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我的第一次旅行，现在回头来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仍然旅行着。由于当时我急于摆脱困境，我给自己设定了一条富有挑战性的路，而我对走上这条路并未做好准备。
我听说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圣公会需要志愿者。这似乎是个有益的工作。我并非突发奇想放弃了达勒姆的生活，我是要有助于自己的同胞（注：作者话语中带着幽默。同胞也许指当年过节都不回到她身边的女儿，或已经离婚的丈夫，或其他什么人。）。而海地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400海里，所以我仍然离可爱的美国不远。我打电话给负责管理太子港小学的修女，她碰巧在波士顿访问主教教区。我说我想去她海地的学校工作，问是否可以用我。她马上说可以。
于是我开始踏上了新的生活！
我赶往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住在弟弟家，在那儿学习法语，因为法语是海地的官方语言。弟弟有个朋友是教法语的盲妇，我报名参加了一些私人课程。学习一种新语言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从盲妇那里并没学到多少东西。
在佛罗里达待了3个月后，我前往海地履行6个月的承诺。由于有幽闭恐怖症（注：幽闭恐怖症，又称幽闭空间恐惧症，指进入狭小、黑暗的空间而产生如下恐惧症状：呼吸加快，心跳加速，感到窒息，发红、流汗等。），那时我不乘飞机，只得乘游轮到海地。我搭乘一艘豪华船离开迈阿密，它将巡游加勒比海的各个港口。当弟弟对我说再见时，我心想：“哎呀，我在这艘去海地的船上干啥呢？我疯了吗？”我被吓呆了。弟弟安慰我说：“现在没有回头路可走了。6个月后再见——假如你还活着！哈哈！”
我在游轮上尽情享用所有奢侈品和无尽的食物，我们在海地角（注：海地角，海地北部港市。）停泊前只有游轮才提供这些东西。当然我是唯一下船的人，两手紧紧抓住小背包，从豪华的游轮赶往处于混乱中的海地角。我立即明白虽然海地离佛罗里达仅有400海里，但它却是远在另一个世界。
圣公会的人说某人会在船旁见我，以便用车把我带到太子港。“哦，不。”那个缺乏经验的人自信地回答。“我会弄一辆‘嗒嗒车’来。”那是一种颜色鲜艳的小型货车，通常塞满很多人，他们从每扇车窗探出身子，车顶上也坐着人。谢天谢地他们没有听我的，因为假如我坐了那种“嗒嗒车”是无法活下来的。
我被车带到太子港中心的圣公会大院。我房间的所有窗户都安了铁栏，这有点让我紧张不安。如果起火我如何逃出去呢？谁想要闯进屋里？
不过这只是我最初的恐惧。整个海地的气氛令人提心吊胆。身穿卡其制服靠在枪上的士兵把守着总统府，假如我走得太近有人就会吹口哨，好斗似的挥手让我走开。
我听说因下大暴雨洪流冲过街道和没有遮挡的下水道。有一次下大暴雨时4个护士正手挽手走在街上，水把她们卷进了下水道。几天后有人在海里发现她们的尸体。
在人行道中间和敞开的检修孔内有一堆堆水泥，孩子们在敞开的排水沟里洗澡。
300个白黑混血的家族把持着全国，拥有大部分财富。那些白黑混血的妇女去巴黎购物，将自家孩子送到法国的私立学校。她们让司机开着豪华轿车四处兜风，在佩蒂翁维尔（注：佩蒂翁维尔，海地共和国首都太子港的卫星城市。）凉爽的大山里拥有两三个家。实际上她们有些人去巴黎购买皮毛大衣，在聚会上打开空调，这样就可以穿上皮草啜饮鸡尾酒。
而600万其他海地人，她们的同胞，却住在肮脏的底层棚屋里，沿街乞讨。在我们院子外面有个女乞丐，她用一根绳子把小女儿拴在自己脚踝上，这样疲惫的母亲睡着时女儿才不会走掉。她同时极力卖着3个桔子。
