这一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马克思主义“三化”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既需要政治之维的价值引领，也需要学术之维的科学研究。在文化多元、价值多样、思潮丛生的全球化时代，面对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如何在理论与实践、政治与学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从而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境界，既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摆在我国广大思想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 问题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历史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其中，既有现代社会文明与技术进步的多维展示，如同多年前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睿智预见的种种现代图景，也有传统价值的失落与现代思想的混乱，恰似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一句台词“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为积极应对和理性关照这种剧烈复杂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称“中国化”），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称“大众化”）。他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之一。他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高度，强调：“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穿越70年的沧桑巨变，“中国化”和“大众化”这两个命题重新进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核心地带，迅速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理论建设领域的主流话语和热门词汇。2009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不仅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简称“时代化”），而且将“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一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命题的提出，立即引发人们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热议和争论。有的认为它们是包含关系，即中国化包含时代化、大众化。反之，有的认为它们是并列关系，即中国化与时代化、大众化相互并列。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之间究竟是包含关系，还是并列关系？这是当前我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进程中面临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
（二） 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其学术前沿性质和基础理论地位，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对于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路径和方法，切实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立论基础和重要前提。只有切实厘清马克思主义“三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推进办法，增强推进实效，完成推进任务，实现推进目标。另一方面，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切实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供一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具有同质性和一致性，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关系的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一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当前我国思想理论建设领域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是我国思想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那么，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研究？从研究角度和论域而言，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分为三大板块，即“理论”板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历史”板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及发展规律的研究，“实践”板块——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原则、路径、方法等问题的研究[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属于“理论”板块。这一板块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什么、何以存在、何以可能等基本理论问题，旨在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质和规律。这一板块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问题，需要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的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因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质”，还是其“规律”，其实都是一种“关系”，即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质和规律，也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内在关系。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还贯穿在其他两大研究板块之中。在“历史”板块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历史经验旨在探求其规律，而规律反映的就是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在“实践”板块中，增强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原则、路径、方法等实证研究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同样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理论探讨，必须以其作为理论前提和立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研究的中心内容和关键问题。
2．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三化”实践推进的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旨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但是，从实践角度而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所处时代、人民群众相结合，不断解决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的历史过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不能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否则，就容易迷失方向，遭受挫折、失误甚至覆灭。不过，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够，除了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还要熟悉当代中国的国情，深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之道。即需要弄清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原则、实现路径、方式方法等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要弄清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只有切实厘清这一关系，深刻把握这一关系的实质，才能够形成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理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切实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前提条件。
二 相关文献综述
在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认识和实践由来已久。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有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不过，对其进行自觉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开始重新引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或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一步展开，学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提出、意义、起点、历程、特点、经验和教训、途径和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有学者总结指出：“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并分别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更掀起高潮。”[5]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界开始自觉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战略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被学界关注和研究。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中每一“化”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则众说纷纭、看法不一，至今基本上还没有权威性定论。不仅如此，还存在一些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认识和看法。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整体中，有学者认为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6]；有学者认为中国化是关键，时代化是基础，大众化是目的[7]；有学者认为中国化是前提，时代化是灵魂，大众化是目的[8]；有学者认为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基础，大众化是落脚点[9]；有学者认为中国化是主题，时代化是关键和保障，大众化是根本途径[10]。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并列关系”[11]；反之，有学者则认为它们“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包容隶属关系”[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13]。有学者认为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即时代化是总体，中国化是本体，大众化是主体[14]；有学者认为它们是“一体两翼”的关系[15]；有学者认为它们是“一体两翼三维”的关系[16]。
