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歌尔史密斯（1730-1774），英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传记作家、历史学家。作品有两本诗集《荒村》和《旅行者》，一部长篇小说名著《威克菲尔德牧师传》，两部剧本《委曲求全》和《好脾气的人》，一本传记《理查德·纳什的生平》，2卷英国史，2卷希腊史，2卷罗马史，一本散文集《世界公民》。其散文集假托一个旅居伦敦的华人之笔，以通信方式反映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风气和时尚。
他一生的信条是“观察研究人性”，其作品也反映出他对人的特别兴趣，以及在描写刻划人物性格方面的功力。
National Prejudices
民族偏见
我属于那种逍遥自在的人，大部分时间花在酒店、咖啡馆和游人纷至的公共场所，因此得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人物——这对一个好沉思默想者确为一大乐事，即便一睹艺术或自然中所有珍品亦远比之不及。我于最近一次闲游中，偶然碰上6位绅士，他们热烈争论着某个政治问题；因双方势均力敌，认为最好由我决定，自然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在一大堆话题中，我们谈到欧洲几个民族的不同性格。这时有一歪戴帽子的绅士，自高自大的模样，仿佛英国民族的一切优点无不集中于他个人身上；他宣称荷兰人是一帮贪得无厌的家伙，法国人是一群阿谀奉承的小人，德国人是一些烂醉如泥的酒鬼和狼吞虎咽的老饕，西班牙人是一伙骄傲自负、粗暴无礼的恶霸，而英国人在英勇、慷慨、仁慈及所有美德方面无与伦比。
这一富有见识的谈话无不为面带微笑的绅士们所赞同——但鄙人除外。我极力保持严肃，头斜靠在胳膊上，一时继续故作沉思之态，仿佛想着别的事，没注意眼前的话题，以免自寻麻烦去解释一番。
但我身上的假爱国主义，绝不让我如此轻易逃避。此绅士见自己观点无人反对，并不满意，一心要每人表示赞成不可，为此他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自信，直言问我是否看法不一。我从不急于发表观点，尤其有理由认为不能苟同时，所以若不得不说，我一向的座右铭是：不言则已，言必求真。因而我告诉他就我而言，我从不以这种专断的口吻信口开河，除非我作过欧洲之行，对上述几个民族的行为举止有过细致准确的考察——也许，一位更加公正的法官会断然认为荷兰人更勤劳俭朴，法国人更温和有礼，德国人更吃苦耐劳，西班牙人更沉着冷静；而英国人无疑虽勇敢慷慨，但同时也轻率任性，太易为昌盛沾沾自喜，为不幸垂头丧气。
不难看出，我的话尚未说完，所有人便以戒备的眼光看着我；待我话音一落，那位爱国绅士就带着轻蔑的嘲笑，说有人怎会有良心生活在一个不爱的国家，享受其政府的保护，却对之满怀深仇，真让他吃惊不小。我发现自己不过略微讲了一下看法，却失去大家的好感，被认为政治原则有问题；由于深知同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争辨毫无益处，于是我扔下钱把账一付，回到住所，思考着这荒唐可笑的民族偏见与偏爱之性质。
在古代名言中，最令笔者荣幸或让读者喜悦的（至少，假如他是个慷慨仁慈的人），莫过于一位先哲的话——当被问及“是哪国人”时，他答曰“世界公民”。当今有此种言词者，或其行为与之相称者，可谓寥寥无几。我们已太成为单一的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或德国人，而不再是世界公民；我们已太成为某一特定地点的人，或一个小团体的成员，而不再自视为地球的广大居民，或包括整个人类的大社会之成员。
假如这些偏见仅流行于最低层的人民中间，或可原谅，因他们只有极少机会（若有的话）通过阅读、旅游或与外国人交谈，予以纠正；但不幸的是，他们甚至影响到我们绅士的思想和行动。我所指的绅士，只要不带偏见，是完全够得上这个称号的——在我看来，这应被视为一个绅士的典型特征。因为，即便一个人的出生非常高贵，地位极其显赫，或财产相当庞大，但若他仍带有民族的和其它的偏见，那么我冒昧地告诉他，他的思想很低级卑俗，不配享有绅士的名誉。事实上你总可以发觉，凡把民族美德吹诩得最厉害的人，本身就几无或毫无长处。这无疑是再自然不过的，一如纤细的蔓藤将坚实的橡树缠绕，只因为它无力自撑。
若为民族偏见辩护，声称此为爱国既自然又必然的产物，因而消灭前者必定损害后者，我答曰这是一个十足的谬论和误解。说是爱国的产物我尚可苟同，但说是其既自然又必然的产物我绝对否认。迷信与狂热也是宗教的产物，但谁曾心中断言它们是这崇高信仰必然的产物？它们只是这神圣植物杂乱的分枝，而非其自然纯正的枝条——若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因此足可将其安然砍掉，对主干毫无伤害。不仅如此，也许唯有把它们砍掉，这棵优良的大树方可茁壮成长。
我既爱国，又不厌恶它国之人，既充分展示英勇气魄和无畏的意志，维护祖国的法律和自由，又不蔑视任何外国人，将其视为懦夫和胆小鬼——难道这很不可能吗？这是非常可能的事；即便不可能——但我何需假定绝不可能之事？——即便如此我也得承认，自己宁可享有那位先哲的称号，即“世界公民”，也不原做一个英国人、法国人、欧洲人或任何别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