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学问与大学教育
记得以前读恩格斯论德国农民战争，说是最好每天能打胜仗，哪怕是很小的胜仗（大意）。当时少不更事，颇觉他老人家有些书生气——打仗如外交，能胜多于负，便已不易，岂有天天取胜之理？后来读书渐多，乃有所悟，知此虽理想表述，却极有道理。中人以下的常人做事，都很需要鼓励。以农民而作战，本非其常任，又处于弱势，则对鼓励的需要尤甚。所谓“战而日胜之，不亦奋进乎”。
不仅作战，学习也一样。今日学校里处于“弱势”的学生，虽然学习是其常任，似乎也需要老师不时鼓励。陈援庵先生当年教书，就常常故意卖个破绽，让学生识破，以提高其学习的兴趣（他老先生后来主持师范教育，真是适如其任）。
不过这或许是近现代才有的现象，以前的教育，本提倡寓教于乐。颜回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样的“安贫乐道”，和常人相去太远，一般人只会敬而远之。《吕氏春秋》说得好：“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乐。”故“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先要能安乐休游，然后可以上升到严肃的层面。盖学而快乐，人人肯学；若学得痛苦，“虽贤者犹不能久”。
这见解符合人之常情，浅显却也深刻。我自己做了老师后，常向学生建议：即使为出路计，也不必去找什么时尚的热门或“最该做的前沿”，而要尽量寻求性之所近的方向和题目。因为只有自己爱好，才能坚持认真做；坚持认真做，才会真正有所得；自己有心得，学问才做得好；学问做得好，自然有出路。就是从功利角度言，也只有“学也乐在其中”，才能“学也禄在其中”。
学习本应当是愉悦的事。叶德辉最理会得此意，在他看来，“讲学而如楚囚相对，岂复有生人之乐哉！”学习也可以是愉悦的事。所以孔夫子以为，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时代变了，学习的苦乐也随之更易。傅斯年就曾质疑说，“学本不是一件可悦的事”，如可学得些新物事，“尚可以借刺激勉强维持兴致；乃竟时习，岂不格外使人不耐？”所以他认为，孔夫子应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恼乎”。不过傅先生也指出：假如是书院中的学究，就可能懂得孔子的意思。
这里的关键，就是所谓“时习”的“时”。对中国古人而言，时间不必是一个目的明确、可计量的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走向；天道以变为恒，而四时自有其序。天人本相应，人的行为也应“与时偕行”，要“适时之变”，尽可能“与四时合其序”。孔子所说的“时”，大概就是四时的“时”。那意思是说，学也要分个春夏秋冬，在一定的时候温习实践。直到魏晋，对孔子的话都是这样理解的。到朱子注《论语》，则解“时”为“时常”，于是成为一时不停地“习”，遂引出傅先生的质疑。
以前的理解，或更接近孔子的本意。要鼓励人学习，就要顺乎人情，有轻重缓急，使上者能体会其中的愉悦，下者也不至于感觉苦恼。对小孩子，更要努力营造可以愉悦的氛围。清儒陈澧说：“教小儿，亦当使其常有喜悦意。不然，彼不好学矣。喜悦在乎读书熟，读书熟在乎功课少而严，不容懒惰。”同时还必须“早放学，使得嬉戏”。
这是一个中小学老师和管理中小学者都可以认真参考和反思的见解。未成年人的教育，在校内应当功课少而严，放学后还要留有嬉戏的时间，这样才可以做到“学也乐在其中”。如果上课拼命灌输，下课大量作业，久而久之，学习成了“格外使人不耐”的事，就真会“不亦恼乎”了。
学生天天处于“不亦恼乎”的状态，老师也绝不可能轻松愉快，于是大家都在烦恼郁闷中生活。这正是今日学校的常态，却绝对不应是学校的常态！
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时代，愉悦似乎是个常态（颜回“不改其乐”，即表出乐为常态）。就连庄子和惠子观鱼，讨论的也是鱼之乐否。如今即使到山水之间，却也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景点拍照，回家什么都不知道”。在这个通俗而逼真的描述里，没有了山水，更不见了愉悦。
生活如此，学习亦然。没有了愉悦，又怎能快活？《论语》一开始即连说不亦悦乎、“不亦乐乎”，陈澧读出了孔子的意旨，即“为学是一片欢喜境界”。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和学习中已经失去而需要找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