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曾说到，钱端升不满昔年教育家侈谈“职业教育”而忽视“士人教育”，视之为“士风不振”。而士风不振的后果，必然是世风不振。盖“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反是，则世愈衰，而国愈乱”。正因欧洲比美国更重视“士人教育”，那里“操政权者，大都为士人，间亦有大儒”；而美国的执政者，“少数士人及法家而外，多农工商之流，而商人之权势尤大；故虽国强民富，而政调总带鄙俗之气”。中国后来政局恶劣，也因“所谓新人物之中，亦绝少读书知礼之人”。
在新旧之争激烈的时代，敢说中国传统好的人，多为因留学而获得“免疫”身份者。钱端升对中国古代教育的看法，就与陶希圣迥异。他以为，“我国古时教育不普及，然尚有所谓士林者，为社会国家之栋梁。近人竞言教育普及，今教育未普及，而士林且无存”，实大可悲！古代中国“农工商之艺法，私相授受，而无学校；西方各国则有专校，此西方各国胜古中国之处”。但不能矫枉过正，让全国教育皆落实在农工商艺法之上。一国的教育，只有“以礼义为本，以技术为用”，则“国运可昌”。
钱端升强调：“今后教育方针，当以造就若干士人为急务。量力所及，以广士林。”他所谓的“士人教育”，即西人之人文教育（humanistic education）。对中国学生而言，要先读中国的经史子集，进而“博通中外，问礼于东西之书”，然后再言具体的专业。蔡元培一心想把中国最好的学校限制在文理科的范围里，大体也基于同样的理想。美国的教育，把医学和法律这样“人命关天”的两大门类，都放在研究生的层次，要先读“非专业”的本科，然后可入。道理或也相通。
在今日两岸的大学系统中，类似的“知礼”内容常被列入通识教育的范畴。然而所谓“通识教育”，基本是由辅助性质的公共课衍生而出。这也是“中国特色”，有其发展过程——晚清的新教育体系，受张之洞的国粹缩微法影响甚大。读经的地位貌似甚高，却不占多少课时；同时还有所谓伦理课程，定位也相类。入民国后，读经正式为伦理课所取代，仍是“非专业”课。后来又在新政治环境下，分别衍为三民主义和什么“思想概论”一类。现在虽又改头换面，仍是大学里尊而不重的课程。
一个社会要发展，不能没有专业、技术方面的训练。但人之所以为人，更是人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标。古人以为，国家要修文德。其实读书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便因其个人也重视修文德。一言以蔽之：知书知礼不能仅是辅助的通识，本应是士人教育的目标。
这方面其实中西相通，西方的人文教育，也素以经典和历史为大宗。经典当另说，且说历史。我们都习惯“以史为鉴”的说法，但常有误解。其最直观的意义，就是照镜子而知“我是谁”。其次则认识和了解到自己或他人过去的成败，似亦可摹仿或规避。但历史本是不重复的，也很难提供什么规则以为后人利用。真正“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要像孟子所说的论世知人，与古今中外已证明优秀的人物交朋友；即设身处地，以体会前贤如何面对困境和挑战，分享其行事中的喜怒哀乐，以达成个体或群体的心灵提升。
这不仅是中国的观念，德国的历史主义大师德罗伊森论“通人教育”，也是要超越为具体技术性目的而受教育的层次，在精神层面“体会前人以及重演前人的思想”，以“净化提升自己的精神”。通过借鉴“历史中整个崇高的伦理过程”，每一个人的心灵遂“得以从卑微的形体中提升出来”，成为伟大而具有人性的个人。个人崇高了，群体亦然。就此意义言，西方的历史主义和人文教育本是相通的。
西人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是要让历史进入我们的思想；只有后人可以在其思想中体会及重演的前人经历，才谈得上“历史”。我们今天当然知道，那些在意识层面未曾经验过的往昔，仍存留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但若能在意识层面结交古今中外贤哲，读书而知礼，成为士林之一员，又何乐而不为！士林扩大了，士风自振，而世风亦振。反之则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