以上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不同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们的认识视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三化”关系的内涵。但是，这些见仁见智的“关系”之说，良莠不齐，五味杂陈，往往使人迷惑不解，难以把握其要领。其中，一些截然相反的认识和看法，更容易扰乱人们的视线，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实质。因此，透过表象，抓住实质，这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浅尝辄止者多，深度思考和深入论证者少，加上汉语词汇的丰富而不易精确定义，致使一些认识和看法很难经得起琢磨和推敲。因此，坚持用整体的理念、视野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进行深度研究，增强其学理性，形成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研究的必然要求。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大多数研究依然停留在或中国化，或时代化，或大众化的分开状态。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提出的研究
学术界对整体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背景、现实诉求、重要意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一般都是从国际、国内、党的自身状况三个方面，分析和把握整体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背景。从国际方面看，虽然时代之主题、世界大格局、历史大趋势总体而言未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世界的发展、变革、调整的速度加剧、力度加大，对各国的影响加深。例如，世界多极化日益加速、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元化更加突出、科技信息化突飞猛进等，特别是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崛起影响深远。从国内方面看，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虽然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没变，但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带来很多机遇和挑战。从中国共产党自身而言，党的建设成就非凡，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尖锐，面临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的党建任务。整体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基于我们党对当今世情、国情、党情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所作出的理性关照和回应”[17]，“旨意在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建设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8]。值得注意的是，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这些历史背景与整体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内在关联，抓住两者关系的本质，避免泛泛而论，以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科学内涵。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内涵的研究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整体，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内涵的界定并不多见，大多数认识都是分开逐一解读的。2009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总结中国的独特经验，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19]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进行整体性思考和解读。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表现都带着中国的特点和特性，深刻揭示中国具体实践的规律性并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0]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科学指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21]。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象化’……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对象’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的理论‘对象’，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实践活动。”[22]
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基本经验的研究
总体而言，分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基本经验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的较多，将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总结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经验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研究相对成熟，成果最多，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基本经验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具体而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如下观点。第一，“三点”说，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和理论基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其时空依据和现实要求是以世界的视阈、时代的眼光，把握时代特征；其动力源泉和最终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以人为本[23]。第二，“八个结合”说，即“坚持”与“发展”相结合，“反‘左’”与“反右”相结合，“破旧”与“立新”相结合，“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真理”与“价值”相结合，“民族”与“世界”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24]。第三，“五条”说，即始终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基本国情，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5]。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通过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实践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五个方面的规律，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必须由共产党人来传播、实践和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化中的主导性与其他思想文化多样性相结合的规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规律[26]。
4．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路径的研究
在分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各自实现路径的基础上，学术界开始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探讨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路径问题。有学者将这一路径概括为四点，即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继续坚持解放思想，认真总结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新鲜经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27]。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六条，即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基本前提，把握中国国情是根本要求，通过实践推进科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根本途径，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当今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重要环节，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是基本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根本目的[28]。
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或中国化、或大众化、或时代化的分开研究多，将其作为整体的研究成果少，还处于起步阶段。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问题取得较多共识外，其他几个方面整体性的研究成果较少，很难说取得了大量共识。具体而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的内涵、实质、特征的研究成果少见；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实现路径虽然已经出现一些不同看法，但是各自的论证还需深入，不能将历史经验、实践经验、基本经验、基本规律等相混同，也不能将推进原则、路径、办法、对策等相混同。特别是需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整体的经验或路径与各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经验或路径的联系与区别，不能将两者混同，也不能简单地进行移植或替换。
（三）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相关研究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独创性的理论命题，暂未发现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直接研究的成果，更谈不上会有直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不过，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性的学说，国外一直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并形成了众多的思想和流派。同时，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壮大，国外学者一直都在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其中，与本研究有关的国外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下。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实质问题的研究，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思考。一种是持肯定的态度和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例如，尼克·莱特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29]。一种是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和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例如，费正清认为，毛泽东不但偏离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30]。史华慈错误地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构成了行动上的“异端”，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的核心预见”的异端[31]。
