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党不应管理国家——瓦·梅德韦杰夫认为改革的失败缘于保守派的阻挠[21]
《独立报》原编者按：起初，我们《独立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信。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家瓦季姆·梅德韦杰夫[22]寄来的一篇商榷文章，商榷的对象是尼·雷日科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的一篇题为《大量的工作早于戈尔巴乔夫倡议之前》的访谈录（见2010年4月20日《独立报》政治版）。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认为，在雷日科夫访谈文章中，有不少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的地方。《独立报》政治版决定把瓦季姆·梅德维杰夫的这些辩驳公之于众，同时，我们又在梅德韦杰夫的电话访谈中请他再展开一下，谈谈有关改革的情况。这样一来，本文先是商榷言论，接着是访谈录。
在改革开始之前，的确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层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改革的准备工作。
关于尼·雷日科夫所说的这一点，我还可以补充一下：还是在契尔年科执政的时候，在1984年底，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就已经在酝酿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主题是讨论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这一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但最后还是没有实现。当时，有一班人马，他们特意被安排驻扎在银松林[23]，就筹备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报告文本和全会的决议草案作准备。但是，当一切似乎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雷日科夫来到我们住地宣布说，已经决定暂时不召开中央全会，原因是不要让这些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能用得上的材料“被泄露和被攻击”。
与此同时，像雷日科夫在访谈中重点强调的那样，把在改革之前开展的这一切研究分析性的工作都描绘成“给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倡议开了先河”，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些分析性的工作恰好是戈尔巴乔夫一手来抓的。现在我们来谈一下改革以及经济改革在改革中的位置。雷日科夫在接受采访时所表述的观点，如果说得客气一些，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
改革时期的政府首脑认为，主要错误就是“我们在经济问题未解决时，就着手解决政治问题”。
在他看来，这是“我们失败的开始”。他甚至还暗示说，在他看来，一些人好像是有一场阴谋，“他们很清楚，这一切将如何结束。可能当时我们并不明白，但是他们却心知肚明”，也是这些人“鼓动戈尔巴乔夫走这一步”。
但是，就在当时，我们大家已经很明白，如果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当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下，雷日科夫所引用的例子，即日本和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实例可以为此作证，我们本国的包括柯西金改革在内的痛苦经验也是例证。
况且，关于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所确定下来的政治改革内容让雷日科夫在接受采访时给说得相当随意。他将政治改革内容归结为“执行权和司法权全都服从于苏维埃”，实际上也不正确。其实，当时政治改革的主要实质在于把所有三种权力也包括执行权，从党的直接管制下解脱出来，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层级的管理民主化。
雷日科夫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与其说是在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关系，不如说是在于经济改革的实质。在访谈中雷日科夫对此只是顺便提了一下，也没有明说。他说：“1987年以后，我发现，在经济问题上有些不对头。”大概，他指的是1987年6月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激进经济改革的构想。
在准备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我也有机会积极地参与其中。对怎么进行经济改革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坚持保留中央集中计划管理经济的基本原则和杠杆，仅对现有体制进行修正；另一种观点认为，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即把企业和联合体变成实际的商品生产者，他们按照市场价格购置生产资料并销售自己的产品。捍卫第一种观点的是政府和政府首脑，支持第二种观点的是受到戈尔巴乔夫支持的一批经济学家。
在沃伦斯克进行的中央全会的筹备会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后来政治局决定，以第二种意见为基础，加以某些修改，调整了改革的顺序和期限。从整体上来说，经济改革是极为激进的。经济改革把经济引到了生活所要求的那个“方向”，这也就是要提高效率的那个方向。
遗憾的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雷日科夫没有回答一个问题：1987年的改革实际上为什么没得到实施？首先是，为什么没有完成价格和价格体系的改革，没有完成用生产资料批发来替代物资技术供给等等？这是不是因为，雷日科夫从一开始就反对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呢？
他对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让人吃惊。在问及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是“改革者”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的：“……1985～1987年期间，我认为自己是改革的共同参加者，认为这对我和国家都是需要的。我感到荣幸，认为自己是参与者，但是后来发现其中很多措施我并不同意。应该从一开始先建立一种机制，而后再从旧轨道过渡到新轨道。但是在这方面却没有进行任何准备。”
那么，他这里所说的是要建立什么样的体系？是建立现实的社会体系还是建立这一体系的理论模式？但是，要建立一个模式并且要把它付诸实现，如果不考虑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那是不可能的。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关于反酗酒运动这一问题也是绕不开的。从我这一方面，我可以确认一点，雷日科夫，特别是在他担任政府首脑之后，极力反对过火地开展这一运动，而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在这方面已做了工作。理由有一个，不要大幅度减少国家财政收入。
有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想进行反酗酒运动，反酗酒也是“别人怂恿的”。对此，雷日科夫是这么回答的：“戈尔巴乔夫很清楚这些，不要装傻。犯了错，就直说。”雷日科夫如此说，我想对此作道德评价。至于说法能否成立，我想请读者和雷日科夫本人去看一看戈尔巴乔夫在《生活与改革》一书中关于反酗酒运动是怎么说的。在这本书中专门有一章就是《反酗酒运动》，其中，戈尔巴乔夫承认自己对反酗酒运动“有很大的责任”，并对这段历史作了详细的和自我批评式的分析。
这么来看，是谁在“装傻”?
（李俊升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