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转眼已过去7年，每一年的5月12日，我都会用一点时间，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遥望西天、面向四川——逝去的同胞在那边还好吗？健在的人们可幸福平安？
本书讲述经历了“5 ·12”地震，在地震中失去家人，自己奋力参加救灾，并参与灾后重建的董雪峰、刘忠能、苏成刚三位老师的故事。这些文字反映了地震后他们的心路历程——在悲伤中从事教学和学生安抚工作，从悲伤中走出，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读后，我看到了三位老师的大爱、忠诚和坚强，我为他们点赞。
我曾做过小学老师，“5·12”地震之后我也曾到四川广元中小学跟进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灾后学校社会工作项目，接触到那里的学生和老师。所以对于上述三位老师的叙述，在情感上还是比较亲近的。
三位老师的叙述是真实可感的——那是在地震发生时出于教师的责任对学生的救助和关照，是在政府统一布置下对救灾工作的参与，这时他们是公职人员，也是救灾的生力军。一转眼，他们变成了失去亲人的灾民，他们也应该成为被关怀的人。在这两种角色的交织之中，作为灾害中的幸存者，他们很快加入救灾的洪流之中。工作的忙碌与无暇思索，亲人遇难后的绝望与不愿回首，纠缠在他们的生活之中。紧张的救灾阶段过去了，灾区重建已经开始，三位老师在忙碌中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活，他们开始了新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在我的眼里，三位老师和他们代表的群体是英雄的群体，当然，他们也是普通的老师，是平常人。面对三位老师的叙述我能说什么？是什么使这些老师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不逊于专业人士的服务，是什么使得他们慢慢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他们的作为对社会工作来说有什么值得总结和反思的？事实已经做出了回答，我们的任何理论分析可能都是浅薄的。但是，为了表达我的一点想法，我还是不避浅陋做一些讨论。
社会工作强调“人在环境中”，是啊，这些老师也是时刻在环境中活动和生活的。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以他们扮演的角色因为转移而发生着改变。他们地震发生后随即展开的救灾工作，这时，作为老师，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工作内容上都占主导地位，灾民的角色则成为次要。作为老师，面对学生和家长，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忙碌的工作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这其中丧失亲人的内心伤痛则有意无意地被遮蔽了。只有在工作停下来的时候，痛心的回忆与白酒才与他们相伴。他们的角色不同，社会环境也不同，表现出来的行为也不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他们的爱心和坚强。
灾害事件及其影响逐渐明确，个人的期望也在事件的进展中得以印证或毁灭，接下来的是日常生活，在那个开始绝望后来又有新希望的环境下生活，工作依然是有效填补他们内心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平常人的坚强，看到了时间的力量。
平常人的坚强在社会工作中被称为抗逆力，而他们所在的社会系统和对这些系统的日益清楚的认识和理解过程，正是促使其抗逆力发酵的因素。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发展趋势的实际感知和理解，使人们做出现实的理性判断。这就是抗逆力，三位老师在救灾和重建大势中结合自己的现实处境做出选择。这种抗逆力表现出来就是热爱生活和对生的选择，这也体现中华民族社会文化中的韧性——坚强地活下去，为了无愧于失去的亲人、为了自己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时间扮演了隐没者的角色。但是，正是充实的时间及其不紧不慢的流淌使被伤害者的生活逐渐平复，人们得以重新正常地生活。对于地震受害者来说，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剂，是这样的。
在强调了受灾人员的抗逆力和时间的作用之后，我们对社会工作能说些什么呢？我想起地震过后，在一线参与救灾的社会工作同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任务是陪伴。是啊，在整个灾害以不可阻挡之势而来时，在整个救灾工作系统地、有条不紊地展开时，在受灾者处于迷茫状态时，社会工作者最主要的任务便是陪伴和给予他们心理支持。在进行重建的过程中，各方的支持依然十分重要，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关系重建中发挥促进作用——人们开始进入新的社会生活轨道，意味着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可能应该说，灾害和救灾有它的发展逻辑，受灾者的应对和适应也有其逻辑。对于社会工作来说，我们应该看到受灾者的主体性，看到他们生活其中的救灾体制和社会文化的作用，领悟他们的生活韧性，并在适当的环节给予恰当的援助，这才是对他们的真正帮助。
感谢董雪峰、刘忠能、苏成刚三位老师的故事引起我这并不深刻的思考。我想，三位老师的故事会给人们带来很多思考和感悟，最根本的是对他人和生活的热爱。
最后，再次感谢和祝福映秀小学三位老师和他们代表的群体。
王思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