二是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有学者肯定其存在。例如，郑永年指出：“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32]有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例如，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同时，还存在关于中国模式的性质和影响之争，存在大量非理性的意识形态论调，如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问题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了。例如，马格多夫、马丁·哈特兰兹伯格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私有制已经超过公有制，而且是“不可逆的”。市场改革只要一启动，中国就会陷入一种“湿滑的斜坡效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私有化的情况有所加剧，但还没有“越界”，从整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究竟朝哪个方向走，还不明朗，目前处于一种“两可”的局面[33]。
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的研究。针对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终结”的论调，国外许多学者指出：“第一，苏东剧变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危机造成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造成的；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它对今天的社会现实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34]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约翰·罗默认为：“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且在现实世界也是可能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35]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一） 研究思路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出场语境，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内涵的基础上，本书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学理、认知、实践等不同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进行多维透视。具体而言，“学理”层面主要是指从理论上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既从哲学角度总体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对立统一关系，又从历史角度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表现形态，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认知”层面主要是指从认识论角度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认识状况，分析这些认识发展的历程和现状，总结认识经验，探究认识启示。“实践”层面主要是指从实践角度研究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路径问题，包括整体推进的主要依据、基本原则、基本路径等问题。这部分内容实际就是对如何在实践中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是本研究的落脚点。
（二） 内容架构
本书由导论、正文和结语构成。
导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等。
第一章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提出和概念界定问题。首先，逐一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三个命题提出的语境。其次，阐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等命题的内涵，特别是把握其实质，并从广义和狭义角度对其外延进行界定。最后，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中国化与民族化、本土化、区域化，时代化与当代化、现代化，大众化与通俗化、庸俗化、民粹化等命题的联系与区别，以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内涵。
第二章总体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整体性、结构性、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属性，这些属性反映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本质。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整体性入手，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提出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诉求，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整体内涵、实质、特征。二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结构性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素和结构，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内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三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统一性入手，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统一的依据，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统一的机理，并进一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统一的表现形式。
第三章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是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实践，从整体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果，即经历的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三大成果——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时代化、大众化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间“一体两翼”的关系，即“中国化”是主体和核心，“时代化”“大众化”是从属性的“两翼”，“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三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化、大众化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即“时代化”决定着“中国化”“大众化”的基本内容、表现形式、实现方式、推进手段等，“中国化”“大众化”历史地体现着“时代化”的内容和要求。
第四章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认识问题。首先，分析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认识发展的阶段、认识深化的相关论争、认识的基本路径，以及认识达到的最新境界。其次，分析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认识问题，梳理主要的认识和看法，重点剖析包含关系与并列关系的争论，澄清马克思主义“三化”关系真相，并提出认识这一关系的几点思考。最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认识的基本经验和历史启示，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立足中国实践、紧跟时代发展，坚持同“左”、右错误倾向作斗争，坚持整体的理念、视野和方法。
第五章主要探讨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路径问题，这是本研究的落脚点。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联动共进，保持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动态平衡，这是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在实践中的具体要求。首先，分析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要性。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既是其整体性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又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现实需要。其次，分析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原则，即坚持理论与实践互动、真理与价值统一、国内与国际结合、坚持与发展统一等基本原则。最后，分析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主要路径，即在制度、学术、实践、文化、民生五大路径的相互支撑、相互配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整体推进。
结语部分对本研究状况进行总结，指出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的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四 本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哲学、历史学、文化学、文献学等学科知识，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本书主要的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研究法
通过对与本研究有关的文献的搜集、整理、分析，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正确认识、理论架构、科学结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起者、承担者、推动者，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本书的写作和研究，不仅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实践为重要内容，而且以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历史决议、历次党代会报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等相关文献为重要依据。
2．历史分析法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相关内容的研究和分析，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关系的理论分析必须以相关历史内容为基础和支撑。具体而言，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内涵需要分析其出场的历史背景，分析其历史进程和主要成果必须以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为依据；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中中国化、大众化的关系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总结人们对其加以认识的经验和规律必须以中国共产党认识史相关内容为依据。
3．哲学分析法
从哲学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具体包括从唯物辩证法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认识论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渐次递进关系，从逻辑学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维”一体关系，从主体性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一体两翼”关系，从出场学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互作用的机制原理，以及从存在论视角分析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等等。
4．结构分析法
从结构功能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的基本要素，弄清要素间的链接方式，即结构问题，探讨各要素的作用和影响，即功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