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器先生《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以下简称“王文”，载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一文，发前人所未发，十分引人注目。这篇文章的题目标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这一意见，作者在《〈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和《罗贯中与 〈三国志通俗演义〉》（四川《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两篇文章中也曾阐述。对于王先生的这一新见，我有些不同的看法，特提出来与王先生商榷。
王文立论的唯一根据是《赵宝峰先生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其引文曰：“至正二十六年岁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门人：乌本良、郑原殷、冯文恭、罗拱、方原、向寿、李善……罗本……高柔克……周士枢、郑慎、茅甫生等致祭于故宝峰先生赵公之柩曰……”王文以为，其中罗本即罗贯中，高柔克即高则诚，因而得出了这“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的结论。
但是，我查阅了四种版本的《赵宝峰先生文集》（《四明丛书》本、两种知不足斋钞本及清潍高氏钞本），其中所收《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高柔克”均作“高克柔”。再查《宋元学案》（《四部备要》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刊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表”及正文，也一律是“高克柔”“高先生克柔”。这说明赵偕（宝峰先生）的门人是“高克柔”，而不是“高柔克”。
王利器先生似乎也知道这点，因而在《〈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和《罗贯中与 〈三国志通俗演义〉》两篇文章中曾加注说：“有作‘高克柔’者，误。《尚书·洪范》：‘高明柔克。’名明，字柔克，义正相应。”既判“高克柔”为“误”，于是在《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一文中就径直写成“高柔克”。我认为这样的判断和做法是欠妥当的。
首先，《门人祭宝峰先生文》门人所署均为名，而不是字。例如，乌本良，字性善；罗拱，字彦威；方原，字景渊等（见《宋元学案》卷九十三）。可见，“克柔”是名，而不是字。至于其名与字，词义是否相应，由于其字无文献可征，也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不能因为《书·舜典》有“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而将宋朝的程德玄正名为“程玄德”，不能把唐代的王之涣与北宋的王涣之混为一人；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应把高克柔改为高柔克，并将二人合二为一。
其次，王先生明明知道“有作‘高克柔’者”，却在《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一文中不加注说明，置多种版本于不顾，径写作“高柔克”，这至少是一种不慎重的做法。
事实是这个宝峰门人高克柔并不是高则诚。在载有宝峰门人高克柔的同一部《宋元学案》中，于卷六十九、七十“沧州诸儒学案”理学家黄溍门下，赫然在目的有“高明”其人，并有小传一篇。“传”曰：“高明，字则诚，永嘉人。……登至正乙酉第，授处州录事……所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显然，这黄溍门人高明才是大戏曲家、《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小传的内容与明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卷三十二所记相同。后者在“所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句后，还有“今所传《琵琶记》关系风化，实为词曲之祖，盛行于世”一句。就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看来，《宋元学案》中的高明小传很可能出自《古今万姓统谱》，至少是同出一源。《宋元学案》作者略去了关于高明著有《琵琶记》的记载，很可能是出于曲家不能与理学家并列的考虑，但黄氏父子和全祖望并没有因为高明曾制曲而不论其生平。由此可见，他们在卷九十三对高克柔未作介绍，完全是因为文献无征，故付阙如，而不是如王文所说“是他们都认为《水浒传》、《琵琶记》不登大雅之堂，故存而不论”。
说高克柔不是高则诚，还有一点可以为证：《宋元学案》中所录人物凡二见者均注“别见”“别为”“并见”等，如沧州诸儒学案“陈沂”下注“别见北溪学案”，安定学案“程颐”下注“别为伊川学案”等。而“高克柔”和“高明”名下，均无“别见”“并见”字样，可见确系二人。
王文为了证明高柔克即高则诚，还引用了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中堂事记》中的记载：“中统元年，立行中书省于燕京。……时行中书省官……左房省掾高明，字柔克，汴梁工。”其实，这个字柔克的高明与字则诚的高明，仍是两人。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作者王恽，元初人。他生于金正大四年（1227），卒于元大德八年（1304）。《中堂事记》载元朝建立之前忽必烈中统元年至二年（1260—1261）事。当时，高柔克为左房省掾。而《琵琶记》作者高则诚，据《明史》等多种文献记载，至正五年（1345）才考中进士。他走上仕途已是元朝末叶，与高柔克任左房省掾时，其间相距近九十年。同时，《中堂事记》中明明写着“高明，字柔克，汴梁人”（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弘治间翻元刊本。“汴梁人”，王文作“汴梁工”，误），而高则诚是浙江瑞安人。一为北人（汴梁，今河南开封），一为南人；一供职于元朝建立之前（元初有无继续为官，无考），一仕宦于元朝濒临覆灭之时，二人怎可混为一谈？
以上说明，宝峰门人高克柔、王恽同僚高明柔克都不是《琵琶记》作者高明则诚。他们都是元代人，却实实在在是三个人。弄清了这点，毋用追究罗本是否即罗贯中，便可知道：仅仅根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而断言“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祭文”只能证明高克柔与罗本是同学，而不能证明高则诚是罗本的同学。
（《光明日报》1983年4月19日“文学遗产”58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