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8年里，我一直是个自愿四海为家的人，只身在地球上周游。如今我78岁了。我没有工作，没有汽车，没有房子，也没有电话号码。我所拥有的一切可以装进一只背包和留在女儿家的一两口箱子。我赶在海地发生政变废黜小杜瓦列尔（注：小杜瓦列尔，海地独裁者，接任父亲的总统职位直至1986年。）前乘上最后一只船离开了那里。柏林墙倒塌时我身在德国。香港回归中国时我在那里。克林顿访问爱尔兰时我在那里。我曾两次见到教皇保罗二世。我去参观过在亚特兰大和盐湖城举办的奥运会。我在以色列军队和一座巴基斯坦的村庄当过志愿者。我在捷克（注：捷克，其前身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美国和平队（注：和平工作团，由志愿者组织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去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里工作过。我见过中国西安的兵马俑，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以及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我曾乘坐微型邮政专机飞越北极圈，还在阿拉斯加坐过狗拉的雪橇。我提到自己已78了吧？
是什么让我决定开始这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呢？是我最小的女儿促使我这样去做的。1984年我的3个孩子踏上了社会，家里只留下埃伦，她当时是布朗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仍然还在安乐窝里。她回家过圣诞节时四处放起了烟花。先前我曾愚蠢地认为她会很高兴回到母亲身边，回到新罕布什尔州的达勒姆大街旁的那套漂亮房子，那儿是一座奇特的大学城。我想象着我俩一起逛商店，吃点东西，聊聊她第一学期的情况。但是她有别的计划。她外出滑雪去了，在当地的酒吧里和朋友相聚，在电话上聊天。所以我问她为什么不和我多待些时间时，她看着我，好像在说：“你真以为我会厮守在你身边吗？我有我的生活，你得想好怎样过你自己的生活！”
真像是一场地震！母女之事结束了。我尽了30年妻子的责任，因离婚而失去了那种责任。现在我最小的孩子离开了我的生活，我也失去了母亲的责任。
这种被抛弃的情况是相当典型的，对此不是每个人都像我看得这么认真。毕竟，很多人会说我仍然处于有利状况。我有一套舒适的房子，里面有不少我在婚姻生活期间收藏的古董。我有朋友。我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安泰保险公司的一名理赔代表。我刚被提升为高级理赔代表。我有一辆公司配给的汽车。
但是某种重要的东西正在丧失。
对我而言，成为安泰保险公司的一名理赔代表没有意思。难道我要在以后的20年里弄清哪辆车闯了红灯，或者是否某个客户应该因腰痛获赔2500美元？难道我今后将坐在这套房子里，看着古老的纺车和摇篮？
突然间安泰在我眼里只是成了财神，房子成了坟墓。我知道自己在达勒姆的日子有限了，我在安泰刚刚开始的生涯结束了。当埃伦说“你真以为我会厮守在你身边吗？”的时候，她已把我推过了走廊。
春天，我便离开了那里。
我卖掉了家具。马萨诸塞州有个经营小古董店的朋友开着轻运货车来了，把我住的地方清除干净。我看着货车满载死木头退出车道时，多么欣喜若狂啊！
我放弃了房子。我不再住在里面，为啥要支付租金呢？为啥不把电费、暖气费、保险费和垃圾费用到更有效的东西上面呢？
我买了一个背包，奔向海地。
我认为自己为一个单身的年长者找到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其过上富有活力、充满阳光的生活。这当然是不适合于每个人的。不过对于我，独自住在房子里类似于死亡。我必须获得力量和勇气摆脱日常生活——同样的工作，同样的邻居，同样的商店，同样的电视节目。现在整个星球就是我的家。每天都是一种探险：新的景象，新的人们，新的食物，新的床铺，新的城市，新的快乐。我走出常规，充满了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