我在那儿的时候，独裁者“多克宝贝”（注：多克宝贝，海地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的绰号。他1951年生于海地首都太子港，1971年1月担任海地总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1986年1月底海地爆发总罢工，同年2月7号杜瓦利埃带着家眷乘美国飞机逃往国外。流亡25年后突然回国。）和他妻子米歇尔乘坐一辆黑色的超长豪华轿车穿过太子港，并把钱抛出车窗。他们的人民不得不在街上爬来爬去，希望抓抢到一两块硬币。
我当时多么发狂啊！这些享有特权的人物怎么敢如此恶劣地对待自己的人民？他们对于人的生命为何如此轻视？
我彻底震惊了，总弄不明白我的生活怎么啦？
最初，我的志愿工作包括不畏艰难地努力学会克里奥耳语，将世界各地慈善机构有关捐赠者的电脑记录进行更新。数据输入并不难。我很快明白自己不会把克里奥耳语学得很好，足以去上课。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于是我停下来。我工作得很慢，所以总有更多的更新工作需要做。我怀抱一线希望决不要走进教室。
最后我非常害怕，几乎患上紧张性精神症。我无法谈话，无法表达意思。我知道自己不得不离开那里。
我去见一位修女，我知道她很理解人，她就是特丽萨修女。不知怎的，我迷茫中极力告诉她我很不好受。她说：“你知道吗，也许你应该考虑回家了。”她一说到“家”这个字一切就变得十分清楚。这个富有魔力的字“家！”“是的，我想回家。我不得不回家。”事情就是这样。
我立即有了活力，给奥兰多的弟弟打电话。“帮我预订下一班到海地角的游轮吧！”
修女告诉我她的一个教区居民要开车去海地角，我可以搭他的车去乘船。他将把一张床垫给那儿的一家人带去。他用风筝线把床垫系在车顶上。我们路上行驶约两小时后他发现床垫已被吹掉了。
我一直坐在座位的边上（注：形容急切的心情。），希望我们到达海地角，那样我就可以登上游轮回家！现在我们得返回，远离我要乘的船，去寻找床垫。他在沿路的各个警察站停下，询问是否有人交来一张床垫。我通向自由的路正在消失！“上帝保佑我们找到床垫吧！”我祷告着。终于我们在第四个警察站得到好消息，有人把床垫交上去了。男人重新用风筝线把床垫系好，我们再次向北前往海地角。
我看见游轮停泊在海港，在阳光下白得耀眼，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象。我得救啦。
司机径直开上甲板两侧的过道。他把车停下时，有个女乞丐怀里抱着小婴儿出现在我的车窗旁，对我大喊：“钱——钱——孩子（她指着怀里的一包东西）——孩子。”我也对她大喊：“我有3个孩子。我的钱是用来养我孩子的。了不起，你有个孩子。我也养我的孩子。养你自己的孩子去吧。”我显然失去了理性。
我沿过道走到甲板上，那儿有一家露天酒吧。我直接朝它走去，坐在一张凳子上，喊“百威啤酒！”我一般从来不坐酒吧的高脚凳，并不认为那是女人坐的地方，可我当时行为不正常。我一口气喝了3罐啤酒，觉得妙极了，如果说有点头昏的话。
结果，那是离开海地的最后一艘船，因为政府拒绝再让任何船进入码头。我因有幽闭恐怖症不能乘飞机，差点永远被困在海地！
然后，轮船当然必须巡游完圣托马斯岛（注：圣托马斯岛，美属维尔京群岛的主岛。）和圣约翰，但我对这些景点不感兴趣。我只想回家。我们终于回到了迈阿密，我跳上一辆去奥兰多的公共汽车。当我走进弟弟住的房子时，我感到自己慢慢恢复了正常。我又回到自己的文化中。
我去海地犯了一个错误，那是这个半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不过我仍然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回去做某个工作，或者又住进某套房子，或者回到我那些废弃的古物般的东西旁。我将有下一次旅行，但它会是某个我觉得更加熟悉亲近的地方。
我的祖父母是德国移民，我是吃沙拉和德国腊肠长大的。我5岁前只说德语。几周后我便计划去德国的马尔堡，希望在那里感到更舒服一些。
